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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想肢解上海了,上海肢解案

有些人想肢解上海了,上海肢解案

上海疫情爆发后,网上有大V建议将上海经济金融中心、航运中心的功能疏解,转移到周边省市。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上海关闭后,对经济层面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很多人认为高度集中的发展模式是错误的,香港和上海都无法应对危机。所以,为了避免再次出现保卫上海供应链的困境,必须降低上海的重要性。不能让一个城市如此重要;不能让一个城市有全国影响力。

如果疫情真的从这个角度影响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疫情过后,会继续加大大城市的疏解,分流人口。用一个形象的话来说就是:你丢了芝麻,然后你主动去砸西瓜。

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因为疫情而提出缩小城市规模。事实上,由于城市具有规模效应,面对疫情时可以更好地应对。其实很多人自己也是分裂的。一方面,他们会说上海人多,疫情容易传播,不利于疫情处理。另一方面,他们也表示,上海医疗资源丰富,可以应对疫情,而农村医疗资源较差,必须清理。他们在幻想中的理想状态是:“像农村那么少人,像上海那么繁华”。这是一个很好的希望,但这是不可能的。

1.如果上海的各种功能真的被肢解了会怎么样?

上海的重要性就不用多说了。很多人就是不喜欢这种重要性。他们认为被驱散是安全的。但是如果上海的各种功能真的被肢解了会怎么样?

做外贸生意,先去北京机场接进口商,然后去广州看货,去武汉上保险,再去宁波做海运。3天能搞定的事,拖到一个月,成本翻倍。可能有人会说,这些机构都可以往上海派办事处,但是这些机构的业务越来越大,占了总部的七八成,所以上海又成了事实上的中心。

这种为了安全而肢解的思想没有止境。各种中心分散就够了吗?一旦疫情发生在各个分散的中心,航运中心的原料就运不出去了。怎么能在其他地方生产呢?科技创新中心的工程师被封在家里,不能出行。他们如何提供现场技术指导?生产中心的机床零件堵在路上。没有其他地方的零件怎么生产?

把功能疏散到武汉,但是武汉疫情怎么办?所以还需要进一步的救济,就是撤到襄阳和荆州。所以,肢解上海还不够,还要继续肢解。最后直到一个省或者一个市,可以形成自己的体系,从原材料到最后的成品,都可以独立完成。

这种去中心化的思维一直存在。就像有人说的,中国为了备战,农民应该回到农村,而不是机械化。只有分散的小农生产才是安全的。同样,在疫情中,只有小农户是安全的,自给自足的。

因此,肢解上海功能的思想极其荒谬,其结果必然是经济倒退。

第二,肢解思维,说白了,就是不懂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一大区别是,计划经济只关心生产。不管生产它要花多少钱。所以在这些人眼里,捍卫产业链就是捍卫生产。对于计划经济来说,产品有没有竞争力并不重要。只要是制造出来的,就满足了。

而市场经济学家看重的是能不能卖出去,所以要关心成本,关心在市场上有没有竞争力。在他们的思维里,保护产业链不仅是保护生产,更是保护销售。保证产业链能有竞争力。

从这个角度看,上海现在复工,且不说复工率非常低,这种高成本复工的意义就大打折扣。

肢解思维往往给自己戴上一顶漂亮的帽子,这叫均衡发展。但是他们不知道均衡和均匀的区别。

人类有高有矮,这叫平衡;歌的曲调或高或低,所以好听;同一种商品,有高低之分,叫做品种。市场均衡就是区域发展不一样,有的地方GDP高,人口密度大;有些地方GDP不高,人口不多,但风景很美。这就是均衡。市场化和城市化会自发完成这个过程。

大城市的高度集中是人类社会自组织的过程,本质上是各种市场平衡的综合结果,但在形式上高度偏离了统一性。比如城市的人口、资金、物资的密度要大得多,偏离了平均水平。这种偏离平均值是市场的需要,因为只有依靠规模效应,才能更快、更好、更经济地生产,形成竞争优势,进行技术创新。城市越大,创造力越强。

阻碍这一进程,违背市场规律,将损害经济发展。

其实在很多人心目中,均衡发展就是发展均匀,平均就是“好”。他们所说的“均衡发展”,实际上并不是指按经济规律分配、有层次、有结构、有重点的均衡,而是恒等平等。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这种平均经济不是不能流通,而是这种流通速度慢,效率低,成本高。创新伴随着经济周期:RD,生产,销售,赚钱,把钱再投入研发,如果这个过程慢,久而久之就会拉开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差距。结果只有一个:中国的产品技术落后,成本又高又贵,将不再具有国际竞争力,将失去国外市场。一直都说中国市场大,其实国外市场也不小。没有这个国外市场,关起门来,中国必然慢慢落后。

第三,上海有今天是地理和历史的结果。

在很多人看来,只要有国家政策,任何地方都可以建各种中心。他们只看到了政策对上海和深圳的作用,邓小平画了一个圈,却没有看到上海和深圳本身的经济禀赋。

上海位于长江入海口,是中国的经济中心,长江经济带的龙头。虽然人类的交通运输技术已经发达,但是河流和海洋仍然在人类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历史上以河流和海洋为基础的经济分布仍然是当前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经济发展禀赋。

因此,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海曾是远东最大的金融和贸易中心,也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被誉为“东方巴黎”。建国后,上海是中国特大型工商业经济中心城市之一,对国家的财政贡献一度长期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首。

4.上海有今天的影响力,也是改革开放的既定目标。

邓小平在浦东画了一个圈,是因为上海的历史、地理乃至人文的优势。

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邓小平尊重客观规律,以其独特的视角,看到上海在对外开放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人文资源、自然资源、历史渊源和国际交往经验等等。因此,1990年初,邓小平访问上海,特别关注浦东的开发和开放。

当时,邓小平清楚地说过许多话,但它们听起来仍然过时。

“上海浦东的发展,不是上海一个地方的事。浦东的开发可以促进长三角和长江流域的发展,这是国家大事。比如抓上海,哪怕是很大的措施,都是中国的王牌,是让上海起来的捷径!”

“金融非常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做好财务,一旦下了棋,一切都活了。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可以自由兑换的地方,将来也是如此。中国要获得国际金融地位,首先要靠上海。这需要很多年,但现在就能完成。”

“抓浦东开发,不搞完不动摇。只要你说话算数,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钱投在上海,竞争就靠这个竞争。”

所以上海具有全国影响力,是改革的既定目标。所谓解构上海是反其道而行之,是反对改革的。

5.邓小平的政策是成功的,因为他尊重客观规律。

关于城市集中度,有一个著名的ZIPF法则,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城市人口与其城市规模排名之间存在简单的相关性。一个国家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二大城市的两倍,第三大城市的三倍,以此类推。简单来说,在一个国家,人们会聚集在大城市。

首尔面积605平方公里,与上海外环大致相当,占韩国总面积的0.61%。但首尔有1000万人口,占韩国5200万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再看日本的情况,东京首都圈总人口3700万,占日本总人口的29%。即使只算核心23区的900万人口,也占日本总人口的7%。现在上海人口只有2500万,占中国总人口的1.7%。

所以不是上海太集中,而是上海不够集中。应该提供更多的土地,让更多的人来这里安居乐业。在追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城市才会繁荣,国家才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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