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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中文系汉语言文学

北大中文系汉语言文学

北京大学中文系历来人才济济,名师辈出,学术成果代代相传。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0年,史静大学分校设立“中国文学门”,至今已有110年历史。在北大中文系110周年校庆之际,我们发表了6位北大中国学者的口述文章,听他们回顾自己与北大、北大中文系的结缘,讲述一些人生感悟和治学心得,阐述他们对如何继承和发扬北大中国传统、如何繁荣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的独到见解。

卢建明:国家的需要是我的愿望。

卢建明,1935年生,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

1949年我小学毕业,父亲已经联系我去苏州一家杂货店当学徒。幸运的是,我们的家乡在四月份解放了。7月份小学毕业后,我和妈妈去了崇明爸爸那里,考上了崇明的民本中学。

本来想考清华的电气系,但是报名的时候校长和班主任来找我说:“卢建明,现在国家需要文科人才。请报考文科。”国家的需要是我的愿望。我对中文感兴趣,所以我决定选中文系。我问班主任,中文系哪个学校好?他说,当然,最好是北大。我说:“好吧,那就考北大吧。”老师说,“北大不容易考。毕竟我们是农村学校。不管我们能不能被录取,我们都可以保证你。”我说:“进了就进了。没考上也没关系。”我就是这样被录取的。

我能上中学和大学是因为我来了共产党,所以我有一种报答党的思想。入学后,我学习非常努力,一直追求进步。我是1956年入党的,我的入党介绍人是谢冕。中文系新生各专业招生,全年级103人一起上课。直到二年级结束才分文学和中文专业。一开始,几乎没有人报名语言类专业。那时候大家对语言专业都不太了解,而且一般北大中文系都想搞文学。当时系里一个总支的人来动员我说:“卢建明,你是预备党员,你要带头,报语言专业。”我说:“好吧,那就报语言。”于是,我踏入了语言学领域。

20世纪60年代,卢建明(左二)、马震(右一)和王力家(左一)向林道提问。

当时的阶级都有自己的特点。王力老师的特点是讲课清晰,但没有抑扬顿挫。魏先生讲《古代汉语》出自《论语》,一字一句,如“子曰:学而行之”。“悦”是什么意思?先说与“悦”有关的“言”与“语”的区别,再说其他的。结果我们一个学期连《论语》都没学完,却收获颇丰。周祖谟先生讲课清晰,他的发音很好。《语言学概论》由高老师授课。他上课的时候眼睛不看学生,盯着天花板,但是真的很好。文学课上,游国恩先生讲楚辞真的很生动。诗人林庚先生教唐诗宋词,很有意思。而尧尧先生,起初,他听不懂他的陕西话。有时候,他说了两句话后,就开始笑。等他慢慢理解了,就更有意思了。朱老师的课特别好。分专业之前,我们103班大部分同学都想选文学,但是没有人翘朱老师的课,没有人打瞌睡。大家甚至觉得听朱老师的课是一种艺术享受。

1960年本科毕业的时候我准备去讲台上讲课。第一年教研室分配我去外系上汉语语法修辞和写作课,第二年又让我回本系上汉语专业的现代汉语课。当时觉得压力很大,很紧张,就问朱老师有没有什么窍门。朱先生笑着说:“有什么诀窍?”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但要多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这句简单的话真的让我印象深刻。后来,我和妻子马震一起回忆起朱老师的讲课:如何与上一节衔接,如何切入,如何展开,举什么样的例子,甚至板书如何编排,都很有讲究,总是想着如何让学生喜欢听,按照自己的思路来。朱老师精心备课,为学生着想,体现了他高度的教育责任感。

北大有很好的传统,学风一直保持至今。就中文系而言,也有变化。比如我进北大的时候,我的专业是新闻学和汉语言文学。1958年,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中文系成为中文和文学两个专业。后来设立了古典文学专业。21世纪我们开设了计算语言学专业,从理科招生。还有一个面向外国人的中文专业,和面向留学生的教育学院不同。如你所见,中文系的专业设置是根据国家的需要不断调整的。

袁兴培:学者最重要的是格局和眼界。

袁兴培,1936年生,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我入学的时候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第二年,清华和燕大的中文系合并到北大中文系。老师们来自国民党统治区,来自解放区,穿着长袍,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我们中国学生有的来自普通高中,有的来自工农速成中学。在这种多样化的环境中学习是非常有益的。

课程方面,一年级上了高先生的《语言学概论》,游国恩先生和蒲江青先生的《先秦两汉文学史》。游老师讲文学史,浦老师讲文选,都很好。游先生讲屈原,涉及到“离骚”二字的表达。介绍完常用表达后,他就说说自己的看法。二年级的时候,跟着林庚老师学习《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他是一个诗人,他把自己的诗歌融入讲座,引导我们去欣赏和理解。他很受欢迎。蒲江青先生的《宋元明清文学史》也很有特色。他会唱昆曲。说起元明戏曲,我们有时会在课堂上发出嘘声:“蒲老师,唱一段吧!”他只是为大家唱了一首歌。

1985年春节,陈平原(左)和袁兴培(中)住在吴组缃(右)。

古代文学是北大中文系最传统的专业。即使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游国恩先生、林庚先生、吴组缃先生、浦江青先生、季振怀先生仍可视为民国时期第一代学者,在学术上成就卓著。陈毅先生、储斌杰先生、周先申先生、费振岗先生和我属于第二代学者。“文革”前我们在学校学习、留校,“文革”后成为这个学科的骨干。文化大革命后,银鸽、程郁缀、夏晓虹、张明、孟尔东以及许多现在仍在教书的老师都进入北大学习和工作。他们可以说是第三代学者,他们培养的“70后”、“80后”学者也已经站上了讲台。

第一代学者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态度。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林庚,那就是“帅”。他不仅相貌英俊,而且他的作品,从《中国文学简史》、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诗人李白,一直到《西游记》,都有一种清晰的味道。“青年精神”、“建安风格”、“盛唐气象”、“布衣感”都是他带出来的概念。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总能让人信服。吴组缃先生的讲座也很精彩。他讲课的字很小很密,连提醒学生的琐事都写在上面。吴老师讲红楼梦,从一个小说家的角度分析人物和故事细节,很受欢迎。吴老师很豁达,人生阅历丰富,经常将自己的人生经历穿插到课堂中。尧尧先生是个名人,经常抽烟斗。我没上过他的课,但我和他一起去江西参加陶渊明的研讨会,我和他一起去安徽参加李白的研讨会,一直待在一个房间里。晚上躺在床上,聊着天,所谓“晚上在床上聊”,有时候聊到白东,话题总是离不开知识,受益匪浅。

第二代学者陈依琳先生是我的师兄,我称他为“大师兄”。在他关于李商隐的论文中,我有幸先听他谈了很多观点。严斌杰先生是青年才俊,很早就出版了白居易传记。他性格很开朗,笑点爆棚,后来的学习成绩也是爆棚。我不知道他在背后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第三代学者,因为“文革”耽误了太多时间,拼命想挽回。例如,葛·小银大学毕业前被分配到农场工作,但幸运的是陈依琳先生把她带了出来。这一代人可以说是“奋力前行的一代”。

学者最重要的是“格局”和“眼界”,再加上“心性”和“气象”。我希望看到我的学生达到这个位置。另外,你也要做一个善良的人。“想做人就要做人。”不能总想着自己,也要想着别人。北大给了我很多知识,很多可以借鉴的榜样,也给了我很多发展的机会,比如编辑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明史,建立国学研究所和汉学家培训基地。我经常提醒自己“永远感恩,永远谦虚”。

陈平原:建立学术自信是我们应该有的精神。

陈平原,1954年出生,2008年至2012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

上世纪80年代,我去北京大学读博士。当时北大的博士点刚刚建立。第一期只有我和温儒敏两位博士,所以尧尧先生没有正式上课。除了外语和政治课,他每周都去王老师家聊天,聊学习和生活,从下午聊到晚上。王老师还跟我说,我应该去找系里的几位老先生问问题。我见过的比较多的有、、季振怀、朱等。每个老师的性格都不一样,像吴组缃老师,喜欢说话,能说出各种有趣的事情;季振怀先生比较木讷,不爱说话。基本上,他问问题和回答问题。如果大家都无话可说,他就只是坐在那里看着。季先生是的导师。我们和他很熟,经常去那里。我可以用“放学旅行”这个词来形容我在学校的情况。这是中国传统书院的教学方式。大鱼游,小鱼游,小鱼游成大鱼。学生和老师朝夕相处,一起学习生活,观察老师怎么学习,也看老师的精神状态和对日常生活的态度。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体贴,会模仿自己。能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经历;然而,许多微妙之处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或描述的。传授独门秘笈需要相互了解,这在“从游到游”的过程中很容易实现。

80年代,校园气氛非常活跃。学生有他们自己的观点,老师有他们自己的追求。我们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三谈》发表后,在北京大学研究生部举行了一次研究生座谈会,中文系、历史系、数学系、物理系的学生都来了。院系和学科之间的对话很精彩。

在中国大学努力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当下,由于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特殊性,北京大学中文系显得比较特殊。以前我们老先生自信北大中文系世界第一,现在有些人越来越推崇海外汉学,很容易“跟风哈佛剑桥”。我们不能拿国学和哈佛耶鲁比。北大中文系有百余名教师,哈佛、耶鲁东亚系只有几名教授。如果非要比较的话,那就和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学系,莫斯科大学的俄罗斯语言文学研究,巴黎索邦大学的法国语言文学研究,东京大学的日本语言文学研究,耶鲁大学的英美文学语言学研究进行比较,这样才能看出我们的不同。这样一来,还有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们不懂对方的语言。而且还有“溢出效应”——每个国家自己的语言文学部门承担了语言文学教育之外的这个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责任,这是无法量化的。比如参加五四运动的北大中文系学生成绩怎么算?当我们谈到科室的水平时,不能只衡量专业成绩,比如出版专著或获得专利。所以我说每个国家自己的语言文学系是这个国家重要的精神建设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办法量化,也不应该量化。如果一定要把北大中文系改造成哈佛东亚系,那就是失败的。对不起国家的信任,对不起人民的期待。当然,具体到专业领域,我们尽量和海外汉学家对话,向他们学习,包括派学生去哈佛等名校听课,尽可能多的为学生争取走出去交流的机会。这些都是需要的。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树立学术自信,这是北大中文系应有的精神气度。

乐戴云:不断创新,走新路。

乐,生于1931年,1985年创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

1948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中文系有沈从文先生开设的《大一语文(兼写作)》、废名先生的《现代文学作品分析与对诗歌中女性的看法》、先生的《词语释义》、齐先生的《西方哲学概论》等课程。我最喜欢的课是废名现代文学作品选。他选择别人不选的短篇作品,有时候是自己的作品。他全神贯注地听讲座,以至于忘乎所以,我们听的时候也忘乎所以。我也很喜欢沈从文的课。他讲课非常慢。《大一语文》《大二语文》后来改成了《语文与写作》,特别强调写作。第一年是记叙文,第二年是文学写作,第三年是议论文。因为我们要连续三年练习写作,每三周要交一次作业,作业可以短一点,但是要自己写,自己下定决心,自己提炼,自己写,所以我们当时的写作水平还是很好的。

1985年,他和两位日本学者在北京大学未名湖边合影。从右起:孙、、、伊藤纯、乐、、温儒敏。

上世纪70年代,我给外国学生教了三年“中国现代文学史”,前两年主要是给韩国学生。当时教他们和教中国学生差不多,只是教学内容比中国学生浅一点,他们大概能看懂。去年,我很自豪地教了一堂欧洲课。班上的学生来自12个国家,有比利时、丹麦等西欧和北欧国家,也有英国学生,相当齐全。他们的学风比较自由,有时也会争论。我说出一个想法后,他们提出自己的意见。当时我基本能听懂他们用英语说的话,也锻炼了我的英语听说能力。给他们讲讲中国现代文学。为了让他们理解,我需要讲一些英语或者北欧的文学(当时我对北欧的文学和文化很感兴趣),接触一些他们地区的文学。中西文化在当时就是这样自然结合的。

后来,我在北京大学和中国文化学院给学院内外的学者讲课,介绍中外文化的大纲和比较文学的知识。当时来听课的人年龄普遍较大,多为三四十岁。因为他们没有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所以他们非常重视各种讲座,愿意听,但也非常挑剔。如果我说的有问题,他们会提出来。之后在长沙岳麓书院讲弗洛伊德,“中西”、“中西对话”等话题在讲座中自然出现。从那时起,我一直在进行中西比较和对话,尽管当时我还没有建立比较文学学科或在中文系创建教研室的想法。

1985年,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所。这方面我恐怕一直没有自觉。五六十年代基本没打算建所,比较文学当时在系里也没什么地位。我的建院、设计课程、带人进来的想法逐渐形成。“顺其自然”对我来说很重要,这是我的座右铭。我并没有刻意去想设立一个比较文学的学科,教哪些课程,招什么样的学生——我只是用我认为合理的方式说话。讲座结束后,我慢慢形成了一个视角。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

北大和我是有血缘关系的,无论是精神命脉还是过去的老师。我觉得这是一块宝地,中文系以后会越来越好。我有这个信念。而且北大的精神是“创造”。就像鲁迅说的,是“时时创新”,要创新,要走新路。这也符合我自己的精神:永远要创新,而不是总是说别人说过的话,做别人做过的事。目前北大有很多年轻老师在创新方面做得比我好,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郭锡良:努力继承国学传统,古为今用。

郭锡良,1930年出生,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委员会主任。

1954年夏,我从武汉大学毕业,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攻读语言学研究生。当时,为了创建一个新的学科“中国史”,加强北京大学的语言学系,中央决定将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转到北京大学,王力先生也从中山大学调到了北京大学。北京大学设立了中文专业和中文教研室,王力先生任中文教研室主任。语言专业还开设了研究生课程,共招生15人,其中中国历史5人,现代汉语5人,语言理论5人。我进了中国历史班,导师是王力先生。

王力先生为培养中国历史第一批研究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1954年,我们班第一学期有高先生的《语言学概论》和魏先生的《古代汉语》,还有王先生本人的《汉语史》,都是新开设的课程,受到许多人的普遍重视。王老师讲课语气波动不大,措辞简洁。每次讲课的内容都可以记录成一篇文章。1955年上学期,增加了周大福先生的《汉语音韵学大纲》。这一年,他还要求读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札记》,写读书报告。1955-1956年有袁家华先生的《中国辩证法大纲》、先生的《马史文通概论》、魏先生的《中国文学语言史》。我的题目是《韩愈的文学与语言理论与实践》,得到了王先生的高度认可。

郭锡良(右)和他的导师王力

王力先生是20世纪中国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他通晓古今。他不仅研究汉语史,还研究各种语言学。关于中国历史这一套,他的训练计划很扎实,重视从古到今的学习,注重实际的语言材料。王老师的各方面教导对我影响很大。举个例子:他开了一门课叫“我如何写中国历史讲义”。这是王先生第二次讲授中国史时为中国史研究生开设的一门专门课程。这门课不仅仅是知识,还包括如何写演讲稿,如何备课,如何寻找、收集、选择资料。这对我们研究生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他也请我们出谋划策,我也准备出谋划策。有时候听完王老师的分析,我豁然开朗,收获良多。我想我作为一个学者也应该这样做。

80-90年代,我是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主任。在人才培养上,我还是在走王先生的路,就是古为今用,不仅是文史语言,还有文史哲。为此,我为本科生设计了《古代汉语》,为研究生设计了《汉语史》、《古音学》、《说文解字研究》、《马史文通研究》等课程。无论是中国历史专业还是现代汉语专业的研究生,如果看不懂《说文朱端》、《马史文通》,缺乏阅读古籍的能力,很难做任何工作。即使是搞文学的,也要知道字和词组的音韵训诂,需要会落实字和词组。否则很难说你真的懂诗经,懂楚辞。

北大中文系的精神必须是博学,继承国学传统,吸收西方先进经验。拓宽古今知识,这大概是我们的优势。

陈晓明:铁肩担道义,巧手写文章。

陈晓明,1959年出生,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

在中国的中文学科中,北大中文系有其独特的价值。它是开拓性的,“永远创新”,很多学科的创建都在北大中文系。1952年院系调整合并后,北大中文系形成了语言、文学、文学三足鼎立,学科建设最为完备。同时,北大在学科上一直在探索前沿,不断开拓新的领域。比如文艺学这个学科,最早是毕达科夫在北大引进的,而比较文学这个学科,是勒·戴云在80年代留学回来之后创立的。尧尧等前辈奠定了现代文学的基础,张中、洪子澄、谢冕、赵祖模等人逐步建立了现代文学学科。所以北大一直很有学术风范。北大的“风度”,就是精神抖擞,自信满满,有能力举一面旗,站起来,尽自己的一份力。

对于社会来说,语文是一门“无用的学科”。古人说“重器无锋”是中文系的写照,是一种软实力。“不学诗,无话可说。”所以,语文恰恰是国之大器。

陈晓明(左)和谢冕

那么北大中文系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呢?这个问题一直在争论。当然,中文系要培养引领未来学术发展的人,这也是北大的目标。但今天,除了培养学术人才,我还想强调一点,中文系要能培养会写作的人。虽然当时的系主任杨辉先生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但时代不同了。那个时候,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可以去别的大学教书,直接走上讲台,今天已经不可能了。今天的硕士、博士、博士后能不能走上讲台还是个问题。所以今天的本科教育应该是比较一般的。学生能很好地阅读和写一篇文章。这两项基本功应该是当今中文系学生应该具备的能力。曹文轩老师说:“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人的美德。”我很欣赏这句话。写一篇好文章,可以揭示一个人的能力,你的品德,你的学识,你的思想资源,你处理问题的能力。这是基本功。除了“写得一手好字”,还应该能“以铁的肩膀扛起道德”。中国人对道德的认识往往很高,这是一种人性,也是一种民族精神。我觉得老校长蔡元培说的“思想自由,兼容并蓄”也是很好的概括。

时代在变,北大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但北大永远有一种精神,贯穿始终,沉在心底。“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北大不变的精神。在北大,每个人都坚持独立思考,同时允许别人表达不同的观点。这就是北大的气度。

关于这一点,我自己有特别的体会。2016年,我通过民主测评当选中文系系主任。我没有北大的背景,能接下这份工作,体现了中国老师的包容,也体现了大家对我的信任。我很看重这份信任,也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我想把这个做好,在做事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兼容性。在我上次的竞选声明中,我表达了我的学科整合的理想。希望语文老师能保持自己独立的风格,他们之间可以交叉融合,互相交流。1995年到1998年,我访问了欧洲的大学,深深感受到了国外大学人文学科与跨学科领域之间交流与考量的重要性。我想打破我们国家的学科壁垒,所以我做了三个平台:国学经典平台,语言与人类复杂系统研究平台,现代思想与文学研究平台。郝平校长和王波副校长对此也给予了特别支持。在去年4月的平台成立大会上,我们邀请了几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文理学院院长和中文系负责人参加会议。大家都很震惊,认为这是对语文,或者说新文科未来发展的一个学习和借鉴经验。

光明日报(2020年11月20日13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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