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同样的入室盗窃?我被判了7年,他才3岁?”
“我太穷了,卖不起毒品。这是人之常情,对吧?吃官司纯粹是运气不好。”
“在监狱呆了20多年,感觉自己在赔钱。出去后政府不应该管我吗?”
……
即使在监狱里,囚犯们仍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时一个单一的判决并不能完全解决他们的困惑。“所以监狱警察的职责之一就是结合法律知识,充分说理,让他们真正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以后不会再犯。”熊家明说,他是上海南汇监狱第二监区的分管警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教师。
服刑人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教育群体,对他们的教育属于“再社会化”教育,应该以劝善扬义为基础,目标是把他们改造成为遵纪守法的合格公民。南汇监狱为此专门成立了讲师团。目前有60人,都是像熊家明一样的兼职警察。这群“特殊园丁”各有所长,他们负责教导服刑人员的法律、道德和心理健康。
法律课,拧紧螺丝。
“熊队长,你今天为什么要学知识产权法?我们这些乡下人没见识,也不认识几个大字。”犯人张三疑惑地问,民警熊家明听后哈哈大笑:“就是因为没有知识,才侵犯了别人的知识产权!”
张三以前是做小生意的。有一次他在网上买了一款剃须刀,发现同一款剃须刀在不同的网店价格完全不一样。嗅到“商机”后,他联系卖家,参与批量组装销售假剃须刀。网店销售额达到几百万元。听了熊家明的课,张三才发现,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例。
但张三还是觉得吃官司是自己倒霉,不被发现就没事。课后他才发现,犯罪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专门的刑法体系来评价。避免被抓是不可能的。只要做了,迟早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熊家明在教书。
熊家明,90后,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矫正教育系出身,对法律课比较熟悉。他特别擅长“就地取材”,犯人的亲身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谈到抢劫,他经常用一个案例,一伙小王偷钢材,在路上被老李一行人“拦腰截断”。在打斗过程中,小王将老李从车上踢下,导致老李意外死亡。“不要以为‘黑吃黑’不受法律约束,抢劫非法财物也可以构成抢劫罪,哪怕抢劫的对象是小偷。”熊家明站在主席台上,目光扫过时,一些犯人低下了头。
囚犯赵四因入室盗窃被判七年徒刑。和很多刚入狱的人一样,他认为法院的量刑过重,尤其是在新闻上。有些人与他们的基本案情一致,但只判了三年。刑法课上,熊家明讲到“同案不同判”时,赵四听得很认真,定罪量刑考虑的因素也相当细致。原来他是因为作案时携带凶器才被这样判刑的。
因为盗窃,服刑人员郭二本来想偷别人的狗吃,结果被主人发现了。他掏出口袋里的刀,慌乱中将对方刺死。郭萍很诚实,凭着激情犯了谋杀罪,被判死缓。熊家明请他上台讲述自己的犯罪经历。他讲完自己的过去后,以为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母亲了。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表示后悔,好好改造。
这样的忏悔态度会带来一定的示范效应,但总有人坚持己见。孙达是一名囚犯,上世纪90年代因谋杀入狱,服刑20年后即将出狱。他总是和熊家明一起念叨,“我觉得我在赔钱。来了几十年了,出去也是一无所有。像我这样的人,政府应该照顾他们。”
熊家明认真地说:“你出门第一件事,就是去你杀的人的坟前,给他除草,看看你自己在坟前亏不亏。不懂悔改和自立,还想不劳而获。这样下去还想再进来吗?”出狱一段时间后,监狱收到了孙资本的来信。他用在监狱里学到的技能去找工作。他还特别感谢熊家明。“我现在过得很好。请熊队长放心,我不会再进来了。”
2013年参加工作后,熊家明自愿加入监狱讲师团,成为一名兼职“讲师”。他还记得,第一节课是《犯罪观与犯人观》。偌大的报告厅里,每次200多名犯人听课,都站得笔直,统一盯着讲台,没有一点声音,气氛甚至有点冷。刚开始很不习惯,但现在,作为一个有着八年“教龄”的老教师,熊家明早已泰然自若。
监狱的法律课程不一样,需要引导犯人认罪。“通过这些通识教育课程,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犯罪,如何认定,为什么犯罪后要处罚,处罚是否适当,处罚完了怎么办等等。”有些服刑人员听完课会认真写下自己的经历,也愿意继续讨论相关问题。
“我们改革的目的是‘改革大墙里面的人,让大墙外面的人过得好’”,熊家明解释道。“大墙外的人包括犯人家属和普通人。对于家庭成员来说,就是‘浪子回头,将来融入家庭生活是多么幸运’。对于普通人来说,犯过罪的人不再违法乱纪,也是符合社会期待的。”
诚信教育,知得失
写一个“转型承诺书上写的东西,但没写完”;假设你现在正在参加监狱组织的“申诉会”。你想当面对受害者或其家人说些什么?
拿到“学习任务单”后,看着这两个题目,犯人陷入了沉思,似乎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动笔。
得到的回答五花八门,民警何晨军宣读:“不遵守纪律,年内有违纪行为;未参加并完成年度学习任务的;没有更好的反思自己犯罪的原因,人生检讨会的参与度不高;我没有认真写思想报告等材料……”
“很多人都提到了写思想报告的问题。对此你怎么看?”何晨君带领大家讨论。有人说监狱要求太高,不写不行。他们能力有限,但态度正确;有些人为了获得司法奖励而大声疾呼。如果他们写得好,会给警察和监狱领导留下好印象,对未来有好处。
第二个问题,几乎所有人对受害者或其家属的承诺都是非常积极的。何辰君问:“你觉得对方听到你的承诺后会怎么做?”有犯人失望地说,“他们可能不相信我,会问我这么长的刑期怎么弥补他们的损失。”还有人以为对方会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不良行为习惯,重新做人。
一名囚犯因犯欺诈罪而被监禁。他在演讲中谈到了自己的案例,并表示,“当时真的没想到会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我们拿的钱是他们的救命钱,有几个人因为没钱治病死了。我们间接造成了他们的死亡,这让我良心不安,根本无法面对他们的家人。”
讨论就是为了引发这样的思考。“刚才的‘学习任务单’可以理解为诚信带来的‘得’与‘失’。失去诚信的后果可重可轻可小。”何晨君想让大家明白,诚实就像一面内心的镜子,可以帮助大家在迷茫的时候找到人生的原点。
何晨军
何晨军还设计了《尝到甜头》、《穿越火线》等心理团体训练课程。在团体训练的过程中,有时候需要有意识的闭眼,有时候需要互相引导,互相配合完成任务。这些诚信主题的培训主要针对涉及诈骗等金融犯罪的服刑人员。
犯人做小组训练的时候,何晨军仔细观察,记录每个人的表情,团队之间的配合,有没有违规等等。训练结束后,当他指出有的犯人偷偷睁眼,不守规矩时,有的人会脸红,给自己找借口,有的人会主动认错。
何晨军还总结了服刑人员在日常改造中不讲诚信的典型事例,教育大家养成诚信的观念。“如果滑倒,可以立即恢复站立;如果你失去了你的承诺,你可能永远无法恢复。诚信不仅是一种态度和意愿,更是一种能力,可以让你站起来,走出大墙。”
德育课,担当责任
“父母之年,须知也。一个高兴,一个害怕。在“理解责任”课上,教育改造科民警王振宇解释了这句话:“父母的年龄一定要记在心里。他们一方面为自己的长寿感到高兴,一方面又为自己的衰老感到害怕。”
这是王振宇一直记在心里的,他也经常在课堂上引用。“责任有很多种。作为一个服刑人员,你也要对国家、社会、家庭、对自己负责。”王振宇会强调,在孝道这件事上,要“顾心不顾迹”。服刑人员虽然不能陪父母,但是要给父母打电话,多写家里的信。尤其是在团圆的节日,一封小小的信,会给家人带来双倍的温暖和力量。
下课后,服刑人员钱琳找到王振宇,说他上课时总会想起母亲,尤其是在课堂上看了短片《母亲的烹饪》后。他患有白内障的老母亲,从农村翻山越岭来到城市,只为给女儿做一顿饭,这让他更加难受。
钱琳因信用卡诈骗入狱。服刑期间,母亲悲痛去世,妻子带着孩子改嫁,家里只剩下一个70多岁的老父亲。钱琳本人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健康状况不佳。“每次想起来都很难过,我活在世上已经没有意义了。”
王振宇知道钱琳对变革的态度一直不太积极,他整天得过且过。40多岁的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这次他能主动找他们谈话也是一件好事。“你说你妈妈最爱你,所以她肯定希望看到你在天堂过得好,不希望你一直堕落下去。”王振宇说了几句话,钱琳眼里含着泪水。
王振宇继续说,“我母亲走了,我父亲还在。出去后,你要利用你的定期劳动来抚养你的父亲。妻子带着女儿走了,但你永远是父亲,有责任抚养她。出去以后,你要给你女儿做个榜样,让她改邪归正,对不对?”钱擦了擦眼泪,点点头。
王振宇在教囚犯。
此后,王振宇经常去找钱琳谈话,告诉他在狱中要勇于承担责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既是对自己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争取改造积极分子,个人卫生标兵,争取司法奖励,早日回归社会;还可以学习文化法律知识,参加水暖、园林绿化、绿色化工、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技能培训。,并让你的女儿知道她没有推卸责任,摔倒了还能爬起来。
囚犯们有时会为小事发生争执。在课堂上,王振宇反复强调“三思而后行,相互尊重,换位思考,吃亏是福”,引导他们多思考,多行善事,不仅仅是坐牢,更应该内化为长期的行为准则。钱出狱后,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他还回到监狱,给王振宇送去一面锦旗,感谢他的教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