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丰,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第七届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历任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走向国际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然而,随着英语的普及和人工智能的出现,高校外语教育和外语人才培养的发展方向也在发生变化。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中国文化的走出去,中国的汉语学习者人数和海外留学生人数都在不断上升。
如何改进高校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如何培养适应时代需要的外语人才?如何加强我国留学人员的引进、管理和培养?就此,南方之窗记者采访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德国研究专家蒋丰。
什么是世界水平?
南方之窗:随着英语的普及和人工智能软件的应用,外语人才面临的就业环境有些变化。我们的大学外语教育应该如何改进培养模式,定位培养方向?
蒋丰:目前社会上有一些声音认为,开展外语教育的高校数量庞大,社会上上外语的人很多,会影响高校外语专业的就业。我的观点和现在很多文章讨论的不一样。我觉得没有必然联系。社会对高层次外语人才的需求仍然巨大。关键在于外语专业教育的培养质量是否符合国家发展和社会建设的需要。
外语教育是分类的。高校的外语专业教育和社会上的语言培训的区别在于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无论是业余学习、地理补课,还是学习一个专业、一门学科。现在我们说学外语的人多了,其实上学好,学得好的人还是不够多。高校外语专业的学习内容和就业方向不一样。在我看来,我们在作为专业的外语教学和应用方面没有做太多,而是做得不够。
在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的校园里,来自巴西的外教Keith和他的学生们正在食堂喝饮料、等饭。
我举个常见的例子。我们很多城市的公示语都有很多错误,闹出很多笑话,无论是在厕所还是在车站。有一次,我在一个国家博物馆看到,“出口”的牌子英文居然写成了“export”。可见,专业外语人才不多,外语专业建设不够,我们的整体外语水平有待提高。
当我们把外语作为一门学科时,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就更大了。我们的老校长胡先生曾提出,我们的外语学科要努力达到世界水平。所谓世界水平,就是你能用一门外语作为学科知识去研究国家的情况,并得到认可。
但是,我们现在有多少外语研究者的研究能够在使用这种语言的国家得到认可呢?所以,我们的外语教育不是过分,也不是简单的说有就业危机,这是个伪命题。
事实上,我们的国家非常需要更多的外语专业人才,更高层次的外语专业人才,更权威的外语专业人才,以体现中国学习外语、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能力,但我们在后一点上仍然落后。
我从学科或者专业的角度讲外语。专业外语能力就是把一门外语作为一门学科,形成系统的学科知识。我有一套完整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对目标国和本国进行系统的研究,能够得到目标国乃至国际社会的认可。
另外,汉语作为一门外语,和汉语是不一样的。对外汉语是一门表达和讲述中国和中国故事的学科。但是,我们还缺乏对外汉语传播中国文化的语言基础。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国家的语言能力建设还是相当不足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研究力量不足。真正讨论、研究和分析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整体语言能力的还相当薄弱。
南窗: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上海大学建校70周年。在过去的70年里,你认为外语教育的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外语教育和外语人才在每个阶段的使命是什么?
蒋丰:新中国成立时,外语教育和外语人才有两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当时中国还处于战争状态,有抗美援朝战争,国际战争需要语言人才为战争服务,于是第一批上海和外国的毕业生奔赴朝鲜战场。这是一场武术之战,也是一场文艺之战。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需要建设精神文明和与过去不同的政治、文化、精神体系,所以当时中央马列编译局需要外语人才进行翻译工作。此外,还有社会建设。当时我们和苏联的合作特别密切。我们的许多重大项目和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都有苏联专家的参与。专家的工作要翻译,专家带来的资料要翻译,整个施工过程都要翻译。因此,我们的外语教育和外语人才与当时新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
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了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阶段,这也是外语教育发展的第二阶段。在学习阶段,要翻译和介绍各种资料,需要培养专业的外语人才。从相对单一的外国语大学,发展成为人文社科等多学科大学。
胡老校长在建校35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未来要发展成为一所多科性、应用型的外国语大学。现在我们又前进了一步,就是在应用的基础上,更要强调学术。
几年前,我们提出了“多语加”的策略,即外语专业的学生不能只说一门外语,而应该是多语种的,加上专业的学科背景,这就要求学校为学生提供多种外语课程和专业课程。
西藏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尼泊尔语专业的学生正在举办尼泊尔语故事比赛。
第三阶段的大背景是中国的全球存在感增强,国际舞台上随处可见中国。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再仅仅维持和满足于一个学习者的角色,而要成为国际事务的参与者、合作者、贡献者,甚至是领导者。因此,国家迫切需要完全胜任国际事务和参与全球治理的外语人才,既能懂外语,又能懂相应的专业知识,还能构建中国的外语能力。
大多数国家的外语教育体系都发生了变化。
南方之窗:你觉得未来的外国语学院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蒋丰:我觉得现在的外语教育模式还是有点落后,因为我们还没有明确区分外语能力中的语言能力、学科能力、专业能力,我们人才培养的层次结构也不清晰。是培养翻译人才,还是培养学科人才,还是培养一般的专业人才,没有明确的规定。
当然也不能说完全不好。但目前国家急需的学科人才供不应求。我前面说过,要用外语去研究目标国,构建中国人自己的目标国知识和能力体系,得到目标国乃至国际社会的认可。
所以我觉得要区分语言能力和学科能力。语言如果要培养成语言能力,其核心应该是语言应用能力。通过听、说、读、写、译技能的培养,培养新锐的翻译、笔译、口译、会议翻译等人才。应该认真系统的培养。
如果把语言和学科结合在一起,首先要让学生具备一般的语言能力,也就是说要把语言技能学习设置在基础阶段,建立语言学习中心;在专业学习的提高阶段,要注重学科知识和方法的学习。此时的语言学习是融合了专业知识和学科能力的。
这对外语学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那些教初高中语文课的老师呢?包括精读、写作、翻译在内的课程呢?这是一个大的重建。同时,在语言能力之上,还要培养学科能力,如语言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
因此,有必要重建整个外语学院或高校外语系的教学组织,使之与人才和知识相结合。相关教师也要转型,不仅教语言技能课程,还要学习民族文化、历史、文学。
印地语专业在翻课本。
目前我们大部分课程都是围绕语言技能安排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最后什么都能学一点,但可能什么都不好,不利于优秀学科人才的培养。在国际上,我们很少用相关语言来研究和发布该语言所属国家的情况,因为学科知识不系统,方法也不系统。学者们看到了很多现象,但没有准确深入的理论分析。
现象可以由记者报道,但学者需要在这种现象之后追问为什么,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但没有学科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支撑是做不到的。当前需要高度重视的是,我们缺乏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话语能力,外语话语赤字明显。
我们的外语教育应该有三大支柱支撑。首先是重视对语言本身的学习和研究,这不仅包括推动传统语言翻译者走向卓越,还包括神经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数据语言学、语言智能等。在新兴的人工智能领域。
二是把语言作为知识的工具,与各专业相结合,培养会说外语的专业人才,其中要高度重视外语能力的培养。三是推进语言学科研究,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研究。
其实这就需要我们搭建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实现跨学科、跨部门的融合发展。大学必须打破院系之间的壁垒。新知识往往诞生在不同学科的边界,但大学要“破壁”并不容易。让大家认同这个想法,然后才能去实践。环顾世界,像中国这样的外语大学和学科并不多,大多数国家的外语教育体系都发生了变化。
在内蒙古大学满洲里学院,俄罗斯男生维达利正在给学生上课。
南方之窗:您刚才提到外语学习者必须到当地去体验和学习当地的语言、文化和社会。你认为在挑选交换生或留学生时,最应该看重哪些品质?
蒋丰:我们不指望每个学外语的学生都出国留学。他一定是对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留学感兴趣,或者想了解国外的情况。不是每个学生都想出国,因为有风险。但是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所以我们会培养这样的人才,鼓励这样的配套教学。
但是说到选拔,我不太同意我们负责同志的意见。我觉得,只要他们有志向,愿意去,就应该支持他们去。但是负责的同志总觉得应该选那些学习成绩好的。我不认为未来的天赋取决于你在学校的考试成绩。另外,我觉得国内外的学生都不错。你还应该选择什么?
这是关键的雄心。我觉得我们同学的区别在于志向不同。然后我们应该鼓励有志向的学生出国。但说到具体环节,大家都觉得应该选,我也赞同。我觉得最好的选拔方式应该是看这个人有没有野心。
南方之窗:你认为外语院校培养的“外语加专业”人才与其他学科相应语言能力的人才相比有哪些优势?
蒋丰:当然,学完外语再学专业知识更好更扎实。当然最好是同时融合学习,外语和专业相辅相成。比如,我们自己构建和提出的国际关系理论就很少,学习和研究的多是西方的。
与其学已经转手的知识,不如在语言上打好基础再直接学,不是吗?所以,在国际问题的研究中,外语专业人员仍然占很大比重,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理想情况下,你应该了解你所研究的国家的语言,这样你就可以直接获得研究资料,获得优秀的研究成果。
留学生在体验中医文化。
汉语的传播需要方法的支撑。
南方之窗:前阵子关于留学生的争议之一就是有人质疑在华留学生的汉语能力。你怎么看待这样的情况?
蒋丰:对于在中国的留学生来说,我们不仅要重视对他们汉语的培养,还要通过我们的全英文课程,吸引一些不懂汉语但能学到学科知识的留学生。我们在上海和国外都非常重视这两个方面。比如我们既有中文专业,也有金融、新闻等非语言专业。
我们有一个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学生。回国后,他会帮助中国企业在当地做广告,他会有针对性地学习中文和相关专业技能。东南亚的学生大多打算回当地做汉语老师。因为东南亚国家有很多开设汉语课的学校,会学习汉语教学法。或者非洲和中东的同学喜欢做生意,他们希望学一点中文方便做生意。
我们根据他们的不同需求提供课程。同时,我们也提供英语授课的课程。对于那些暂时学不好中文的学生,我们用英语教学,这是我们非常重视的。因为能够在学科和专业领域培养留学生也是我们大学全球竞争力的体现。
然而,目前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仍然缺乏有效的语言学和教学方法的理论支持,不足以帮助中国文化的传播。与英语的传播相比,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得益于应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支持。没有必要设定目标,但需要理论和方法的支持。
在英语的传播过程中,这一点尤为明显。英语的传播受到语言学理论和教学方法的支持,如交际法和功能语言学。现在,我们只把它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其实是一种话语传递的方法,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提升软实力的方式。
原来,当我们学习一门外语时,我们必须学习大量的语法,并将外语与汉语进行比较。那时候叫语法翻译法,不利于传播。所以欧美一些学者提出,语法不重要,语言的目的是交流,用交际法交流就够了,不管语法对不对。有了这个变化,就有了理论支撑,英语在全球的传播变得非常快。
2019年,上海外国暑期学校的留学生们正在体验刻制尺子上的京剧脸谱图案。
南方之窗:吸引留学生来中国留学,对于中国目前的教育和社会发展有什么重要意义?
蒋丰:我觉得吸引力是一方面,但是很多学生来中国是因为符合自己的发展规划。例如,中国已经是德国学生的第二大留学目的地。这并不是说我们吸引德国人来中国留学,他们就会来,而是因为他们在中国的学习对他们自身的发展有帮助,或者因为他们的某种人生规划或者职业规划与中国有关。
教育是国际公共产品,我们应该提供这样的产品也是非常重要的。其次,留学生数量的增加也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开设的课程可以吸引外国学生来学习。
再次,上海外国语大学每年约有4500名长期和短期留学生。你会发现校园里的国际化氛围很浓,有利于中外学生的交流,对增进学生的国际了解很有帮助。
南方之窗:你提到目前在中国的留学生可能不太熟悉《中国当代政治文化领袖》的内容。为什么会这样?高校在这方面可以做哪些努力?
蒋丰:主要是我们对外话语的整体供给不足,供给感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很多事情我们以为不证自明,其实不然。受语言和交际圈子的限制,很多留学生还是停留在自己的圈子里,用自己的语言交流。
而我们也没有系统的向他们介绍中国社会的发展。所以他们虽然在中国,但是就生活方式而言,并没有很好的融入中国,所以不了解中国。
2019年,乌克兰学生在上海外国书法工作室练习草书。
在这些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让我们从外国专家开始,举办“外国专家看上海”活动,开展SISU环球咖啡馆等俱乐部活动,告诉他们中国最近发生的事情。最近,我们正在建立一个特殊的空房间,叫做地球村,进行国际交流。
另外我们也在办一个多语种网站群,邀请美国的外国专家和留学生参与,让他们用自己的母语写一些小文章。在德国网络中,德国学生写他们在中国的经历。我们鼓励留学生去观察和表达,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有效。但我认为我们做得还不够。应该更加自觉地去做,形成制度安排。
作者|南方之窗记者魏涵予
编辑|赵毅
排版|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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