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三侠》中陈仲景的资料图片
1960年,陈仲景在古巴会见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资料图片
陈仲景晚年照片图片
在解放战争后期曾是中共中央驻地的河北西柏坡,有一座我党情报工作展览馆。在一整面墙的第一个展览箱里,有三个青年才俊的照片,旁边,有这样一段话:
25万敌军将进攻延安。
抗战初期,陈仲景、熊向晖、沈坚受党组织派遣,先后深入胡宗南部核心部位,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政治战略情报。
1947年,蒋介石撕掉“和谈”的面具,命令胡宗南向延安发动全面进攻。熊向晖及时获得了进攻延安的敌军部署、测向仪等重要情报,对党中央决定撤出延安、转战陕北发挥了重要作用。陈仲景、熊向晖、沈坚曾被周恩来称为“后三杰”。
共产党员渗透进胡宗南。
不幸的是,哥哥钟敬在2014年7月13日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和人民。他的两个多年生死与共的战友,早已在他之前死去。
我哥哥钟敬比我大七岁。1915年12月出生于江苏扬州,年轻时随家人移居北京。我在北平著名的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我的同学中有老同志郑天祥、刘玉柱、乔培新、王光杰等。先后参加革命工作。痛恨日本入侵东北三省和国民党的“不抵抗”,钟敬于1932年带着一个同学离家到山海关,寻找东北军参军,但被婉拒,愤而写了一篇抗日救国的文章,提交天津《大公报》发表。回到学校后,他被选为学生会主席。1934年夏,钟敬考入北京大学,就读于经济系。
在北京大学,钟敬连任两届学生会主席,期间参与领导“一二·九”运动。当时,朱、袁、等同志正在从事进步学生运动。1936年2月,21岁的钟敬加入党的外围组织“社盟”。
1937年夏,七七事变爆发,侵华日军占领北平。钟8月离开北平,经天津南下,转战湖南长沙,进入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任学生会主席。
在这里,仲景更接近党组织。当时,长沙大学有一个叫许的学生。虽然比我哥低两级,但他已经是共产党员了。他们一起参加进步活动,成为亲密的朋友。徐也成为仲景在革命道路上的向导之一。
1937年12月,日军飞机轰炸长沙,临时大学楼被夷为平地。临时当局决定迁到昆明建一所学校。对于包括钟敬在内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
在这个紧要关头,钟敬和国认为读书不再是首要任务。此时,胡宗南的国民党第一军刚从两次大战的战斗中撤下来,损失极其惨重,急需增兵。胡宗南派人到长沙招募一批大学生,协助部队进行野战勤务。指示在长沙的大学生中秘密党员等待机会去胡宗南的部队,许奉命这样做。钟以为许是他与党内的联系人,所以他决定跟许一起走。就这样,两人没有和大多数大学生一起去昆明,而是和几十个人一起,被胡宗南军的人组织成了“湖南青年野战服务团”。
上述熊向晖,我党情报工作的另一位成员,被周恩来同志称为“最后三位杰出人物”,当时也是长沙大学的清华学生,也参加了上述野战服务团。然而,当时他和钟敬并不知道他们将来会在Xi,成为我们党地下工作的同志。
胡宗南在武汉接见了这个战地服务团的成员,然后服务团随胡的部队去了陕西。在武汉期间,钟敬、许和服务团的部分成员还到武汉大学听取了周恩来同志的时事报告。
胡宗南曾是蒋介石的干将,十分注意广纳贤才,以培养一批精干有才能的年轻人组成的亲信队伍,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就是这样的计划,为党的地下势力打入其阵营打开了大门。“后三大师”的另一位成员沈健是安临时大学的学生,也参加了服务团。
从1938年到1940年,可以说是在党组织的安排指导下,“三晚英雄”逐渐深入到胡宗南周围的地下秘密工作中。为了得到党中央领导更直接的指示,钟敬于1939年秋秘密前往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会见董同志。他和董老谈了他在Xi安的工作,并向党请示。董老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四个字,指明了钟敬和战友们今后的工作方向——打入胡宗南部核心,开展党的秘密情报工作。
钟回到后,一九四○年春,由当时在领导我党地下工作的曾三同志主持,秘密办理了入党手续。
就这样,“后三杰”深入到胡宗南势力中:钟敬是“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支部书记,胡宗南任命他为国民党陕西党部执行委员;沈坚成为“三青团”西京支部书记,胡委派沈以此身份参加“特别小组”的工作,使他得以获得大量胡宗南反共间谍活动的情报;熊向晖成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副官,成了胡宗南的“身边人”。从1938年到1947年的9年间,陈、熊、沈在不同岗位上获得了蒋介石反共部署和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内政等方面的大量重要情报,并及时秘密报送党中央。
抗战胜利后,为了进一步培养自己的势力,胡宗南为日后蒋介石的接班人组建了一个班子,把陈、熊、沈送到美国深造。他们向中央报告,周恩来同志说:“胡宗南资助他们去美国学习。中央一致认为,我们对美国了解不多,缺乏应对经验。现在我们没有条件送同志去美国学习,胡宗南会‘培养’我们,使我们受益。”三人留美期间,解放战争胜利,新中国诞生指日可待。不料,1947年9月,我党在北平的情报机构地下电台被国民党特务破坏,多名党员被捕,涉及我党在安的秘密组织,钟敬等三人的联系人也被捕。他担心钟敬等人的安全,通过苏联驻美大使馆与莫斯科联系,秘密给予帮助。在苏联政府的大力协助下,仲景终于在1949年6月乘船离开美国前往香港,并在党的28岁生日那天,经党组织安排,安全抵达北京,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熊、沈同志也相继回到祖国。周恩来总理授予陈仲景、熊向晖、沈坚“我党情报战线最后三位杰出人物”的称号。
好好看看这些秘密文件
1949年以前,关于他的秘密身份,哥哥仲景对他的父母和我们兄弟姐妹守口如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北京团聚,直到他的晚年,他都守口如瓶,很少谈起这件事。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长期奋战的地下情报工作形成的谨慎习惯,另一方面还是要对一些情况保密。所以在仲景的记忆里,我只能描述我作为弟弟的记忆片段和后来了解到的那几件事。
作为哥哥,我从小自然受到仲景进步思想的影响。仲景在北大当学生会主席的时候,经常偷偷在我们家开维权会。我曾经为他们“望风”。1940年,仲景把我介绍给当时我党成立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郑代公同志。郑直接联系我,加入了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除此之外,关于他的真实身份和工作,钟敬从来没有在兄弟之间吐露过一个字,哪怕是一点点暗示。被派往美国留学前,他看望了南京的亲戚,郑重地和我谈了话,要我在他不在家的时候,多“照顾”一下嫂子和两个孩子,并说:“如果他们觉得一个人在Xi安生活不踏实,就送他们去南京。“当时我也没多想。几年后,我体会到了哥哥对弟弟的嘱托的深意:做地下工作,必须时刻做好“意外”的准备。事先肯定有所考虑和安排。后来他们三个真的“出事”后,我家带着我嫂子和一儿一女去了南京,避免了胡宗南的手下可能的伤害。
在这里,我们来说说我哥是如何利用我们父亲的职务开展情报工作的。我们的父亲陈,本名杨空,1949年以前曾长期担任国民党高级将领徐永昌将军的参谋长。在担任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务部部长期间,其父担任军务部秘书。1945年9月3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书签字仪式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徐永昌将军,他的父亲担任代表团秘书长,见证了这一历史事件。我父亲长期为国民党政府工作,但他一直痛恨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热爱共产党。1949年2月离开国民党政府,从香港到北京,回到人民的怀抱。在那之前的很多年,父亲陪着徐永昌从南京到Xi安见胡宗南。这时,哥哥钟敬必须以陪父亲的名义,到他们住的宾馆去看望父亲和“徐伯伯”。这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巩固自己在胡体系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可以借此找出江与胡之间的一些可议之处。这是他刺探绝密情报的好机会。我记得,1949年全家都到了北京之后,当时一切都“显露”出来了。父子二人回忆往事,曾有一次畅谈:有一次徐永昌去Xi安与胡宗南开会,父亲随他一起去。哥哥趁这个机会把自己锁在父亲的酒店房间里,好好看看书桌和抽屉上的一些机密文件。没想到,徐和父亲回来的比预期的早,父亲从外面把门推开。哥哥一听,赶紧把文件放回原处,把被褥散在父亲的床上,假装刚刚睡了午觉。
我们一家先后在重庆和南京生活,哥哥时不时会回家“探亲”。每次都是借用父亲与上司徐永昌的关系,以胡宗南亲信的身份与国民党政权的一些精英交往,以此来刺探情报。记得有一次他在胡宗南升官的时候,回南京,以我父亲的名义请了一大批人。这些都是他情报工作的重要活动。
还有一件事可以提一下:1947年春,熊向晖同志在南京结婚。为了便于今后的情报工作,他邀请蒋经国作为证人。同时要求我做伴郎。这在熊向晖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书中有所记载。由于蒋经国是婚姻的见证人,自然有很多政府官员前来捧场。胡宗南也发来贺信,请其南京办事处主任当场宣读。
从这些例子也可以看出,要打入敌人的内心,从内部摧毁它,是多么复杂的一件事。要从各个方面进行铺垫,从不同角度相互呼应,确保中心任务的完成。
醒三天,守密,破八处,显忠。
在敌营做情报工作,最重要的是忠于信仰和使命,战术上要能在面临危机时无所畏惧,当机立断。我记得那是1955年仲景40岁生日。一次家宴,哥哥喝了点酒,给家里人讲了一个很惊险但很戏剧性的故事。
在陈、熊、沈在胡宗南阵营中“步步高升”,越来越受到胡赏识和重用的时候,总有一些眼红的国民党人员想方设法要抓住这三个人。尤其是曾任北大学生会主席、组织进步学生运动的钟敬,更是广为人知,有人怀疑他一直想抓住机会除掉他。有一次,仲景离开Xi,到另一个县去视察。当他在一个车站停下来时,他下了公共汽车,四处走了走。只见平台上两个校级军官带着几十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一个军官说,他是奉他们警备司令之命,让钟敬去和团部商量。仲景早就听说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戴笠手下有个兵,一直在散布关于他、熊、沈的坏话,例如“进来的汉奸”。但迫于胡宗南对这三人的重用,他什么也不敢做。这一次大概是想趁钟敬单独外出抓捕他,说不定还会有个“先斩后奏”,然后伪造陈仲敬在其他县造反的假“证据”等等,上报给胡宗南——人死了,胡也就无可奈何了。
危急时刻,钟敬当机立断,上前两步,抬手扇了军官两个耳光,骂道:“你要造反吗?”我从随行的副官手里接过钱袋,拿出一份文件说:“我是省委执行委员,奉胡主席之命,到各地视察党务。我们必须消除共产党在我们部队中的影响。你是做什么的?你想妨碍我执行公务吗?你要和胡主席翻脸吗?你是共产党吗?”他的副官也把手放在了腰间的手枪上。这时,另一个一直站在一旁没有说话的军官向钟敬了一个礼,把那个军官推到后面说:“先生,不要误会。我们也是奉团长之命,请陈专员到团部休息。如果你忙于生意,我们不敢耽误你的时间。请上车。请上车。”钟敬骂大副:“混蛋,混蛋!”转身对他的副官说道,“我们走吧!回去向胡头领报告,叫他们头儿好看!”当我上了火车,火车马上启动了,我松了一口气。
还有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出在敌后情报工作中,个人生活的细节往往关系到全局。钟敬的童年对秘密工作有一个缺点,甚至是危险的:他爱说梦话!
有一次,他奉命出差,由国民党省党部的一名成员陪同。那时候条件不好,出差经常两个人合住一个酒店房间。钟静知道自己的这个问题会连累到自己,甚至可能会暴露。所以出差期间,他以写报告为名,第一天晚上就通宵了。第二天晚上,第三天晚上,他借口写报告睡不着,只好躺在床上装睡,以极大的毅力强迫自己不要真的睡着,还时不时假装打呼噜。你可以想象,我已经好几天没合眼了,身心俱疲。就这样,他三夜没合眼,白天照常工作,甚至在酒席上喝了点酒,没有露出一点破绽。
当然,这些痛苦,相对于我们在工作中无时无刻不在暴露和牺牲的危险来说,只是小事一桩。
关于这种危险,仲景还提到了一件事:1941年的某一天,有一封非常紧急的电报要送到八局,但没有别的办法及时送达。仲景和沈剑约定,只能冒险亲自“闯入八处”。那一天,Xi安下着倾盆大雨。仲景用一件斗篷般的黑色雨衣将自己从头到脚裹了个遍。夜深人静的时候,他骑上自行车,在“八所”附近的街道上走了好几圈,看到平时在附近的小食摊都因为瓢泼大雨而“撤岗”了。他随后骑到门口,见周围没人,急转弯进了“第八办公室”的门。找到负责人后,几句话传达了信息,马上出门,上车骑到街上跑了几圈,确定没有下文,才回家。像这样的事情是,当没有其他路可走时,一个人不得不作出临时决定并承担风险。
说到“碰碰运气”,沈健同志的一个事迹也很典型。有一次,陈、熊、沈在安的联系人被特务组织怀疑,宪兵队包围他们的住宅进行搜查。一旦查出与延安有联系的秘密电台,联系人就会暴露,后果不堪设想。钟敬和沈剑得知这一紧急情况,决定必须有人亲自处理,此行的危险性可想而知。沈健同志上前说:“你们都有老婆孩子。我单身,无牵无挂。我死了,但我是孤独的。我去。”沈坚赶到现场后,与胡宗南亲信稳住局面,化险为夷。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沈健同志的机智、勇敢、大无畏的精神和对革命同志的深情。
40年代初,胡宗南将申坚分配到四川大学完成大学学业。我当时也在成都读书,在一起呆过一段时间。虽然他不能向我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但他经常为我分析国内外形势。那时,我参加了学生运动。在一次游行中,我站在一张大桌子上,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前演讲。作为学生代表,我和时任四川省主席的张群进行了交涉。他事后对我说:“不要太突出。”建国后,我们谈过这件事。他还记得,说:“我当时叫你不要太突出,因为我担心会影响你哥的工作。你是仲景的弟弟。如果你太‘革命’了,会进一步强化特勤组织原来对钟敬的怀疑。”
那些年,我眼中的沈剑是一个有着非凡洞察力和热情的老大哥。新中国成立后,我才知道他也是一个冒着生命危险的革命战士。哥哥仲景提起申建同志,总是流露出由衷的敬佩和敬意。沈健同志一直低调,死得早。他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作出了重要贡献,还担任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首任驻古巴大使,后又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然而,他的名字和他当年的工作并不广为人知。我很怀念沈剑大哥,也希望更多人知道他的事迹。
这些零散的笔记,只是我所了解到的“三后英雄”危险工作和传奇经历的一些侧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哥哥陈仲景先后在外交、对外文化联络等领域担任领导职务。他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和信任,多次陪同毛主席会见外宾。1950年,中国组建了以吴秀泉同志为团长的政府代表团,首次参加了联合国大会。钟敬被任命为代表团法律顾问。出于战略考虑,中央指示暂称他为“陈桥”。然而,就在代表团启程赴纽约的第二天,台湾省《中央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大新闻”:“陈乔,即陈仲景”。1960年4月至11月,钟敬作为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秘书长,率领101人的艺术团出访欧洲、南美、加拿大等地,历时7个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既宣传了中国文化艺术,又展示了新中国的魅力,增进了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了解。在古巴,他还会见了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等领导人。回国后,他进行了汇报演出,毛主席亲自观看,并让钟敬坐在身边,边看边问。
在黑白颠倒的“文革”中,钟敬的遭遇可想而知。他遭到残酷迫害,被“造反派”诬为“敌特”,被打得鼻青脸肿,鲜血淋漓。如果没有周恩来总理的干预和保护,仲景早就被以“潜伏胡特”的名义“镇压”了。
1976年“文革”后,在胡耀邦同志的亲自关怀下,钟敬被平反,恢复工作,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顾问、副部长,中共中央宣传组成员。历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离开前线领导岗位后,仲景继续研究国际问题。1988年,他出版了《国际战略问题》一书。1998年,83岁的他以毛主席诗词为题,写下了《冷眼看世界向洋》。
此外,仲景一直是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客座教授。每年给学生做一个报告,直到2009年因病长期住院。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尤其是年轻人的成长。
哥哥陈仲景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保卫党中央做出了特殊贡献,在新中国成立后为党的外交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如今,哥哥已经走完了99年的人生,我党情报安全战线“最后三杰”的传奇也在这里画上了句号。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是党中央对“最后三位英雄”的评价。
他们的经历被写进了历史,他们的功绩将被长久铭记。
愿熊向晖、沈剑、陈仲景永远活在他们为之奋斗终生的祖国人民心中!
谨以此表达对哥哥陈仲景和熊向晖、沈坚同志的深切怀念。来源:海外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