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田国男《柳田国男作品集》,北师大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
不久前,当我在Amazon.com上浏览时,我惊讶地发现,日本民俗的创始人郭楠·祖流田的许多作品都被翻译成了中文。特别是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一只孤独的猿猴》、《木棉前》、《食与心》、《独眼和尚及其他》、《一口气下海的路》。加上西南师范大学之前出版的几本书,现在已经有十多本了。北师大的这套丛书是由日本著名民俗学家、柳田国男专家福田康夫教授选编的,意义重大。
我第一次知道柳田国男是在很多年前读周作人的《夜读抄》的时候。有一篇文章介绍柳田国男的代表作《远场物语》,写于民国二十年。这可能是中国最早介绍柳田国男的文字。唐在文章中称赞柳田,不仅因为他学识渊博,而且因为他的文章。他说:“远方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文章,他还向我展示了对民俗的浓厚兴趣。”唐知道光有介绍是不够的,为了让读者欣赏,他翻译了四五个有趣的故事。唐智传入至今已近90年,近几年才开始有更多的译介,不能不说是“迟到”了。然而,通过学术界的介绍,柳田终于正式登陆了他曾短暂访问过的中国。毕竟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柳田国男
从文艺青年到政府官员
有趣的是,在日本,柳田的几部作品选集都被收录在文学系列中。比如,我有旧现代日本文学部在海啸研究中收藏的柳田国男集,还有《海啸日本文学全集》袖珍版中的柳田国男卷。新潮出版了一套新潮日本文学画册,近代以来的重要作家各一本,配有大量照片和简洁的文字介绍。然而,年轻时就放弃了作家梦想的柳田甚至被分到一本书。可见,即使在文学界,对他的文字的评价也是极高的——有人称柳田为诗人、哲学家,也有人说柳田能用“一支圆润的笔”写文章。在我看来,一点也不夸张。差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伟大作家三岛由纪夫曾说,《远方的故事》“不仅是民间文学的素材,也是文学的素材”——的确是知音之言。
说起柳田,重要的是柳田曾经是个诗人和文艺青年。15岁就去了文浩森鸥外的豪宅,受到这位文豪的影响。森喜朗在德国呆过,精通德国文化。当柳田说一个德国作家写的东西很有意思时,森稔盖从书架上拿起书,让柳田拿回去读。柳田直到晚年都没有忘记这位文学巨匠的支持,说森盖比另一位文学巨匠夏目·漱石强大许多倍。他还与其他几位著名作家有交往,如唐智也非常喜欢的岛崎藤村。年轻的柳田参加了许多文学团体,并自己创立了易卜生学会。据说他在这些团体中起着带头作用,因为他博览群书,勤于跟踪海外文献,许多朋友从他那里得到最新的信息。从那以后,他读了很多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作品,有的甚至读了三四遍。这种文学素养为他的表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他以后的学术生涯提供了有力的工具。难怪他在日本拥有大量读者。很多人说读他的作品感觉很温暖,很受启发。
为了了解西方文化,他除了英语还学了德语和法语,据说后来还学了荷兰语——荷兰是江户时代唯一允许与日本进行贸易的西方国家,很多西方文化都是通过荷兰传到日本的,所以江户时代的西学被称为蓝雪。
虽然年轻时受到文学作家的指点,表现出非凡的文采,但柳田国男走的是典型的明治时代的精英之路——先在第一学府也就是现在的东京大学教育系就读,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毕业后进入农工商省成为中央政府官员。
柳田在自传《故乡七十年》中谈到了小时候家里的贫困,说故乡的居住面积是全日本最小的。日式客厅有四柱半榻榻米(一柱约3.3平方米),与四柱半储物间用隔扇隔开。有两个房间,旁边有三根柱子。靠近门的三根柱子是玄关,另外三根柱子是厨房。而他有八个兄弟,柳田排行第六,婚后和大哥住在一起。不久,因为婆媳矛盾,小姑回到娘家,最终离婚。柳田说,他对民俗的关注源于此。
到了东京以后,每当一个人在学习上感到寂寞,想去喝酒找女伴的时候,就会想起母亲的纺车,想起《孝经》里的那句话:“为道之实干家,名于后世,以示父母,孝之终也”。从小看到农村的贫穷,进入农商工部后参与了很多农业政策,做过国家农业组织理事,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让他对日本社会的情况有了第一手的了解。这是一辈子待在象牙塔里的学者无法比拟的宝贵经验。
刘天在中央干了二十年,最后辞去了贵族院的书记官。虽然一边学习一边可以做官,也可以去各个地方看看。毕竟在其他官员看来,他有点懒,他自己更想专心学习。此时的他已经积累了不少,除了前面提到的《远场物语》等作品,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果然,他辞职后,著名的《朝日新闻》邀请他加盟。他向《朝日新闻》提了一个条件,就是允许他先在国内外旅行三年。报纸居然答应了。当然,柳田也没有让朝日新闻吃亏。回到日本后,他成为《朝日新闻》的评论员,撰写了大量社论评论,在大正民主运动期间与著名政治学者吉野一起呼吁普选,并批评军事干预。
柳田国男
“一个国家的民间传说”
柳田虽然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大学做过兼职教师,教过农业和民俗学,但从未做过正式的大学教授。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说,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大师。
昭和九年(1934年),他组织了一个研究民俗学的木耀会,他的同志们成了他的主要调查者,到全国各地做民俗学调查。通过这样的调查,他们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是民俗学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本。我在一家二手书店看到过柳田主编的一本民俗资料集。厚厚的一摞有十多本,当然也有很多柳田的心血在里面。这些年,柳田全力以赴发展日本民俗学。他做了一系列关于民俗学方法等的讲座。,后来编成《青年与学习》(1928)。一些研究柳田的学者称之为柳田研究的最佳入门书籍。在书中,他提到了日本研究民俗学的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即在当时可以收集到很多有趣的民间资料,不需要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跑到亚马逊森林或者南太平洋的岛屿去做田野。柳田甚至认为日本民俗学是日本学者有幸从事并最终贡献给世界的少数研究之一。虽然他在提到日本民俗时用了一个词叫“一国民俗”,但他的视野绝不是狭隘的。柳田有时将自己的民间传说称为“新郭雪”,这与江户时代郭雪大师本居玄昌所倡导的郭雪不同。
很多读过柳田国男作品的人都说他的文笔很有意思,但是要完全领会他想告诉人们什么,似乎有点困难。也许这就是不追求系统或者刻意理论化的结果。
经过青春和学习,柳田国男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了《民俗传承论》和《乡土生活研究法》,并开始总结自己的民俗学方法论。9年前,学苑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民俗传承与乡土生活研究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一下。在这里,我只想简单提一下柳田方法最重要的一个术语,即“重立证法”。
在柳田国男“民间传承论”的“我们的方法”一节中,他是这样说的:
每天在我们眼前出现和消失的事实,也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横断面事件,就像我说的,有不同的起源。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事件都可以看作是纵向史料横向整理的结果。我相信,基于这种横断面的材料,可以写出一部好的历史。这在博物学上早就被证明是可行的,完全没有问题。像我这种认为历史是当下生活的知识的人,在这个横断面上是无法忽略当下生活的一切的。我们应该重视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把它们当作一等材料。我想,即使日本再现代化,通过仔细观察这个横截面,也能很好地了解到现在为止的过程和历史发展的顺序。
这样思考的柳田,自然对当时日本严格按照文献操作的历史研究进行了批判,他称之为“严格主义”。相反,他提出了“重证法”:“我们的重证法就像叠加法。知道了这个方法有多强大,我们当然承认书籍是重要的信息提供者,但我们从来不认为这是最合适的信息。现场观察和收集的材料是最有价值的。相比之下,书籍只起到很小的旁证作用。”刘天是一个了不起的读者。他能这样看待阅读与田野观察、资料收集的关系,是实证主义精神的一种展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柳田国男没有停止工作,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他继续写作。当然,作为一个通晓西方文明、具有国际视野的大学者——柳田在20世纪20年代初被任命为日内瓦国联执政委员,跑遍了许多西方国家——他的对日战争并没有像那些帝国学者那样紧随其后,鼓吹“现代超克”,拥抱民族主义。
战争结束时,他又老又瘦,但这位民俗学大师并没有退休,而是更加积极地投身于民俗学研究。本来他崇尚经世济民的学问,从不讳言自己学问的实用性——柳田说,学问是为了让世上的人变得更聪明,少做傻事——同时钻研别人看不到的学问。这是柳田国男非常有趣的一面。在他看来,了解自己,了解日本传统文化,本身就是非常有用的知识。柳田作为明治时代出生的精英人物,遇到了日本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事件,可想而知他当时的忧国忧民。晚年的他似乎想用学习让世界重新变得美好而智慧。在这个阶段,他最重要的研究是关于日本人起源的《海上之道》。当时人类学家江上波夫提出日本人的祖先是来自亚洲大陆的骑马人,而柳田则提出南移北移的相反理论,具体来说就是日本人的祖先来自冲绳的假说。当时冲绳正在被美国特工统治,柳田从战前开始就非常关心冲绳,研究冲绳,自己也去过。不用说,他对日本人起源的研究也有他的政治动机,就是希望中国民众关注冲绳,关注冲绳与本土文化的联系。当然,柳田作为一个视学问为生命的大学者,并没有附和政治。他不是单纯为了爱国而研究冲绳,更多的是想通过民间传说来证明冲绳与当地人民之间的历史渊源,以及日本人民的起源。
柳田国男在日本名气很大,可以说20世纪谈论日本研究的人没有人能绕过他,但据说他的书很难被翻译成西文。这是著名的人类学家石田一郎在战后首次在东京大学设立文化人类学讲座。石天曾就读于维也纳大学,对西方人文非常熟悉,对柳田的知识也很了解,与柳田有过多次交流。他评价柳田的民俗学是“伟大的未完成”——虽然未完成,但比已经完成的任何事都伟大。
刘天的写作是有一套扎实的西学知识支撑的,但那些知识都变成了盐,所以他一眼看不出来,因为他不喜欢炫耀自己吸收了多少西学,他的文章大多没有评论。事实上,柳田对当代西方学者弗雷泽和列维·布鲁尔的工作非常了解。据说他死后,他的书都捐给了成大,西文图书有1334种,外文杂志有900种,在当时是相当大的数目。据研究人员称,柳田国男在世时,他是日本外文书籍的最大消费者——和唐智一样,他大多通过丸山书店购买外文书籍。然而,柳田国男关于如何运用西学进行研究的观点是独特的。他不同意明治维新后许多人追随西方的做法。战前,他批判以引进西方知识为生的学者,主张多了解日本。面对当时日本刚出版的图书馆书籍(类似于我们古代的毛巾盒书)中有一半以上是外文的事实,他呼吁,至少有一半应该是日文书籍,不应该片面。最近笔者看了柳田的一些谈话,其中也提到了如何看待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觉得他的一些观点一点也没有过时,甚至有一种新鲜的感觉——他在提醒你,学习西方的知识和文明是对的,但同时也要注意脚下。
如前所述,从小养成博览习惯的大学者柳田也非常重视各种考察。他认为如果我们想了解日本的民俗和普通人的生活,仅仅读书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也应该读无字的书。刘天命名为“长民”的普通人是他开始研究民俗学后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于是,他不仅亲自去调查,还和对民俗学感兴趣的同学一起展开调查,广泛收集材料,然后做出判断。
柳田国男
综合知识与人文关怀
前几天,笔者无意中读到了20世纪最杰出的日本政治哲学家丸山正夫去世后发表的笔记《内心对话》,发现这位具有深厚西学知识的大学者在笔记中批评柳田国男缺乏理论深度,不具备好友列维·施特劳斯所建立的结构主义人类学思想体系。这大概也代表了很多对柳田知识不满的人的看法。丸山的好朋友、著名思想史家柳田在与家永三郎谈话时,与永嘉讨论了一个问题:思想到底是什么?
柳田:说到思想这个词,我的问题是,你能把一个像碗橱一样有着各种各样概念的东西叫做思想吗?还是思想也应该包含这样的概念?比如我们第一次做一个问题之后的判断,当然也需要知识,要有一个概念之类的东西。当你觉得不是那样的时候——那东西就在这一刻出现,像一团模糊的星云。那样的东西是否也应该被视为一个广义的思想概念?我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但我不知道那能不能叫思想。是从父母那里遗传下来的东西,然后逐渐畸形。怎么样?那也能叫思想吗?
雍:应该是认为。但如果思想是那种东西,就会有问题。它可以被视为一种思想形式。
看了这段对话,我觉得只是柳田在回答丸山的批评。
从柳田的立场来看,他想搞清楚日本和日本文化、日本精神世界、日本宗教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可以说主要是在抽象化之前的阶段。因此,他和他的同事花了大量的精力做研究,积累原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宜苛责。毕竟柳田的知识是基于日本自身的文化资源,借助于他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他一下子采用列维·斯特劳斯的做法是相当困难的。更何况,结构人类学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人类学问题。它只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并不能代替具体的观察。其实到了晚年,柳田也很遗憾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没能做出自己一直想合成的那种知识。从一开始,刘天就强调学习应该是全面的,反对条块分割。我记得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说过,历史必须是整体的才有用。其实柳田很早就提倡这个,前面提到的方法论方面的著作都有论述。把他的知识贴上民俗学的标签,我甚至觉得有点小巫见大巫:他吸收了很多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知识,然后全部应用到民俗学研究中,因为在他的心目中,理想的民俗学是建立在广泛的基础上的,否则不能称之为新国学。准确地说,他实际上是一位文化科学大师。
当然,柳田在他的民间文学作品中很少谈论政治,尽管他有着强烈的拯救世界的激情。他在交谈中有很多坦诚的观点,也值得介绍,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这位日本现代文化的大师。第一,提到战前柳田国男是《朝日新闻》的评论员,主张普选,尖锐批评当时日本军方的一些做法,因为他希望把日本社会改造成一个更加文明的社会。战后他提到为什么会有战争,导致占领,这是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情况,他指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知识不足。柳田虽然没有像东大法律系大三学生丸山那样尖锐地批判军国主义,但他的批判多是文字,这让拼命想知道他是如何批判军国主义的人很失望。但是,如果你仔细阅读他的相关著作,你会发现他深有体会,因为他有一个始终如一的知识武器——作为人文学科的民俗学。他从来没有想过军国主义可以通过简单敏捷的话语体系一举扫除。在他看来,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但要从明治维新算起,这其中当然包括他对不平衡的现代性的批判。
最近在复习卡西尔的《人性论》,里面提到了很多迷信、神话、宗教。卡西尔还引用了弗雷泽的许多作品,柳田国男也研究了这些作品。我想,如果卡西尔读过柳田的作品,他一定会惊讶地发现日本文化中许多有趣的现象,为他的象征哲学增添了许多有意义的证据。而这正是柳田国男对日本民俗的期待——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民俗,更是对人类的终极贡献,是对人类整体自我认识的深化。柳田还表示,日本的民间传说也可以造福周边国家。
事实上,柳田本人的登陆时间远远早于他的作品,早在大正六年(1917年)四月,他就游历了中国台湾省、中国大陆和朝鲜,并在那里逗留了两个月。他在自传中提到了这次旅行。他说,他在上海时认识了日语说得很流利的戴,并在他的介绍下认识了孙中山,但他忘记了谈话的内容。柳田说,戴在早稻田的时候,经常去他家玩。刘天还记录了他在江西省大冶铁矿遇到的事情。他说有一天他在一个有点荒凉的铁矿附近散步。从后面,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叫他,孩子递给他一块绿色的石头。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就拿出一些钱,因为他觉得那是孩子的好心。但是孩子没收钱就走了。回家后,他把它给弟弟看,他才知道这是一棵好树。这孩子二话不说给远道而来的日本人送礼物,二话不说就走了,给柳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北京的时候,他也认识了很多人,有些人曾经在早稻田大学学习过,后来又回到了高层。他还去了清华大学,见到了著名的顾维钧,他流利的英语让柳田大吃一惊。
周作人在《北大旁路》中说:“中国的学术界有点野,特别是日本的历史语言一方面是那么野。通常,我认为中国学者应该对文化的几个方面给予相当的关注,自然应该有人专门研究它们。这就是希腊、印度、阿塞拜疆和日本。”我说这话的时候,中国还面临着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如今,中国学者更加关注包括日本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文化。毕竟,只有西方跟风的时代已经不再,我们可以更客观地了解和借鉴东西方文明。进入21世纪后,柳田国男的大量作品登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和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