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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空间网,书法空间书法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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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根据书写材料的具体情况可知,古代中国有私有空间和开放空间两大类书写材料,前者以私人可以随时随地展开和卷起的手卷为代表载体,后者为立在户外石刻碑碣等。本文以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为依据,拟对书法材料的私有和开放空间做出初步的梳理,以便勾勒出古代书法与书写世界在物质上的丰富性,并且指出纸才是唯一能够将这两类空间连接起来的媒介。进一步指出,历代私有和开放空间不但丰富了中国古代的人文环境,而且形成了“书法生态”多姿多彩的文化遗产。

【关键词】书写材料 手卷 碑石 私有空间 开放空间 书法生态

一、文字图形大小与人体的操作空间

汉字的原始造字原理具有极强的象形性,从汉字的形体演变史来看,其构件和线条越来越符号化,在小篆演变成隶书的公元前 3 世纪时,已经走进了纯粹的抽象状态。三百年后,汉字系统出现了形体更加多样化的隶书和草书字迹,汉字书写的抽象趣味终于可以催生出伟大的书法艺术了。

通常所谓的“文房四宝”,实际上是唐代以来文人使用的一套符合个人需要的书写材料。其实,在古代中国,书写和展示汉字形体的时候,除了不可以否定以毛笔作为进行书写动作的工具以外,接受毛笔笔触的材料并不局限于“文房四宝”。除了甲、骨、竹、木片、丝绸、纸张以外,青铜、石板、砖头、玉器、陶器以及墙壁、山崖等不同材料上都可以“写”字。那些展示汉字形体的材料,像青铜器、石碑或纸等,其刻工或工匠无疑是按照手写字迹去制作的,但是我们最终看到的汉字图像仍取决于复制原作中笔触的工具,如镌字刻刀或勾摹画笔。

笔者认为,正是因为这些材料在性质上和功能上的不同,才使中国古代的书写世界逐渐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展示性。而这种展示性,显然增加了书法作品笔势本身的魅力。另外,虽然观赏者未必都具备鉴赏书法笔势的审美修养,但一些书写材料至少在实物空间范围内依然能起一定的美化作用,例如屏风、石碑、题额和摩崖,久而久之也成了当时人文环境的组成部分。《辞海》第六版对“书法”有如下的解释:“书法仅凭抽象性的点线运转,要力求美化。”[1]可是,汉字——这种充满着联想和美感的形体符号——并不是凭空体现出它的“抽象性”的,它还是需要依靠具体的书写材料,才能把各种形体传达到阅读者和观赏者眼前。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任何符号都是一个听得见的载体与大脑中产生的相应的概念的结合,是一个双面的个体:看得见的叫“能指”,大脑产生的相应概念叫“所指”。索绪尔还提出两个基本原理:这两者之间形成的关系是任意的,任何能指可以用来指出任何概念;能指是一个在时间上展开的载体,具有极强的线性。笔者已经写过文章论述过能指的线性对书写形体演变所起的重要作用 [2],足以证明文字符号的形体与能指具体的书写动作有紧密的关系。

在很大的程度上,汉字系统丰富多样的形体和字体跟日常中具体的“书写”动作是分不开的:或是为了加快书写速度,或是为了简化书写动作,我们看到的不可胜数的“笔法”特征都是在漫长的书写历史中形成的书写习惯的体现。尤其是带有“呼应”特征的“钩”的形态,以及“点”“提”等笔画,不仅仅是具有审美趣味的书写者所发明的笔势,在很大的程度上,也都是书写者在特定的书写材料范围内和日复一日的书写活动中受到启发以后,用毛笔设计出的“笔法”。

看看世界文字系统的书写材料,我们不难知道:自古以来,日常文字符号的大小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基本上围绕着人之手和手指操作空间的范围。人类从至少六万年前至今,在生理上没发生极大的变化,大人一只手的长度和宽度都在25cm×25cm 左右。在今天伊拉克两河流域以及周边地区曾使用带有楔形文字的泥板,大小正好能够被左手所握住:当地大约公元前 3100 年的行政档案泥板平均大小为高 5 ~ 7cm,宽 4 ~ 5cm,包括后来的实物在内,高度不超过 11cm,宽度不超过 10cm,除了像《词汇表》那样的示范性文本,大小为20.8cm×14.5cm [3]。

就古埃及象形文字而言,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一方彩绘墓碑的大小为 43.8cm×66cm,一个带有文字的陶罐的大小为 23cm×9cm,一张残缺的莎草纸僧侣体抄本长度为 24cm。这三件书写实物的字的高度和宽度都不超过 2.5cm [4]。同样,在著名的《罗赛塔石碑》中,现存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一共 14 行,每行尺寸 2cm×75cm,而下面的通俗体和希腊文每行大约宽 1cm。最后,拉丁文泥金装饰手稿抄本《凯尔经》,每行尺寸大约 1.5cm×17cm。

而在中国,就影响深远的简牍而言,在汉代出现纸以前,其都是最普遍的书写材料,一直到 3 世纪才逐渐被纸所替代。[5] 中国简牍和纸张的大小也由此有相同之处。《武威磨嘴子汉墓王杖十简》尺寸为 23cm×1cm[6],而中古时期每张纸的尺寸大约长 24 ~ 30cm,宽 41 ~ 48cm。在唐代,据敦煌遗书的实物大小,我们知道宫廷标准楷书写经的每张纸有 28 行,每行有 17 个字,每行宽1.8cm,每个字的面积大约 1.5cm2 。就草书写本而言,如孙过庭写于 687 年的《书谱》长卷,每张纸的尺寸大约为 26.5cm×43cm,字写得更加零散,每张纸平均 16 行,每行平均 10 个字。[7]

图 1 ˉ《阿毗昙毗婆裟论》卷五五,662 年,辽宁省博物馆藏

除了日常读物的书写实物以外,在古代和今天,还有一些具备特殊使用功能的文字,其中有的会超过以上的尺寸范围。譬如说,公元前 3100 年左右的三角形的《法老那尔迈调色板》高度为 64cm,是带有写实图像的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典型实物[8],以及公元前 1200 年左右的阿布辛拜勒法老大祠庙外檐的巨大象形文字石刻,其中若干文字高度甚至超过一米[9]。

古罗马墙壁上的各种涂鸦文字也会占有相当的面积,如庞贝古城的各种标语和刻在罗马万神庙中眉上的题记,每个字母都有一米左右高。出于明确公布于世的种种政治和宗教需要,这些文字实际上带有一定的社会宣传意识。实际上,带有具体阅读功能的石碑符合日常书写文字的尺寸,其文字大小与手写读物相近。虽然今天的电子书可以在阅读器中随意放大,不过在一般印刷品的正文中,每一纵行、横行的宽度为 0.6cm左右。

《易经·系辞》记载八卦之缘起跟包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有关[10]。这十分强调占卜记号和文字符号都直接牵系到周围环境以及个人的“物体”两个层面。智人之所以脱离了猿猴状态是因为大脑和手可以直接对话,而全世界的计量单位也都和手有关系,譬如中国《大戴礼记》所云“布指知寸,布手知尺”[11]。

充分利用物质材料也是智人最突出的特征之一。这意味着全世界的人自古以来都善于制造各种各样的道具:在 35000 年前的南西伯利亚中部,智人已经可以充分利用披毛犀脊椎骨的原型来刻出一只熊头[12];在大约 17000 年前的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人们用洞壁上类似于古野牛头形状的自然石头加工出一只完整的牛头[13]。尼安德特人也有对符合自己审美或用途需要的实物做相应处理和加工的能力,如法国拉罗什科塔尔岩洞出土的“面具”[14] ,大致可追溯到 40000 年前以上。可以说,根据原有材料的具体特色,把它们处理成符合自己审美要求的“作品”,是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的一种本能。

以上足以证明,任何文字符号,虽然都是智人大脑的产物,但总与外界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即便我们今天的人已经看不出这种自古以来就有的联系,所使用的各种抽象符号还是离不开手、手指及不同工具,以体现这些符号的形体。

二、书写史即“书写材料史”:中国书写材料的大致分类

中国所谓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是唐代以来文人固定使用的一套书写材料。其实,在古代中国,书写和体现汉字形体的材料并不局限于“文房四宝”。尽管毛笔占有绝对优势,根据上一章关于书写材料的大致介绍,历代人们进行书写活动时,使用的材料种类无疑是非常广泛的。然而,古代类书《艺文类聚》和《初学记》虽然也有关于书写材料的记载,但是都跟笔墨纸砚有关,并没有提到日常生活当中偶然用来留下字迹的材料[15]。苏易简撰写的、最早整理书写材料的典籍《文房四谱》也只论述笔墨纸砚[16]。

《太平御览》在笔墨纸砚之后加了“简”“板”“封泥书”“水滴器”等材料的介绍[17]。朱长文《墨池编·器用》只提“笔墨纸砚”[18]。在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式的《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中,《字学典》最后一项内容是文房四宝,此外只涉及一些文房专用的杂器而已[19]。最后,权威书学辞典《中国书法大辞典》在“器具”部分也只收笔墨纸砚以及相应的配品[20]。显然,对以当官为终身目标的文人来说,自己拥有一套能起作用的书写工具才是最关键的物质需求,所以供给文人阅读的类书和纂辑所介绍的书写工具只有符合私人用的笔墨纸砚。

从大英图书馆出版的《文字的历史》一书的综合索引可知,在全世界几乎任何材料上都可以进行书写:

bamboo、bark、bone、clay、cloth、ivory、leather、metal、palm leaves、paper、papyrus、parchment、pottery、precious stones、shells、silk、stone、stucco、tortoiseshell、waxed tablets、wood[21]。

以上的材料中,有不少因为易燃易毁,很难保留很长时间,如贝叶、树皮、布料、木头等,可是它们在古代社会书写环境中一定占有相当的比例。如同原始社会除了洞穴壁画外还有其他实物,只是没留下来,当时的实际景象也并不局限于我们今天能看到的遗迹。我们也知道古代社会还有以种种媒介把重要的文本有意识地保留下来的方式:要么以埋在地下的方式作为陪葬品,要么以文本形式复制在结实的材料上传给后代。就古代中国而言,两种方式兼有者是商代晚期甲骨文和商周青铜器,都是先把重要的文本刻在甲骨上或把文本铸成青铜器,然后把它们埋在地下。

同样,中国现存最早的墨迹《侯马盟书》以及最早的石刻《石鼓文》也出于同样的考虑,即把贵重的文本记录在结实不朽的材质上。当然,这些实物因为成本高和使用方式特殊,肯定不是古代日常书写的写照。简牍才是中国古代最普遍的书写材料[22]。根据战国以及秦汉考古出土文物可知,除了个别金属材料和绢帛上有文字痕迹以外,绝大部分文字都载于陪葬品中的简牍上,而且这些简牍都记录了相当完整的“典籍”,无疑是墓主在世时经常翻阅的文本。

日本学者西林昭一《新中国出土书迹》一书中,将近百年来中国出土的书迹分成以下八大类。

1. 陶文;2. 甲骨文;3. 金文;4. 简牍;5. 帛书;6. 纸文书;7. 碑铭刻石;8. 其他器物铭文。[23]

第八项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其中有写或刻在玉版、象牙、漆器、木制家具以及墙壁上的书迹。显然,与大英图书馆出版的《文字的历史》索引相比,其中并没有布料上和贝叶上的字迹。其实,我们容易推论,连贵重的绢帛都用来做书写材料,更何况普通布料。另外,陆羽撰《僧怀素传》记载著名僧人书法家怀素“贫无纸可书,尝于故里种芭蕉万余株,以供给挥洒”[24]。虽然这段记载未必真实,但还是告诉了我们在中唐时期把字写在树叶上是一件能够让人接受的事情,也许因为当时中国受到印度佛教在贝叶上抄经的习惯的影响。另外,虞龢《论书表》还记载王羲之在门生家“欲以书相报;见有一新棐床几,至滑净,乃书之”[25],强调古代中国只要有能识字的人在,其生活环境周围就全都是各种各样的字迹。

从《说文解字》可知,“聿”的本义是“所以书也”[26],因此凡是带有“聿”构件的字,如“书”“笔”“画”等字,都“像以手执笔形”[27]。“聿”的原型表明,古代中国的书写动作是指一只手用某件细长的工具在一个平面载体上记下文字符号[28]。理论上,为了书写,人们只能用手指在柔软且结实的平面材料上刻画,以记下符号并达到文字书面交际的目的。虽然今天还能在原始人居留过的洞穴里见到几万年前的彩色手印和指头痕迹,证明智人最早的“笔”确实是自己的手指,但真正意义上的书写显然是指把特定的书写工具用在特定的平面载体上,以记下符号的活动。

从古代中国现存材料来看,书写活动是用一支蘸了有色液体的笔在某种处理过的结实平面上书写。不仅仅商代有填了朱墨或直接写在其上的甲骨,从零碎的一些陶片上也可以看出蘸了墨的毛笔所写出的特殊“笔画效果”,甚至西周早期青铜器上也能看到墨书的痕迹[29]。这些实物表明,笔在中国古代是被握在手里的、可以算是“手的延伸”的工具。毛笔是将动物毛绑成笔锋并且把它插入笔杆中制成,从最早的中国字迹就能看出它的存在,可以说它导致了整个汉字系统的书写发展。

金文的浑厚笔画与铁笔或芦苇笔等硬笔所画出的单个线条相比有本质上的不同,因为金文笔画明显带有起笔、行笔和收笔的意识。虽然它们法度不甚严谨,尚未发展到完整的笔画,但是这些笔触无疑是有意识地用毛笔进行书写的效果。譬如公元前1040—公元前 996 年间的《大盂鼎》,其中的“王”“天”“有”等字都有着不同于单个线条的夸张的笔画。虽然“王”字第三横很可能是再重复第一笔的结果,“天”字顶部也许是一笔完成的,但“有”字由左上至右下的笔画下半部是顺笔写下来的,有下按和上提的笔画,不太可能是写好了单个的线条,又把它描成饱满的形状。

图 2 ˉ《大盂鼎》“王才天有”

学术界的共识是,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固定形状取决于柔软的泥板和三角形的芦苇笔或铁笔的使用,这明确告诉我们书写材料对文字符号有直接的影响。反过来,中国毛笔也起了同样的作用。汉字形体的复杂性与毛笔笔锋的灵巧使用,比起其他传统文字,能够给书写者提供更丰富、更自由的书写空间,所以只有中国才把书法当作最高端的艺术[30]。当然,古代使用的毛笔与今天使用的毛笔并不一样,甚至战国时期出土的毛笔以及日本收藏的唐笔[31]也不一定都有一样的笔锋,也未必都有一样的用笔效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熟练书写汉字等于要掌握笔锋的运转原理,即通常所谓的“用笔”技法。

尽管如此,当需要把字复制到石头或木板等另一种载体上面时,即便工匠能够把字迹一比一地勾出来,最终效果还是取决于刻工的技艺。墨翟早已指出,典籍有“书于竹帛”和“镂于金石”,以及“琢于盘盂”的不同载体方式,证明在春秋晚期,中国文士意识到了直接手写和复制手写笔迹两种书面交际的区别。[32] 举个例子来说,《龙门二十品》之一的《始平公造像记》[33] 笔势中的方笔非常夸张,比带有基本相同笔势的敦煌北魏写本 P.2586《晋纪》的棱角形态更加明显,无疑来自工匠充分利用刻刀的审美效果来强调笔势的刚健狂放的趣味。

而且,比起《始平公造像记》原版近现代临摹高手弘一法师的早期临摹版本,其点划的锋利细节明显受到了写在柔软纸上的影响。另外,书法爱好者推崇的若干王羲之摹本,在复制过程中也使用与书写原作的毛笔不一样的工具:因为制作摹本需要非常细腻的毛笔勾出字形轮廓并且填墨,所以使用的毛笔应该更像画工笔画的勾体笔之类的工具。最后,摩崖大字又是另一种情况,因为字形要么是先直接在平面上勾出来再刻的结果,要么是先用扫把之类的工具写字然后再刻的结果,绝对不可能是用标准“毛笔”之类的工具写出来的字形[34]。

图 3 ˉ a.《始平公造像记》,b. 敦煌北魏写本 P.2586《晋纪》,c. 弘一法师摹本

显然,中古时期开始推崇的笔墨纸砚实际上只是文人在私人空间所使用的一套书写工具,不能概括整个人文环境中书写材料的所有种类。

三、书法作品的载体空间

先秦若干青铜器铭文以及《石鼓文》等实物具有非常突出的艺术色彩,它们不但是书写得既精致又成功的作品,而且是当时水平最高的书手所写。它们的使用范围与祭祀文化和国家礼节制度有关,其主要的功能并不是对汉字形体的美化。然而,在日常书写的环境中,在书写得体精致的前提下,在纸作为普遍书写材料以前,西汉晚期书写者的书写活动都逐渐加入了自我审美中的各种趣味,如公元前 1世纪末《神乌傅》简牍[35]将题名写成精致的隶书,将正文写成尚未成熟同时充满着动感的草书,笔者认为这是真正意义上最早具有艺术直觉的“书法作品”。不难发现,这是一件原来由若干竹简合成的“卷”,与后来形成的纸本手卷一脉相承。观赏者需要展开它才能阅读它的文字内容,欣赏它的汉字笔势。

另外我们知道,除了这种小型可移动的书写实物以外,中国古代还有种种“面向社会”的书写大型载体,如匾额、门额以及任何具有标志性的石刻实物[36]。最突出的例子当然是石碑,从秦始皇最早把石头用来做宣传工具以后,特别是从东汉开始,中国立碑刻石越来越普遍,逐渐形成了中国文字与自然地理环境相结合的一种特殊的人文景观。当然,刻石的文本首先需要用手把它写出来。不过,墓碑也好,造像记也好,摩崖也好,这些汉字载体与手卷相比,在功能上有着巨大的差异:人们不需要像手卷那样展开才能阅读内容,只要立在石刻面前就可以阅读、抄写和模仿它的所有内容,它是一件有意识公布于世的“多维典籍”。

蔡邕参与书写的《熹平石经》立于 175 年[37],《后汉书》记载镌刻工程完毕后,石碑“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38]。古代文献中还有关于古代立碑的隆重仪式的记载,如 656 年唐高宗撰写并书丹的《大慈恩寺碑》从皇城西北角芳林门送到大慈恩寺的情景[39]。

图 4 ˉ 神乌傅

我们也可以想象,对不识字的农民来说,高大而结实的石碑是象征统治阶层实力和权威的一种相当有“分量”的宣传物,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等同于建筑物,如武则天撰并书的《升仙太子碑》和徐浩书丹的《嵩阳观记》巨大石碑。

图 5 ˉ毕罗 与《嵩阳观记》

除了立于户外或野外的石碑,实际上还有另一种面向社会的文字,但是这种文字带有私人抒情的色彩,即同样可在公共场所见到的题壁文字等。卫恒《四体书势》记载东汉师宜官“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讨钱足而灭之”[40]。题壁诗也是中国文学非常重要的体裁,譬如沈约因欣赏刘显《上朝诗》,“命工书人题之于壁”。[41]

四、写与书:为了复制而书写,为了宣布而书写

笔者在 2018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已指出,[42] 宋代以前写本和石刻文本题记中经常出现的“某某人书”和“某某人写”两种题法,实际上有一定的区别:前者是指面向社会的一种对开放空间的书写签署,后者属于私有空间的写卷范围。综观史料和考古文献可知,碑刻上的题记从不出现“某某人写”,反而写本当中提及,虽然“某某人写”为最普遍签署格式,“某某人书”偶尔也会出现。

笔者认为,写本和石刻记载书写者的姓名和佛教写经有关系,佛教写经逐渐被中国文士接受后,石刻也出现了书写者的姓名,最终“某某书”的署款格式也成了普遍的现象。在不属于佛教写经的写本墨迹中,以“书”署款的用语在宋代印刷术普及以后才在写本题记里占有了绝对的比例。在前述 2018 年笔者论文问世以后,随着更多资料的收集,笔者找到了更多证明原来论点的可靠论据。据笔者的统计,日本学者池田温编的《中国古代写本史语集录》,收录了从 3 世纪上半叶到 11 世纪上半叶一共 2623 条写本题记,拟将相关数据登在专门的一篇论文。[43]

总而言之,“写”是针对私密翻阅的手卷,“书”是面向社会的碑石。中国古人一旦要把重要的文本刻在石头上,就不仅仅是一件复制文本的事,而等于是用手写的方式面向社会,所以需要以隆重的“书”——“书法”的“书”——来命名。这与具体的书写水平不一定有关系,关键在于书写者面向社会的精神投入[44],无疑还关系到书写作品的私有和开放空间。《颜氏家训》记载一则江南谚语“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已经强调字迹可以代表书写者本人的功能。[45] 笔者认为,这种“出面”的责任源于 5世纪佛教提倡的写经做功德,然后逐渐延伸到整个中国书写文化,结果使原来不写书丹人姓名的石碑和墓志大量出现了“某某书”的用语。

我们可以想象,书写者姓名的显露对古代士大夫来说,等于标志自己是“书写仆人”。《世说新语·方正》一条取自《文章志》的注释,记载“太元中,新宫成,议者欲屈王献之题榜,以为万代宝”,可是王献之拒绝谢安委婉请他做劳力的要求,这显然象征着士大夫蔑视为别人写字的态度。[46] 然而,后来记下书写者姓名被看作是做功德性质的签署,在石碑上留下自己的身份也便成为了能够给全社会显示自己声誉的一种光荣。

这种特殊的签署情况理所当然还牵系石碑本身的性质以及安放石碑的具体地点与环境。因此,就《九成宫醴泉铭》而言,其不仅仅与唐太宗避暑处有直接关系,而且包含了一则针对太宗的具有深厚政治品德的训诫,留下当时的撰文者魏徵和书丹者欧阳询的名字无疑有一定的政治考虑。同样,北齐和北周时期僧安道壹在山东摩崖刻经题记中留下自己的法名,使带有宗教意义的石刻与自然环境和作者个人身份建立起了直接的关系。[47]

笔者相信,通过对文献和石刻材料的整理能够获得更多描述立碑人、撰文人、书丹人以及观赏石刻人群的宝贵信息,有助于我们有效了解中古时期古代中国个人身份与书法文物的多层面的关系。

五、纸——结实性和灵活性兼备的理想书写材料

手卷形式和石碑形式表面上看是截然不同的书写空间和载体。面向社会的石刻可以阅读其内容,在汉代的时候理论上可以把它记下来或背下来。不过,能够把石碑的文本内容和笔势面貌一比一复制下来,恐怕需要等到 5—6 世纪时用纸制作拓片的出现。此后拓片还启发了印刷术的发明。

从敦煌发现的最早唐代拓本可知,当时复制面向社会的石刻文本还是采取日常使用的手卷形式,如法藏 P.4503《金刚经》[ 柳公权书于 824 年 ] 和 P.4508《温泉铭》,以及分成法藏 P.4510 和英藏 S.5791 的《化度寺碑》的十三张散页,中晚唐写本中则似乎出现了册页本格式的实物。有了纸,就有复制石碑的可能性,也许当时收藏墨宝的文士受到某种启发,终于用纸来复制纸上的字迹,即所谓的“摹本”。如今,纸的种类丰富多样,纸既是“主动”创作书法作品的材料,又是“被动”复制现有石刻或纸上作品的不可代替的材料。

当然,便于移动的手卷可以随着人走,敦煌文献中有一件从荆州“跑到”距离2300 多公里远的敦煌的写卷,即写于 506年的 S .81《大般涅槃经》卷一二的手卷。同样,原来无法离开安放地点的石碑,通过拓片制作技术也可以“走出去”,如上述刻在长安的《金刚经》,转为手卷拓片以后也“走”到了距离 1700 多公里远的敦煌。[48]

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也都有可以展开和卷起的手卷,还有用几章蜡版编成册页本般的相连蜡版,在庞贝古城壁画中还能看到相关的描绘。[49] 当时户外也有大型的文字展示,如上述古埃及和古罗马祠庙的题记。可是这两种私有和开放的书写空间并没有直接联系起来。虽然在 9 世纪,巴格达工匠在向中国工匠学到了造纸术后首次自己制造了纸,之后纸也成了全世界的理想书写材料,可是由于古埃及和周围文明石刻文献并没有像中国那样有重大的文化、宗教和艺术使用意义,因此也没有用纸来一比一复制石刻文字的形式内容,结果等到几百年后,中国以西的文明才会自己发明印刷技术。

图 6 ˉ 庞贝壁画中的蜡版和手卷

反过来我们知道,中国早在 6 世纪初,南朝梁时便有几件《石经》的拓片装成手卷并且藏在皇家图书馆。如《隋书·经籍志·小学》记载,隋代秘书省有《一字石经》中的八种典籍[50],以及《三字石经》中的两种典籍[51],在题名后还标注“梁有某卷”。在《小学类》中提到本应属于经部各自《周易》《尚书》《春秋》等归类的经典,由于这些典籍都有特殊的字形,因此我们可以推测《隋书》的记载是指在原来石碑上拓下来的纸本复制。

南朝梁应该藏有拓片的事实还有另一则证据。唐代僧人道宣编纂的《广弘明集》记载南朝梁元帝曾经编过一部三十卷长的《内典碑铭集林》,遗憾只有其序尚存[52]。虽然《内典碑铭集林》本身未必附有若干“碑铭”的拓片,但是皇帝在编纂过程中参考的碑文底本极有可能是拓片,因为很难想象他会亲自游览几处安放碑铭的地点去抄写碑文的全部内容,除非他委托了臣民把碑文抄写下来。

我们也知道,虞龢 470 年完成的《论书表》明确提到用摹本的技术来复制书法作品的事实[53]。这意味着在刘宋时期——也就是说在梁代前几十年的时候,纸就被用来复制值得收藏的法书,或许也用来复制绘画作品。表面上看,这证明纸在用途上作为摹本复制材料要早于拓片材料。实际上,我们返回上述《熹平石经》的记载就可以假设另一种可能。《熹平石经》的观赏者有好多直接“摹写”其文字内容,虽然跟摹写字形形态的“摹写”不一定一致,鉴于当时《熹平石经》社会反映良好,我们不能排除在认真模仿其字形形态的观赏者中,也许有人想过用透明的纸把字的轮廓勾出来。

就算《熹平石经》本身与之无关,类似的情况也很有可能发生过,这可作为制作拓片和摹本的启发点。笔者已经指出,在中国古代文字教育系统中,至少在印刷刻本普及以前,初学者离不开从某个样本学习字样,文献中还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句式来表述“某人的字被用来当字样”,即某人的字“当时以为楷法”[54]。同理,书写得精致的石碑也可以作为良好的学习模板,因此,有可能也会有人用纸把字形的轮廓一比一描出。所以,笔者推测,纸用来作为制作拓片和复制书法作品的材料也有可能同时出现,至少两种用途的发生在时间上相差不会太大。

结实性和灵活性兼备的纸巧妙地连接了中国私有空间的手卷和开放空间的刻石两种不同载体的书写层面,这也是书法艺术流传广泛和持续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因为面向社会的石碑与纸张有着非常有效的复制关系,在中国古代,从唐太宗李世民于 648 年以行书立碑《温泉铭》这个最早的例子开始,属于私有空间的行书与历代以正体来书丹的石碑的开放空间最终融合在了一起。7 世纪40 年代左右,王羲之草书作品《十七帖》通过褚遂良和解无忌的整理和镌刻还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件“法帖”,把属于私有空间的书信延伸到别人可以随意翻阅的翻刻复制的层面,这也许对李世民决定以行书立碑有一定的影响。

不过,私有空间和开放空间最巧妙的一种结合确是二十五年以后,怀仁搜集当时宫廷收藏的以书信摹本为主的王羲之真迹,树立了“二王”书风代表之一的《集王圣教序》碑。该石碑是如此精致,且笔法精细,很难想象不包括特别地制作精致拓片的目的,至少在皇家、大臣和弘福寺高僧圈内都有这种目的。其实,我们真正能够欣赏这方碑的极高书法成就得益于早期的几件拓本,因为其字口的清晰度往往比现存的石碑都清楚。[55]

结语:私有和开放空间共建的“书法生态”

只要回顾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城市照片或录像,我们就会发现中国街道周围全都是各种各样的朝向开放空间的汉字字形图像。灯箱、匾额、通告等明显试图冲击大众视觉的书写载体,并不可能仅仅是近代社会的一种反映而已,实为在繁华的中国古代城市早已有的现象。许慎《说文解字·叙》提到的秦代“八体”已经有根据不同书写载体而区分书体的意识:“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56]

后来,虽然文人主要采用了以形态的不同而区分书体的主旨——如唐玄度《十体书》和晚唐韦续《五十六种书》[57],但就五个基本书体的角度而言,其使用范围也是相当明确的。比如说,孙过庭在《书谱》中写道:“加以趋吏适时,行书为要。题勒方畐,真乃居先。”除了用行书书写文书,用楷书书写匾额以外,我们也很容易想象,户内外墙上都贴着各种通告,包括许多直接用毛笔题壁的诗文或标语。加上上述在各种物质材料上书写汉字的情况,至少在印刷术普及之前,中国都市中的日常生活无疑充满着以汉字图像为主的视觉空间。

今天看到的主要古代碑刻,除了个别针对寺庙或宫殿的纪念性石碑以外,绝大部分都跟城外的墓地场所有关,或立在地表上,或埋在墓室中。从北宋初期,文人开始把长安地区的石碑保护起来,先在 982年将其集中在西安孔庙,1103 年再把它们移到府学中[58],中国文人越来越注意都市之外古人留下的碑刻书法作品。需要强调的是,不少石碑实际上只是最近几十年从野外迁移到文物保管机构里。

宋代文人开启的“访碑”风气,意义不仅仅在于探索作为文物或书法作品的石碑本身,还在于通过亲自到田野去寻找旧迹,自然地受到当地人文生态环境的深切影响。刘餗《隋唐嘉话》记载,欧阳询在野外看到索靖书写的石碑,下马观摩碑文,一共在碑边待了三天。虽然这则记载比较含糊,具体地点也没写明,但是它表明了在 8 世纪中叶,这种行为的存在是合理的。从窦臮《述书赋》记载开元时期“碑版峥嵘”可知,[59] 当时石碑确实受到文人的极大关注,加上好多石刻的规模相当可观,至少在显眼区域内,石刻必定是绝大部分人都看得到的实物,显然也会有人亲自或托人去找拓片。

因为中原地区一直到唐代都是中国政治和人口的重心,我们可以推测集中在洛阳和西安周围地区的石刻,因交通相对方便而更易被人观摩。当然,我们不能按照今天现代文明意义下的道路去比拟古代中国的交通系统。我们可以想象,因为行政管理的需要,官员也好,商人也好,不会觉得走太远的道路是很大的阻碍。不过,如果想特意到山区去探索石碑,交通确实不太方便。我们知道唐代以前已经有到山东山区去求《峄山刻石》拓片的现象。

封演 《封氏闻见记》记载,虽然北魏太武帝时期推倒了秦代《峄山刻石》,“然而历代摹拓,以为楷则。邑人疲于共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残缺不堪摹写。然犹上官求请,行李登陟,人吏转益劳弊”。结果为了制作拓片的方便,当地县令重刻了一方《峄山刻石》,并且把它放在县政府场所中[60]。这则记载表明,在唐代征求拓片的文人并不一定亲自到山上去制作拓片,而是托人去制作。

我们知道萧统《文选》有“游览”[61]和“行旅”,加上唐代流行的“别”和“送”两种涉及友人分离远行的题材,以及跟打仗或流放有关的诗歌,我们知道中古时期的文人都有远行至城外和田野的习惯。汉代张衡《东京赋》有“望先帝之旧墟,慨长思而怀古”句[62],这里的东京指的是西汉初期的长安,其有力证明了东汉时期已经意识到地表上古迹的重要。

后来“怀古”成为了诗歌一种特定题材,李白有 37 首“怀古诗”,其中一首题为《王右军》。[63] 就书法史最著名的圣地——兰亭而言,庾肩吾有一首诗题为《三日侍兰亭曲水宴诗》,虽然其中并没有提到《兰亭序》,但至少表明从 6 世纪中叶可以找出直接怀念兰亭雅集的风气的证据。[64] 李白在吴中作《酬张司马赠墨》一诗中有“今日赠余兰亭去,兴来洒笔会稽山”两句,[65] 明显把兰亭、会稽和文学创作联系在一起。

所以,在某个代表性的地点“题名题字”自古有之。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还有一章“题名题字”,包括从公元前 133 年《汉会仙左题字》到公元1333—1368年间的《题名残碑》,其中宋代题记最多[66],这无疑和金石学在宋代的兴起有关。如欧阳修 成书于 1061或 1063年的《集古录跋尾》,以及几十年后,郑樵出于“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的兴趣而编成的《金石略》,都是对此的反映。[67]

较为典型的情况是位于陕西省麟游县的《九成宫醴泉铭》,碑上左右侧刻着四则宋人题跋:从 1082 年到 1096 年 1 月 17 日,行文中有“读游”“来观九成遗址”和“览九成遗迹”等词语。[68]其实,立于 169 年的《史晨后碑》已有直接刻在碑末的 691 年的题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访碑”的记载。[69]

图 7 ˉ《九成宫醴泉铭》宋人题记

当然,好多石刻在流传中经历过种种曲折。一方面像《峄山刻石》那样,实物遭到人为破坏,比如把石碑推倒或埋在地下,以及把它凿坏、毁掉或当作建筑材料;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自然变化,一旦自然界发生了大洪水或塌方,原来立在河边或山崖上的石刻等文物就都被毁灭了。事实上,假如 1971 年汉中建水库以后没有把褒斜道石门摩崖石刻移到汉中博物馆的话,这些直接写在大自然筋脉上面的文字就会永远没入水里,类似的事情不知还有多少。

而且,因为黄河多次淹没开封,立在地上或埋在地下的开封古代石刻恐怕需要大量的考古挖掘工作才能重新问世[70],在大体上也属于上述情况。一般来讲,如果某个村落或人群因为生产环境变化等原因被迫离开,那么原来在他们管辖范围内的石碑等文物,久而久之就会被森林吞没,或逐渐沉入地下,如 1818 年发现的古印度桑奇佛塔或 1860年发现的柬埔寨吴哥遗迹等近几百年来发现的许多石刻文物。

当然,中国北方山上偶尔还会出现像 1982年农民在嵩山顶上发现《武则天除罪金简》那样宝贵实物的情况。[71]由于中古时期中国居住人口密集度高,森林早已受到破坏[72],因此主要的发现全由挖掘土地所得。南方也许情况理想一些,因为只有在 307 年东晋文士过江以后才开始增加对森林的人为破坏。中国人口的重心在唐中期以后才移到江南地区,南方人口比例到了 1080 年才占有绝对的优势——65%。[73]不过,虽然理论上浙江、安徽和湖北等地区也许会有更多类似于在森林中发现文物的可能性,然而因为南方自然河流和人为河渠众多,在自然环境下和人力工程中不知也破坏了多少文物。

图 8 ˉ 1906 年的桑奇佛塔

访碑的过程不同于文物考察的工作,在更深一层的心理意义上,它是对“书法原生态”的一种探索,如叶昌炽在《语石》“访碑图”中所言:“野寺寻碑,荒崖扪壁,既睹名迹,又践胜游。”[74]我们今人和宋代以后访碑的众多文人一样,会在田野中看到零零散散的石碑,但是不要以为起初的安放局面与当前无异或石碑实物是任意而立的。

这些制造成本相当高的文物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设计出的重要人文产物:由于它们涉及碑文中的人物或机构对象的政治、宗教和习俗的各方面,在立碑形制、规模、内容和安放地点上都需要考虑许多因素和要求。其中的一个主要条件是要符合古代中国人与大自然环境交融的“风水”理论。因此,虽然我们看宋代以来留存下来的拓本只限于碑文具体内容,实际上,作为完整文物的碑刻无疑是当时人文与自然环境交融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生态环境与字迹的具体笔势不一定总是有直接关系,因为“书丹人”并不意味着当场直接书在碑石上面,碑文的文字会通过“上石”的程序从纸张上复制到碑石上面。但是至少对于当时欣赏碑刻实物的人们来说,碑文上的书法与作为载体的石碑融合在一起。当然,如果我们看山上摩崖的字,无论写得再工整,刻得再精致,这种石刻都受到具体山石表面纹理情况的影响,因此与原来书写者的手写笔触都存在一定的距离。

就龙门古阳洞而言,我们很难想象其穹顶和墙壁上的佛龛和造像记没有考虑到山壁的形状。这种人文与大自然的交融,即便属于一种特殊的人为塑造的人文环境,还是离不开自然环境本身的面貌和特质。因此大自然并不是被动地由工匠利用它的资源进行操作,相反它至少决定着工匠如何充分利用客观存在的现有条件,甚至可以说,古阳洞穹顶上密密满满的雕刻纹样,无疑给工匠们提供了不少创作启发。

另外,除了摩崖刻石显然不得不遵守山上地形的各种特点以外,我们很容易推断论述了建筑修复的品德意义以及宫殿与大自然相融的《九成宫醴泉铭》,在立碑背景和安放选地方面,极有可能会考虑到与周围环境的有效对话和共鸣。鉴于以上的互动关系,笔者认为,就中国古代立碑而言,用“环境”一词不如用当代盛行的“生态”明确。《汉语大词典》对环境的解释是“地表上影响人类及其他生物赖以生活、生存的空间、资源以及其他有关事务的综合”。[75]

虽然这个词在宋代就有,不过在古代中国人认为山和水都具有生命的前提下,按照当代思维,好像“生态”一词更适合解释古代立碑人与大自然的辩证关系:“生物圈内的生物,不论是同种或异种,彼此间都有相互影响。”[76]于是,除了绝大部分以手卷载体而流传后世的书法作品的生态环境无法具体考证以外,就碑刻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们都是在特殊的生态环境下创作的,其中的“书法层面”当然无法脱离整个立碑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因此我们追究最原始的立碑局面时,不得不用“书法生态”来描述它的刊刻背景、安放环境和欣赏范围。

因为中国历代文人为了查阅,把拓片装成册页本,不仅没把碑刻的整体效果复制下来,也没有保留周边的纹样等装饰细节,导致我们永远丢失了重现石碑原貌的可能性。近年来,除了珍视拓本、善本的艺术价值以外,越来越多的公私机构重视整拓的视觉效果,这也证明在当代社会,都市和田野面貌与古代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整拓作为一比一的碑刻石面复制,即便字口不十分清晰也非常有利于理解这种古代的“书法生态”角色。

实际上,所谓“书法生态”也并不专指碑刻的安放地点。自 6 世纪以来中国文人屡次纪念的兰亭雅集也证明,非碑刻书法作品也会和某个地点产生非常深厚的缘分。现存的《兰亭序》是真迹的摹本,它并非永和九年三月三日当天所写。而对于真迹而言,至少在祓禊完毕之后会被王羲之带回家。它在理论上是属于手卷形式的书法作品。可是作为文学作品,它很快就成为了当时会稽文人所熟悉的文章[77]。也许因为行文字数并不长,当时能背全文的士大夫还不少,理论上也可以由不同人自己随意抄写。无论如何,流传到唐代的“神龙本”也好,“张金界奴本”也好,都影响到了上千年的文人玩习书法的心态。

一直到现在,绍兴的“兰亭”仍然保留它“书法生态”圣地的绝对角色,它的名气无疑也在于它与祓禊习俗和山水幽静的自然环境有直接关系。像《兰亭序》这种与环境有着如此紧密的缘分的书法作品,恐怕只有代表壮观华丽的九成夏宫的《九成宫醴泉铭》和嵌入长安大慈恩寺大雁塔大门两侧砌体内的《大雁塔圣教序》能与之相比。因此至少从五代十国 开始[78],中国历代画家虽然对 353 年山阴的具体风景和兰亭的建筑面貌一点都不了解,仍然将兰亭雅集以及曲水流觞情景都画成山水画 [ 图 9,文徵明 《兰亭修禊图》卷,24.2cm×60.1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书法#

这十分清晰地表明了书法生态的重大意义:除了对作为书法作品和文学作品的《兰亭序》以及不太为人所知的 42 首《兰亭诗》的欣赏之外,宋元明清文人心里有画出这幅经典作品的“生态面貌”的冲动,这无疑意味着书法是人文氛围与大自然环境相结合的一个极高象征。董逌在其《广川画跋·兰亭图》中就把这种境界描述得清清楚楚,还提及宗炳《画山水序》中关于绘画能够让人对山川产生遐思的一段话,特别体现了文人寄情山水,“澄怀观道”的心愿:

山阴道中,应接不暇,最是佳处,又得安石、逸少,游咏其间,风流一时。至今见其图者,犹有远想,恨不揖让其间。近世燕仲穆摹状山水,取寓一时所见。或谓此图荆浩作,非也。宗炳尝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余虽未至山阴,览此亦足少自慰耳。[79]

图 9 ˉ《兰亭修禊图》卷,文徵明

从以上多层面的角度去看书法史的话,无疑可以看出在一般读帖和考证文献过程中无法发现的许多内容,并且能够使得当代人更准确地理解古代书法的文化地位及其人文的复杂性。也许将来书学领域当中还会成立一门探讨书法作品和书法活动与周围自然及人文环境关系的“书法生态学”。

注释:

[1]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第 2089 页。

[2] 毕罗:《书法的书写过程与其序列性》,《书法研究》2017 年第 1 期,第 32—52 页。

[3] 见 Christopher Woods, Visible Language: TheInventions of Writing in the Ancient Middle Eastand Beyond , pp.73-107。

[4] 同上书,p.156, p.161。

[5] Tsuen-Hsuin Tsien, 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2nd edition , p.150.

[6]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法书全集》第 1 卷,文物出版社,2009,第 254 页。

[7] Pietro De Laurentis, The Manual of Calligraphy bySun Guoting of the Tang , p.xiv.

[8] 见 Marilyin Stokstad, Michael W. Cothren, ArtHistory, Vol. 1 , p.52。

[9] 同上书,p.74。

[10] 孔颖达等:《周易正义》卷八,收入《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中华书局,1980,第 86 页。

[11] 见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第 5 页。先秦一尺长度不一,商代是15.8cm,战国是24cm,北魏以后才开始超过30cm。见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科学出版社,1992,第 11 页、第 55—57 页、第69 页、第 89 页。

[12] Michel Lorblanchet, Paul Bahn, The First Artists: InSearch of the World’s Oldest Art , Kindle edition, p.386.

[13] Louis-René Nougier, La preistoria, Storia Universaledell’Arte vol. 1, p.26.

[14] Lorblanchet, Bahn, The First Artists, Kindle edition,pp.377-383.

[15] 见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五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 1052—1057 页;徐坚等:《初学记》卷二一,中华书局,2004,第 514—521页。

[16] 见苏易简《文房四谱》,《四库全书》本。

[17] 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六〇五—六〇六,中华书局,1960,第 2721—2792 页。

[18] 中国书画全书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书画全书》,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第 365—376 页。

[19] 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 理学汇编 字学典》卷一四七—一六〇,第 645 册,中华书局,1934。

[20] 梁披云编《中国书法大辞典》,书谱出版社,1984,第1981—2029 页。

[21] Albertine Gaur, A History of Writing, rev. Edn, pp.235-236.

[22] 关于中国古代墨迹精选的图片资料,见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法书全集》第 1 卷。

[23] 西林昭一:《新中国出土书迹》,陈松长译,文物出版社,2009。日文版的目录分类略有不同:陶片文字、甲骨文、玉石刻字、金文、简牍、帛书、陶文、墓迹、画像石题记、碑、刻石、纸文书、买地券、墓志、造像记、摩崖刻经、镜铭、瓦当、印章、封泥、戳记。见西林昭一:《新中国発見の書》,柳原书店,2002。

[24] 陈思:《书苑菁华》卷一八,载于中国书画全书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书画全书》,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第 522 页下。

[25] 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第42 页。

[26]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卷三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 117 页。

[27] 徐中舒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第319 页。

[28] 见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崇文书局、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

[29] 见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法书全集》第 1 卷,第22—31页。

[30] 关于中西书法比较,见毕罗:《中国书法特殊性的比较研究》,靳悦译,《书法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5—19 页。

[31] 关于战国时期的楚国毛笔,见西林昭一:《新中国発見の書》,第 44—45 页;关于日本藏的唐笔,见神田喜一郎、田中亲美编《書道全集》第 9 卷,平凡社,1965,第 32 页。

[32] 《墨子校注》卷一六《兼爱下》,第 178 页。

[33] 关于《始平公造像记》的刊刻年代,见毕罗:《从敦煌遗书看中古书法史的一些问题》,《敦煌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62—72 页。

[34] 张怀瓘《书断 飞白》记载:“伯喈待诏门下,见役人以垩帚成字,心有悦焉,归而为飞白之书。汉末魏初,并以题署宫阁。”见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七,第 237 页。

[35] 原作提名做“傅”,是“赋”字的假借。图版和释文见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法书全集》第 1 卷,第213—216 页。

[36] 关于题额作为书法载体的问题,见史睿:《汉唐题额书法的文化史考察——以敦煌题额等资料为例》,《书法研究》2021 年第 1 期,第 27—41页。

[37] 《熹平石经》已佚失,据统计,现存 300 块以上的残石,具体收藏地点不全可考,见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的介绍:file/tupian/20220520/100168.html。国家图书馆藏有《周易》《尚书》《鲁诗》《公羊传》《论语》以及《后记》6 件拓片。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一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 160—165 页。

[38] 范晔:《后汉书》卷六〇下《蔡邕传》,中华书局,1965,第 1990 页。

[39]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十四日旦,方乃引发,幢幡等次第陈列,从芳林门至慈恩寺,三十里间烂然盈满。帝登安福门楼望之甚悦,京都士女观者百余万人。”见慧立、彦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中华书局,1983,第 189 页。

[40] 房玄龄:《晋书》卷三六《卫恒传》,中华书局,1974,第1064 页。

[41] 见刘金柱:《中国古代题壁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第 36—37 页;姚思廉:《梁书》卷四〇《刘显传》,中华书局,1973,第 570 页。

[42] 毕罗:《写与书——中古中国的书写世界》,姚宇亮译,《中国书法》2018 年第 5 期,第 175—184 页。

[43] 池田温:《中國古代寫本識语集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此书序言中译文见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解说》,李德范译,孙晓林校,《北京图书馆馆刊》1994 年第 3-4 期,第 87—119 页;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解说》,李德范译,孙晓林校,1995 年第 1-2 期,第 84—90 页。

[44] 详见毕罗:《写与书》,《中国书法》2018 年第 5 期,第185—186 页。

[45]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七《杂艺》,中华书局,1993,第 567 页。

[46]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卷一《方正》,中华书局,1984,第 191页。

[47] 关于僧安道壹,见赖非、陈健:《山东北朝佛教刻经初探》,《中国书法》2015 年第 9 期,第 89—92 页。

[48] 柳公权书写的《金刚经》的刊刻本来就有供给教徒制作拓片的意图,因为此石刻的 463 行经文分成 12 个“版面”,各有 40 行,每行 11个字,每个版面之间还有间距,首行上角还有柳体“一”到“十二”的数字,只是装成手卷时没有把它们全部保留下来。这种格式与 839 年刊刻的《开成石经》极为相似。

[49] Roger S. Bagnall , The Oxford Handbook ofPapyrology , pp.19-23.

[50] 《隋书 经籍志小学》记载《一字石经》八种典籍为《周易》一卷、《尚书》六卷、《鲁诗》六卷、《仪礼》九卷、《春秋》一卷、《公羊传》九卷、《论语》一卷、《典论》一卷,一共 34 卷。见魏徵等:《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第 945—946 页。实际上,《典论》是曹魏文帝曹丕所作,不可能是《一字石经》内容的一部分,而是指 230 年时刊刻于“庙门之外”的石碑的拓片。《三国志 魏书》卷三记载:“戊子,诏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见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第 97 页。关于《隋书 经籍志》的文本校注,见兴膳宏、川合康三:《隋书经籍志详考》,汲古书院,1995。

[51] 《三字石经》两种典籍为两本《尚书》和一部三卷本的《春秋》,一共十七卷。《三字石经》原来只刻《尚书》《春秋》和《左传》三部经典,现存一千多块小残石。见魏徵等:《隋书》卷三二《经籍志》,第945—946 页。

[52] 道宣:《广弘明集》卷二〇,收入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2册,一切经刊行会,1927,第 244c—245a 页。

[53] 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第 39 页。

[54] 毕罗:《永字八法考论》,姚汪炯译,《美术史与观念史》第 26 卷,2020,第 306 页。

[55] 关于此碑种种问题,见笔者中英文两部著作:《尊右军以翼圣教》与Protecting theDharma through Calligraphy in Tang China 。

[56]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卷一五上,第 758—759 页。

[57] 朱长文:《墨池编》卷一,载于中国书画全书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书画全书》,第 210—212 页。

[58] 路远:《西安碑林史》,西安出版社,1998,第 69、92 页。

[59] 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九,第 199 页。

[60] 封演:《封氏闻见记校注》卷八,赵贞信校注,中华书局,2005,第 73 页。

[61] 萧统编《文选》卷一一,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 489—507 页。62 同上书,卷三,第 125 页。

[63] 詹锳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六册,卷二〇,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第 3150—3152 页。

[64] 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四,第 69 页。

[65] 詹锳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五册,卷一六,第2628 页。

[66] 杨殿珣编《石刻题跋索引》,文海出版社,1972,第341—452 页。

[67] 脱脱等:《宋史》卷四三六《郑樵传》,中华书局,1977,第 12944 页;郑樵:《通志》卷七三,中华书局,1987,第 1842—1879 页。

[68]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仁寿宫 唐九成宫——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第六三图。

[69] 录文见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三,收入《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 1 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第 223 页。

[70] 开封文化遗产,一共有 5 座古建筑,全为明代以后所建。见河南省文物局编《河南文化遗产》,文物出版社,2007,第 39—45 页。

[71] 董理:《关于武则天金简的几个问题》,《华夏考古》2001 年第 2 期,第 79—85 页;图片见洛阳市文物管理局编《古都洛阳》,朝华出版社,1999,第 144 页。

[72] Robert Marks, China: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pp.103-104, 119-129.

[73] 同上书 , p.120。

[74] 叶昌炽:《语石校注》卷一〇,韩锐校注,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第 888 页。

[75]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汉语大词典》,第 640 页。

[76]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第 1513 页。

[77] 刘义庆《世说新语 企羡》云:“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见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第 346 页。

[78] 晚唐李频《梨岳诗集》有一首题为《府试观兰亭图》的诗,证明当时已有以兰亭作为绘画题材的习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郭忠恕临摹的顾恺之《兰亭燕集图》

[79] 董逌:《广川画跋》,载于中国书画全书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书画全书》,第 8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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