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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故事|胡壮麟:回首往事,倏忽七十载——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的追忆

党史故事|胡壮麟:回首往事,倏忽七十载——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的追忆

编者按:一百多年来,北大始终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特别是北大广大离退休老同志,在惊涛骇浪中开拓前进,业绩彪炳史册,精神经久不衰。下面是一群北大老同志的回忆。他们的回忆,从不同侧面勾勒了北大的发展历程,描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是了解北大历史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珍贵史料,也为我们了解传统、传承北大精神提供了生动的教材。这是空的一封信,也是立志报国,不懈努力的青春宣言。

个人简介:胡壮麟,1933年3月出生于上海,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1950年,他进入清华大学外语系。1952年院系调整后,来到北京大学西语系。1972年,他在北京大学西文系任教。2005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高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用学、英语教学法等。

胡壮麟

徘徊在战争中的上海少年

1949年10月1日,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缓缓升起,新中国成立了!

那时候我才16岁,在上海读高三,一所天主教中学——私立胜芳济中学。四个多月前,我经历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的历史时刻。

对于一个16岁的少年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处于一种彷徨的状态。先后经历了美、英、法、日统治上海的租界时期,以日军占领上海为标志的抗日战争时期,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官员回归,随之而来的是腐败和战争。在这样的背景下,身为上海少年的我,对现实深感不满,却不知如何行动和改变。

幸运的是,我有机会接触到来自解放区的进步思想。我在江湾的房子被日军炮火摧毁后,我们全家去了田萍路,那是上海法租界最边缘的地方。位于徐家汇的上海交通大学就在马路后面。交通大学校园里居然能买到进步书籍,比如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解放区作家何其芳的《画梦夜歌》!这些书对我追寻光明、迎接上海解放的影响很大。

当解放军于1949年5月25日凌晨进入上海时,我异常激动,我对黑暗中光明的渴望在下面这首短诗中得到充分体现:

节日

有人们在街上行走的声音,

它属于人民队,

华南欢腾落泪。

黎明的第一声钟声敲响了。

我睁大了眼睛,

空之间的黑暗已经无法阻挡我的视线。

我想起床!我想起床!

叫醒你沉睡的同胞。

钟声荡漾,

再次冷静下来...

窗外,零星的枪声,

驱散了夜莺的低语。

这个充满诗意的夜晚,

一个伟大的节日诞生了。-为解放上海而制造

我很惭愧。虽然建国后我积极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但在组织号召同学随解放军南下时,我却鼓起不了勇气去报名。在这个阶段,我要求进步,但我害怕采取措施。

当时脑子里想的更多的是准备上大学,上哪个学院?哪个部门?按理说,我是在上海长大的,那里的大学多的是,复旦,上海交大,光华,同济,所以我不用担心上大学的问题。但是有两件事困扰我很久了。一方面,在中学,我希望长大后成为一名像小甘一样的记者。从这个角度来说,复旦大学和圣约翰大学都有新闻系,都是不错的选择。另一方面,我的脑海里有另一种遐想,希望能在远离家乡的北京上学。我不仅能在何其芳的绘画《梦》中听到叮叮当当的驼铃,还能参观以天安门广场为标志的新中国首都。

在这种犹豫不决的状态下,我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高考。当时没有全国统考,而是分地区招生,比如华东,华北,东北。一些私立大学单独招生。就这样,我申请了华北的清华,华东的复旦,还有两所私立大学——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整个暑假我一直在跑步。没想到,我被以上四所大学全部录取,这让我不得不在上海和北京,新闻系和英语系之间做出选择。

这时,我的一位姓潘的邻居向我建议说:要当记者,一定要有很好的外语知识,否则你不可能成为像小甘那样的优秀记者。所以他劝我先学英语,打好基础,毕业后再找一份记者的工作。正好,我去上海清华校友会了解情况时,有老学长告诉我,清华很快就要成立新闻系,以后可以转系,于是我下定决心要去清华,成为清华外语系英语组的一名学生。

第一次离家去北京,对我来说是一种锻炼。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组织我们大一新生集体北上,包了一辆专车,由后来成为北大校长的学长丁带队。

在清华和北大的大学时光

1950年9月,我走进清华的校门,到大操场报到后,看到外语系的宣传标语:“清华校园是革命大家庭,外语是斗争的武器。”我在这样的“革命家庭”里度过了两年。

1951年4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成府路上的一家小饭馆里吃云吞面。在饭桌上看人民日报的时候,偶然看到了魏巍的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后,作者写道:“亲爱的朋友们,当你们登上早晨的第一辆电车,步行去工厂的时候,当你们扛着犁和耙去田间的时候,当你们喝着一杯豆浆,背着书包去上学的时候,当你们安静地坐在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的工作的时候,当你们把苹果放进孩子们的嘴里的时候,当你们和爱人悠闲地散步的时候,我的朋友,你们意识到自己是幸福的吗?”突然,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是志愿者的战斗让我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生活。很快,我们年级党员最集中的俄语组同学积极报名参军,再次触动了我。在没有得到家人同意的情况下,我最终没有决定报名参军。没过多久,学校做了支援装甲兵的第二次动员,我报了名。可惜体检的时候因为高度近视没被录取。

由于我在思想和行动上的进步表现,我于1951年12月被接纳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一员。没过多久,“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展开,我被清华大学校党委派到北京市委参加这项工作。我们小组的组长是北京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谢青同志。这期间,我有了入党的想法。事业组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时候,谢青说了这么一句话:“不要以为革命胜利了,一切都解决了,变好了。我们的农村还很落后,妇女在农村还没有地位,所以我们必须继续革命……”我当即表示要继续提高觉悟,努力入党。

当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告一段落时,又动员了一部分人支持上海的“三反”“五反”。我被选中是因为我会说上海话,所以我去上海参加了两个多月的运动。经受住了“三反”“五反”运动的考验,清华外语系党支部在暑假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同意我成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

暑假伊始,我们提出去工厂劳动锻炼,经向北京市委请示,清华大学校党委批准。我和外语系的一些成员以及其他同学去了二七机车厂,其他人去了石景山钢铁厂。坐落在卢沟桥畔的二七机车厂,有着“二七”总罢工的优良传统。我们可以和工人老师一起劳动,接受革命历史教育。

我们被安排在二七机车厂工作一个月。结果两个星期后,我突然接到清华大学校方的指示,让我马上回学校,说我又有任务了。返校后得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际会议——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即将召开,需要清华外语系学生的支持。一开始我们被安排住在中山公园的几个大厅,白天集中学习。这时我们了解到会议的背景:美国单方面与日本缔结和约,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美国侵略者破坏朝鲜停战谈判,在亚洲各地建立军事基地,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严重威胁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如果我进入清华外语系,接受的是“清华校园是革命家庭”的教育,那么我最能理解“外语是斗争的武器”的含义。

1952年暑假,教育部对中国高校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重大变革——全国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原有的文科学科并入北京大学。我也转学到了北大。亚太和会后,所谓的“返校”并不是回清华,而是直接报新北大。我到新北大学后,帮助共青团东、西、俄总支部宣传委员倪孟雄同志从事宣传工作。很快,东、西、俄三个系分别成立了团支部,我担任西文系团支部书记。1953年夏天,我在西文系党支部成为一名积极分子。

这期间我还是抱着“重政治轻学习”的想法,很少考虑如何搞好学习。没过多久,我开始感到压力。当时毛主席号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团中央立即在中国人民大学操场召开全市团总支书记以上干部会议进行传达。我也参加了。此后,北大党委、团委在不同场合多次要求党团干部在“三好”中发挥表率作用。我时不时和共青团员、学生会干部一起研究怎么落实。

胡壮麟北京大学毕业证书

就“身体健康”而言,党员应该以身作则,按时起床关灯。值得一提的是,国家体委在北京实行了“劳动卫生制度”。我在短跑、中长跑、长跑、单杠、双杠、跳高、跳远、铅球、体操、爬绳等10个项目上都达到了优秀的标准。,并荣获“劳动卫生系统”优秀荣誉奖章。

“做好”主要是指党、团、学生会、班干部的社会活动。时间固定在下午2-4点,也可以。

唯一让我们觉得难的是“好好学习”,因为党团干部每天午休后的学习时间比其他同学少两个小时。当时发生了一件事。一天下午,接到初二一个团员的举报,说他们班的团干部关了门,在女生宿舍哭。我急忙问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他们期末考试没考好,没完成“好好学习”的任务,没办法向组织交代。他们不得不关上门哭泣。我在班上得了一个“4+”,处于中等水平。

党可以为所欲为。

1954年毕业的时候,我的第一选择是参军,因为中学和大学两次没有报名参军我一直很内疚,第三次因为视力不好失败了。另一个原因是清华外语系有一个传统。不同时期的党支部书记都是毕业后参军的。他们是我的榜样。

北京大学东方语系和西方语系共8名学生被通知到总参二部报到。在报名的时候,干部处的刘处长热情地看着我们,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颇有感触的话:“你们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

我担任过实习翻译、翻译、参谋等职务。在第二总参谋部。在新的岗位上,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美国想在太平洋的一个岛上进行大规模氢弹试验。我经过研究、分析和整理,报告了整个情况。第二部长将军立即报告国防部彭元帅,彭直接转呈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为此,总参政治部给我发了“先进工作者”证书。第二本书期间,我还发表了《美国的军事科学有哪些落后于苏联?在解放军报。》,后被《光明日报》转载。

1958年春,军队动员10万复员官兵建设北大荒。我被批准报名,调离部队,离开北京。1959年底,我接到了调回北京工作的通知,最后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信息资料室安顿下来。信息资料室分为三个组:信息组、翻译组和资料组。我学英语,被分到翻译组。没多久,办公室主任发现我有一定的组织能力,让我担任翻译组组长。1960年初,全国处于困难时期。我不仅提供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大国的农业生产情况,还收集了同样是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的印度的农业生产经验。

在农科院工作了十几年后,1972年底,我回到北京大学西文系英语教研室工作。回到北大后,我先给1970年入学的工农兵们上听力课,学了两年。除了现成的听力教材,我每天还从收音机里录制BBC、VOA等国外电台的广播新闻,并翻译成文字。然后我请长期留在中国的美国老专家文德校对,做成我自己的教材。

1974年,北京大学接收了一批越南留学生。两位教授,吴竹村和一灯是讲师,我由安美华老师协助。此外,我还负责教听力课。学生对我的教学感兴趣,用各种方式练习听和说。1975年夏天,越南留学生回国后,我先去首都机场帮助李福宁先生培训机场工作人员学习英语,后担任1975届工农兵进修班教学组长。

改革开放孕育新生命

1978年,我通过了教育部全国高校中青年出国培训选拔考试,被保送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深造,同行的共有9人。我利用这个机会在这所大学的语言学系攻读了一个普通硕士和一个优秀硕士,从此开始了余生的高校语言学教学生涯。

悉尼大学语言系主任韩礼德于1949年前后在北京大学和岭南大学攻读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导师分别是罗昌培先生和王力先生。鉴于他在中国的经历和中国革命的影响,他对我们三个在本系学习的老师都很友好,对他们也可以很严格。他所倡导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不仅继承了王力和高的功能主义理论,而且将伦敦学派的理论与他的英语导师福柯等人的理论相结合。国外大学流行的“研讨会”与国内学校使用的“听课记笔记”的教学方式形成鲜明对比。

虽然我在语言学系学习,但我也参加了英语系为国内高级教师安排的一些课程。主讲人是系主任克莱默教授、讲师朗姿博士和悉尼教育学院的老师。克雷默后来成为悉尼大学的校长。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经校方同意,我以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名义邀请克雷默参加庆典。

1998年,北大校方领导决定成立“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虽然我已经退休多年,但我仍然是负责人,我服从组织的决定。期间,澳大利亚澳中理事会主席知道我从事语言学教学和研究,特意提醒我,新成立的中心和即将召开的北大学术会议,不仅要看小说和诗歌论文,还要动员北大等学校从事澳大利亚研究,如政治、经济、外贸等。为此,我自己带头写非文学类论文。经过多年的努力,在我2016年离任后,我将相关论文收集到《跨太平洋:胡壮麟澳大利亚研究论文》中。

北大评职称时明确规定,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全面发展的教师优先晋升。对此我非常赞同,我也会相应地监督自己。

高校恢复招生后,北大的外语老师压力很大。外语专业分两个方向——文学和语言。北大老师对文学课程比较熟悉,但不清楚如何进行语文教学。如果回到以前单纯的“听说读写”教育,岂不是把大学变成了外语学院?改革开放后,开始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给他们开设专业理论性更强的课程,难度更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蒋、、朱、等教师提前出国深造。努力开设普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文学文体学、叙事学、英语文体学、社会语言学、外语教学法、外语测试等课程。对于本科生;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有系统功能语法、历史语言学、语言理论和流派、语义学、语言和隐喻、互动交际、语用学等。所以每年都有很多高校老师来观摩学习。就我个人而言,改革开放后,我在北大除了本科生之外,还培养了25名硕士生,8名研究生,17名博士生。

科研方面,我教书,参加学术会议,写论文。从1981年回国到1996年夏天退休,我发表了63篇论文。专著方面,有两部专著,一部是一本,一部是合著,一部是主编,一部是合编。获奖情况也令人满意。同时,我积极参加国际会议。我去过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芬兰、荷兰等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参加过20多次国际会议。会议主题涉及系统功能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用学、语篇分析、论证、象似性、英语教学等。

管理方面,我从澳洲回校没多久,就被任命为西文系英语教研室副主任兼主任。1983年英语系成立后被任命为副院长,1985年被任命为院长至1993年。

退出,有所作为。

1996年,学校通知教师退休年龄可以提前到63岁。我立即提出报告申请退休,并得到批准。

但是退役之后,我没有休息。为了建立符号学研究会,苏州大学应隶属于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会。主席勒·戴云教授提议由北大教师担任协会主席,对方表示同意。当勒·戴云听说我退休了,他给了我这个任务。我要从零开始学习和研究符号学这个新领域。过了一段时间,北航外语系主任高远邀请我去他们学校给研究生做讲座。过了一会儿,我去医院看望了我的好朋友北师大的钱媛。她去世前让我继续上完她的课,去北师大兼职博士,招博士生。不知不觉七八年培养了九个博士生。

我从未停止过科学研究。从1996年下半年至今的23年里,我完成了9部个人作品和散文,5部合著,9部主编,13部副主编,182篇论文,获得了很多奖项,这里不一一列举。

谢天谢地,2018年北大离退休工作部邀请我参加北大离退休教职工金婚庆典,代表913对金婚夫妇上台发言;同样在2018年,北京大学离退休工作部授予我“作为明星的价值感和幸福感”奖。

回顾我们的一生,可以说我们是在艰苦奋斗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见证了祖国的崛起和民族的复兴。

文章转载自:思政网

编辑:周统

编辑:顾恒琪

审核:张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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