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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国: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大学应该做什么

王树国: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大学应该做什么

王树国。图/人民视觉

西交大校长王树国:

大学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应该做什么

本报记者/杜威

“我上学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做一个小锤子。这么多年来,我当了41年老师。当我来到Xi交通大学时,学生的实践项目仍然是“小锤子”。2021年,Xi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做客央视,在网络上引起轰动。作为Xi交通大学的“网络第一名人”,王树国思路清晰,口才极佳。他经常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和其他公开场合发表脱稿演讲,并引起热烈讨论。

64岁的王树国可能是中国任职时间最长的大学校长。2002年,44岁的他放弃了当副省长的机会,回到母校哈工大,成为当时“C9联盟”大学最年轻的校长。12年后,他从东北来到同样地域不占优势的西北,执掌Xi交通大学。

今年全国两会前夕,全国人大常委、Xi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在采访中,他说,“当校长的时间越长,对这个职位就越敬畏。太高深了。”他认为大学校长应该职业化,把当校长当成终身职业。长期执掌理工科院校的经历,让他坚信“大学要深入社会,了解社会,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他还提出了“我们沉迷于大学排名”、“大学与社会脱节”、“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视而不见”等问题。他有一种紧迫感,不希望中国大学错过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

大学校长应该是专业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担任过两所C9大学的校长,你经常提到“校长要专业”。你上任后,Xi交大也出台了“关于法律的十条规定”,提出“学校领导的第一职责是促进学校的发展,当管理与学术发生矛盾时,以管理为重”。你是怎么理解总裁职业化的?大学校长的角色应该是什么?在你心目中,什么样的人是好的大学校长?

王树国:每个人都把大学看作一个学术机构,首先,不管校长是不是科学家。当然,当好大学校长的一个前提是要懂科学,但他不需要成为某个领域的顶尖科学家。顶尖科学家不一定是好校长,专业要求不一样。

首先,总统应该了解社会。你应该知道大学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大学应该如何领导、支持和服务社会。你要有相应的策略。第二,你要懂科学,不仅仅是一门科学,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要懂。虽然没那么高深,但你大概也要了解一下,预测一下未来的行业趋势和最新发展。第三,你要有一定的行政能力来组织大家。第四,要敢于改革探索。随着形势的发展,大学也在不断变化。你要有改革的勇气和气魄。所以大学校长就像企业家。

一个糟糕的校长可以在三到五年内毁掉一所学校。毁掉一所大学要花多少钱,恢复要花多少钱,你耽误了多少孩子。况且大家好像都觉得大学是铁做的,校长是流水的官。很多校长在成为校长后会考虑自己能做什么。中国其实最缺的是一个把一生都奉献在大学校长岗位上的教育家。这个位置对于教育的发展太重要了。我把大学校长当成终身职业,这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大学的校长应该是一个教育者和管理者,有宏观的视角,不局限于自己的学科,甚至与自己的学科保持一定的距离?

王树国:做一个只关注自己学科发展的校长很容易。第一,本金换钱容易。第二挖,第三条。三五年内,学科排名会上去。这种点对点很好做。但是对学校伤害很大,方向不对,整个学术风气不好,不能那么做。

我是机器人研究员。到了Xi交大后,我的学术研究基本停止了。原因是,第一,我带不了哈工大这个全国最好的机器人厂商300多人的团队。作为哈工大校长,不可能把团队带走。第二,我也不应该这样做,否则Xi交大的老师会怎么想?当了校长后,什么都没干,却先摆起了自己的摊子?到了交大后,我想把整个学校建设好,确保各科都发展起来。这是校长的首要责任。自己的能力不叫能力。你真正需要做的,是把一群人变成和你一样的人,甚至比你更优秀的人。这就是校长的能力。

Xi交通大学创新港校区。摄影/马永东

重要的是下放办学自主权。

《中国新闻周刊》:教育部今年的工作要点提到,要逐步淡化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大学的身份,探索分类特色发展模式。这个怎么理解?

王树国:出发点很好,很正确,但是只要你有“双一流”建设的规划和文件,这个“帽子”就在那里,只是戴给谁的问题。至于叫一流大学还是一流学科,这种写法的改变实际作用不大。真正重要的是下放学校的自主权。

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学科的大学,都有自己的发展策略。从目标测试的角度,可以看出其人才培养有哪些亮点,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比“帽子”更好。我们有太多的评价,几乎每天都要检查和评价。其实应该引导大学去做符合社会需求的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引导大学做符合社会需求的事情?

王树国:从目标管理的角度来看,教师每年都要汇报自己的贡献。我们称之为里程碑式的成果,可用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报道之后,如果做得好,资源会被配给,这在Xi交大被称为“后配给”。

但现在国家先配给,还没完就立项抢项目。但是抢完项目你能不能做就不关谁的事了。这就导致了对资源的争夺。比如选50所或者100所高校,他们会有资源,会给更多的钱,至少是5年的期限。如果你没有入围,这五年所有的资源都与你无关。这导致大家争名夺利,很不好。我还是主张大学应该把精力放在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上。如果成绩突出,资源给他们,让他们定向工作,“双一流”大学的身份色彩自然淡化。

现在的评价体系过于粗放,我主张未来向个性化发展。我们不必局限于头衔或标签。不要把“帽子”看得太重。只是一个岗位,这方面的改革空很多。高校自主规划,给它一定空余地,按贡献分配资源。高校有很多方面需要改革。这些主要的事情做好了,以后的进步空间还是很大的。

基础资源配置应优先考虑西部地区。

《中国新闻周刊》:学校在之前的发展报告中提到,由于薪资、气候等原因,Xi交大很难吸引到高层次人才。在C9高校中,Xi交大的拔尖人才与专任教师的比例与哈工大差不多,与其他高校有一定差距。你怎么想呢?

王树国:总的来说,是有差距的。因为地区环境和资金支持不同,必然会有差距。但这种差距并不是影响学校发展的主要因素。我当校长的哈工大,诞生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永坦。他研究地波超视距雷达,这是影响国家未来发展的标志性成果。

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能否做出别人做不到的成绩,教育人是极其重要的。好人不一定会有好结果,但只有好人才能善加利用,产生好结果。

哈尔滨工业大学和Xi交通大学都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与清华北大相比,学生的录取分数线有相当大的差距,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大学相比也有差距。但现实中,并不是因为这10-20分的差距,一个学生以后就成不了人才。作为学校,你改变不了地域环境。我们能改变的是,在这样不利的背景下,如何让孩子成为优秀的人才。

《中国新闻周刊》:教育部今年的工作要点也提到,要实施新时期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攻坚行动。陕西也是教育大省,知名高校十余所。从国家、省、市层面看,你最期待中西部高校给予什么样的支持?

王树国:其实这不是针对哪一个学校,而是针对整个中国未来的发展格局。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发展不足和不平衡。教育资源和行业不一样。对于教育资源来说,公平必须放在第一位。

例如,Xi交通大学今年有一个核聚变科学仪器着陆。但总的来说,西方很少有大学能拥有像Xi交通大学这样的科学仪器。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仪器可以长期支持一个地区的科技发展。就像修高速公路一样,基础设施也要在西部布局。

在资源配置上,特别是在基础设施资源配置上,要优先考虑西部地区,甚至增加,因为西部地区是缺乏的。这样有吸引人才的好处。科学仪器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如果你想研究这个领域,你必须来找我。这将弥合地区间教育资源的差异,平衡科技资源,并对消除地区间经济不平衡产生潜在影响。这比单纯要求西方大学的人才不允许挖掘,老是堵着路,更有效,也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第四次工业革命给了欠发达地区一个后发赶超的机会。西部地区是国内能源的主要来源。如果能重视这一块,西部完全有可能产生一种不同于东部的发展模式,率先发展起来。

为了教育,西部的孩子不能总去东部,这不仅增加了不必要的消费,也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反过来会导致生活和心理的失衡,这种失衡对社会未来发展的影响可能比经济失衡更大。就像当年美国的西部大开发一样,我们真的应该把西部作为社会未来发展的有效组成部分,全力建设,消除地区不平衡。

Xi交通大学创新港校区。摄影/马永东

大学应该真正融入社会。

《中国新闻周刊》:您曾经说过,目前高等教育面临的最重要的矛盾是大学与社会的脱节。这种脱节的原因是什么?20世纪30年代,交大被誉为“东方麻省理工”,学校建立了各种高等工程教育实验室。为什么会与社会发展产生共鸣,与世界前沿接轨?

王树国:关于大学与社会脱节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文化自信的问题。交大在建校之初就邀请了一批海外的大师,向学生传授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当时是为了教育和人才发展。然而,战争的中断使这一进程陷入停顿。

改革开放后,我们发现了与国外高等教育的差距。它的正面激励是让我们努力追赶,而它的负面影响是一切都向西方看齐,形成一种惯性和自信。国内高教界的文化自信比比皆是。

学者不自信,没有自己的新意的时候,就在网上搜热词,看看别人在研究什么,我就研究什么,以此来发表论文,评职称。我们在不自信的状态下形成了自信的评估体系。这些论点也是从西方学来的。我们经常模仿美国的大学制度,甚至过度模仿,背离了别人建立制度的初衷,误入歧途。

《中国新闻周刊》:为了防止大学与社会脱节,Xi交大有什么措施?

王树国:现代世界发展史与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密切相关。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加速高等教育的改革。当前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前三次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次全方位的变革,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各行业、各领域的融合。因此,高等教育也应该发展其相应的形式。

原来大学高高在上,引领社会发展。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它已经成为一所社会实践领先的大学。因此,大学必须主动置身于社会,提炼社会实践中的科学问题,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而引领社会发展。这是大学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应该做的。

以前一个专业和一个企业的融合只是当前社会快速融合的一小部分。现在高校的发展要全方位与社会融合,直接对接。为此,我们于2017年启动了华西创新港科技建设,2019年投入使用。这是一个没有围墙的新校园。我们没有把Xi交大的新校区叫做创新港,而是把它叫做创新港,这不仅打破了物理的围墙,也让我们意识到大学是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现在像华为的研发,对5G的投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这是一个大学能比的。我一再强调,大学对知识的垄断已经不存在了。我们要向社会学习,向实践学习,这是我们建立创新港的初衷。不能走在社会的前列,这标志着一所大学的办学水平。因此,高校应该了解社会,深入社会,然后服务和支持社会,为社会做出真正的贡献。我觉得未来的大学不再是一个封闭孤立的个体,那种自恋应该被抛弃。

《中国新闻周刊》:创新港采取哪些措施真正与社会接轨?

王树国:从内部改革来看,创新港打破了学科之间的界限。联合国的高等教育学科有20多个,美国一级学科有40个左右,中国有110个。学科被割裂,不符合时代需求。创新港现有29个研究所,以社会发展和需求为导向,实现学科交叉融合。比如我们成立能源科学技术研究院,涵盖工科、文科、理科等多个学科,研究能源政策,研究在油气短缺的背景下,中国未来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能源等具体问题。但坦白说,这样的设定也是有限制的。教育部一搞学科评估,就把我们拉回老路子。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总会改变的。

第二,我们提出了“奔五”计划。也就是说,要求老师关注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谁是自己学科领域发展最好、最领先的前五名。你在里面吗?如果不是,你怎么解释?还要注意你所在领域排名前五的服务业是谁。有你的贡献吗?

再次,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以往先开展通识教育,再进入专业课、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知识快速更新的发展需求。现在我们有未来技术学院和现代工业学院,对所有学科的学生开放。以后本科生在完成基础课程后,可能会以大二大三的身份进入实践阶段,磨练技能,培养对科技的兴趣。大量龙头企业的工程师或技术人员会带着课题进入学校,采用双导师制培养学生。企业带来的是现实问题。现在很多时候高校培养学生的题目都是假题,老师拍着脑袋想出来的。在培养的过程中,学生自己成为创新的一部分,也可以了解行业和企业文化。

这种培训模式不是我们首创的。美国有一所非常年轻的学校,叫做欧林理工学院,成立于1997年。它采用“项目牵引”的方法进行教学,培养的本科生质量目前在美国名列前茅。

Xi交通大学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储能专业。如果不深入企业调研,跟风去网上查热词,是想不出这样的点子的。我们把创新港称为Xi交大的“二次创业”,未来的挑战也来源于此,即我们是否解放思想,能否提出引领社会发展的理念,能否让企业知道你有东西可以合作。

我一再呼吁大家提高警惕。但是大家还是沉迷于大学排名。我们太骄傲了,好像我们只是上升了一个位置。我觉得对很多应该解决的问题视而不见才是最可怕的。克服未解决的问题可能不会有结果。即使失败,对孩子来说也是很好的锻炼。在实践中边做边学的培养模式也是对老师的极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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