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面你还记得秋景的那排树和给我们拍照的楚老师吗？那些镜头已经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这个时代随处可见的挖掘机，想都不用想就能拆解一代师范生的思想。时代在进步，一切都在变化。
曾经的知青一代，我们有幸遇到了通过高考上大学，用自己的学习成绩和努力改变命运的机会。幸运的是，我们遇到了“四化”和改革开放的“大时代”。回顾大学以来的4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进入了新时代。我们是时代变迁的追赶者、参与者和见证者。
一个
1977年底第一次高考失利后，半年后我考上了保山师范学院，成为这所新建大学化学专业的第一批学生。从当时当地的高考升学率来看，上大学的都是百里挑一的幸运儿，被称为“天之骄子”。当时我并没有这种感觉。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经历了一些挣扎，但是报到之后，我不再去想未来和结果，只想着我来了，这是我已经得到的机会。我一定要努力，不要让每一个关心我的人失望。
保山师范学院是一所新建的学院，是在一所师范学校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虽然校园狭小，师资短缺，设备简陋，但师生们都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好好上课”的机会。大部分时间我们在教室、宿舍、食堂、实验室四点之间来回。晚上宿舍熄灯，马上点煤油灯或者蜡烛。校领导巡视，劝大家关灯早点休息。大家也很默契。吹完灯洗完，灯又亮了。当时春潮开始涌动，政治解冻，但为那些在“反右”和“文革”中被冤枉的人平反还没有开始。有的老师上课还戴着“右派”的帽子，他们想把自己学了一辈子的东西给对方。所以，老师窗前的光线在黑暗中持续的时间更长。
我班有60多个同学，来自全省各地，有十五六岁的应届毕业生，有“初三”的父母，有考上厂矿的打工仔，而大部分是回乡农村的知青。我们的共同特点是基础教育不全，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英语(高考仅供参考)，只能从ABC学起。虽然只是选修课，但却是额外的付出。所有课程都使用本科教材(有且仅有)，老师经常进行大纲之外的讲课(欢迎学生)，千方百计做实验(仅限专科)，为以后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那时候大家都很真诚，很单纯。大学统一招生，统一分班。他们不交学费，还会给生活费(饭票)。即使来自城市和农村，学生之间也没有太大的心理落差。师生朝夕相处，老师可以随着“青春华尔兹”起舞。偶尔一对一优雅的国标舞会吸引男生女生惊艳的目光，胆大的老师会缠着他们学几步。学生也可以随时拜访老师，去老师宿舍询问学习生活方面的问题。
那时候，一切都是废墟，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比如，当我们从一场大梦中醒来时，我们既兴奋又迷茫。我们想大喊，却不知道如何发出声音。我们只能在操场上发泄青春的活力，在图书馆里扎下精神的根，我们的思想在动静之间悄然变化。我们渴望通过报纸、杂志和文学作品学习知识，了解外面的世界。小说《班主任》、《龙的粗心》、《一个冬天的童话》、《致橡树》的评价很高，外国电影《流浪者》、《追求》甚至被看了好几遍。
那时候，躁动不安的青春被压抑在封闭、保守、简单的环境中，在默默无闻、幻想、向往中萌芽。中学的时候，男生女生都不怎么说话。就连知青在一个锅里吃饭的时候，男生和女生都在一起玩，更别说一对一的接触了，虽然没有男的亲热，也没有女生谈恋爱。我和她，支部宣传委员，班级文艺委员，平时接触比较多，自然感觉感情不错。我们组织活动或者出黑板报的时候会见面，当然每周在礼堂看电影的时候(按人头发票)或者在校园的梨园里也会“偶遇”。我们和班里的其他“三双”经常成为同学们的话题和嘲笑的对象。
我不知道校园里的梨树下结了多少婚，但我却知道，班里的“四对”毕业后，就再也没有任何来往了。其实不管什么年代，大学生的恋爱都不靠谱。又或许他们和我们一样，连手都没牵过，只是“在谈恋爱”。所以，当一切都结束了，准确的说，还没有开始，还远没有结束。恐怕双方都真正感到“如释重负”。因为，我们注定会遭遇学历上的尴尬，埋头读书赶考试才是出路，这当然是后话了。
二
仿佛弹指一挥间，不知不觉两年过去了，我毕业了，留校当老师。当时的师范院校和师专“合并办学”，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办学形式。同一个班留了四个同学，化学学科给我们确定了各自的专业方向。基本上都是师范学院(隔年招生)，师范学院轮流上课，或者出去深造。
我的老师，人称“鲁化学”，名气很大，德高望重。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他曾担任著名的战时学校昆明玉桥中学的教务主任。从那以后，他一直说了几十年，却没有做到。他愿意成为他人的阶梯，并在专业课上表现出色。有幸在鲁老师手下当导师，和学生一起听课，了解老师的教学艺术，承担辅导(两个小时)、课后批改作业等教学任务。老师是学校领导，也身兼数职，社交活动多。一学期下来，我得到了代替老师讲授专业课的机会。从此老师再也没有上过专业课，80级的化学课也成了鲁老师最后的“关门弟子”。
记得老师的教导:“给学生一碗水，自己有一桶水。”备课要特别努力，参考各种教材，提前一周写教案，对教学内容了如指掌。脑海里反复思考，老师是如何突出教学的思维的，令人着迷；如何把板书勾勒出来，辅以图文并茂的公式，让人心领神会，而不必死记硬背；如何插入化学简史和科学家的故事，激发上进的动力；如何深入浅出的讲解，前后联系，融会贯通；不经意间，如何插入解说词或校园新闻，既教题又做人，还能重新获得关注。每次课后，如果我说得好，我会感到自信。如果我讲得不好或者漏掉了什么，我总想在下节课补上。
两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忐忑不安，怕差距太大，辜负了老师的信任。直到有一天，一个学生来求教。最后他突然说:“你知道你的同学怎么说你吗？”我愣了一下。他:“我同学说吕霄老师拿到了老鲁老师的真传……”话从学生嘴里说出来，说不开心是假的。但是，如果我想当一辈子老师，学会如何有钱有势，做人低调，做事踏实，差距不是一个零头。想成为他那样的老师，还是要努力的。
从学生到老师，从大宿舍到小宿舍(办公楼)，除了教书，我的生活和学生一样，和同学的相处像兄弟姐妹一样。七年级语文班的刘同学是我省大学生排球赛的队友。她比我高两个年级。我留校后，钥匙放在门上，他的饭碗放在我宿舍。不管是我先放学还是他先放学，他都会帮对方做好吃的。经常一起出去走走，或者爬山，郊游，或者找朋友打打桥牌，聊聊文学，等等。和他一样，当过娃娃头、知青两年、地下工作者一年的特殊经历，在他开始教书后不久就被提拔为政治。此后，师范院校77-79级本科、专科毕业生不在少数。
学校每个部门都配备了黑白电视，“请进来请出去”的方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外界的窗口。
那时候电视机还没有成为大众消费品，广播信号差，节目也差。只有年轻教师偶尔在周末看电视。印象深刻，比如1980年首映的外国电视剧《驻军敢死队》。后来分析，那两年的社会治安问题和这部进口美剧有关。当时有很多无业青年，模仿美国监狱里出来的“精英”，还有很多敢死在大街上的小流氓很勇敢，最终导致了1983年的“严打”。再比如1981年东京女排世界杯的直播。当中国队3-2击败日本队首次获得世界冠军时，电视机欢呼雀跃，声音几乎掀翻了屋顶。第二天，新闻报道，当晚在首都和许多大城市，大学生走上街头狂欢，高呼“振兴中华”的口号。
当时，一度被唯心主义批判的心理学在高校得到了恢复。学校请专家(作者)讲课，市区中小学老师也参加。心理学从此进入了师范院校和师范学院的必修课。
那时候，邓丽君的情歌和那些穿着喇叭裤戴着青蛙眼镜，背着录音机的“潮人”一起出现在大街上，成为老师和家长会“教坏孩子”的东西。邀请学校专家讲课，从专业角度比较革命歌曲和颓废音乐的区别。邓丽君的《你什么时候再来》和李谷一的《乡恋》作为灰暗、颓废、低俗内容的代表，被戏称为“黄歌”，受到批判性的批评。我们第一次知道:什么是软弱、柔软、愤怒；震惊:歌词可以这样写，歌可以这样唱；辩论:是词还是歌？令人惊讶的是，用来学英语的“饭盒”录音机里经常传出“夜来香……”“玫瑰花遍地……”等柔和的旋律，取而代之的是港台歌曲在校园里悄然流行。
当时学校特别注重师资培训的提高。尽管资金紧张，但外籍教师继续深造是正常的。参加过省级师范院校专业课教学研讨会(昆明)、“化工基础”师资培训(桂林)、“材料结构”师资培训(成都)等。特别是在川大学习半年，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知识，也收获了很多爱情。
三
校园里的美好时光，在师生们汗流浃背的教室、实验室、图书馆里，在书本、作业、报告的字里行间缓缓流淌。毕业季，少男少女像露水一样消失在朝霞中，我们能做的只有默默祝福。深埋在心底的，可能是一个身材飘飘的女神。远的是那苗条的青春，教室角落里的笑容，往返厂矿公交车上银铃般的笑声，不经意的接触，快速的移开目光。只能怀念了。
缘分很奇妙，常常不期而至。一个周末，一个刚毕业的学姐到了学校，说演示实验缺药，要回母校讨点。对于农村中学来说，这种情况很正常。我刚刚上了8-2年级进修班的无机化学实验课，把她需要的几种药物和试剂分出来，装在小瓶子里密封好给她服用。我把她留在食堂回忆学生生活，她邀请我去她学校当导游参观。过了一会儿，我们周围都是热恋中的年轻老师。在他们的眼里和嘴里，我们真的“勾搭上了”。周末，她回家的时候，经常先来我宿舍。我们一起吃晚饭和菜，煮一锅绿白配菜或者萝卜排骨，边吃边聊一个星期。偶尔会有不怕当“电灯泡”的同事或者高级老师来凑热闹。大家聚在煤油炉周围，吃着蔬菜汤和咸菜，广泛地聊天。元宵节开始，我们要么看书，备课，在校园里散步，要么去电影院看电影，然后送她回家。
1983年秋，我去四川大学深造。教师培训班由四川大学受教育部委托举办。五位老师要么是院士(包括系主任)，要么是海归，都是班级里的佼佼者。比如从氢原子(从头计算)和氢分子离子的溶液入手，讲授量子力学和量子化学的原理。从晶体中粒子的三维周期性排列空和X射线衍射的几何关系，讲授晶体结构规律。参观原子能(小型反应堆)和核化学研究所，依托用珍贵外汇购买的各种光谱、色谱、质谱、衍射设备，教授实验方法，做经典实验。作业是老师精心设计的。比如每人发一袋小木水晶模型，让你有空就可以翻一翻，找出每个模型的对称元素等等。有的要查阅大量资料，有的要反复讨论核对才能得出结果。老师教的不错，我也觉得可以作为以后的专业方向，但毕竟只是“空思维”。
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中青年教师，他们正在学习各种专业课程，佩戴红色校徽，住在研究生楼里，与学生同步作息。晨跑后打扫宿舍，背着书包在校园里的建筑间穿行，或者听外国访问专家的学术报告。洗澡时间是每天下午4点半到6点。澡堂虽然大，但承受不了多少人，一个长长的散步的人头下站着一排排裸露的物品。有时候你在洗，身后:“同学，肥皂杀眼睛。我先洗吧！”匆匆洗了几次头，然后在后面排队。吃完饭，手里还端着饭碗，在饭堂中间的大彩电前跟着我看英语学习节目，然后去上晚自习。
在为期三天的国庆假期中，我们的三名或五名高级教师在无忧寺的吴优山(佛像旁边)和西香池风景名胜区的峨眉山相遇并过夜。星期天，我们去体验了青城山的静谧和都江堰无坝引水的神奇。或者，去武侯祠、杜甫草堂、新都桂湖(安故里)体验诗词文章；或者，去天府广场、盐市口、春熙路，品尝特色小吃，购买土特产。而这一切都会化为相思，用五颜六色的纸条和包裹寄给远方的她。
冬天的成都，总是灰蒙蒙的，黑沉沉的，经常笼罩在细雨和白雾中。即使是晴天，地上也没有影子。每天下课后，我都会拐进系里的收发室，期待着家乡的来信。突然，我看到了漆黑的夜晚里的星星空，好像她在默默的看着我，偶尔回过头来笑了笑，身影飘飘。我想对星星说，今生的美好，就是你我之间的距离。落在纸面上，却通过唐诗宋词变成了委婉的思维方式。或者，在那唯一一个明亮的月夜，晚上睡不着，下楼站在操场上，静静的思考，突然很想飞出天空，飘到月亮上去拥抱她。于是，笔有了更直白的表达，一枚小小的邮票成了我们爱情升温的催化剂。
四
1984年初，我进修回国，我和师妹见了父母，谈了婚论嫁。8月，师范学院和师范学院“同校分办”，人、财、物完全分离。我被分配到师范学院教书。10月份，我和师妹领证，分到四合院(职工宿舍)一个带简易厨房的单间。在铺好家具，配好“三转一环”，安顿好我们的小窝后，我们终于在1985年的寒假办了一场简单的(只喝茶)婚礼。
考研是一个人的想法，我也做了长期的准备。又恰逢教育学院第一届全日制本科班，所以前后每年都考一次入学考试。考研总分不低，但外语不低，成绩在意料之中。以全省第一的成绩被云南教育学院化学系录取，并没有带来什么惊喜。又经过一番挣扎，在亲人的鼓励下，告别怀孕的妻子，我第二次踏入了大学。
那年冬天，一群可爱的小精灵突然飞到昆明，成为春城最温暖的亮色。翠湖边，南台桥旁，人和海鸥正在享受热闹的美食和观鸟。从此，昆明和红嘴鸥结下了冬日之约，真是出人意料。没想到，老婆寒假回保山后，正月十六就生了女儿。她出院的那天晚上，下了一场鹅毛大雪。清晨，漫天飞舞的雪花，妩媚得像一个穿着白裙的仙女，高贵安详，悠然飘落。我跟老婆说，是我女儿来给我们报喜，说我们丰衣足食。
请假未获批准后，在教院电报的催促下，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未生育的妻女。当时教院的学生管理严格，非常重视本科教育。为了避免与专业课重复，老师上课从不照本宣科，专业课主要涉及高等无机与有机合成、仪器分析、结构化学、近代物理、基础语言等。教师多从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调入或聘请，实验班也在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完成。
同学年龄差距大，但也很努力，学习有报酬，业余时间丰富。比如自组国标舞，自组桥牌队，排球队和周边大学生约赛，武定狮子山游，云南周边自行车游等等。周，三三两两穿梭于大大小小的公园，触摸着昆明的大街小巷。注意晚间新闻中的电影预告。一有新电影上映，你就会发现世界各地都有电影院。如果你错过了末班车，跑回学校，或者干脆看一场通宵电影。
当时社会思潮很多。知识分子热衷于旧三论、新三论、第三波，谈论尼采、萨特、叔本华、弗洛伊德、人道主义、自由与异化、民主与法制等等。各种录像厅全天播放港台的武打片和言情片。金庸、琼瑶、三毛如日中天，无连载的小报随处可见。对于我来说，既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准备考研)去涉猎太多，但武侠片是我在长途夜班车上不得不看的“风景”。
那时候，购物券还没有完全取消，土地承包已经承包到户，乡镇企业遍地开花，摊贩在人行道上“安营扎寨”。个体、集体、国企同台竞技，“傻子瓜子”响彻大江南北，“浙江货”成为“廉价货”、“假冒伪劣货”的代名词。同事或朋友来昆明出差，我会精心挑选食物、衣服、玩具等。请他们帮我带他们回家。暑假赶上了“潮流”，家里添置了彩电、冰箱、洗衣机。返校后，我会把印着家人美好影像的彩色胶卷拿到昆明冲印。看到照片里的全家福，就会看到毕业后的幸福。
1987年毕业，女儿一岁半，妻子调回师范学院工作，一家三口团聚。老婆不用起早贪黑。她清晨抱起熟睡的女儿，匆匆送她去托儿所，赶早班车去上课。中午不用请公公婆婆照顾，上班也不能午休；妻子下班接女儿，不用一个人洗衣做饭，给女儿洗澡，讲睡前故事。我女儿病了，...这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又是多少个日日夜夜！看着我活泼可爱的女儿和笑容可掬的妻子，我不禁感慨:有了妻子，就别无所求了。
五
在教育学院的两年，我收获最多的，其实是如何做教研，如何做教改实验。教材课上，郭老师(首批特级教师)不仅自我展示，分享了自己几十年的教研经验，还聘请了省外教科所的专家讲授教改实验案例。从实验设计、教材编写、无关因素控制、数据统计分析、实验结果评价、研究成果表达等方面。，详细的介绍和细致的分析让我们受益匪浅。
回到学校，我的《班主任工作设想》和《化学教改实验申请书》引起了领导的重视，批准实施，从而开始了新一轮的教学、科研和班主任工作。两三年后，研究成果不断见诸报刊杂志。当时的中考师范生是最优秀的，要通过面试才能被录取。学校管理规范，教育质量高，特别是1988年师专外迁，整个90年代都是学校发展的黄金期，办学条件和声誉在全省名列前茅。在八年的“风波”中，师生没有一个人“上街”，毕业生多才多艺，井井有条，令用人单位欣喜不已。
我们家是和一群师范生一起长大的。我女儿去了三个托儿所。接送她是我的日常工作。我组织班级竞赛、表演、春游、野餐、秋游、露营、看日出等。带她一起走。从幼儿园开始，教她游泳，假期送她学书法，练钢琴。她是一个脖子上挂着钥匙，走在放学路上，初中骑着自行车上下学的小女孩，成长为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孩。在妻子师范学院(电视师范学院宝山分校)的成教培训部，她坐公交车上下班，一批批已经升入大专或专科的师范毕业生从她身边进出。厨房里的烟火，自知之明，老婆的厨艺也是日新月异。而我，从教研组，然后是教务处，分管教学领导，不脱离教学，去县里，去昆明，出省，参加社会活动，工作很忙。从座机电话、BB电话、手机到拨号上网，交通工具从步行、骑自行车到骑摩托车，搬出学校住商品房。
1999年底，学校升格为一级中等师范学校(全省六所学校之一)，师资培养由三级师范转变为二级师范。提高教师的学历和素质迫在眉睫。我风华正茂的时候，经历了两次考研，却因为外语不及格与研究生失之交臂，早已放弃了梦想。当时研究生去保山工作还没有先例。为了带动老师们在职攻读专业硕士，我又回到了死记硬背考试的老路子，而外语还是个拦路虎。找出许国璋英语、新概念英语、托福以及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政治的真题，认真复习。2000年夏天，我通过入学考试，被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管理专业录取。我第三次踏进大学校门。
2001年寒假，云南师范大学专业硕士班开学典礼，开设了为期三年半的研究生课程。业余时间完成各门课程的自学、作业、论文，寒暑假面授(累计一年)，参加课程考试。硕士论文选题提出后，导师李教授从开题报告、研究过程、论文撰写、修改、审稿全过程悉心指导。答辩前，她反复告知注意事项，特别是要防止落入刁钻法官设置的“陷阱”，诱导自己推翻引用的理论或尺度，以至于答辩失败。
在论文答辩中，我确实遇到了这种“陷阱”，并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从大前提、小前提到结论，再到严谨的逻辑推理，大前提错了就全错了。但是大前提是归纳得出的，完全归纳是不可能的，简单枚举(不完全归纳)是不可靠的，或者至少是有缺陷和漏洞的。所以问题的核心不是结论，而是大前提(或理论依据)是否成立。不难理解。老师要在课堂上教你读原著，设置讨论或辩论的话题。读得不够，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感谢答辩老师的“刁难”和导师的面授，我告别了别人，学会了独立思考。
六
世纪之交，大学扩招，国家不保底分配，大学毕业生自主择业，中等职业教育逐年下滑，终于到了“谷底”。
2003年，大保高速通车，非典防控取得圆满成功。保山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全市高校改革整合。将农业学校、金融学校、工业(技术)学校、农业机械和农业广播学校合并，组成新的综合中专(技校)。师范类学校，并入包一中，学生(五年制)转入学校，教师转岗或调动。“百年名校”没有了，很遗憾。而我，只身前往新成立的学校，党政“肩挑重担”，也算是“临危受命”。好在没多久，老婆调到纪检监察室，我不用经常出差，女儿上大学去北方了，我也能全身心投入工作。
新校改组之初，以师专黄龙山老校址(在建)为主，形成“多点办学”的格局。教职工减少三分之一，或调出，或提前退休，或在原体制内安置。校园失去了活力，所有的学校都弥漫着茫然、压抑甚至失望的气氛。历史再次印证了那句老话:一个人撑不了一片天，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我和同事们同甘共苦，共同进步，出国留学，进行各种层次的培训，开拓国内外职业教育的广阔天地，边学边做，落实执行。新的中专(技校)人，错过了每一次机会，凤凰涅槃后重生，硬生生走出了保山职教的一片新天地。
十年来，信息化、网络化大发展，城市化、工业化大加速，智能手机、网购、家用车普及，各行各业欣欣向荣。办学质量逐步从中专、技校“双师型”提升到“双省重点”“双国重点”和高级技工学校，并申报为技师学院。全日制学校办学规模也从600多人扩大到6000多人，启动东城区新学校建设。但是，我心里很清楚，和目标比，其实是不够的，所以要留下一些不足。
2013年底，我被调到CPPCC保山特委，帮助脱贫攻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回云南成家立业。保山学院退休的妻子，在庚子年当了“有偿保姆”，也希望我退休后，能在昆明团聚。
曾几何时，我对退休有很多期待和遐想，这一天终于来了。有人说，记忆是一种残酷的美，过去的岁月成了岁月的茧。想要摆脱这个茧，就要在退役后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比如书画、摄影、健身、旅游等。，就是不要活在回忆里，被束缚在茧里，坐以待毙。还有人说，经历不仅是简历的一部分，也是你的印记和名片。退休后可以加入社会力量办学，重返讲台，参与管理。还有人说，退休后，你应该回到家人身边，多陪陪孙子孙女，充分发挥余热...
回顾过去40年，我们的个人选择和人生轨迹因改革开放而改变。我们在改革的大潮中焕发青春，历练成长，在追赶时代中贡献青春，收获梦想。我们是幸运的一代，感激上学路上遇到的老师和同学，感激工作中遇到的领导和同事，感激中国家庭中遇到的一切。另一方面，我必须感谢我的家人。没有家人的陪伴，我走不到今天。
所以，退休后，我要陪着爱人，看庭前花开花落，和天边的云一起弥漫，转到黄昏，慢慢老去，生到死，这样的人生才算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