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部门制定的《“十四五”发展和促进特殊教育行动计划》,提出2025年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要达到97%。
规划还指出,全面推进融合教育,鼓励普通幼儿园接收能够接受普通教育的残疾儿童就近随班就读,支持普通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中接收残疾学生随班就读。促进特殊教育学校与普通学校结对,帮助集团化办学,营造融合教育环境,促进残疾儿童与普通儿童融合。
华东师范大学融合教育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残疾人职业发展研究会融合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邓萌是我国首批培养的特殊教育教师,一直从事特殊教育研究。邓萌认为,全纳教育是目前残疾人教育的大势所趋,也是残疾人未来获得就业、实现社会人际交往的基础。
但是,融合教育并不等同于简单地将过去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推进普通学校,而是将特殊教育学校的资源和特殊教育的个性化支持整合到普通学校,从而实现残疾人在教育方面的权利平等。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与邓萌的对话。
华东师范大学融合教育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残疾人职业发展研究会融合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邓萌。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让更多的残疾孩子坐在普通教室里。
新京报:中国的特殊教育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邓萌:最早教育残疾人的机构是特殊教育学校。20世纪80年代,中国有300多所特殊教育学校,主要是聋哑学校、盲校和弱智学校。
1985年,山东滨州医学院开设了肢体残疾学生专业。后来长春大学、天津理工大学开始开设残疾人高等教育专业,后来扩展到特殊教育系或学院,通过单招单考的方式接受残疾青年接受高等教育。迄今为止,已有20多所大学设有这样的系。
1987年,北京大学通过全国高考录取了21名残疾大学生,这是一个突破。残疾学生第一次可以像正常学生一样参加高考,上大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每年都有很多残疾学生考上普通大学。
新京报:过去30年,你经历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邓萌:首先,政策法规越来越系统化,残疾人的教育、生活、劳动、福利、保障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法可依。尤其是2010年以后,法律法规更加清晰。
从教育的角度,2014年国务院颁布了第一个特殊教育促进计划,2017年颁布了第二个特殊教育促进计划。就在今年,《第十个五年计划发展和促进特殊教育行动计划》出台,为残疾儿童接受公平、优质的教育提供了法律支持。
上世纪90年代,我们去找一位校长谈帮助残疾儿童进入普通班的事,对方第一反应是“我们怎么能管呢?”那时,人们认为残疾儿童应该呆在家里。但是现在不会有这种态度了。残疾儿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已成为社会共识。
另一个变化是有更多的残疾儿童可以上学。无论何种类型的残疾,他们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接受教育,如特殊学校、融合教育或家庭教育。除了九年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也要跟上。
另一个很大的变化是,高质量的融合教育越来越被提倡。
新京报:融合教育的想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邓萌: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就有了融合教育的实践。那时候叫随班就读,是指残疾儿童可以在附近的普通学校随班就读。2014年,随着首个特殊教育推进计划的颁布,融合教育真正成为国家政策目标和保障。
新京报:推进全纳教育的意义是什么?
邓萌:其实广义的全纳教育不仅仅是针对残疾人的,也是针对其他弱势群体的。主要强调教育的公平性和包容性。没有一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残疾孩子和普通孩子坐在同一个教室里,像普通孩子一样学习玩耍,融入正常孩子的群体。如果他在教育阶段有一个很好的社会融入,他以后找工作和社交会容易很多。
此外,残疾人全纳教育不仅是残疾人权利的实现,对整个社会也具有进步意义。目前社会上对残疾人还存在一定的歧视,主要是对这个群体不熟悉。很多人从来没有和残疾人打过交道,没有互相接触和交流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接触残疾儿童,班里有这样一个同学,可以帮助他们认识这样一个群体,了解社会的多样性,学会接受和尊重差异,学会宽容,践行平等、友谊这样美好的道德准则,树立帮助特殊群体的意识。
残疾人真正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促进全纳教育并不等同于减少特殊教育学校。
新京报:普通学校推进全纳教育需要做哪些准备?
邓萌:我们的设想是好的,但是对于普通学校来说,确实有困难,有很多实际问题。首先,在硬件方面,学校需要资源教室来满足特殊学生的需求,可能还需要无障碍设施和环境。比如视障学生需要阅读盲文书籍,听障学生需要有文字转换设备等等。此外,应该有一个资源老师,他知道如何与残疾学生相处,如何帮助他们接受教育。
目前,北京、上海、厦门、江苏、浙江等发达省份或大城市已取得初步进展。北京市海淀区不仅有特殊教育研究指导中心,每个学区都有专门的特殊教育教师。在有五名以上残疾学生的小学和中学,设立资源教师。
新京报:全纳教育的推进是否意味着特殊教育学校在萎缩?
邓萌:恰恰相反,就像我上面说的,80年代中国有300多所特殊教育中小学,现在有2200多所。“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与促进行动计划强调加强特殊教育学校建设,鼓励20万人口以上的县办一所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2020年,30万以上人口的县办一所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这意味着特殊教育学校的数量将继续增加。
新京报:为什么特殊教育学校比较多?是否与融合教育的理念相冲突?
邓萌:不能把全纳教育狭隘地理解为把所有残疾儿童推进普通学校。他们中的一些人是重度残疾人,普通学校没有足够的条件满足他们的需求。一些重度残疾的孩子只能在特殊学校获得更多的专业资源和支持,接受更好的康复训练。为了融合而“一刀切”取消特殊教育学校,会让很多残疾儿童的受教育权利变得整齐空。
此外,特殊教育学校不仅招收残疾儿童,而且为融合教育提供专业支持。《特殊教育发展与促进“十四五”行动计划》规定,各地要成立特殊教育指导中心,很多地方把这个角色交给特殊学校来扮演。专业力量集中、专业人才和资源相对丰富的学校,可以更好地为区域内普通学校提供指导、咨询和师资培训,为融合教育提供专业支撑。这是我们现在在很多地区做的事情。一个单位有两块牌子,一块是特殊教育学校,负责内部教学服务,一块是特殊教育指导中心,负责外部支持融合教育的发展。
给师范生增加全纳教育的通识课程。
新京报:目前推进高质量融合教育有哪些难点?
邓萌:首先,障碍来自观念,对残疾人的歧视和污名无处不在。不仅是残疾孩子和学校可能会有矛盾,班里的残疾孩子和普通孩子也会有矛盾。当自闭症和多动症的孩子出现在一个班级时,普通孩子的家长会觉得孩子的教育环境受到了干扰,甚至出现了联合“开除”残疾孩子的现象。
一般来说,大部分残疾孩子在学习上处于劣势,仅凭成绩很难与普通孩子竞争,但他们可能在其他方面很优秀或有天赋。而目前我们的教育恰恰缺乏这种教育内容的多样化,以成绩为考核标准,残疾儿童很难脱颖而出。
新京报:在社会支持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邓萌:最直接的就是学校的无障碍设施设计不够。大部分学校根本没有意识到应该在楼道里多装一个扶手,在台阶处留一个坡度,多设计一个残疾人专用厕所,更不用说贴盲文等细节了。我注意到的国内大学都做的不是很好,和国外差距很大。
另一个是专业教师的短缺。1984年,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成立,这是我国第一次以师范教育的方式培养特殊教育教师。在此之前,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基本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模式。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设立特殊教育专业,国家首次开始招收特殊教育专业本科生。1988年,华东师范大学也开始招收特殊教育专业本科生。90年代以后,基本上我国每个省份都有一所可以培养特殊教育教师的中等师范学校。后来随着高等教育改革,这些都集中在高等师范学校。目前,我国有100多所高校开设了特殊教育教师专业。
如果只设立特殊学校,这100多所学校培养的学生基本可以满足需要,但随着融合教育的推进,师资力量不足。
新京报:教师短缺问题如何改善?
邓萌:除了让特殊教育专业的毕业生进入普通学校从事融合教育,我认为提高普通教师的特殊教育能力有两个途径。
一种是在普通师范生中增设融合教育课程,这是目前国际上非常普遍的做法。但是我们国家还很少有大学这样做。通俗地说,就是让师范生学习基础的特殊教育或者融合教育知识。将来当了老师,班里就有残疾孩子了。最起码,他们不会恐慌反抗,懂得寻求进一步提升的资源。目前,我们正在努力推动此事的实施,并计划为师范生开发全纳教育通用课程。首先,我们将在中国选择10所高校作为试点,然后逐步推广。
另一种方法是将融合教育的知识融入普通教师的职业培训或教研活动中。班里有残疾孩子可能是他们在接下来的教学中越来越容易遇到的事情。教师的态度影响着一个班级的气氛,甚至一个残疾儿童的命运。
总的来说,融合教育在我国处于起步和加速阶段,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新京报记者张据
编辑刘谦
校对薛静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