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北大记忆
一个
离开北大已经37年了。我走到哪里,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我长得像北大的学生。这不全是赞美,但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不过,话虽这么说,可能我对北大的归属感更强了,也逐渐成为了我个人的标签之一。2015年,我曾经写过《1980年的北大》。今年是北大120周年校庆,所以我会写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高考的时候,除了北大,我不想去别的学校。1980年,我先报了志愿,然后考了。我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世界史专业。本来想报这个的,后来听在经济系教书的叔叔说又加了第二个选择:经济系的国民经济管理专业。这个专业是当年新招收的,后来发展成了今天的光华管理学院。
被北大录取,意味着我的档案被转到了历史系。我刚报到,就被叫到系办公室。我记得和两个女老师聊过。王小姐好像是历史系的党总支副书记,苏小姐是党总支书记。他们开门见山地说,系里决定任命你为临时班长。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知道,在那个考试成绩决定一切的时代,高考成绩带给我的是一种璀璨的光环。让我惊讶的是,他们对我高中的情况了解的很清楚,而且明显做过调研。于是我当了临时班长,还当了一两节课的体育委员,带领全班上体育课。但是我上中学的时候,用博士证免修了体育课。
档案自然不能详细。估计只记录了我高二的时候是班长,没有记录我高一经常旷课,免了数学,外语,历史。对于小学初中辍学在家的我来说,上课是一种需要努力培养的习惯;缺课就像抽烟一样,很容易上瘾。没过多久,王老师又找我谈话,要求我不要当班长,要当学习委员。她大概是担心我不开心,想和我长谈,但很快发现我真的不在意,就愉快地结束了谈话。
当时我说话的速度很快,说的时候滔滔不绝,到了上升的地方就手舞足蹈,相当有表现力。你可以想象,有时候这很烦人。这一点我其实有点自觉。我曾经直言不讳地说过:如果你在某个地方遇到自己有这种德行,你应该先打他一顿。但毕竟我一直懒得改变自己,
在今年的北大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同学会上,一位校友告诉我,看我的文章和看我自己反差很大。我回答说,所谓的“作为一个男人写作”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成立的。我总是背着一个十多斤重的大书包。像往常一样,里面有一本轻便的书和一个大笔记本。虽然我不再写日记了,但我仍然经常写一些关于我的心情或阅读的笔记,我经常在课堂上记笔记。1980年的笔记本不见了。那时候的我,远比现在健忘。有好几次,笔记写到一半,笔记本摊开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的一个同学此时路过,偶然的机会,他的目光扫过我的笔记本,瞥见了我的内心世界。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其实我还是不知道文字到底是反映了一个人的真实还是更具有欺骗性。
我还能依稀记得那年秋天看的书目。入学第一周,我从图书馆借了泰戈尔全集,然后借了民国出版的繁体中文版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当时看了《西方美学史》,感觉远比高中看的好,感觉有些学术有时候出于无奈而退步。我在校园里见过朱先生几次。他瘦瘦的。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这在历经沧桑的老一辈中是少有的。
这几本书在当时是看不见的,但是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了,就像发现了一个宝藏。主要是看这些和自己专业无关的闲书,一大早就去图书馆门口,冲进去抢座位。恢复高考后,几个北大学生都很努力。每天早上,图书馆前都挤满了人。我有十年挤公交车的经验,我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侧滑。当然这个前提是要瘦,要挤,我当时120斤以下。滑头战术成功的比不成功的多。我曾经教过一个瘦瘦的同学这一招,过了一段时间他让我谢谢他。虽然挤进图书馆的那一瞬间像打仗一样,没有争执,但还是挺友好的。
二
我不知道是不是作为补偿,我被解除了临时班长的职务,但我很快就被任命为代表一年级的系学生会成员。当时学生会是系里指定的。我不了解国外部门的情况。历史系从系里每个年级指定一名系学生会成员。我不记得是否有其他系的学生,也不记得有多少成员。我入学的时候,历史系的学生会主席是7-8级世界史专业的郝平,另一个我记得名字的是7-7级世界史专业的蒋。在学生会会议上,印象中是38楼4楼靠近楼梯的一个房间。会议不多,我也挺愿意参加的,因为几个学长都很温和淡定,把我当小哥哥,主动给予指导和支持。
加入该系学生会后不久,就赶上了1980年11月3日开始的选举。后来很多校友甚至都没听说过这一幕,但当时经历过的人都不会忘记。每个人一生中可能都会有一些经历。虽然没有再提,但不代表没发生过,也不一定不重要。去年11月1日,著名作家、中文系78级大四张曼菱,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研究,邀请我到北大参加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建校80周年纪念活动。我和她第一次在会场交谈,虽然我的名字,曼玲学长,在我到北大不久就被我深深的打动了。我忘了告诉她,我读过她写的《北大回忆》。
那是2014年的夏天,芝加哥北大的校友们在一个校友的宅邸聚会,遇到了曾经担任北大副校长多年的历史系老师、郝斌的显微镜汤米。她以前给过我一本郝斌老师的回忆录,这次她带了一本《北京大学的回忆》。有一章是关于竞选的,当时场景不断涌入。我很自然地想到了张曼菱提出的著名口号:“男人女性化,女人男性化”。这两句口号,我觉得挺能反映出刚出文革的中国两性极度压抑的状态。我出席了在张曼菱礼堂举行的激动人心的竞选演讲。
张曼菱的竞选实际上只是一个插曲。当年,整个校园都像打了鸡血一样。第一个让全校暖场的讲座是国家行政管理系78级的一位师兄在2班103班的演讲。那天晚上,阶梯教室的窗户和走道上都挤满了人,我突然想起了1918年电影《列宁》的场景。21世纪了,他还是经常讲话,但他讲的是资本运作。路径的变化不仅反映了时代也反映了个人志向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运动是80年代开启的一个标志性事件。80年代末之后,曾经沉浸在浓厚的政治文化氛围中的弄潮儿们,在世纪末转向了对财富的追求。没有跟进的,只好成为寂寞小舞台上的演员。
活动开始几天后,系里的学生会召开了临时会议。那次会议的主题之一是历史系是否应该推出自己的候选人。会上我能感觉到主流是符合历史系传统的保守倾向的。我平时在这些严肃的大龄学长面前都是装老实,话不多,但那天晚上我一定是兴奋得跟打了鸡血一样。自然,我主张积极参与。一个师兄突然说,你出来选不好吗?说着我张开嘴,露出一副懵懂的样子。
那天晚上的会议没有做出任何决定。过了两三天,哥哥问我,其他人都没提。很快风向变了,新的候选人寥寥无几。相反,现有的候选人开始考虑退出。
历史系最后没有提出人选。
一场如火如荼的讲座结束后,我离开了办公楼的礼堂,出到了北大的西门。我错过了最后一班车,不得不步行回到颐和园东门外的住处。现在是午夜,天气寒冷,路上没有行人。偶尔有一些工人,刚下夜班,在灰色的路灯下骑着自行车,眼神疲惫而呆滞。突然觉得校园里发生的事情其实离现实世界很遥远。
我太年轻了,意识不到真正让一切消逝的是时间。腊月前,校园又恢复了平静,我开始担心如何处理两门必修课:那一学期的党史课和哲学课我基本没上。转眼到了期末考试前,我彻夜未眠,在走廊里来回徘徊,手里拿着《中国革命史讲义》,嘴里嘟囔着什么。我知道这个课程第一件事是问对问题,第二件事是背书。然而,我不是一个诚实的支持者。在感觉到在HKCEE红色根据地建立的理论就是基于这个题目之后,我就去找了斯大林1927年关于中国革命的一段话背了下来。第二天看试卷,答对了题,喜出望外。这段引用斯大林的话给我带来了全年级很少有学生得到的“优秀”成绩,也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读斯大林。
在此之前,我刚刚读了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给朋友的二十封信》,阅读和课程之间的巨大反差让人有些难过。
三
合唱团老团长刘南起师兄让我转发他去年4月写的一篇回忆北大“情侣合唱团”的文章。从这篇文章中我了解到,我当年参加的合唱团,最初是自发成立的,有一个叫“情侣”的名字。我在北大只呆了一个学期,期间花了很多时间在合唱团。
休学的时候,有时候在香山山顶或者八大处山顶唱歌,冬天在天坛公园唱歌。我很喜欢唱歌,少年时有过美好的回忆。一首歌我唱了几遍就能背出词和谱了,可惜我大部分美好的记忆都浪费在战场背新歌上了。
七十年代,学声乐的时候,男生注重的是关,脑袋共鸣等等。我十四岁就变声了。据两三个声乐教授说,我天生嗓音洪亮,是男中音,嗓音条件很好。文革时期,声乐教授大多在家教私塾学生。几年来,我经常听中国音乐学院张丑先生的讲座。他是沈巷的学生,后来教了许多获得国际奖项的学生,如邓晓军。所以,我看过很多歌手,早就有了怎么唱好的想法。其实我也没上过正经的声乐课。唱歌完全是凭自己的感觉,所以难免立场忽高忽低,声音来回。上了北大后,我喜欢在未名湖边唱歌。当时环湖来往的人很少,还挺空宽敞的。如果是夜晚,我会唱舒伯特的小夜曲:“我的歌穿过黑夜轻轻地飞向你……”一个漆黑的傍晚,我和一个女孩走在未名湖南岸,想找个地方坐下,但湖边的长椅不多,已经坐满了情侣。我对她说,“让我唱首歌吧。有兴趣的人会觉得我的歌是给他们消遣的,觉得我在吵架的人会给我们腾地方。”然后我开始唱《月之颂》,“明月高悬天际,银白色的月光在远方闪耀……”一曲终了,我找了个凳子坐下。
我进北大不到一个月就加入了合唱团,因为湖畔的歌声。两个女高音的领军人物,物理系78岁的姑娘和薛,在湖边骑着自行车,听说我在唱歌,就邀请我一起去。听说合唱团每周四下午利用全校政治学习时间排练,马上就答应了。
加入北大情侣合唱团是我第一次唱合唱,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我还记得的大部分都是和唱歌无关的事情。参加人民大会堂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十五周年音乐会,是我在合唱团半年来最重要的一次演出。但是,舞台上的场景,除了五月花唱了什么歌,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们从隧道进了大厅,好像在隧道里等了很久,很多声音在兴奋地聊天。
我是唱诗班唯一的一年级学生。自然轮不到我说话,只有我听的部分,而我恰好是一个从小就喜欢听别人聊天的人。因为我呆的时间短,很多年后,合唱团里几乎没有人记得我了,但我还能记得几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前辈。
在我个人记忆里,男生一开口就知道是美声训练出来的,而和薛都是不错的女高音。王宏宇似乎用专业花腔演唱了《蓝色多瑙河》。那时候会弹钢琴的人很少,合唱团居然有两个优秀的钢琴艺术指导。一个是研究生老朱,文革前应该是第五届大学生了。这一次,我是在读了刘南起学长的文章后,才知道他的大名朱。另一位是79级物理系的岳涛,他现在和妻子王慧一起领导北大校友爱乐合唱团。
我曾经写过,“最受欢迎的合唱是哲学系78级的龚继穗。北京四中高三学生龚,30多岁,高高的个子,平头,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排练前或者休息时,他总是被一圈人围着,大多是女生,听他讲当时还鲜为人知的弗洛伊德和萨特。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一个人能毫不费力地讲述俄狄浦斯和俄狄浦斯情结的故事。”龚的弟弟,曾经在留学生中颇有名气。后来我来到芝加哥,偶尔和他一起工作。他不像老龚那么健谈,但是他敢想,有很强的行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元是先行者。四分之一世纪前,提出了科技园、留学生回国创业等新概念。在他没有做任何重要的事情后,他转向了冒险运动。他在去年年初的一次滑翔伞事故中丧生。
离开北大之前,我和南七哥说了再见。没想到这一别就是35年,不过是前年的初春。离开后不久,合唱团被编入北大的一个正式社团,这个社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颇有名气,至今已有近四十年的历史。南七哥的文章发表后,当年带我去合唱团的学长薛留言,透露了一段与80年代名曲《那就是我》创作有关的珍贵历史:“瞿希贤、等著名作词人来北大采风创作‘校园歌’,以对抗当时流行的‘台湾腔校园歌’。很多歌都是粉丝试听的,我和红宇都参加了试听...这些所谓的校园歌曲终究没有真正的土壤,也没有流传下来。只有一首歌《那就是我》,是谷建芬重新作曲后,仍然由男高音演唱的。但是,这首歌被理解为海外游子的思乡之歌。大概没人知道,这首歌原本是描绘离开家乡的学生的思乡之情,发源于北大。《那就是我》的原曲就像一首歌谣。我试着唱过这首歌,我记得在办公楼的礼堂里唱过。”《那就是我》现在已经成为流行经典。去年,我帮一个朋友在芝加哥举办了一场中国艺术歌曲的演唱会,邀请了一个叫Hussey的男中音歌手来演唱。这是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虽然没有了原曲的痕迹,但是现在版本的歌词依然是:
怀念家乡的渔火。
沙滩上美丽的海螺。
哦,妈妈。
如果有一艘帆船向你驶来
那是我
这首歌自然是咸宜的,老少皆宜,但在50年代和60年代之后,你会听到心潮澎湃。不仅仅是想家。一首好听的歌,能唤起一个时代的青春。虽然唱的是《那就是我》,但我已经不是今天的我了。
我和北大的缘分有短有长。我只在北大呆了一个学期,别说合唱团了,就连这个系这个年级的学生都没认全就走了。
很感谢一个前不久刚在网上认识的校友,以前没见过面。现在是北京大学教授。在《生命的旗袍背后》这本书里,我读到了《1980年的北大》。因为没有毕业证,记不住学号,无法办理校友卡,于是去北大档案馆查询,找到了自己的学生证,第一学期的成绩单,离校证明。
就这样,我又知道了自己的学号和离开北大的日期。我记得我当时拿了一个学历证,和被开除的学生是一个证。这个毕业证是去年在北京故居找到的,我哥给我发了一张照片。于是我于1981年2月27日以810015号证书从北京大学毕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