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分类:
子分类:
返回
名师互学网用户登录
快速导航关闭
当前搜索
当前分类
子分类
实用工具
热门搜索
名师互学网 > 资讯 > 高等教育 > 考研政策

伦理道德属于哲学吗

伦理道德属于哲学吗

哲学和伦理学。在近代早期的欧洲,“道德哲学”往往是指对人类世界的系统研究,它不同于“自然哲学”,即对自然界的系统研究。17、18世纪,广义的道德哲学逐渐分裂为不同的学科:政治学、经济学、历史社会学和道德哲学,更狭义地理解为研究个人道德所涉及的思想和心理。需要指出的是,道德哲学不仅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一部分,也是与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并列的人文学科的一部分。在这方面,柏拉图派、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的伦理学也考虑在内。

新问题

创造现代道德哲学的哲学家熟悉古典和古代的思想家;也有人研究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然而,无论是古代哲学家还是中世纪哲学家,都没有面对过宗教改革以来整个欧洲日益面临的局面。在早期,政治和宗教当局试图控制所有重要的人类活动。宗教改革后,宗教不再像中世纪宣称的那样用单一的声音说话,而是各教派的牧师都要求服从上帝,并传教。对于路德教和改革宗思想家和天主教徒来说,所有的哲学都必须服从神学。哲学家必须得出结论,神学家可以证明他们同意基督教教义。君主们声称通过神权统治,并与他们的国家教会合作,加强影响日常生活的社会等级制度,甚至在细节上,但既定的制度、惯例和信仰越来越受到挑战,并最终被严重削弱或摧毁。对习俗和传统的控制正在被削弱。新类型的群体正在发展,其中个人可以相互作用,而不参与等级或阶级。在这些新的社会形态中,人们平等相待,可以愉快而有益地相处,不受外部权威的控制。

所有这些变化都需要重新思考个人和政治规范。科学和地理知识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一种普遍的感觉,即过去的一切都是有问题的。但是,即使没有知识的进步,宗教争端和社会变革的动荡表明,需要对道德的新理解。

古代道德哲学家认为,他们的任务是确定人类需要什么来实现繁荣——最高的善——并表明实现繁荣需要什么样的美德。基督教神学家认为,人类的最终繁荣取决于与上帝的恰当关系,上帝是人类的至善。上帝的良心教给每个人的道德法则,会指导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合群的生活。然而,模仿他们并不能保证得救,这需要上帝的恩典。

蒙田的挑战

现代道德哲学从试图回答米歇尔·德·蒙田(1533-1592)提出的最有效的问题开始。在他被广泛阅读的论文(1588年)中,他说他已经尝试了所有关于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理论,并问他是否可以遵循其中的任何一个。尽管蒙田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既没有用教条也没有用神学来检验他关于更好生活的想法。他试图让他认为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任何人——除了少数例外——都不能稳定地遵循基督教或古典模式。

蒙田的结论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决定什么是美好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自然形态,它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需要的,什么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每个人都必须是最高的指导者。蒙田找不到任何理由相信宗教之外众所周知的道德法则。他认为,我们应该遵守我们国家的法律,不是因为它们是公正的,而仅仅是因为它们是既定的当地法律。我们的个人形式为每个人提供指导,但不是每个人。

在一个被无休止的关于宗教的争论深深困扰的时代,蒙田被认为是一个道德怀疑论者。他对当地法律的保守接受和对私人内心声音的需求,并没有为一个忏悔和国际冲突普遍存在的世界提供足够的帮助。他否认存在共同的最高利益,这似乎使人们无法找到一个基础来实现跨越欧洲所有分界线的原则。现代道德哲学必须创造新的资源来支持共同道德。

自然法和直觉主义

前两个想法同时开始。荷兰加尔文主义律师格劳秀斯(1583-1645)在1625年开始对自然法理论及其法律《战争与和平》有了新的理解。他总结说,自然法应该理解为使善于交际但好争吵的人基于经验的方向相处,不管他们对上帝或善有多么不同。切伯里的爱德华·赫伯特勋爵(1582 -1648年)在他的《真理理论》(1624年)中声称,所有人都对某些基本的道德真理有着直觉的把握,这些真理告诉我们如何生活。虽然这两位思想家都相信上帝,但他们都想尽量减少在道德问题上咨询上帝或他的传道者的必要性。赫伯特还拒绝哲学从属于神学,并认为与直觉上已知的道德原则相冲突的宗教主张肯定是错误的。

格老秀斯的主题是由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1599-1679)和约翰·洛克(1632-1704)和德国律师塞缪尔·普芬多夫(1632-1632-1694)写的。所有人都认为人类需要共同生活,但是他们太自私了,觉得很难。自然道德法则是解决我们不合群的本性所带来的问题的基本方向。这些思想家和路德、加尔文一样,认为道德需要法律,法律需要立法者,上帝是最终的立法者。道德是服从上帝的命令。因为没有人能指挥上帝,只有他是自主的。上帝让我们发现道德的内容。普通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推断神的命令所需的所有事实。我们不需要求助于启示录。

现代自然法理论的批评者反对它。上帝命令的伦理使上帝成为一个武断而不可爱的暴君。一个小组在赫伯特勋爵的领导下研究如何击败这一理论。两位英国圣公会牧师拉尔夫·卡德沃斯(1617-1688)和塞缪尔·克拉克(1675-1729)认为永恒有效的道德原则指引着上帝。我们知道它们,因为他给了我们直觉的力量,使我们能够掌握它们。因此,道德知识使我们能够自主。在英国圣公会的主教约瑟夫·巴特勒(1692-1752)和持不同政见的牧师理查德·普莱斯(1723-1791)的帮助下,直觉主义在苏格兰教授托马斯·里德(1710-1796)写的《论人的能动性》(1788)一文中变得流行起来。

完美主义者和道德感理论家

另一批理性完美主义者,包括斯宾诺莎(1632-1677),尼古拉斯·马莱布兰奇(1638-1715),莱布尼茨(1646-1716),莱布尼茨·沃尔夫(1679 -1754),认为无知,不争吵,不是吗?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增加知识,我们才能改善我们的行为和幸福。我们越像上帝一样思考,我们就会变得越完美。上帝不是被武断的意志所引导,而是被他对所有事实和所有价值的认识所引导。我们的社会将变得更加完美。我们拥有的知识越多,我们就越能从中谋生。比别人懂得多的人,更接近于管理自己,负责指导别人的生活。

18世纪的许多英国思想家反对神谕理论及其假设,即只有今世或来世的惩罚和奖励才能使我们大多数人行为合乎道德。他们认为我们并不像霍布斯和普芬多夫所说的那样自私。我们都是善良和利己的,我们赞同和不赞同的道德感觉来自于我们出于善良做事情的道德认可感。为了自主,我们不需要进一步的指导。沙夫茨伯里(1671-1713)和长老会牧师弗朗西斯·哈奇森(1694-1746)以及其他道德理论家不是无神论者,但他们的观点开始将上帝置于道德边缘。

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充分发展了道德感理论,并完全将上帝排除在道德之外。休谟的道德只是我们对一些关于人物及其性格的事实做出反应的感觉。我们觉得我们认可那些个性使他们成为好伙伴或对他人和自己有用的人。人们往往对亲近的人友好。为了和陌生人打交道,我们发明了规则,叫做自然法则,来管理财产、契约和服从政府;我们愿意服从它们,因为我们能够同情那些从中受益的人。休谟认为,除非我们天生就有或创造出足够的动机去遵循这些规则,否则就不会有强制性的规则。我们不需要关于来世的神圣威胁或承诺来使我们成为有道德的人。甚至政治权威也来源于我们对自身需求以及如何满足需求的感受。我们完全是自然自主的一部分,仅此而已。

利己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

拒绝道德理论家对人性的乐观描绘的哲学家遵循霍布斯的观点,即只有理性的利己主义才能产生道德和体面的政府。有些人在这个自私的幸福结果中看到了上帝的幸运之手。法国无神论思想家,如政府官员克劳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1715-1771)和德霍尔巴赫男爵(1723-1789),认为这表明道德只不过是个人如何为自己获得最高利益和充满乐趣的生活的指南。

很多宗教思想家认为,上帝要的是所有人的幸福,而不是纯粹的个人幸福,所以我们要带来尽可能多的幸福。多年来,英国圣公会牧师威廉·佩利(1743-1805)写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原理》(1786)是这一理论最广泛阅读的版本,但世俗的同行活得更久。法律改革家边沁(1748 -1832)在《道德的基本原则和立法》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后来被称为功利主义的观点。对边沁来说,好处是快乐,没有痛苦。快乐和痛苦可以相互平衡,就像贷款人和借款人一样。道德的基本原则指导我们给尽可能多的人带来最大的幸福。如果个人不是天生倾向于这样做,那么社会和政府应该制定激励措施来引导他们这样做。边沁确信英国的法律不是为了最大化幸福。他着手改变他们,并召集了一群活跃的弟子来帮助他。由此,世俗功利主义最终成为19世纪英国里德直觉主义烙印的主要制度替代品。

康德

以经验为基础的世俗论,似乎总是依赖于情感,把最高的善当作尘世的幸福,不管它的来源是什么,是为了每个人,还是为了自己。英国的直觉主义者反对这一观点,德国路德派哲学家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克鲁修斯(1715-1775)也反对。但最系统的反对来自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1724-1804)。他拒绝神权伦理,但认为完美主义和直觉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道德上令人反感的依赖受过教育的精英来控制他人。他学习日内瓦作家让-让-雅克·卢梭(1712-1778)来纪念普通人。但卢梭的观点最终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康德认为情感不能为道德所需要的绝对普遍的、必要的原则奠定基础。

康德的道德不是建立在纯粹的思想或情感上,而是建立在意志上,也就是用理性做决定的能力。我们的欲望给出了行动的理由,但我们的意志可以接受或拒绝任何这样的提议。只有符合意志本身要求的提议,才能成为行动的理由。康德把理性意志强加于欲望的基本要求视为道德法则——实践中理性的声音。它以无法合理避免的指令或命令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康德称之为绝对命令。此外,我们可能会采取行动,因为我们尊重自己的意愿,因为绝对命令要求这样做。因为我们不是通过了解外部规律,而是通过遵循自我立法的规律来管理自己,康德把我们的自治形式称为“自主”

绝对命令说,我应该以这样一种方式行动,使我的愿望所提出的行动计划能够成为一个普遍法则。如果一个愿望给了我一个行动的理由,那么它也必须给任何有同样愿望的人同样的理由。我们可以用这个原则来检验我们的计划。我们问,如果每个人都按照我们的计划行事,那么按照我们的计划行事是否仍然合理。如果没有,我们必须拒绝它。

命令绝对要求我们尊重所有独立特工,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可以用绝对命令允许的任何方式追求幸福,在绝对命令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帮助别人实现自己的幸福计划。因此,幸福或欲望的满足是一个要追求的目标,前提是我们对追求它的每一个人采取公平的行动。

命令绝对要求我们追求的另一个目标是最高的善:幸福的分配与美德成正比。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帮助来实现这一目标。因此,道德要求我们相信一个超人能帮助我们。因此,康德试图避免休谟等早期思想家所提倡的自然主义。因为康德的道德不是来自上帝。相反,它会带我们找到他。

结论

到18世纪末,自然法和完美主义的理论已经失去了立足之地。康德、功利主义和直觉主义为以后的讨论设置了初始条件。所有这三种类型的观点都源于努力展示如何在不依赖传统、权威或启示的情况下支持道德。在不同程度上,这些仍然存在的立场的当代捍卫者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思考道德问题,并被自己所感动,去做他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因此,我们都可以自主。

随着现代道德哲学的发展,欧洲人越来越平等于那些没有外部权威也能在社会上生活的人。哲学通过提供不同的方式来讨论道德如何构建独立于宗教和政治的生活方面,从而帮助了这场运动。通过这样做,现代道德哲学创造了许多词汇,通过这些词汇,欧洲人可以想象维持现代自由民主社会所需的那种自治。道德观念大致是相同的道德观念——道德与伦理几乎没有区别,道德的存在西塞罗“翻译了希腊语的道德或精神一词,意思是一个国家或城邦国家特有的风俗习惯。通常,人们将道德行为和判断的具体层面与更高的理论层面区分开来,在更高的理论层面对这一具体层面进行反思并提出关于道德行为和判断的更高的伦理原则(伦理理论)。

哲学通常分为三个层次:应用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主要关注两个问题:(1)个体应该采取什么行动?(2)哪些状态、性质、事物和人(在道德上)是好的或有价值的?通常,规范伦理学家会根据规范原则——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的原则,提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应用伦理学关注这些规范原则在社会科学和其他特定领域的应用伦理。元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理论相关:伦理命题是真还是假?道德术语的含义是什么?可以提出什么样的推理来支持伦理论点?20世纪,元伦理学主导了这一领域。直到本世纪中叶,规范理论才获得了英勇的奖赏。此后,这三个领域得到了积极的探索。目前的讨论将限于规范伦理。

介绍

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始,哲学家们就一直在关注美好生活的本质,以及人们应该如何实现美好生活。希腊的特点是,一个人只能作为一个更大的社会实体——一个城邦——的一部分来实现这一最终目标,而他是这个社会实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的,因此,如果小个体之间的任何冲突“看起来像是真正的利益和更大的社会福利”。总之,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说,道德是值得的,因为一个人只有在个体具有正义的属性时,才能在生活中获得幸福,从而达到幸福的最终状态。这种观点具有希腊特色,并在希腊思想家中广泛传播。例如,斯多葛派认为,对全人类福祉的关注已经在发展过程中融入了人性。虽然人类一开始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动物,但他们是成熟的(也应该是)关心全人类的;这就构成了自然法的理论。

基督教思想家否认或削弱了这一观点,他们倾向于将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截然分开,并提倡后者的重要性,而对前者不利。但与此同时,奥古斯丁(354-430)等基督教思想家将柏拉图的伦理学与Stooge一起搁置,形成了19世纪后尼采滥用的有特色的基督教伦理学观。13世纪,托马斯·阿奎那借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并将其与斯多葛派的自然法传统相结合。他认为伦理是人性的一部分,伦理意味着遵守上帝的法律。

自然法与社会契约

因此,从历史上看,伦理的关键问题涉及与他人福利(利他主义)相关的个人利益(利己主义),而伦理主要涉及与他人福利相关的行为。一个关键的区别是自然法理论和社会契约论,认为道德、传统、不自然依赖于一个社会约定“小号大社会”。所以道德不是人性的一部分,而是社会强加的。

这两个问题——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自然法理论和社会契约理论——在格老秀斯(1583-1645)、塞缪尔·冯·普芬多夫(1632-1694)、特别是17世纪最重要的伦理理论家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的现代观点中以明显的浮雕形式出现。霍布斯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利维坦》(1651)中明确提出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契约论版本,他在书中坚持认为,人原本存在于一种没有社会法律或道德的自然状态中。它是一种“一切都是违法的”,肆无忌惮的利己主义,在这种利己主义中,生活是“孤独、贫穷、肮脏、野蛮和短暂的”(第92页)。霍布斯说,人们聚在一起,并同意一个社会契约,即他们放弃自己的一些自由和权利,以换取在更大的法律和秩序体系中的安全感,以保护他们的利益。霍布斯认为,一个人的道德行为是因为他这样做所获得的利益;简而言之,因为这样做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可以通过违反道德准则而不被抓到来使自己受益,那么这样做是有意义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这里所呈现的理性就是理性选择理论中所呈现的经济理性。——追求那些最有可能达到一个人预期目的的行为。

在约翰·洛克、让-让-雅克·卢梭、大卫·休谟,甚至伊曼纽尔·康德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社会契约论,但它们的形式却大相径庭。这些是社会契约传统的主要代表。

自然法理论也有其著名的现代动因。洛克也是社会契约传统的代表。他认为,人类拥有造物主赋予他们的某些“自然权利”,他们将这些权利硬连线到了人性中。洛克认为,有一种自然的心理规律控制着人类如何按照自己的欲望行事。人类试图满足这些欲望是很自然的,让他们去追求这些利益是别人的责任。所以,洛克是古典自由主义者(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后来自由主义的启示者。

功利主义

霍布斯说,个人表现出道德是出于对政府的恐惧,但人们也可以辩称,人为因素支持这一点。这是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的观点,他们反对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的传统。根据休谟和斯密的观点,人类生来就有对同胞的道德情感或同情。这些感情是人性的基本组成部分,促使个人关心他人,考虑他人的利益和需求。所以,把我们变成道德生物的,与其说是理性,不如说是情感成分。

对于后来的后启蒙思想家来说,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之间的冲突让位于一种主要的现代道德哲学:功利主义。尽管休谟和其他早期个人的作品包含功利主义主题,但杰里米·边沁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提出了功利主义理论,即一个人的行动应该总是给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的利益。这是结果主义的一个版本,认为是一个行为的后果(或管理该行为的规则)决定了其道德可接受性。因此,它被解释为一种承诺,不是对利己主义的承诺,也不是对利他主义的承诺,而是对普遍主义的承诺——把每个人(包括自己)作为一个个体来对待,并决定一个行动所产生的幸福总量。20世纪的思想家们对这一表述提出了几次重要的修改,尤其是“规则功利主义”,坚持认为一个行为的对错取决于它所遵循的规则的好坏后果。

道义学

在启蒙运动和后启蒙思潮中,关于伦理学的哲学争论直到最近才转向与功利主义及其历史对手义务论(有时被称为“形式主义”)的充分性相关的问题。根据道德理论,人的基本义务与其后果的好坏无关;有些行为之所以在道德上是对的,或者在道德上是错的,是因为它们具有一些固有的属性,比如说,因为它们具有或者不具有一些理性的属性,比如说普遍性和可逆性。伊曼纽尔·康德是最著名的道德家(尽管在20世纪,其他人,如WD Ross,也支持类似的事业)。康德的伦理学侧重于提倡反对说谎和杀人的绝对义务(禁止)。在这种绝对义务推导的基础上,康德认为道德主体的理性本质是简单的,并凭借其独特的本质S,充当一般立法者(处方)。康德有几个公式“著名的‘绝对命令’:‘行动吧,就像你的行动格言成为你的意志自然的普遍法则一样’(2002,第222页)。)。而且“通过以这种方式行事,你对人类的对待,无论是在你自己还是在其他任何人身上,总是同时结束,决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手段”(2002,页229。- 230)。这两种绝对命令的表达都植根于我们作为独立主体的理性本性。

美德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

虽然最近美德理论成为第三个竞争者,但经典的道德辩论通常被认为是在功利主义和道义论之间。根据德性论,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道德适宜行为是源于道德主体内在的道德德性或良好品格特征的行为。从社会科学(尤其是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道德原则的地位一直是有问题的。假设这样一门社会科学是经验(“实证”)科学,并因此注意确定社会世界的事实性质,那么规范性原则如何适应这样一门经验科学?

现在,根据休谟和康德倡导并由葛·摩尔(1873–1958)进一步推广的经典区分,事实-价值(是-应该)区分是一种绝对区分,在这种区分中,人们永远无法从事实中陈述关于价值的陈述或“应该”。因此,如果社会科学只关注事实问题,那么伦理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一直是有问题的。如果一个人想要有一个统一的、一致的致力于自然主义的实证社会科学(其中只有自然世界存在,知识只能通过采用自然科学方法获得),他可以通过经验研究伦理行为,描述人们实际上如何行动或思考道德,或者也许完全避免道德原则(因为它们不属于实证科学领域)。后者当然是有问题的,因为社会科学是膝深的价值判断和规范原则(例如,不要“牛逼的假数据,不要”伤害你的研究对象,等等。).此外,至少在经济的情况下,关于理性的假设是必然的:经济行为似乎是一个前提,即经济主体是一种追求“理性(工具性)方式”的理性偏好(欲望、公共事业)。因此,唯一的可能性似乎是一种自然主义伦理学:制定并理性地捍卫一套规范原则,但要以完全自然主义的方式去做。这种自然主义伦理的一个候选人是现代契约主义。

理性选择理论是功利主义的后代,从人际偏好函数变成了帕累托偏好函数(这发生在20世纪初)。契约是霍布斯社会契约论的传人,社会契约论有两个版本:霍布斯契约论和康德契约论。约翰·罗尔斯(1921–2002)是最著名的康德式契约主义者(或“契约主义者”),他试图根据个人处于原始的自然状态(原初状态)。然而,这一立场始于已经建立的规范(因为个人处于“无知的面纱”之下)。对很多人来说,这种观点不够自然。另一种观点是霍布斯的契约主义,其目标是从原始立场中推导出涉及正义的规范原则。这个立场没有任何规范性的预设,除了认为主体是试图最大化其效用(偏好、欲望)的理性主体这一概念。这一理论的主要哲学代表是大卫·高蒂尔(生于1932年),尽管一些社会科学家也持有类似的立场。

从“囚徒困境”开始,戈蒂埃(以及其他受此方法启发的人)试图证明某种囚徒困境(例如,迭代版本)必然会导致合作、信守承诺和正义。总之,根据这个模型,可以证明从事道德行为是理性的——理解“理性”类似于标准的经济学意义(即工具理性)。如果这样的提议是合理的,很多人怀疑,那么社会科学中就会出现一种自然主义伦理学。另一种说法,可以追溯到休谟和斯密,认为利他主义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我们生来就有同情心,这种感情足以证明道德原则是正当的。当然,自然主义伦理学还有其他版本,许多道德哲学家对这种构建自然主义伦理学的尝试持怀疑态度。例如,这适用于当代拒绝一切自然化伦理的康德主义者。如果他们是正确的,那么就社会科学依赖于道德原则而言,社会科学将无法使用标准的社会科学方法和手段合理地建立这些原则。这将再次提出社会科学的充分性和霸权性的问题。——至少对它们有些概念——因此,间接地对我们的科学世界观有了一定的了解。毫无疑问,这样的问题仍然是反思21世纪社会科学地位的关键。

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 www.mshxw.com
本文地址:https://www.mshxw.com/news/1686983.html
我们一直用心在做
关于我们 文章归档 网站地图 联系我们

版权所有 (c)2021-2022 MSHXW.COM

ICP备案号:晋ICP备2021003244-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