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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社会的法律治理体系与立法变革研究,数字法治研究院

数字社会的法律治理体系与立法变革研究,数字法治研究院

杨学科,科研人员,主研数字法学。原文载于《法学教育研究》2021年第2期。

教育因时而变,因势而为,是教育的时代性、全局性和前瞻性的战略要求。尤其是近年来面对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所推动的科技革命浪潮,2018年国家教育战略层面,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的提法也“横空出世”,主动适应新一代的科技革命浪潮成为国家教育的战略选择。“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于法学而言,教育部会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启动了“卓越法治人才”计划2.0,来响应新文科建设。迄今为止,官方层面虽未提出新法学、新法科[1]战略概念,但结合《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关于实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新文科建设宣言》等教育指导文件,要求“拓渠道,发展互联网+法学教育”,“探索‘人工智能+法学’的人才培养模式”,能看出新法学的学科建设前沿创新已成必然。

一、数字时代之法学教育新时刻

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科技革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重塑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数字时代。准确识变“数字时代的法学教育新时刻”是研究数字时代的“新法学”教育研究的前提。

数字革命的新历史起点

法国学者雅克·阿塔利早在1991年就预见到,“比起19世纪对蒸汽和电力的利用,或许更接近原始部落发现火的影响,微芯片以及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的进步正在为向一个将深刻改变人类文化的新时代的革命性飞跃铺平道路”。[2]事实也是如此,我们目前正经历着与前两次工业革命不同的数字革命。这里的数字革命可作为更广泛的技术变革,如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革命2.0。相对于数字革命的初级阶段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给我们的社会带来更为迅猛的变化,这点我们仅从现在这次数字革命2.0中数字技术仅在传统行业渗透率不足10%,都给我们一种颠覆性的观感,就能看出这次变局正可谓前所未有、无远弗届。正因如此,人们认为这次数字革命也像一次新工业革命一样,标志着现代社会发展形态的改变,标志着新时代的到来。这种数字时代之新体现在,数字转型以数字新经济、数字新产业、数字新技术、数字新模式、数字新业态为背景,不断迭代发展,实现了数字技术从描述世界到塑造世界之变,未来的趋势是全面数字化,数字技术定义一切,一切万物互联,一切业务数据化,一切数据业务化。仅就现阶段的数字技术发展与变革而言,社会已经发展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阶段。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以前的工业革命之间根本性的差异就在于跨越物理、数字和生物领域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第四次工业革命大多数创新都是跨领域协同协作完成的,并非仅限于数字技术,但数字技术是重中之重,成果最为璀璨。

数字革命是对常态的改变。数字技术的渗透使我们迈向了人类历史上的飞速发展新阶段,在速度、广度、深度和系统性影响等方面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和联系方式,主要集中在数字化改变一切的大趋势,跨界融合和突破技术涌现的大机遇,颠覆和重塑社会模式的大挑战。[3]由此可言,数字革命不只是技术本身的转变,而且是基于模拟和机械电子的技术到数字技术的转变,“从由精确且便宜的模拟拷贝驱动向由精确且免费的数字副本驱动的转变”。[4]放远点与前两次工业革命相比,数据信息工业化代替能源工业化,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范围最广、节奏最快、影响最大的工业革命。如果放在人类历史的角度上,可能是人类经历的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对我们而言,是一种进行时状态。毕竟我们仍处于数字革命的开始。尽管数字技术使得社会发生了如此迅速的变化,但数字技术的潜能尚未完全发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数字技术所引领的时代风头与印刷机的初期一样令人振奋,潜力无限。

数字革命不只是如上所言的前所未有,更是无法拒绝的历史阶段。我们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和交互方式为数字化所重塑,数字化在我们生活的时时处处,在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对于数字原生代而言,这些数字土著隐匿于数字社会之外归身原始生活状态的可能微乎其微,因为处于“反数字化庇佑所”就相当于“被隔绝”。既然如此,我们都已带有数字化转型的“基因”,最好的处身数字时代的策略是在数字革命的新的历史起点,识别数字时代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来筹划适应数字革命变革要求的存在方式,来实现新的、更好的发展进步。

数字时代的法学教育的新机遇、新挑战

一般而言,法律始终遵循着技术重大变化的脉搏。数字技术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根本的变化,最终以相当大的方式影响了数字时代的法律,同样,这种社会—法律变化机制也会给法学教育带来新机遇和新挑战。

1.新机遇

数字时代是一个教育新时代的开始。使用数字技术创新法学教育方式和手段,成为法学教育升级的新机遇。新的数字教学技术以目标受众为导向,能为量身定制的教学方法的技术增强型学习提供个性化学习环境的机会,从而改善学生的学习环境,为法学教育的振兴和现代化提供机会,使其更加具有个性化、相关性、人性化和可访问性。除此之外,在线学习也成为主流。全面的行之有效的在线教学策略和工具,可以创造教学新空间,广泛的受众都可以使用在线学习,也能使教育处境不利的群体获得赋权。

数字技术,不仅给法学教育装备和教育环境的改善提供了机会,也给法学教育转型升级提供了机遇,即数字化带来法学学科破壁现象,特别是建立和扩展以法律技术为重点课程和实验室,为执着于自给自足的法律教义学内循环的法学学科提供了外循环的机会。例如,开发基于人工智能的应用程序,能解决法律不同领域的问题,甚至帮助查明案件;虚拟法庭实验软件的开发,可以数字演示、证据保存,以及与证人和外部专家进行视频会议。这相当于从外循环的角度来把握,如此则可以从外循环的视角来更全面、客观、动态地理解法律实践,而非仅仅局限于法律教义学的概念拟构和法条解释的内卷化。因此可言,在这不确定的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是法学教育最确定的机遇。

2.新挑战

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可以被视为是法律的“更广泛的背景”。面对迅捷更新换代的数字技术,我们的法学教育并没有迅速变化,甚至还有很多学者对数字时代之变认知不足,竟然还认为法学教育能置身数字技术之外。这种法学教育惰性是数字时代法学教育的最大挑战,也是亟须纠正的。

我们法学教育的环境不再是马车时代的法学教育,而是数字时代的法学教育。诚然,没有人能完全描述出这个数字世界结构的深刻变化对法学教育意味着什么,以及所有的挑战。但我们知道,社会系统会淘汰那些不再能够适应和竞争的人。从这个角度,我们传统法学教育的短板可能成为最受冲击的地方,更会有新的挑战表现形式。首先,法学教育惰性不是法学教育自身的惰性,而是法学教育认知的惰性。可以断言的是,我国的教育认知是政策导向,而不是教育规律导向。这其中主要原因是我国的法学教育主要靠政策拉动,过度依赖法学教育政策。政策一出,各学院就紧跟教育文件来创新调整和小修小补自身法学教育方案。如今教育政策上有新文科,但没专门的新法学、新法科政策,尽管有学者、学院认识到并呼吁新法学、新法科,认为新法学是新文科的一部分,[5]但实际上,新法学是作为新文科建设的一个重要分支提出的,其要求并在卓越法治人才培养计划、专业和课程建设的“双万计划”的实施中得以体现。但这没有专门政策的号召性、动员力大。这种过分依赖,是法学教育面对数字时代挑战的一个短板,政令不出,按兵不动,左顾右盼,政令一出,一哄而上,层层加码。其次,法学教育纳新和自变能力不足。通常,法学总体呈现保守的特征,学科孤岛化明显,学科内部都讲究“专业槽”,更不用说接纳学科外的存在专业和技术鸿沟的数字技术。这也是法学专业主要生源文科生的能力问题,理工科专业背景缺乏,对于技术与法律的融合创新的能力存在不足。

二、新法学之新

数字时代日益增加的数字化,综上所述,会影响法律教育。为此,科学应变数字时代的法学教育新时刻,已经变成了法学教育科学应对数字革命的新命题。新法学建设的提出应该成为中国法学界响应国家重大科技法治需求以及卓越法治人才计划2.0实施等一系列法学教育政策措施而在法学教育领域展开的新改革,可成为继“卓越法治人才培养计划”的实施又一重要里程碑,同时,也对卓越法治人才的教育培养提出了新模式、新内容、新实践。就此而言,新法学主动对接蒸蒸日上的数字革命热潮,主动培养能够适应和引领未来法治发展需要的创新型人才,顺应数字时代变局,在数字时代变局中开新局,是数字时代的法学教育持续原动力系统,是求新应变的法学教育改革,是主动适应数字革命新需求、新挑战的法学教育战略行动。

新法学,相对于传统法学教育,其并非完全抛弃传统法学教育模式,而是在明晰传统法学教育的滞后性后,通过“调整、优化、升级、换代、新建”创新出新的适应新时代、新形式、新形势变化的法学教育新模式,有法学知识之新,有数字时代之新,有教育观念之新,有思政育人之新。概言之,新法学之新是未来法学教育的标志特征。

新生:法理交叉融合

从内涵角度来看,新法学何以新生,首要在于“法”“理”交叉融合,即传统法学与自然科学的融通。传统的法学教育也存在跨学科的研究,但这跨学科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内部的“跨”,跨的幅度、跨的类别是有局限的,但也确实产生有影响力的跨学科。譬如法律和经济学,产生了法律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甚至产生了科斯等诺贝尔奖获得者。然而,现代法律学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活跃,复杂,并非人文学科的“跨”所能解决的,也越来越需要自然科学来帮助解决复杂性问题。因此,学科之间互联性的增强,法学学科之间的“跨”,非简单的法学学科内部的交叉融合,也在“超”越文理学科的界限,实现法学与自然科学的学科交际,形成了一些为攻克重大问题而在一个多元框架下聚集、组合在一起的文理交叉融合的跨院系卓越集群。[6]

一般而言,数字时代的一些新问题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可能还是一个技术问题,甚至技术也有演变化为规则的趋势,学术研究也可做实验验证,因而,新法学的提出,能以此为契机推动法学与自然科学进一步交叉融合和协同发展,不让学科边界变成法学教学研究的边界。综上而言,新法学不仅面对的是新生问题,还会出现新生的学科形态、研究组织、研究方法。

新兴:面向未来的适应方略

数字时代科技变革的发展速度太快,呈指数级发展。尽管此时有些变化出现端倪或者不那么明显,但很快就会意识到稍事的缓慢是正在给新兴事物的出现创造空间。一定程度,科技变革也是一种革命,一种会毁灭技术本身创造新兴技术的过程。因此,我们面对变化迅捷、激烈竞争和无可阻挡的科技变革,最好的方略是面向未来的适应。

适应性是旧观念的新突破。新法学是面对未来不确定的科技变革的适应方略,是对传统法学教育模式的新突破。这主要是体现了新法学的新兴特征,能从其他非法学的学科门类中孕育、延伸和拓展出来的面向未来法治发展的学科。可以预断的是,技术需要在新法学中占据突出的位置。说直白点,新法学的新兴需要高校把握未来法治发展方向,预测未来法治人才需求,提前布局未来法治发展所需要的学科,积极培养引领未来法治发展的卓越法治人才。

新型:创新型卓越法治人才

中国法学教育经历了70年发展,特别是2012年卓越法律人才元年后,法学教育转向高质量发展要求,这后来体现在2018年卓越法治人才培养计划2.0版中,创新型卓越法治人才正式成为法学教育新要求。这是不容易的进步。传统观念认为法律是解决麻烦的,不是制造麻烦的,在这其中,具有新想法的人常被看作制造麻烦、不守规矩的人。这成为法学教育的惯性,循规蹈矩,合法不合理地扼杀了法学教育的活力。当然,法学也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主动塑造技术的发展,它只能对技术的发展做出回应。但法学教育培养的人才可以是创新的,法律事务者可以是具备法律+技术素质、能解决新科技法律问题的法治人才,法学学者可以是以“攻城式”开创未知空间、获取新知识为己任的法治人才,这都是创新型卓越法治人才。

创新就是以新而不同以往的方式做事,释放人们的想象力,挑战当前并塑造未来。创新型卓越法治人才的培养,就需要“新型”的法学教育。这种“新型”法学教育,需要对传统的法学学科进行转型、改造和升级。例如,针对新出现数据、算法、互联网问题,这就需要对传统的刑法、合同法、侵权法进行重塑,使之成为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的新型法学学科,同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也是推动人文社会科学范式转变的双翼,这些新知识也是创新型卓越法治人才需要“加课”的。

新觉:课程思政育人[7]

常言道,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但长期以来,我们的法学教育中,多数老师只能做好教书的任务,育人环节却是勉为其力、不尽其力,甚至歪用其力。这种法学教育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只注重了知识性传授,忽略了价值性引领,培养出的法学学生可能有知识无品德,有文化无教养,个人精神迷失,职业信仰空缺。尽管国家政策为扭转这种局面,强化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做了许多工作,如2018年将“法律职业伦理”首次设置为法学专业的10门核心课程之一,并在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法律职业道德的分值都有所增加,但是这仅是一门课程的教育或考试导向,未能形成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为此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教师在教书育人中的关键作用,2020年6月1日,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要求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紧接着11月3日的《新文科建设宣言》要求强化价值引领,坚持立德树人,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

同样,新法学不仅有知识的新知,也还得有价值的新觉。新法学的新觉,就是教师要对法学育人有新认识,学生要有思想政治修养的新认识。为此需要结合法学专业课程特点挖掘思政元素,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将课程思政融入法学课程教学的全过程。在我过去的宪法学教学经验中,虽然只有五年,但我创造了生活宪法学[8]的教学体系,并将我所命名的“宪法学新三篇”作为平时作业进行抄写。也颇为自豪的是,课堂教学上,我能结合“宪法学新三篇”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宪法发展历程给生动地讲出来。我相信这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转化为优质教学资源,会有助于学生的政治认同、家国情怀、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的培养。笔者作为老师,也相信这两首主旋律音乐育人效果可堪一门思政课程。但需要注意的是,新法学中课程思政育人的强调,不能成为泛泛的道德或主义宣扬,更不能陷入僵化意识形态的樊篱。

三、数字时代的新法学的框架设计和实践路径

对数字时代的法学教育进行重新思考应该成为当今法学教育决策者的核心问题。新法学,就是基于数字时代法学教育新时刻而设计的法学教育新模式,其通过改革创新,借助新兴的科技手段,运用跨学科思维,通过学科交叉与融合,彻底打破学科壁垒,从而推动法学的新发展。

法学教育的新理念

在这个数字化转型和跨学科专业兴起的时代,新兴科技正在改变法律职业和法学院,法学教育需要与新的法律实践方法保持同步。新法学作为一种高等法学教育改革行动,需要引入法学教育的新理念,面向国家的法治战略需求,面向法学学术前沿的需求,面向未来社会法治发展的需要来培养卓越法治人才。

提供技术增强型法学教育,将是新法学的核心理念,其主要由两部分组成:技术强化学习和强化技术学习。[9]虽然现在传统的法律技能和知识还很重要,但是数字技术等新兴技术在智慧司法、智慧检务、智慧律所应用的强化,表明法律需要与计算机等新兴技术进行协作,才能在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中与时俱进、不为时代所滞怠。因此,提供技术增强型法学教育,是科技新时代的法学教育的必然。牛津大学研究人员也认为法学院在法律科技教育方面与法律实践存在差距,需要提供技术增强型法律服务的教育,特别是法律科技人员需要培养五种能力:思维理解、数据导向思维、敏捷的系统和设计思想、商业意识、数字伦理与AI和数字技术法则。[10]尽管这项研究成果,主要谈的是为弥补未来的律师技能差距,以满足客户对技术增强型法律服务的需求,但对于未来法学教育的方向认知趋同,都认为法律职业和法律教育正处于拐点,传统的法学教育和法学实践模式已不完全适应法律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这需要新法学的理念创新。

构建法学学科专业的新结构

新法学,与传统法学相比,需要更注重数字世界的法律变化,更重视学科的实用性、交叉性以及综合性。在数字时代,数字化对法律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一方面,因为刑事、民事、商业、税务、版权等法律领域迁移到数字环境,数字化成为法律规制的对象;另一方面,数字化也成为法律规制工具,很多平衡利益或解决冲突的法律功能已由数字技术接管。但是,法律变化通常是缓慢而复杂的,所以,数字法一般被认为是新兴的甚至是未来的法律,涉及在数字环境中执行的法律关系规则的综合。

实际上,不只是如上所述的数字法供给不足,数字时代社会急需的数字法各领域学科也供给不足,研究方面主要考虑是数字化的挑战和冲击,对数字化的机遇考虑甚少。我国有些大学敏锐地举办了人工智能法学专业,但看其专业方向,却涵盖数据法学、网络法学、算法规制和计算法学四个方向,从专业方向看,非独立的人工智能与法律,而是数字法学的一部分。从此方面看,学科专业方向建设上定名数字法学可能更为妥当。

诚然,数字法学应成为新法学学科专业的新结构。数字法涉身“领域”宽广。我们知道,数字化对法律的影响领域是宽广的,此故,数字法学领域可以涵盖诸如法律与互联网、电子商务法、数据保护法、网络安全法、人工智能法、区块链法、电子证据和电子化法律调查、公司数据合规等。同时,数字法涉身“时间”跨度大,还需要将当前的规范与未来的假定规范结合在一起,使过去的规范与将来由于需要对技术发展进行法律调整而出现的规范相协调。当然,数字法学,如果放在学科专业建设的角度,还不止上述的规则要素的学习,还需要有技术知识的学习。这种学习并非整齐划一地要求精通,而是需要了解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最基本的原理,掌握最基本的数字技术操作知识。是故,应该将数字法学引入新法学学科专业的新结构,不仅要设置数字法规则主题课程,还要增设诸如数据安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甚至区块链等技术主题课程。整体上,数字法学的学科建设可以涵盖数字社会的新兴法律问题、利用数字技术方法的法律大数据分析和法律场域的关键数字技术的研习。

2020年,我国新增交叉学科作为新的学科门类,交叉学科将成为我国第14个学科门类。从这可以解读出的政策点就是国家对学科交叉融合的重视,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在前沿交叉学科领域培植新的学科生长点,是高校学科发展的政策支持导向。虽然数字法学不可能像集成电路那样成为新的学科门类,但应成为一门法学专业核心课程,现阶段可成为法学专业“10+X”课程设置的专业核心课程,将来可上升为教育部指定的法学专业学生必须完成的专业必修课。通过以上的论证也可以知道,数字法学相对于人工智能法学、网络法学、数据法学、智能法学等,也更适合作为各高校自主设置的专业、博硕二级学科点。这是因为,从技术概念上,只有数字概念才能涵盖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也只有这种概念的整全性才不会出现一些悖论。前述的这些概念一般存在交叉,难以完全分离,比如人工智能主要靠数据喂养,数据通过互联网传输。可能各高校这样做的原因是围绕着自己的特色去圈一个“新兴概念”,既有特色学术传承,也有圈“概念”之嫌,但国家层面,最好以数字法学来统筹这些偏而不全甚至有些为特色而特色的专业、博硕二级学科名称。

更新法学人才知识体系

人的技能锻炼主要有硬技能和软技能两部分。上一部分,实际上表明了新法学的培养模式倾向于“法律+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也就是硬技能集中在“法律+技术”上。如今,法律技术大规模应用,代码也已经具备规则的功能,不可预见的数字时代未来,“规则就是代码”也很可能变成现实,不懂代码技术可能都很难称得上是一名合格法律人才,更不用说是卓越法治人才了。

然而,数字时代的新法学教育包括但不限于法律知识、法律分析、法学研究、文书写作和起草、数据分析、自然语言分析等“硬技能”的法律+技术教学。它还应有软技能的教育:沟通、批判性思维、团队建设、时间管理、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未来的法律人可能将更需要非传统技能来取得成功。事实可能真的如此,在司法领域,人工智能已经开始执行相应的司法活动,能将重复性的司法事务自动化,并能做出一定的司法决策。但无论怎么变,法律仍然是人类的事务,建立关系很重要,说服力、道德、想象力、人际交往能力甚至与人工智能机器人交往的能力,这些软技能,现阶段是无法数字化和自动化,因此,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即便是机器人产生了意识,也是需要与人类沟通交流的。可见,新法学教育下,法律教学法不应只是不成比例地专注于“理性法律人”的传统模式,还应同等地推广“感觉法律人”的模式,法学教师应关注运用软技能的法学教学法:富有同情心、专心、基于理性和善解人意的教学。[11]新法学教育下还应设置专门培养软技能的专门课程,课程应该涵盖有效沟通、冲突管理、压力管理,职业管理、合作能力、同理心等。面对复杂多变的数字时代,法学教育的软技能从实效角度既可以掌握软技能增强社会竞争力,又可以从风险角度未雨绸缪。

创新法学教育方式与手段

技术保障是有效和高效的法律教育和实践的先决条件。新法学建设要将技术强化学习作为满足数字时代法学教育日益增长需求的可行方法。数字时代的高等学校的教学对象是与数字互联网一起成长或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原生代,现在主要是Z世代。时代变了,我们法学教育的对象或用户的需求不再停留在模拟世界,而是数字世界,他们的教育需求也更喜欢与技术有关,注重真实性的数字环境。数字技术除了影响人的行为外,也影响着我们的大脑思维方式,传统的一支粉笔,一本教义,或者安装个投影仪的教学环境,已经很难满足“无网不知世界”“数字产品爱好者”的数字原生代的教育需求。继续用工业时代的法学教育方法而非数字时代的新教育方式,是难以为继,竞争不过机器的。

但是,法学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简单地在智慧教室安装数字教学设备,真正需要数字化转变的是更新教学工具箱以及老师的角色。在教师的教学工作箱方面,在线课程、开放式多媒体教科书、社交媒体辅导、教育聊天机器人等都是教师教学工作箱中可用的数字技术。教师还可以通过法学实验室实现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法律行为实验和数字实验。在法学教师角色上,应积极将数字技术辅助教学活动,改造传统法学教学手段,打造“金课”、淘汰“水课”。

分层次、分期进行新法学建设

现代以来,虽然中国法学教育发展道路,坚持了法学教育主流化,学习借鉴了发达国家主流的法律文明、法学教育经验和智慧,从最初谨慎做西方法学教育的小学生,到兼收并蓄、批判融通西方法学教育的发展飞跃,[12]但中国法学教育的国际竞争力,还停留在边消费西方法学智识,边量产中国法律人才的阶段。百年有余时断时续的法学教育历史,难以抗衡五百年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积累沉淀。但数字时代的到来,给中国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水平弯道超车提供了一个绝佳历史机遇。如今,关于数字法治的研究,这一未来法学最核心的内容,国内外都尚处起步阶段,一定程度上,我国学者的一部分研究优于国外学者的研究,譬如马长山教授的数字社会的社会治理和法治研究。[13]因此,我国的新法学建设应该紧紧抓住赶超机会,建设新法学的中国话语体系,为人类共同体法治文明做出可载入教科书的研究成果和示范性的成功法学教育经验。

循序渐进、分步进展是稳妥的建设规划。我国的新法学建设也应分层次、分期进行。新法学分层次建设,可以从法学优势高校、理工科优势高校和其他高校三类学校入手。法学优势高校重心探索数字法规则的基础理论研究,兼做数字政策与法治智库工作;理工科优势高校的法学院与本校优势理工科院系协同研发“法律技术”,做好法律科技核心技术攻关;其他高校围绕自身优势选择性发展新法学,不作统一强求,但应考虑到社会的数字化变革对法学教育影响,积极更新法学教育计划。

新法学分期建设方面,可以借鉴新工科的经验,在服务国家法治发展战略方面提出从“主动适应”到“有力支撑”直至“领跑全球”的“三步走”宏观目标。鉴于新法学与理工科存在密切的交叉融合,新法学的三步走的目标时间,可以同步或略迟于新工科。先期,探索形成新法学建设模式,主动适应数字时代法治发展;二期,形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新法学教育体系,有力支撑国家法治发展;到2050年,形成领跑全球新法学教育的中国模式,建成法学教育强国,成为世界“法律+技术”中心和人才高地。

四、结语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法学教育。“走进那新时代”,快速变革的新时代,数字化定义、改变一切,法治新课题层出迭见,只有法学教育的更新升级,才能为国家法治发展战略提供人才智力支撑,因而新法学要立足当下科技革命新形式,瞄准未来法治发展趋向,迭代创新法学教育模式,来打造法学教育的“质量革命”。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新法学的本质是“法”,要扎根法学创新融合新发展,“新”是特质,要立足法学学科前沿新趋势,“新法学”是方向,要瞄准国家法治战略新需求。归根结底,新法学是守正创新,不能简单地用“新法学”替代“旧法学”,不能为新而新、舍本逐末遮蔽新法学中“法”这一安身立本的本质。

【注释】

[1] 本文对新法科概念存有保留意见,因为新法科称谓不仅不符合官方定名惯例,按照国家标准学科分类来说还不科学。

[2] Jacques Attali, Millennium: Winners and Losers in the Coming World Order, New York, Times Books,1991, p. 17.

[3] 参见[德]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李菁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5~25页。

[4] Kevin Kelly, The Inevitable: Understanding the 12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Will Shape Our Future, New York, Penguin,2017, p. 66.

[5] 参见杨宗科:《适应新时代新要求,建设“新法科”“新法学”》,载《法学教育研究》2020年第1期;杨宗科:《论“新法学”的建设理路》,载《法学》2020年第7期。

[6] 参见季卫东:《新文科的学术范式与集群化》,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7] 此部分得益于西北政法大学教务处处长陈京春教授的会议点评启发,此处思想原创性属于陈教授。

[8] 参见杨学科:《生活宪法理念与教学实验》,载《边缘法学论坛》2015年第2期;杨学科:《基于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生活宪法”教学初探》,载《黑龙江教育》2014年第6期。

[9] 参见杨学科:《论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学教育新挑战、新机遇和新模式》,载《法学教育研究》2018年第23卷第4期。

[10] Václav Janeek et al., Education for the Provision of Technologically Enhanced legal Services, 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 40,2021, p. 2.

[11] Tsaouss Aspasia I, Using Soft Skills Courses to Inspire law Teachers: A New Methodology for a More Humanistic legal Education, The Law Teacher 1,2020, p. 1-30.

[12] 参见杨学科:《篱笆、渴望和中国法学教育四十年之“不惑”》,载《法学教育研究》2019年第2期。

[13] 例如,第四代人权研究。参见马长山:《智慧社会背景下的“第四代人权”及其保障》,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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