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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贾是山西人。他曾回忆说，在他北京的办公室里，经常有老乡来找他，问他:“怎么办？煤矿不干，手里还有现金。”
煤炭行业的兴衰影响着山西煤老板的命运和晋商的整体形象。“只要挖出来的煤就是钱，煤老板已经取代了晋商的形象。”随着煤炭行业去产能的推进，大量中小煤矿的煤老板手里拿着巨额赔偿，急于赚钱生钱。
毗邻“煤都”大同，2018年8月刚刚撤县设市的怀仁，也想摆脱人们对“产煤大县”的固有印象，正试图从“一煤独大”的典型经济结构向其他产业转型。虽然煤炭工业比重过高，但相比其他县，怀仁其他工业门类相对较多，由煤转煤的手也更多。畜牧加工、糖果出口、陶瓷制造，这些县域经济企业已经开始让怀仁离新经济、新产业的非煤产业越来越近。
山西的自主创新可能就隐藏在这些县域企业中。
山东急了。但焦虑的不只是山东。
山东省潍坊市委书记惠新安近日发表了一篇万字讲话，引起广泛关注。带领党政代表团去过嘉兴、泉州、宁波、苏州、南通之后，他深感与南方不是一个时代。与南方的差距让这个土生土长的山东干部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和“莫名的恐惧”。
山东只是产业结构急需转型的代表，山西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7月12日，山西阳泉市委在《阳泉日报》发表整版学习文章，称在走访其他地级市时“敲打和冲击是全方位的，触及灵魂的”。与山东相比，山西经济基础较弱，产业结构转型更为迫切。2018年，山东GDP排名全国第三，超过7.6万亿元，而山西GDP不足1.7万亿元，排名第22位。某省山西商会会长、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平山曾指出:“山西经济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太重、太轻。钢铁行业占主导地位，服务业和轻工业比重太小。”
煤炭的黄金十年已经过去，钢铁帝国已经孤独。煤老板和钢厂老板都带着大量现金，茫然四顾。在去煤化、降低资源依赖的经济背景下，山西产业转型之路尤为艰巨。但在西部卖过货，在沙漠种过树的山西人，骨子里总有一种不甘的坚韧和意志。这种意志深深植根于县域企业的骨髓。
去煤化:转型需要内外兼修。
自清末晋商从英国傅公司手中赎回山西采矿权以来，“因煤兴，因煤困”就成了山西的宿命。
自2002年以来，煤炭行业经历了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当年中国原煤产量只有15亿吨，但到2013年，煤炭产量已经达到37亿吨，消费量约36.1亿吨。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煤炭行业开始出现产能过剩。到2015年，产能过剩的形势会相当严峻。国家能源局报告预计，煤炭产能过剩问题要到2020年底才能基本解决。
煤炭行业的兴衰影响着煤老板的命运和晋商的整体形象。2009年，研究山西晋商的刘建生教授在《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文章中说，当时的新晋商没有核心价值观，没有领军人物，没有群体形象。“只要挖出来的煤就是钱，煤老板已经取代了晋商的形象。”随着煤炭行业去产能的推进，大量中小煤矿的煤老板手里拿着巨额赔偿，急于赚钱生钱。出生于陕西的导演贾曾回忆说，他在北京的办公室经常很拥挤，他的老乡们经常来问他:“我该怎么办？煤矿不干，手里还有现金。”
煤老板手里有很多钱，却在外地投资了房地产和影视娱乐。采煤赚来的资本大量流出山西。也许山西人也应该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炒作当地房价。
煤炭行业的衰落对山西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遭遇了“断崖式”的下滑。直到2017年，全省经济才得以企稳回升。煤炭行业虽然还是支柱产业，但已经失去了进一步规模扩张的基础，无法带来经济增量。“去煤”、“瘦身”、“能源革命”成为山西转型的核心命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山西焦煤集团总经理金智新认为，山西最大的悲哀是“资源大省没有变成资源强省”。去山西采煤无异于壮士断腕自杀。2012年，在山西举办的首届世界晋商大会上，山西人鸿海精密董事长郭台铭呼吁晋商发展要靠“脑矿”取代煤矿。他鼓励“新晋商”勇敢走出去，“与外界进行激烈的大脑碰撞”。
近年来，山西省在招商引资、规划新兴产业、引进人才等方面下大力气。政府数据显示，2017年前三季度，签约项目1594个，总投资11337.64亿元。2018年前11个月，共签约项目2271个，总投资14581.1亿元。投资项目涉及先进装备制造、现代煤化工、新材料轻工、电子信息产业、现代服务业，以及文化旅游、健康医疗、生物医药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现代农业等产业领域。2017年3月，全国两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山西省政府在京国际会议中心高规格举办了晋商金彩创业创新项目启动会，旨在吸引更多创新要素和优秀人才集聚山西。
山西渴望改变，但转型需要时间。官方GDP数据显示，随着煤炭去产能的推进，2018年山西省煤炭行业增加值增长0.3%，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非煤行业增加值增长8.2%。但考虑到煤炭行业比重过大，虽然非煤行业增长迅速，但扭转经济结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诚然，招商引资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拉动GDP，但山西要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也要苦练“内功”，挖掘自己的内生创新。
县级企业:品牌、规模、人才需要共同发展。
在从北京到煤都大同的高速公路上，政府投放了许多“能源革命”的户外广告。2018年7月，大同市发改委、新能源工业局开展了能源革命口号征集活动，共收到2755条口号。
朔州怀仁距大同仅20公里。它位于山西省北部。2018年8月刚撤县设市。毗邻“煤都”，怀仁也是产煤大县。面积234平方公里，煤炭储量高达19.3亿吨，实际年煤炭产量约2000万吨，而年煤炭海运量8000万吨——怀仁是典型的“一煤独大”经济结构。怀仁县原副县长徐震说，煤炭相关产业占全县经济总量近80%，占绝对主导地位。
“近年来，煤炭市场的波动对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该县的发展遇到了瓶颈。”徐震在接受采访时说。怀仁市长苏斌如也承认，虽然这两年怀仁经济增长不错，“这主要是第二产业的增长，也就是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拉动了GDP的增长。虽然产业结构得到了优化，但仍存在一些不足。”
怀仁县郊外，煤车在县道上排着队。道路两旁的树木被灰尘覆盖，路边的泥土被染成了黑色。这种现象会长期存在，但会逐渐减少。苏斌如强调:“怀仁煤炭工业不会再增长了。在稳定煤炭产业的基础上，主要发展非煤产业和第三产业，进而拉动经济增长。”
在怀仁市，看不到太多煤的影子，但看起来干净整洁。虽然现在房地产业还不发达，平均房价3000 ~ 4000元，但是已经有市民在贴吧里抱怨了，那么多水泥壳要卖给谁？也有人给出了答案:买房的大多是邻县人，怀仁县的文化程度比较高，而学校招生已经开始和怀仁县户口挂钩。互联网巨头也将触角伸向了这个西北县城。外卖小哥早上要在广场开会，hello单车也已经投入使用。当然，单车和外卖大战并不是从这里开始的。从北京开车要四个小时。拼车司机几乎每天都往返于北京和怀仁之间。他们通过微信群成为车队。
怀仁的GDP是朔州三县中最高的。虽然煤炭工业比重过高，但相比其他两县，怀仁其他工业门类相对较多，由煤转煤的手也更多。陶瓷行业、医药行业、畜牧加工、食品行业是发展潜力较大的行业。2017年总产值突破10亿元。但是，与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相比，怀仁县的县级企业也有自身的局限性，面临着品牌化、规模化等一系列短板问题。
畜牧加工业是怀仁县的特色产业之一。怀仁市现有专业养羊合作社425家，大型养羊企业25家，形成了集饲草种植、养殖、养殖、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金沙滩羊肉产业就是其中的代表企业之一。公司董事长袁建军是典型的农民企业家。2002年至2014年任海北头农村海子村党支部书记。他从2004年开始办砖厂，2007年开始建标准化羊舍，带领村民科学养羊。随着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他成立了专业化的羔羊养殖合作社，建立了标准化的羔羊养殖园区。
金沙滩羔羊肉业的羊肉处理生产线但袁建军意识到，养殖只是产业链的最底层，想要长远发展，就必须在羊肉市场拥有话语权，树立自己的品牌。2012年，他成立了金沙滩羔羊肉业，融资1.65亿元，建成了占地120亩的金沙滩羔羊现代化加工园区，聘请了专业的管理团队管理产品研发和销售。目前公司开发的产品涵盖了分割产品、熟食产品、零食、火锅、快餐等品类，以及代菜帝和塞外鲜两个品牌。迪达牌羊肉已进入20多个地区和大中城市的超市，近期正在与盒马鲜生洽谈合作。
我国羊肉市场需求缺口大，市场供不应求。但从地域上看，内蒙古、新疆、山东、河北的羊肉产量占中国总产量的一半，而山西的羊肉养殖规模和羊肉市场份额并不占优势。要扩大规模，打造品牌，人才是关键。袁建军承认，人才的输入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县，高端人才不愿意进。”
同样面临规模问题的还有山西金立糖果创始人郝殿英。金利糖果成立于1984年，至今已有35年历史。年轻时，郝颖当过铁匠和画家，后来开始学习制作芝麻糖，并将糖果作为他的终身事业。虽然身在内陆县城，说着一口醇厚的山西方言，但很受欢迎。他用谷歌搜索浏览国外糖业网站，关注BDI指数，提到国际糖果农场和企业，尤其是侃侃。他透露，目前海外市场占金立糖果年销售额的一半。
在糖果厂的展厅里，各种颜色和形状的糖果令人眼花缭乱，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为外国客户定制的，包括迪士尼和著名的纽约迪伦棒棒糖店。糖厂里，流水线上的工人熟练地将糖做成各种形状，女工们快速地将棒棒糖打包封口。巨大的仓库里堆着七八米高的货架，大部分是要发往海外的产品。从2002年开始，郝殿英开始参加国际糖果甜食展，开阔了眼界。同时，金立也通过展会开拓海外市场。2010年，金立糖果生产的糖果首次走出国门，成功出口荷兰。2015年进入沃尔玛连锁超市供应商名单，成为唯一一家通过出口创汇的山西糖果企业。
晋利糖果厂的糖果包装车间金立目前主要做B端客户的定制糖果生产。不过，郝殿英说，他对糖果品牌也有“幻想”。上世纪90年代，山西涌现出很多糖厂，后来都倒闭了。金立和其他企业一样，推出了牛乳糖、牛轧糖等产品，但销量很差。郝颖意识到，他必须集中精力，因为只有专注于制造产品，他才能生存。“建立品牌营销人才团队很难，需要巨大的资本。对他这样的糖果厂来说太难了。能够很好地定制它并不容易。”郝颖解释道。
与海外生产商相比，国内制糖虽然原料成本较高，但人工成本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金立受到了海外品牌的青睐，但也出现了产能的问题。郝颖曾多次表示，金立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产能不足和融资困难。由于产能有限，郝殿英不得不拒绝了一个3000万美元的订单。
郝殿英并不认为品牌是金立面临的最大问题，但怀仁的陶瓷产业却饱受品牌之苦。怀仁陶瓷历史悠久，却不为人们所熟知。景德镇在全世界都被视为中国的瓷都，但很少有人知道景德镇的很多产品都是怀仁的工厂生产的。
怀仁县政府为发展陶瓷产业，推出了“造精品瓷、煤瓷结合、煤托瓷”战略，遵义陶瓷是其中的重点项目。尊意陶瓷总经理彭建春是一名80后，高考成绩超过一本线。他选择了在景德镇陶瓷学院学习。毕业后，他成为景德镇的一名工人，从寻土到压制、施釉、烧成，做了所有的陶瓷工艺。2013年回到怀仁，创办遵义陶瓷。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实验车间，研究原料和釉料，成功地用怀仁高岭土烧制出异形陶瓷。遵义陶瓷RD中心生产的异形瓷还带动怀仁陶瓷实现出口创汇。
尊屹陶瓷的陶瓷生产车间目前，怀仁县有陶瓷企业45家，从业人员4万多人，年生产陶瓷产品18亿件，占全国日用白瓷市场的1/3。有这么大规模的陶瓷产业，却给其他品牌做代工生产，太可惜了”，怀仁县发改局一位负责筹备“二次元经济与人工智能峰会”的公务员感慨道。
县掘金:技术和文化赋权
2019年9月6日-7日，怀仁将举办一场对这个县来说有些特别的“二次元经济与人工智能”峰会。对于本土创业者来说，二次元、人工智能等话题似乎离他们有点遥远。袁建军记录登顶日期时特意问了一句，“是一元两元的‘元’吧？”郝殿英听到二次元就疑惑地问:“这个二次元是干什么的？”
现在县里很多年轻人都去大城市打工了，在陶瓷厂贴花的年轻女工似乎都接触不到二次元，更别说人工智能了。广州、江苏等发达地区的机器换人，在这个西北县城是不成立的，县城的制造业中小企业基本都是人力密集型产业。这是中国制造崛起所依赖的基础，也是大量年轻人不想回去的原因。
年轻人的流失已经成为县域产业和企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年轻人需要更新的商业基础设施，赶上更新的文化潮流。大城市有无数的理由吸引他们。一位在北京工作多年、已在北京定居的山西青年说，“从老家回北京，一上地铁就感到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作为数字时代和消费时代的原住民，县城的经济文化环境已经让他们感到冰冷和陌生。但是，没有县企业年复一年的努力，年轻人在大城市的消费就无从谈起。他们生存所需的共享单车和外卖包装盒都是县里的中小企业生产的。
但在年轻人聚集的一二线城市，消费红利已经见顶，品牌商将目光投向了未开发的下沉市场。但轰轰烈烈的渠道下沉运动背后，疯狂的消费能给县域经济和企业带来什么？或许，消费只是一种启蒙。汹涌澎湃的消费大潮，伴随着科技文化的暗流，给大大小小的县级市带来了一场狂欢般的洗礼——这也将给县级企业带来新的冲击，包括思维乃至经营理念。
消费只是表象。人们需要的从来不是消费本身。同样，下沉市场需要的可能不是品牌的销售渠道，而是消费背后的技术和文化。或许，只有接受科技文化的灌溉和赋能，县域经济才能真正爆发增长动力。
山西的自主创新可能隐藏在金沙滩、锦里、遵义等县域企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