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建英
“2021年，北京市共有21名福利机构成年孤儿回归社会安置就业，其档案交接、集体户口解锁、迁移等工作已全部完成。2009年以来，全市已有近300名孤儿成功回归社会，成年后自立。”日前，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
福利机构收养的儿童大多有中重度残疾，包括肢体残疾和精神障碍。他们的教育，尤其是就业，是儿童安全中的“硬骨头”。
2021年6月，北京儿童福利院，工作人员和孩子在一起。
“儿童优先”和“儿童利益最大化”是北京儿童福利机构多年来的工作理念。“十三五”期间，北京市先后制定了20多项与儿童福利相关的政策，包括生活保障、抚养照料、医疗康复、教育、成人安置、收养和寄养等。保护困境中的儿童是这一概念的具体体现。
“为了保护处于困境中的儿童，我们不仅应该关注他们眼前的生存，而且应该关注他们未来的发展。”李红兵这样表达了“底层”的含义。
3月，在北京市平谷区峪口镇，社工探访困境儿童。
扩展
2.4万人，约占北京常住人口的0.11%——这是北京困境儿童的基本数据。
所谓困境儿童，从更广义的角度理解，是指未满18周岁，在经济、身体或监护方面存在缺陷，遇到困难，需要政府和社会给予相应支持和保障的儿童。
李红兵认为，困境儿童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扩大，这也是国家在儿童保护方面进步的体现。
弃婴是困境儿童中最原始、最核心的部分；后来逐渐涵盖了残疾儿童、重病儿童、被拐被救儿童、流浪乞讨人员；后来引申为无人抚养子女，比如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正在服刑；后来，留守儿童中的困难群体也被纳入其中。
2.4万人是经过摸底调查和信息收集后正式登记的数据。“这不是故事的全部，”李红兵的《瞭望东方周刊》说。比如一些重残或者重病的孩子，也许他们的家庭因为经济条件好，不愿意引起重视，所以不主动申报。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福利院除了接收老人外，还会接收孤儿和弃婴。1984年，民政部在福建召开“漳州会议”，推动福利事业向精准化、精细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同年，北京市儿童福利院从北京市社会福利院划拨出来，分离出来，成为单独的机构，北京市第一家儿童福利院诞生了。
截至目前，北京市共有儿童福利机构15家，其中市级机构3家，区级机构12家，共有床位3300张。新的规划是:按照“一区一所”的目标，到2025年，全市儿童福利机构床位达到3600张。
儿童福利院只能收养18岁以下的孩子。孩子长大了该怎么办？
据李红兵介绍，有以下几种方式:政府部分负责安置和就业；一部分离开医院是因为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保障；一部分从儿童福利机构转到社会福利机构进一步抚养；上学的孤儿毕业后可以安置。
2017年是北京困境儿童保护的关键节点——在省级民政部门中，北京市民政局率先成立了儿童福利与保护处。
一年前，首次实行儿童福利监督员和儿童福利主任制度，即在社区(村)一级设立儿童主任，在街道(乡镇)一级设立儿童监督员。他们的职责是对辖区内的困境儿童进行巡访，及时报告问题，并对相关福利政策、法律法规进行宣传和指导。
截至目前，北京市330多个街道(镇)、7100多个社区(村)已全部配备了儿童监督员和儿童主任。
2010年开始试点的儿童主任制度是服务中国基层儿童的创新举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之为“最佳实践”，并推荐给30多个国家。
上升
2022年1月，北京2400多名困境儿童领到了每月2450元的生活费。此前，这项补贴的标准是每月2200元。
受益群体主要包括民政局保障的北京户籍孤儿、弃婴，以及实际无人照料的儿童。他们大多是在儿童福利机构长大的。其中有一些是城乡低收入家庭的重病儿童和残疾儿童。
资金分配方式如下:在儿童福利机构中筹集的，按照预算资金的要求进行管理；其他的通过民政卡统一发放。
这是自2016年以来，北京市第三次调整困境儿童生活费。2016年，补贴标准由每月1600元提高到2000元。2019年再次提高到2200元。根据最新的调整，250元提高到每月2450元，提高了11.36%。
有两个数据可供参考:
2021年7月，北京市低保标准由每户1170元调整为每月1245元，增幅为6.41%；
2021年8月，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由每小时不低于12.64元、每月不低于2200元调整为每小时不低于13.33元、每月不低于2320元，月工资涨幅为5.45%。
上调与北京居民生活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
李红兵表示，北京将继续完善困难儿童补助费用动态调整机制，使补助金额与居民生活消费水平挂钩。“保护有需要的孩子，不仅要量力而行，更要尽力把事情做好。”
儿童困难津贴主要用于儿童的食物和营养、衣物和被褥、生活用品、基本教育、娱乐、基本医疗、基本康复以及保证日常生活所需的其他费用。
北京儿童福利院收养了400多名孤残儿童。这里的孩子如何使用新的250元补贴？张志远志良给本报记者算了一笔账:纸尿裤、纸巾、湿巾的成本增加了100元左右；伙食费增加80元左右；剩下的70元分散在衣服、床单、奶瓶等其他方面。
张志良说:“对于儿童福利院来说，所有涉及儿童的资金都是底线和红线，每一分钱都必须按时足额花在儿童身上。”
疫情期间，根据民政部相关指南，儿童福利机构采取了比社会更为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在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内出现本地确诊病例时，机构启动一级响应机制，实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工作人员14天一班，进不去出不去，期间不能回家；一天三班倒，保证孩子24小时有人照顾。
2022年，从1月1日到4月20日，北京儿童福利院大部分时间处于封闭管理状态，张志良被关在医院96天。2021年，他的关门天数是111天。
2021年5月，北京丰台区王佐镇，社区举办亲子手工活动。
会师
在欣欣和蓉蓉的人生中，2020年一定是值得纪念的一年——他们进入了北京市丰台区的一所小学，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都是拐卖解救儿童。2009年，在成都开往北京的火车上，还在襁褓中的欣欣和蓉蓉被警方解救，先送到北京太阳村儿童福利院收养，后转送到江西太阳村。2020年8月，丰台区民政局在得知他们被调往外省市后，将他们接回北京，安置在丰台区儿童福利院。11月，联合当地公安局为他们办理了集体户口，并联系丰台区教委安排他们就近入学，随班就读。
福利院专门安排了老师带他们上网络课，让他们跟上学习进度，并配备了专业的社工进行辅导和心理疏导。
2021年9月，欣欣和蓉蓉一起进入初中，学习成绩和身心健康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这个过程中，公安局、民政局、教委、福利院、学校、社工机构等众多机构加强政策衔接，形成工作合力，为两个孩子融入正常生活保驾护航。
李红兵说:“对于需要紧急庇护或生活照料的儿童，北京的原则是先给予救助和保障，再确认手续，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困境儿童。”
李红兵还表示，与成人福利不同，儿童福利更注重受教育的权利，“因为教育关系到儿童的未来，他们的未来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密切相关”。
由于被福利机构收养，欣欣和蓉蓉的一切生活学习费用都由政府负担，完全没有后顾之忧。没有进入福利机构的困难儿童在教育方面能享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李红兵简介:
“事实上，无人陪伴儿童在高职院校或大学学习期间，每学年可以获得8000元的助学金。目前，已有近140名儿童获得此项资助；
接受高等教育的孤儿每学年可获得1万元资助。2019年以来，116名孤儿受益；
北京市对领取生活困难补助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低收入家庭和重度残疾人家庭进行救助。2021年救助616人，发放救助金303.16万元；
符合条件的残疾孤儿可以实现融合教育，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
民政局代表政府履行对困境儿童的监护和保护职责。其实除了政府层面，还有很多保护困境儿童的力量。
各类公益基金会、慈善组织都在其中，如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自闭症服务慈善机构星雨等。
市场化的专业力量也是不可或缺的，比如为欣欣和蓉蓉提供心理咨询的社工，来自政府购买市场服务。
……
“政府、社会、市场，每个人都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履行自己的责任，拿出自己的长处，交融、汇聚、拧成一股绳，落实到具体的困境儿童身上，解决他们面临的具体问题。”李红兵说。
3月，北京市平谷区民政局工作人员研究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方案。
树立榜样
有一份榜单让李红兵很欣慰:北京在“2020年中国儿童政策进步指数”中排名第一。
该指数由5个一级指标和25个二级指标组成，包括儿童政策环境、生活保障、教育发展、医疗卫生和救助保护。它系统地评估了中国31个省份儿童政策的实施和创新情况。
北京在政策环境、教育发展、医疗卫生等方面排名第一。
在北京儿童福利院，员工和孩子在一起。
该指数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该研究院是中国首家公益机构，成立于2010年，专注于儿童、老人和残疾人的福利和保障。学院建立了儿童主任制度。
在《2020指数报告》中，北京的以下做法受到了称赞:
更好地保护被收养儿童的合法权益；
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
检察机关牵头与共青团合作，建立跨部门、多专业的社会支持体系，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中国公益研究院执行院长高华军对北京的儿童福利政策评价最高:“从一开始就比较系统，和其他城市相比比较完整。”他告诉本报记者，在历次儿童指数排名中，北京都名列第一。
还有一点，让高华军觉得北京“特别了不起”——它作为首都的开放和包容。拥有全国顶尖的儿童医疗和救助资源，以及大量的各类公益基金会和慈善组织。“他们不仅服务于北京的孩子，实际上也服务于全国的孩子。”
“北京市高度重视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不断加大支持和保障力度。”张志良说。
北京儿童福利院长期以来一直是全国儿童福利行业的排头兵，在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上起着示范和引领作用。2020年成为全国孤残儿童养育服务标准化试点。2021年通过服务标准体系审查，主持起草多项地方标准，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定。
张志良说，作为一个大国首都的儿童福利机构，北京儿童福利院承载着“四个窗口”的定位:全国看首都的窗口，社会看民政的窗口，人民看党的前沿的窗口，世界看中国的窗口。福利院的孩子属于弱势儿童中的弱势儿童，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从对他们的保护程度，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人民的意志。
李红兵关注其他大城市的新动作，一些城市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在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中提出了网络保护、特殊保护等许多新思路，值得北京借鉴。
《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上一次修订是在2003年底。李红兵觉得“北京在推进未成年人保护方面需要比其他城市提前做出更大的努力”。
据悉，“推进全市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建设”“今年内完成《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修订工作”已被列为北京市民政局儿童福利与保护处2022年的重点工作。
“儿童福利和保护不仅关系到困境中的儿童，也关系到每一个未成年人。”李红兵说。
(文中欣欣、蓉蓉为化名)
来源: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