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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教授的亲历:那些被遮蔽的二本学生,决定他们命运的关键……

一位教授的亲历:那些被遮蔽的二本学生,决定他们命运的关键……

来源:瞭望智库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浪潮重塑了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中国社会面貌。随着资本洪流的介入,在高校扩招趋势的推动下,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

作为一名在普通高校一线工作了15年的教师,黄登教授以“教学日常”为观察对象,呈现了普通二本院校学生的生活图景。

“在这个漫长、复杂、看似平静实则惊心动魄的过程中,我是高等教育市场化铺开前最后的见证者和见证者。在这次演讲中,因为各种混杂经历的碰撞,我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参差不齐、对比鲜明的个人视角。尽管受对象的限制,在很多人生故事的展开中,我不得不承认,逐渐分化的趋势和命运像铁一样打击了一个群体,但正是个体丰富性的突破,才让我意识到教育的功能不过是为了抵抗这种铁的固定,开辟和提供一条新的命运之路。”

文本|黄灯

本文转载自微信微信官方账号“中国文学选刊”。原文章发表于2020年5月13日,标题为《黄灯:两所高校的那些学生盖|非虚构》,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一个

2005年,我博士毕业后,加入了广东F学院,一所南方很普通的学院,成为了一名教师。14年后,翻看预留的学生名单,我惊讶地发现,我已经教了4500多名学生。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接触到一个群体,看到一个群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漂浮和命运。

十几年来与学生无数而琐碎的接触,以及对他们毕业后情况的追踪,我深深地意识到,两所高校的学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广大普通年轻人的处境,他们的命运勾勒了中国年轻人最常见的成长路径。

大众化教育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能进入令人眼花缭乱的重点大学的只有少数,更多的是进入数量庞大的普通二类院校。

就我所教的几千名学生来说,他们大多出身普通,要么来自不知名的乡村,要么来自简陋的小镇,背后都是工作的母亲或下岗的父亲,还有一排排尚未成年的兄弟姐妹。

种田、养殖、屠宰、搬工地,或者在大街小巷做小生意,是父母常见的谋生方式,与目前“一线城市、知识分子父母、国际视野”的高干家庭形成鲜明对比。

虽然他们所在的大学在高校的金字塔中毫不起眼,但对于有机会入学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可能是村里的第一批大学生,是孤独村里最亮的光和希望。来到繁华都市后,他们对改变命运的高考充满了感激,对未来充满了谨慎和渴望。

他们的大学之路,完全取决于现行高考制度提供的渠道。在应试教育的机制中,都经历了紧张的课堂教学,题海战术,千百次考试。

在一系列严格规定的动作中,他们的部分人格、血脉、生命力被斩断,以标准答案为突破口,奋力突破高考。于是他们一步一步来到了大学校园和我的教室,不知不觉养成了温柔沉默的脾气,以至于面容变得越来越模糊。

作为一名教师,通过无数次的课堂观察和见证,我深切地感受到,这个群体已经过早地透支了他们的生命能量,降低了他们的青春活力,表现出一些冷漠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思维力和创造力已经在残酷的考试前进中不知不觉地被悄悄磨损。

他们的去向,尤其是在就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有着惊人的上限。据我观察,在中国大学的等级分布中,不同级别的大学和学生的去向对应着不同的城市。顶尖大学对应世界上最好的城市,重点大学对应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一般大学对应中小城市、乡镇甚至乡村。

一层一层,一级一级,像磁铁一样吸住各自的秘方,干脆利落,意外不多。在当前的社会结构中,任何一个群体想要跨越不属于自己的城市和阶层,需要经历怎样的内心风暴和困难,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黄先生和他的同学们的合影

作为二等生,一踏进校门,就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无需自学。他们没有太大的野心,也从来不把自己归为精英。

他们安于平凡的命运,接受平凡的工作。他们心里抱着的,无非是父母期望的一份体面的工作。毕业后大多留在了国内基层的一些普通单位,从事一些普通的工作,不出意外。

作为一名教师,我对世界安全边界的认同来自于对学生命运的调查。学生作为最普通的年轻人,是最贴近脚下大地的生命,也是最能听到祖国气息的群体。

他们的信仰、理想、精神状态,他们生活的时间空,他们的命运前景,社会提供的机会和条件,他们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国最基本的背景,也是决定一代人命运的关键。

历年来,在对学生毕业情况的跟踪中,就业水平的个人命运与大学教育有什么关系?是我问得最多的问题,也是本文试图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

但是,我知道我无法通过穷尽式的学术写作得到答案,也无法通过无缝推理得出结论。我们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在14年的教学生涯中对学生群体的持续观察,以及在长期的师生接触和观察中获得的感性认知。

通过打开有限的个体命运,我发现他们的人生故事其实可以验证自己的直觉,并帮助我通过这种直觉找到了解时代的可靠途径。

我知道这篇文章不能提供一个整体的看法,但它呈现了一个“个体见证个体”的生活场景,但我不能否认,正是具体的生存境遇,让我意识到中国普通青年群体在时代洪流中的必然遭遇和突围的可能;我不能否认,正是鲜活的个体生命,丰富了我对年轻人的认识和理解,冲淡了这个群体常见的曲解和偏见。

2

2006年6月16日,学校决定在原经济贸易系秘书教研室的基础上,成立财经与传媒系。当初进广东F学院是因为学校要申请新的专业——汉语言文学。作为第一个中国博士,我从人事部门的招聘信息得知,我实际上是以新专业“急需人才”的名义开始工作的。

说是财经传媒系,但是因为90%的老师都是以中文为主,而且他们的专业也是汉语言文学,所以在被批准为新专业之前,其实是中文系。

2006年,新成立的财经与传媒系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当我给所有学生上公开课的时候,我终于有机会在这个系上专业课了。刚招的前两个班,我被系书记安排做062111班的班主任。

2006年9月16日,是大一新生报到的日子。一大早,按照学校的规定,我履行了班主任的职责,去迎接新同学。天气还不错。我穿着一件军绿色的连衣裙,穿梭在人群中。心里像第一天上课一样充满了激动,对即将到来的新生充满了好奇。

开学第一天,学校的人气异常旺盛,接送新生的繁忙车辆来来往往,把广东省各地的孩子带到了学校青年广场上方的空地面。各个部门的迎宾桌一字排开,一张张清新而略显紧张的面孔围在桌边。

我注意到班里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那天报到的方式完全不同。有几个印象深刻的例子:

先是一个女生的父亲找我反映,说看到学生宿舍的情况后,发现没有空音,觉得条件太差,问我能不能给孩子在校外租房子住。他的妻子留着卷发,化着浓妆,年轻、迷人、时尚。

她跟在丈夫后面,一言不发,揉着红红的眼睛,抹不掉眼泪,仿佛女儿住在没有空语气的宿舍,即将面临地狱般的痛苦。女孩看起来很单纯,面对我父母的咨询,眼睛一闪一闪的不知所措。

第二,一个男生,眼神坚定,行李简单,明显没有父母陪同。后来我注意到,送他上学的是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哥哥。因为他长得太像了,外人一眼就能看出是两兄弟。

我弟弟的文化程度好像也不是很高。遇到不清楚的事情,他不去问人,而是观察别人怎么做。然后迅速处理交费、办卡、进宿舍等琐事。,第一眼就在外面走了一趟。他对社交生活很有经验。

第三,一个戴眼镜的温柔男孩,陪同的队伍最大,不仅有他的父母,还有他的爷爷奶奶。奶奶拄着拐杖,看起来八十多岁了,一脸的开心,觉得孙子能上大学,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男生淡定从容,知道我是班主任,大方的和我点头微笑。

第四,一个看起来单纯无知的女生,眼神中带着不确定的恐惧,对大学生活充满向往。当她的目光与我的目光发生碰撞时,她明显想躲闪,但最后还是从嘴角挤出一些不自然的笑容,略显黝黑的脸上显得异常阳光。她的父母从服饰上看像是农民,她的父亲带着女儿办理各种手续,她的母亲怯生生地躲在一棵树的树荫下,守护着用化纤袋子包着的行李。

开学后,我去宿舍了解情况。第一个女孩,出生在汕头,家境富裕。她爸爸是汕头一家公司的老板,妈妈生活很优裕,年纪也很小。女孩很快适应了集体生活,性格温柔讨人喜欢,和同学相处融洽。宿舍里没有空音,这在她眼里根本不是什么值得担心的事情。

第二个男生,农村出身,家境不好,但是性格开朗,长得帅,不卑不亢,喜欢和人打交道。适者生存的原则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生活的经历让他明白了没有任何老师的机会的重要性。在班级的第一次选举中,他成功地成为了班干部。

有一次,我没带饭卡,他看见了我,直接把我带到了食堂的最底层。他告诉做饭的厨师给我最好的菜,但他根本不付钱。后来才知道,做饭的师傅是他老乡。

这个男生适应性强,做事灵活,心里没有太多规矩。毕业的时候,因为要找工作,没时间写好论文。教官又急又气,但面对他的态度,我也不好发作。最后,我不得不尽力让他通过。

第三个孩子来自惠州的一个教师家庭,他的父母似乎很有教养。知道我是班主任,他们马上邀请我去惠州玩。孩子入学后,各方面都符合好学生的标准,专业知识不错。他们对文学的感悟力明显超过班里其他同学。

但更多的孩子是沉默的,就像第四个家庭里的女生,在班里默默无闻,怕被别人注意,不愿意和老师交流。到他们毕业的时候,还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班会,我拿到了全班名单,52人,女生38人,男生14人,都是广东省的。

大部分都是1987年左右出生的,也就是说我带的第一届班主任都是80后。令我惊讶的是,班里男女比例如此不平衡,我很难想象一个52人的班里,男生不到30%。

我上大学的时候,情况正好相反。我也主修中文。46名学生中,女生12人,占比不到30%。和教研室的老师聊天后发现,男女生比例失调早已是常态。后来我才知道,作为系里的第一届学生,062111班的男生数量和此后的其他班级相比已经非常可观了。

2007年6月,我开始休产假,错过了大二上学期给他们上“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课的机会。考虑到此后的课程安排,为了更早地了解他们,大一下学期,在系里没有专业老师的情况下,我自告奋勇给他们上了一堂“外国文学史”。2008年2月我休完产假的时候,他们已经进入高二第二学期了。从那以后,我就没有机会给他们上专业课了。

通过给他们上课和日常接触,我发现广东学生比我熟悉的湖南、湖北的年轻人更怀念家乡。在我的课堂上,我做了一个随机调查。很少有学生愿意离开广东去外地学习或工作。

这种执念和我高中毕业最大的梦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就是离开家乡和父母远走高飞。这种反差不仅让我困惑,也让我着迷。

我突然发现,身处异地带来的文化碰撞和对比,不仅让我更好地看到了自己,而且是极其有趣的。

我甚至觉得,如果说来广东的选择和留在广州的决定真的印证了我的湖南人身份,那么062111班孩子们的存在,让我在这奇妙的碰撞中进一步强化了我作为内陆人的认同感。很自然的,“粤生”这个固定的群体和观念,伴随着我的班主任身份,一步步在我心中生根发芽。

从2006年他们入学开始,我就见证了他们踏入校门,度过波澜不惊的大学时光,然后在学校的后排和他们一起吃毕业晚宴,一直关注着他们毕业后的漫长岁月。依托信息时代的便利,我可以通过QQ和微信群的便利,随时了解他们的动向。

在虚拟的网络中,有一个小小的空房间,依然延续着我作为他们班主任的既定角色。在中国的教育背景下,班主任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信任。

虽然大学里有专职辅导员,班主任几乎不需要操心学生的学业管理和日常琐事,但对于学生来说,班主任永远是他们大学生活中最亲密、最随意的倾诉对象。

作为他们班主任的这几年,除了不定期的和学生交流,我的一个核心工作就是配合辅导员做一些所谓的“后进生”的思想工作。他们逃课,考试不及格,不愿意打扫宿舍,怨恨被迫听课,不认同学校的诸多评价机制,以一种让辅导员头疼的方式保留着凝聚在叛逆气质上的生命力。

如何说服这些孩子面对学校的考试,顺利拿到学位,以应对进入社会后更加死板的基础门槛,成了我最头疼的问题。我不在乎他们能不能拿到优秀宿舍和优秀班级的称号,但每个学生都必须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这是我对班主任职责的基本要求。

14年,我突然发现,是班主任的身份让我的社会关系更加确定:我的学生。与公开课上闪现的面孔相比,这52个孩子似乎永远呆在一个角落里。一旦他们想和母校建立联系,我会是他们毫不犹豫要找的第一个人。

十四年来,得益于班主任身份提供的便利,我见证了一个群体从学生时代走向现实社会,与这个时代产生了真实的联系。在房价飙升最疯狂,社会群体分化最严重的十年里,我见证了80后一代演绎的各种人生和命运。

它们就像固定的锚点,成了我观察国情最便捷的方式。

他们,用他们真实的生活,成为我对时代最真实的感知。

三

从2006年9月16日开始,我见证了062111班十二年,我的班主任身份早已是衡量我职业生涯的标尺。2006-2018年恰恰是中国社会变革最快、分化最明显的十年。整理学生命运的时候,忍不住和大学同学比较。

不得不承认,虽然从就业结果上看,两者的区别并不明显,但如果再看更细致的肌理,比如培养目标、培养形式、就业理念等维度,就能发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

毫无疑问,我的大学时代和我的学生的大学时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景观,属于计划经济下国家主导的高等教育和市场经济下资本和资源主导的高等教育。两者之所以不同,显然是因为90年代末市场经济快速进入中国高校。

不可否认,我的大学时光依然弥漫着计划经济时期理想主义的余晖,而对于062111班和他同时代的人来说,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大学时光更多的是充斥着功利、现实、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和机遇。

作为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两个阶段的亲历者,联系自己作为学生的经历和教学生的过程,可以明显感受到中国大学教育目标的变化。

在我的大学时代,教育的目标是为集体培养“人才”,而我的学生却成了就业找工作的主体。用温铁军的话说,就是“把人变成了资本化的因素”。

伴随着培养目标的变化,是身份认同的差异:在我的大学时代,哪怕我只是一个中专生,也算是一个“天之骄子”。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考上大学往往被视为“跳龙门”,在人事关系上被国家认定为“干部”;对于062111班的同学来说,进入广东F学院这样的二本院校,并不能带给他们太多的精神荣耀。

从进校门,还没来得及感受高中老师描述的美好大学时光,就被辅导员告知就业的压力。毕业的时候,更多的人拿到的只是一张“劳务派遣”。

可以说,高考的担子一卸,求职这根弦就崩了。整个大学过程被学校锻造成专业“流水线”上的常规产品,被戏称为“人力资源”的工具化表达。

正因为如此,90年代初的大学生,无论是在全国顶尖的北大,还是在当地的岳阳大学,都是首先立足于把大学生还原为一个完整的人,注重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长远发展。学生不会被就业绑架,也不会盲目受制于一些所谓的就业技能,忽略更重要的专业学习。在具体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上,学生也会有充分的自主学习空余地,不会延续高中的填鸭式模式。

以我的经历为例。我之所以在大学毕业三年后被国企改革下岗,仅仅几个月的准备就通过了1999年武汉大学的研究生考试,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我在大学期间花了大量的闲暇时间打好了专业基础,这与我自身没有就业压力,刻意的态度,坚持个人兴趣密切相关。

但是对于我所在的062111班的学生来说,随着就业不确定性的增加,学校为了增加就业的筹码,往往会在没有经过严谨的专业论证的情况下,增加过多的工具性课程。我的学生拥有文学学位,主修中国语言文学。除了上中文课,他还要上传媒,甚至经济金融的课。

石磊大学毕业时,因为没有通过教学计划中的“高等数学”考试,推迟了一年获得学位。由于专业训练涉及的学科太多,大部分课程只能流于表面,专业内容不多,所以学生上课压力很大。即便如此,为了增加就业的筹码,他们也不得不涉猎更多的信息,以至于修第二学位成为学生无法回避的选择。

环顾四周,大学科研蔚然成风,学生无所适从,焦虑迷茫,盲目跟风,被各种考试拖累,没有条件获得更多的闲暇时间来锤炼自己的专业能力。我们学院的大学氛围,在极强的就业压力下,越来越像一个职业学院。

对应不同的教育目标,就业模式也有差异。我在前面的分析中提到,令人欣慰的是,062111班的大部分孩子都通过各种渠道很好地安顿了生活,享受到了时代的光芒。

总的来说,062111班学生的生活状态和我大学毕业班相差十五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达到这个结果之前,过程是相似的。

对于中国二班92来说,我们获得工作的途径主要取决于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包分配的政策。大学合并之前,因为升学率极低,客观上保证了文凭的稀缺性。国家还可以在政策上对大学生的就业去向进行统筹安排,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自然就建立了强有力的相互关系。换句话说,国家在接手大学生就业的同时,实际上通过行政权力保证了底层家庭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可能性。

我所在的1992级语文二班,60%的学生来自普通农民家庭,国家分配工作的比例高达97%,保证了班里成员仅仅因为大学学历就能得到较好的生活保障。大学毕业后,通过统一分配和一个同班男生进了岳阳某大型国企。

当时和我一起分到厂里的40多位同事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其中不乏像中国纺织大学这样的著名贸易学校。进入大型国企,在当时的背景下,也意味着获得稳定的生活。虽然工资不高,但他们可以享受单位提供的住房、医疗、儿童监护和上学。对于农民的孩子来说,这意味着个人和家庭的命运可以真正改变。

到062111班随着教育市场化的推进,他们一入学就被社会、学校、家庭当作就业的主体。“国家”这个宏大的词在他们的生活中并没有太多具体而可感的联系。

他们的毕业去向,在“自主创业”的话语中,早已失去了“国家分配”的庇护,必须依靠自己和家庭的力量去争取。毕业后,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生存压力,只能在完全市场化的社会背景下独自承担。个人与国家的粘合度越来越低,学生的去向越来越受制于个人背后拥有的资源。在自主创业和市场经济的赤裸裸的搏杀下,底层家庭孩子的不确定性成为唯一的确定性。对于我们大学1992级中文2班来说,不管是哪里人,只要有普通的大学毕业证,同学的就业质量都差不多。但对于062111班的学生来说,他们个人的出路与家庭情况息息相关,他们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由出身家庭决定的。

——其实学生分化的开始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在追踪062111班同学的去向时,突然发现第一次见到新生时,直觉留下的几个第一印象,其实从整体上印证了他们毕业的基本流程。

我想到的是那四个孩子,除了第二个依靠强大的社会适应能力在现实中找到了立足之地。其他孩子的命运似乎更受制于一种无形魔力的牵引:第一个汕头女孩,父母早已为她安排好了出路,读书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拿到毕业证,拿到进入社会的入场券;第三个惠州男孩,也是在父母的照顾下,一毕业就回家考公务员,在父母早就买好的房子里结婚生子,无忧无虑;只有第四个女生,和她在学校的沉默一样,毕业后在茫茫人海中沉默。听同学说她做过文员,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做过微信生意,换过几份工作,搬过几个城市。她没有成家,生活也不稳定。她不得不在各种被描述为个体命运的话语中独自承受生活的考验。

不可忽视的是,在随后几年的持续追踪中,我发现这类孩子的比例越来越大,他们汇成了一个越来越庞大的队伍,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隐蔽而突兀的人群。他们的第一份工作,以及他们不稳定的合同,具有最重要的意义。除了是学校统计就业率的数据支撑,并不能成为他们生活的坚定基础。流浪是一个群体的真实存在。

因为92年的语文2班和062111班的时差,他们的就业意识和对待现实的态度也有很大的不同。虽然计划经济时代的高等教育更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和集体主义精神的灌输,但在具体的专业教育中,也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自主学习时间。甚至因为毕业包的就业保障,客观上保证了学生就业质量的相对公平。但问题的另一面是,由于有国家做后盾,那一代人的就业观念反映了对稳定的强烈渴望和对集体和国家的明显依赖。但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天然缺乏应有的敏感,甚至有隐隐的排斥。他们的日常状态和计划经济时代提供的最终稳定构成了一种甜蜜的依恋关系。

但是062111班的孩子很长一段时间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底都没有概念。他们一入学就接受了自主择业的观念,经过多年市场经济的洗礼,通过商业和竞争的渠道完成了自我社会教育。

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惊讶地发现,自从接手062111班以来,与我的大学同学相比,我的学生真的很认同商业原则,更有做生意的勇气。很多时候,我甚至是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客户。我办公室里用不完的鞋油,用不完的茶叶,红枣,蚕丝被,洗发水,都是来自学生的推广。在我的日常消费中,一些护肤品,小饰品,正式的包包都是来自学生的货源。这种全新的师生关系彻底颠覆了我之前的认知。大学期间,我不会以用纸蛇捉弄老师导致课堂骚乱为耻,但为了获取利润和差价而向老师推销商品的行为,我很难接受。这种差异,以及对市场经济的不同态度,无疑显示了时代对我和我的学生的不同印记。

总之,毕业八年,纵观062111班同学的就业情况和生活状况,我们可以看到,总体来说,对于80后一代的孩子来说,通过各种努力和尝试,大部分都可以有一份踏实的工作,在工作的保障下,可以成家立业,实现自己古老的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诺言。

显然,对于那些通过“公考”成功进入体制内的学生来说,这个渠道展现的是大学教育最直接、最原始的价值,以及时代提供的公平机会。对于那些成功进入银行、证券、保险机构的同学来说,他们的选择是因为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和学校提供的就业优势。对于那些在各种企业大显身手的同学来说,广东发达的经济环境无疑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当然,对于那些坚持梦想,愿意在市场打拼,敢于创业的同学来说,这是他们对时代的自信,对自我认知的最好证明。

无论如何,062111班的学生之所以能够在教育市场化的形势下取得良好的发展,说明这一代普通青年曾经拥有丰富的时代资源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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