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化教育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不可否认的是，只有少数幸运儿能进入几十所让人眼花缭乱的重点大学，更多的只能进入大量的普通二本院校。”黄登在《我的两个学生》的序言中这样说。
黄登，大学老师，曾在广东F学院工作。他从教15年，教过4500多名学生。在这所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的普通二本院校，他通过日常教学、作业指导、导师制，见证了无数“中国最普通的年轻人”——二本学生的个体命运。
根据黄登的了解，她的学生大多有着相似的成长轨迹:出身普通，要么来自不知名的乡村，要么来自不起眼的小镇，母亲在职，要么父亲下岗，身后是一排排尚未成年的兄弟姐妹，这与当下“一线城市，知识分子父母，国际视野”的高干家庭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们来到大学，完全依赖于现行高考制度提供的渠道，在严酷的就业竞争中，他们的去向有着惊人的天花板。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灵之旅，将和来自更高层次大学的年轻群体一起，在市场化、成功学、工具理性的惯性中完成。在尖锐分裂的现实语境和日益局促的崛起空之间，处于第二阶层底层的年轻人有多少突破自身局限——社会关系、出身家庭乃至自身实际能力的可能性？这是黄登在写作中反复强调的核心问题。
本文从一门大学语文课的期末考试说起。《黄灯》从三个作文题目入手，通过、李、邱丹丹、潘杰民、黄等学生的笔触，展现了他们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后的状态和感受，间接反映了城乡孩子的群体差异，中学与大学教育的脱钩。幸运的是，尽管有无数的悲伤，但这些蓬勃有力的生命仍然具有非凡的韧性，它们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足以让generate产生各种可能性。
李陀 梁鸿 贾樟柯 韩少功 特别推荐作者黄登在一所二类院校任教，长期的课堂教学和课后师生交流，让她成为这群学生成长变化的见证者。《我的两个学生》相当于她的教学笔记，里面有她15年一线教学经验的分享，对4500名学生的长期观察和10年的跟踪走访，还有对两位班主任工作的总结和反思，以及近百名学生的个人陈述。是《黄光》向读者描述一群年轻人生活剪影的尝试。
为了让读者真正了解这两个学生群体的社会现实，在书中，黄光进行了跨时间、空和地域文化的差异比较，以此来考察时代变迁、学生籍贯和家庭流动对学生就业去向和人生目标设定的影响。
书中最触动我的是个别学生的采访日志。在这些以学生命名的章节中，受访者向读者倾吐了他们对高考的回忆，对城市生活的不熟悉，对毕业的迷茫，对就业的恐慌。在这些谈话中，你会了解到他们彼此之间的社会距离，以及他们对这个社会的认知过程；他们与父母、兄弟姐妹的沟通受阻，离家乡很近；他们对网络文学和游戏的认识，对新媒体时代的适应和失落；他们有考公务员和考研的取舍，有稳定和随波逐流的选择。他们也为自己的生活、父母甚至国家负责。当事人讲述的每一个故事，都伴随着看得见的气息、烟雾、脚步声、目光。在这些极其细致具体的生活切片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两个学生，而是这群八五、九十后的年轻人，他们所有的人。他们遇到的困惑和问题并没有把他们彼此区分开来。反而成了他们共同的话题。
我的两篇学生作文|黄光
我上一次给学生上公开课是在2016-2017学年的第一学期。我给2015级金融系的学生上了大学语文。1515113、1515114、1515116、1515117四个班，共202名学生。
我们学校金融系的录取分数线很高，超过重点线40分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有机会被录取。外地省份，尤其是偏远省份，比如云南，有一些学生的分数可以上云南大学，但是因为想离开父母，向往遥远的地方和沿海地区，所以选择了广州，来到了我们学校的金融系。还有一些竞争压力大的内陆省份，比如河南，郑州大学的学生，成绩都在当地之上，来我们学校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
结合我多次教金融系学生的经验，我发现即使是像广东F学院这样的普通二线院校，因为地处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就业机会丰富，经济条件发达，还是能很大程度上保证金融系的优质生源。2016年11月，同一周的班级，我随机统计了重点中学四个班的学生人数，202。除了这十三名缺席的学生，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61所重点中学。2018年毕业季，我统计了一下2014级语文1416012班的学生。在25名受访学生中，有16名明确告诉他们来自当地重点中学，8名来自区域城市中学，只有1名来自县级非重点中学。重点中学上语文课的比例还是那么高，可以推断出财政系的情况。
根据课程计划，《大学语文》属于考试类课程，采取随堂考的形式。在试卷最后的作文题中，我给了他们三个问题选择:1。我眼中的中国教育；2.我生活的时代；3.最让我不解的是。
三个问题差不多。多年来，因为我深深感到课堂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学习或知识的问题，而是无法接触到一个真实群体的问题，所以我试图通过考试的方式让他们观察自己，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从而了解90年代末出生的学生对社会和自己的认知。
期末考试作为一种无法回避的书面表达，将是我们师生之间最后一次有效的沟通，也将是我洞察年轻人内心想法的一个窗口。整体来看，三个问题都有考生，但选择“最让我困惑的是什么”和“我眼中的中国教育”两个问题的学生较多，这可能与他们作为教育主体的直观体验有关。
先看《最让我不解的事》。没想到的是，城市里的孩子进入大学后最大的困惑，竟然来自于信息时代电子产品的泛滥。他们坦言，面对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渗透，进入大学后，很多同学因为失去了高中老师的控制，控制不住随处可见的诱惑，在课堂上忍不住刷电脑。实际上已经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学习。农村学生，虽然难以摆脱大环境，也受到互联网和电子产品的制约，但他们内心最大的困惑来自于加载在家庭身上的生存挣扎。
胡晓春是家里的大姐，有五个弟弟妹妹在读书。她父母最大的期望就是毕业后尽快找到工作，帮家里支持弟弟的学业。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教师或者法学研究生，但是来自家庭的负担让她犹豫了:“如果我继续深造，肯定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压力。关于就业和要不要读研的困惑是我近半个学期的思考，却没有合适的答案告诉我该怎么办？”
李是一个留守儿童。他父母带着两个弟弟妹妹去城里打工，把她留给爷爷奶奶。尽管她明白父母的选择是“生活所迫，无可奈何”，尽管她唯一的愿望是“渴望父母的关爱，哪怕只是回家陪我一两天，也已经很满足了”。但是在留守的那些年里半夜偷偷哭，哪怕是在大学，只要有机会表达出来，都能让人感觉到岁月并没有抚平她的伤口。
邱丹丹和李的情况不同。她类似于郑弘的孩子，被父母带到城市工作。其实对于丹丹来说，她最幸运的事情就是父母没有让她成为留守儿童。她出生在潮州，早年随家人来到广州。她对家乡的记忆早已模糊。她熟悉自己在异乡长大的城市里村庄的大街小巷，有一种天生的善良。她不会说家乡的潮州话和饶平话。她的母语，从小到大，都是地道的白话。她喜欢从小生活的广州，也早就把自己当成了广州人。
她清楚地记得父母做过的每一份工作:去工地，开服装店，做电工，做地铁清洁工。一家人住在亲戚的小房子里，父母坚定的信念是，通过城市的努力，能供两个孩子读书；丹丹最大的愿望就是通过努力成为一个地道的广州人。在借款的情况下，她以高分考上了大学，这让她的父母感到骄傲。然而，直到上了大学，她才意识到现实的尴尬，对一直隐藏的真相感到迷茫。“想完全融入广州这个大城市，发现还是有些困难；融入家乡也很难。我和爸妈飞到广州的这只候鸟，一时半会儿也无处落脚了。”
再看《我眼中的中国教育》。不出所料，“中国教育”在学生的理解中停留在“应试”维度。让我惊讶的是，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在面对同一个话题时，态度不同，但感受相同。生在城市的孩子，很多同学都讨厌应试教育。刘把这比作“一场赌博”。“可以说，我们几乎把十八岁之前的人生都献给了高考。我们的小学、初中、高中都是为了高考，十几年的努力和奋斗都押在了一场考试上。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赌博，但在我看来，这是一次不划算的赌博”。
方这样概括中国学生的青春。“以高考为分界线，中国学生的青春似乎被简单粗暴地分为两部分，高考前和高考后。高考前，我记得我整个人生好像都是为了高考而活。从小学开始，就要重点关注；初中，进入实验班；高中，奥数班。人生就像一首预设好的曲目，我必须毫无差错地排练。否则我会被周围的环境淹没。父母的期望，老师的教导，同学间的小攀比，就像巨石，压得我五脏六腑发痛。”
但是对于农村学生来说，从试卷上，我看到很多孩子对通过高考充满了幸福感。的确，对于他们来说，即使考上广东F学院这样的二本院校，也是不容易的。从小到大，几乎都是班里最优秀的学生，都能考上大学。他们从心底珍惜高考的机会，感谢高考的相对公平。
一个名叫苏烟的女孩说，“当我们回顾过去时，我们受中国教育的一代人都指责它，讨厌它，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它给了我们贫困学生一条致富和摆脱贫困的道路”。吴书颖表达得更直接。“作为一个出生在农村的孩子，我能进入大学的神圣殿堂。首先要感谢的是我们的高考制度。有了高考这个相对公平的平台，我可以接受更高的教育。”陈雯婷很坦率。“回忆起年少时，我能想到的只有假期不想上的辅导班，黑板上永远擦不干净的数学公式，我空呼吸中粉笔灰的味道，还有向父母报成绩时的焦虑。”但当她走进大学的课堂，洞察到现实的真相时，她就更幸运了。“我曾经很讨厌中国的教育，认为它带走了我童年、少年甚至青春的快乐时光；现在，我坐在大学的教室里，对此我无比感激。是它让我有机会通过自己的手和笔作为剑，看到更广阔的天空空”。
让我感受到的是，无论来自城市还是农村，学生们对应试教育带来的残酷压力都有着一模一样的感受。他们的中学生活异常艰苦，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几乎都到了极限。在“倒计时”和“誓师大会”的催促下，他们有了非常强烈的时间观念。许多学生甚至认为心情不好时洗澡、洗衣服和哭泣是浪费时间。“多考一个，杀一千人”的想法杀气腾腾，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洪谈到了一个女生在期末试卷上的情况。“她家里很困难，父母下岗，家里人口多。一直是班长的她，在一次模拟考试的挫败感中，选择了从教学楼三楼跳下。被送到医院后，发现她身上有很多被刀片割破的皮肤。她醒来后，经过家人和老师的询问，才知道自己承受了这么大的压力，她要通过痛苦来缓解。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女被教育压垮了。”
正是因为承受了过度的考试晋级压力，所以在课堂上，学生们规规矩矩，一本正经，很少有令人惊讶和意外的讨论和提问。他们也不认为课堂上的讨论和提问应该是大学生活的常态。从教十三年来，没有一个学生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而和我争论过。他们的平和与耿直与我们大学时代的傲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没有一个孩子有什么出乎意料的表现。他们收缩了属于他们青春的触角和锋利的边缘，他们被逼到了绝路。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越来越多的阴影成了我视野中不可回避的群体。
大学期间，有一个小插曲，虽然微不足道，却让我印象深刻，成为我开始教书后衡量大学风气变化的标尺。1992年下半年，大学刚开学不久，教我们英语的傅老师很受同学们的欢迎。我一时兴起，想捉弄她一下。课间偷偷在傅老师的讲台上放了一条纸做的假蛇，让娇小玲珑的老师大惊失色，决定停课找出作弊者。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满脸通红地站了起来，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说出了真相。以我喜欢老师没有反抗作弄我为由，闹剧仿佛从未发生过。这个消息甚至没有离开教室，却成了二十年后同学取笑我的笑话。
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前的最后一批见证者，在原来的教室里没有师生评教，师生没有维权，没有发生教学事故。教室纯粹是师生情感交汇的场所，学校不会把小事件上纲上线。偶尔，学生不会受到学校的任何惩罚。“假蛇事件”后，傅老师没有挂科我的英语成绩，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但我们还是习惯了她娇小玲珑，坐在书桌上，穿着蓝色连衣裙晃着小腿，用清脆的声音跟我们强调过去完成时。
但十几年来，没有一个孩子和我一样，仅仅因为无法控制的少年天性，就和老师有过不期而遇。他们已经失去了我大学时代的鲁莽和无知，对捉弄老师的兴趣和心思也消失了。这恰恰是我对时代变迁最直接的感知。虽然现在回想起来，我因为幼稚吓到了英语老师，但我不得不承认，我之所以敢放肆，是来自于一个18岁的年轻人，那个时候他游手好闲，很放松。虽然我在本地的高校读书，但是我不用担心找工作，生活费，为排名和奖学金而奋斗，更不用说为了给毕业简历增光而考第二学历，考无数证书了。当然，我不知道什么是“买房”。
但现在，坐在我台下的学生，是一群为了提升自己的竞争力，通过了更严格的考试，无数次的打分、排名、比赛，无数次的接受补习班的孩子。进入大学校园的第一天，还没来得及摆脱中学时期内心的淤积，就被告知就业的压力，买房的压力，竞争的压力。从我记事起，无形而精细的负荷就已经加载在他们身上，早已按顺序裁掉，生活中很难再找到渗漏的机会。
中学的老师和家长总以为通过各种手段把孩子送进大学就万事大吉了。然而，大学教师对中学教育的后果有更直接的认识。在我的具体课堂上，我充分感受到教育就像一种慢性炎症。中小学服用的猛药、抗生素、激素，最终产生了大学冷漠、冷漠、不思考、不主动的后果。学生内心的疲惫，大学时代的严酷压力，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底色。作为中学教育后续阶段的亲历者，我目睹了孩子们被拖入成长的状态，对此深有感触。而家长对此并不知情，中学老师在应试目标的压力下也无法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承担更多的责任。在疯狂的追逐中，没有人能容忍孩子的失败，现实强化了高校的分层，学生不允许自己失败。孩子的个性、天性、活力都被抹得无影无踪。他们的脸越来越相似，早已成为工厂的标准化组件。
以前一直以为现在的孩子都是有气质的，不能吃苦，但是随着交流的深入，我发现他们不仅能吃苦，还能接受竞争，不怕考试。有一次上课，突然觉得头晕。一个女生熟练的拿出一盒虎牌清凉油给我。我看着接近瓶底的东西，感觉怪怪的。这种我80岁的爷爷只有头疼的时候才用的东西，成了我学生的标配。一个男生看出了我的犹豫，马上补充道:“老师，我们是高三的时候坐虎牌清凉油来的”。
让我难过的是，学生付出了那么多，到了大学还是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以下是他们在试卷中对自己状态的描述:
“不明所以地走进教室，接受他们可能根本用不到的知识，不管是未来还是现在的生活。”
“在我心目中，只有一个想法，取得好成绩。”
“只有对学习的厌恶和对枯燥生活的无奈。”
“说起高考，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会想到高三那堆卷子和书。”
“把高考作为人生的唯一目标，把考试排名作为成败的标准。”
“我只关心我能做到多少分，而不是我学到了什么。”
“学生一个个像产品一样整齐地排列在教室里，也就是我说的流水线上。”
“在我们这一代，尤其是90后这一代，成熟机制的成长模式很明显。”
一次集中阅卷后，我第一次感受到学生们在挥汗如雨，在发自内心的抱怨。他们似乎忘记了，他们写的字来自于他们不可避免的一次期末考试，而我，像一个法官，面对孩子们的议论，无言以对。期末考试意味着我不再有机会在课堂上和他们讨论这些问题。
我想到小潘杰民，一张天真单纯的脸，却洞察着社会的秘密。“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为父亲而战的时代。不管你平时多懒，只要你父亲态度强硬，他的地位就会一路走高。无论你做错了什么，你父亲都会帮你改正。无论你想要什么，你爸都能帮你弄到，给你送过去。如果你没有背景，那你就要做好打十几年的准备。”
我也想起了黄，他在课堂上沉默不语。在《我悲哀地看着这个时代》中，他给出了如下结论:“乌云正在酝酿危机，人们对雷电视而不见。没有人能在上海的黎明中生存”。
我希望就是这样的班级，他们隐藏着叛逆，在卷子上打滚，这些稚嫩的青春姿态，最终让自己的声音在卷子里被听到。
一次普通的期末考试就像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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