贾索堂。摄影/陕西大学郭谦
你必须有一顶“帽子”才是正当的。
——访即将离任的山西大学校长贾锁堂
本报记者/徐天
本文首发于《中国新闻周刊》第874期。
从失去“211工程”，成为省部共建大学，再到被列入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最后到今年成为省部共建大学，山西大学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始终在寻求空。
刚刚卸任山西大学校长的贾锁堂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他认为，失去211工程后，山西大学很难硬着头皮发展到今天。
现在，山西大学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有了一个新的平台，有了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我们要尽快适应这种变化，主动接受教育部的管理，这样才能把部门‘办好’往前走。”
“出名比什么都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山西大学加入中西部地区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成为教育部支持的14所中西部地方高校之一。这给山西大学带来了什么变化？
贾锁堂:当时我们国家已经意识到了中西部地区教育的短板，所以启动了这个项目，提升中西部高校的综合实力。当时学校预算五六个亿，每年财政拨款一个亿给项目，省里配套资金五千万，可以说是雪中送炭，非常解渴。学校的队伍建设和基础保障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也为下面部委和省里的共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项目从2012年持续到2015年底。项目结束，作为校长的你会对山西大学接下来的发展感到焦虑吗？今年教育部宣布山西大学成为省省联合大学。这种焦虑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吗？
贾锁堂:中西部地区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不长远。当时也是一期。让我们试一试。我很焦虑。项目的最后一年，我一直在想，以后要去哪里。
如果工程完工，那将是一栋烂尾楼。学校只是打了个基础，甚至连基础都还没打好。因为加入这个项目，教职员工的自信心发生了变化，大家升入高水平大学的自信心增强了。如果项目戛然而止，那是非常危险的，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如果它突然刹车，问题就大了。
我们几个学校希望让它长期化、常态化，而不仅仅是权宜之计。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每年两会，我都会提出一个议案，就是把中西部地区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中的14所高校纳入教育部直属高校序列。我们团的人都说我是祥林嫂。我说，我是祥林嫂。
在中国，要有“帽子”，要有平台，才能名正言顺。所以我任校长期间的一号工程就是把山西大学打造成部属大学。如果你进去了，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名气比什么都重要。那你自己也可以做得更好。慢慢的，我们争取更多的支持和资源，不能一下子对国家提出更高的要求。
现在，它已经迈出了一大步，成为省与省共建的大学。这并不容易，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飞跃。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北京大学和山西大学签署了对口支援协议。这是继部省共建高校之后的第二次机会。如何评价这次对口支援？山西大学下一步该怎么做？
贾锁堂:现在，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视山西大学的发展。他们出面与教育部交涉，要求北大支持山西大学建设。北大对山西大学的支持力度是前所未有的。
我觉得山西大学现在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有了一个新的平台，有了一个很大的战略机遇。因此，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加倍努力，争取未来更大的跨越式发展，真正实现突破。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部省共建的大学，我们终于可以和教育部直接对话了。你认为山西大学应该如何抓住这个机遇？
贾锁堂:教育部要求各司局把我们14所学校和直属高校一视同仁。反过来，14所学校也要主动。必须经常跑，多汇报，支持力度会更大。
就像一个有几个孩子的家庭，一个会说话的孩子，从父母那里得到更多的支持。也是这个道理。
从太原到北京，坐高铁只要两个半小时。跑的越多，获取信息越快，行动和发展越快。
“经营大学就像经营剧团一样。你必须出名。”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看待山西大学未能拿下211工程？
贾锁堂:211工程的失败对山西大学的影响很大，现在依然如此。比如这个“双一流”，如果是原来的211工科大学，早就进去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大学并没有因为211落选而垮掉。应该说是越来越强了。大家握紧拳头，咬紧牙关，渐渐走出低谷。
在山西这样的经济欠发达省份办学，山西大学能保持在全国百所高校之内，甚至不断提升排名，实属不易。
《中国新闻周刊》:进入21世纪，山西大学已经提出建设研究型大学。其实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说地方大学的主要任务是教学和服务地方，没必要变成研究型大学。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贾锁堂:研究型大学和应用型大学并不矛盾。清华是研究型大学，但是应用能力很强。现在的人喜欢反对研究和应用，认为你需要建立一个研究型大学，为地方经济服务。只有高水平的研究才能提供高水平的服务。现在山西省有些企业喜欢和清华等高校合作，而不是山西大学或者太原理工大学，因为你的研究水平不高。
我曾经在法国做访问学者。法国有7000万人口，几百所大学，其中高水平大学至少有50所。山西省人口是法国的一半，却没有高水平的大学。
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短板。山西大学作为百年大学，山西省数一数二的大学，应该有更高的目标，应该有报国报国报国的情怀，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自我施压，建设研究型大学，培养高层次人才。只有这些高层次人才留在这里创业就业，才能带动山西的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山西省正面临经济转型。山西大学该如何应对？
贾锁堂:山西省的经济转型正好给了山西大学一个重要的契机，因为山西大学做的基本都是“非煤”。包括化学工程、环境工程、大数据等。，都是新兴产业需要的学科。这是进一步服务当地，发展经济的好机会。
《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来，山西大学是否落后了？有什么问题？
贾锁堂:山西大学错过了两次机会，一次是高校扩招，一次是新校区建设。
90年代很多大学扩招，山西大学没有。21世纪初，许多大学开始合并其他大学，平衡学科发展，成为综合性大学，并因为扩招开始建设新校区。山西大学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中国新闻周刊》:接下来，山西大学要重点解决哪些问题？
贾锁堂:我觉得在人才引进方面还要进一步努力。
一流大学的核心是一流的师资。有一流的师资，才能有一流的学科和专业，一流的成果，一流的社会服务，吸引一流的生源。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关系。
我常说，办大学就跟办剧团一样，还得出名。人们去剧院看名人。至于摇旗呐喊，跑龙套，谁都会，人不看也记不住。
人才是大学的核心力量。我觉得，接下来应该加大开放交流，去欧美发达国家，吸引海外这样的高端人才。
这需要慢慢来。部省共建需要10年、20年甚至50年。我觉得山西大学还是很有前途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校长生涯刚刚结束。你有什么遗憾吗？
贾锁堂:对，山西大学失去“双一流”很可惜，这也是学校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值班编辑: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