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以来，上海每日报告的本地感染人数与日俱增，7日、8日、9日甚至单日增加2万多人，疫情仍在高位运行。为了切断传播途径，上海全市继续实行分区控制。
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所在的闵行区，是近年来上海排名前五的地区之一。3月13日起，学校全面进入闭环管理，闵行校区万余名学生需要留在宿舍上网上课。
与此同时，志愿者的力量开始在校园的各个角落萌芽、成长。楼领导、楼领导、普通志愿者，像一张张织得密密麻麻的血管网，与学校老师、后勤人员一起，在校园里共同构筑了一条条生机勃勃的传输管道。一日三餐和药品来自管道的另一端，善意和感激从管道的另一端送回来。
做核酸检测时，校园志愿者正在宿舍楼门口维持秩序，提醒学生扫描健康码。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校园里的树木已经披上了浓浓的绿色，对于华东师范大学的很多学生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的春天。“在疫情严重的闵行，学校的保护给了我们很多安全感。”来自传播学院的研究志愿者郭浩文说。
每餐15000餐背后的移动网络
张子谦是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7号楼的楼层经理。她告诉新京报记者，从3月13日下午1点开始，华东师范大学两个校区开始闭环管理，工作人员只能进出，保持静止状态等待核查和安排。3月16日，他们再次接到通知，所有楼内人员按计划原地不动，关闭学习活动室空，返回宿舍，开始新一轮测试。身穿蓝色防护服的志愿者成为外界与公寓楼的唯一联系。
最忙的时候一定是在吃饭前后，这也是一天的“固定环节”。在此之前，楼层领导要统计楼层每天的用餐需求，由后勤组的学生汇总后发给后勤人员。后勤部门也有基本信息，会综合比对，保证学生用餐。如果有特殊需求，比如肠胃不好的学生，可以提供流质食物。
每天早上7: 00到7: 40之间，志愿者们就开始了忙碌的一天。他们穿上防护服，戴上防护口罩、口罩和橡胶手套，下楼去他们那层楼拿早餐。中午这个时间是12点左右，晚饭是下午6点左右。“一般能保证两荤两素”。
张子谦做过统计。在闵行校区，只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吃一顿饭。一顿饭大概需要15000顿饭。“这样算下来，一日三餐需要三四万。我们一天要做这么多饭，防疫压力还这么大。和他们比起来，我们做的真的不算什么。”
这些饭菜在到达学生手中之前，都经过了全链条的严格消毒。1号楼的楼层负责人唐春明向记者坦言，刚开始得知志愿者可能接触到外来物资时，心里有隐隐的担忧，但后来才知道，这些物资在出发前、运输过程中和到达公寓后都要消毒。唐春明心安理得。“太靠谱了。”
研究生公寓，一层楼一般住20-70个学生。楼层领导估算过，一个袋子装20份饭，大概20斤左右。一次一袋，一个人走两三趟就能送到。
午饭和晚饭后，志愿者配合后勤人员回收垃圾也是一项重要工作。按照流程，每层楼门口都有湿垃圾、干垃圾等分类垃圾桶。志愿者会帮助后勤人员将垃圾打包并运送到楼下。六层公寓每层大概有四五个垃圾袋，一次要运三十多个。消毒后的垃圾袋由专门的工作人员装车运走。
“(垃圾袋)高度大概在小腿以上，直径一米左右。”唐春明说:“阿姨为难自己就动不了。”
除了饭菜，还会不定期的往公寓楼下送物资，需要志愿者搬运分发。除了卷纸、卫生巾、酒精湿巾、牙膏等生活用品，还有辣酱、方便面等食品。这些东西可以通过学校超市买到，还有一部分是校友捐赠的。此外，学校还会不定期发放新冠肺炎自测包、口罩、VC泡腾片、一些中药饮料等防疫用品。
校园志愿者需要为学生送饭、发放防疫物资，配合后勤人员回收垃圾。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一般来说，志愿者会选择在一定的时间内搬完物资，楼层领导往往会要求自己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需要下楼联系外人，他们会自己一个人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搬上去后，志愿者会分发到各个宿舍门口。“虽然有点累，但可以避免人群聚集。毕竟多一个人帮忙，就多一套防护服。”一位楼层经理说。
志愿名额“一分钟被抢”
楼里的志愿者，比如楼长、副楼长，都在公寓楼里工作，但大部分物资都来自楼外。这个时候，楼内外的志愿者需要配合。
唐春明的身份很“特殊”。除了楼层经理，他和几个志愿者同伴还担任了楼外送餐的任务。据他介绍，由于宿舍楼离卸货点比较近，他们会临时帮忙送餐——18名志愿者分成两个梯队，可以帮助辖区后勤人员减轻一些负担，提高送餐效率。“让学生们尽快吃上一顿热饭。”
每天早上、中午、晚上，唐春明和伙伴们会把消毒好的饭菜装上手推车或电动三轮车，送到北区1、2、3、4、7、8栋宿舍楼楼下。统计好每层楼需要的饭菜数量后，交给楼里的志愿者，志愿者再送到每个同学的宿舍门口。
每顿饭，唐春明经常会发出2700份左右的饭菜。“说不累其实是假的。从车上卸东西时，需要经常弯腰，推车也要费点力气。忙的时候没什么感觉，到了晚上一切都结束了。洗完澡躺在床上，我觉得真的很累。”他笑着说，“不过好处是睡眠质量提高了。”
说到核酸检测，志愿者分工不同。有人负责引导楼内所有人按照楼层有序排队下楼；有人负责招呼大家下来核酸检测点做核酸，提醒学生“注意防护”，及时“保持距离”；核酸测试后，他们必须确保每个学生都注册了。
因为志愿者穿着蓝色的防护服，被同学亲切地称为“小蓝”。在检测点，每个医学博士“大白”旁边都有一个“小蓝”，负责协助大白确认学生的信息，提醒他们扫描健康码。
在核酸检测点，医护人员和志愿者正在忙碌。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不觉得累，反而觉得是自己的责任，甚至是荣誉。”唐春明作为志愿者维持秩序。他说，刚开始没有志愿者人数限制的时候，志愿者的人数是要“抢”的。“第二天志愿者需求一发布，你可能刚点开那张表，刚填好自己的信息，那张表就已经填好了。”
“基本上一分钟之内就满了。”志愿者黄对此也深有感触。“比起待在宿舍，大家都想出去帮助别人，丰富自己的生活。”
黄也是“喊楼”的志愿者。安排学生做核酸检测时，宿舍区会有两个检测点。而“喊楼”就是根据不同的任务去不同的公寓楼。在与寄宿工作人员沟通后，寄宿工作人员会通知楼层负责人，然后通知同学。往往“喊楼”志愿者一上午要跑三四栋楼。
就像一个小型的移动调度室，这些志愿者要与核酸检测点的“前线”保持密切沟通，保证下楼检测的人流量保持在最佳状态——不要太大，以免造成拥堵和人群聚集；不要太小，让学生尽快考完。在她看来，快速有序的核酸检测，可以保证每一个学生都应该检查的东西，更大程度上保证在校学生的安全。
黄说，做一名志愿者，有时候要整天在外面跑，有时候还要帮检查站搬运物资。“站太久可能会让腰有点酸。但我认为，能够很好地完成这项任务，让核酸检测在整体上有序、安全，是一件好事。”
哮喘药的爱心接力
特殊时期，宿舍楼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小世界。地板上散落着来自不同学院的学生，平时互不认识，有的甚至没见过几次面。“但在闭环的过程中，我们在群体中互相沟通，互相帮助。”唐春明说。
他告诉新京报记者，前不久有个同学需要哮喘药，情况比较紧急。向辅导员汇报了用药需求后，为了让生病的学生更快地服药，宿舍的同学们也互相帮助。
唐春明回忆，当时大家自发通过微信联系其他楼层、楼里的同学、朋友或者阿姨，问能不能找到同样的药救急。主管阿姨也在自己的工作群里互相交流。最终，他们和另一层楼的同学一起找到了药。
志愿者立即跑了几层楼去拿药，经过严格消毒后，送到求助的学生手中。脚前后，校医也送了。求助的同学不禁感叹，“没想到会这么快。真的太急了！”
这场“爱心接力”触动了唐春明的心。“以前很难在我身边聚集起这样一群人。现在为了让大家聚在一起，它实际上已经关闭了。我觉得挺有收获的。”
志愿者们也结成了亲密的“战友”关系。郭浩文告诉新京报记者，包括她在内，她所在的楼层有24名志愿者。都是自发进入“志愿者群”的。三四天的时间，小组从一个人发展到六七个人，再扩大到最后的24人。
志愿者一开始并不认识。甚至在他们成为临时“战友”后，我们在生活上也没有太多联系。平时大家都很忙，但是一有“任务”，大家都抢着去做。
郭浩文还记得第一次送饭的场景。当时只有六七个志愿者。她在群里传达了取菜的消息后，关上门出发了。然而，当她转身时，发现其他志愿者几乎同时从他们宿舍走了出来。“当时楼里很安静，关门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像是在说‘我们来了’。我真的很感动。大家冒着生命危险，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他们只是想一起把它做好。”
宿舍的日子一天一天堆叠，每天都是一样的。为了给有限空房间里的同学们增添一些生活情趣，志愿者们也是花了不少心思。学校送橘子、猕猴桃、香蕉等水果。志愿者们会举办一个小型的“水果盲盒”活动，让学生们抽奖。“利用这一点点不确定性给大家一个惊喜。”郭宇文说。
志愿者的意图得到了很多善意的反馈。送饭时，他们经常看到宿舍门口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早餐2份，午餐2份，晚餐1份”等宿舍用餐需求。但除此之外，学生们还在纸上画满了兔子、小鸟和小熊维尼，用粉色和红色的笔仔细描绘他们的爱情，或者在纸上印上有趣的表情包。最后，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写下“谢谢志愿者！辛苦了！”记得按时吃饭。郭宇文说，即使是这样短暂的关心，也让他们感到无比温暖。
学生的用餐需求贴在门上。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湖北防疫志愿者的新战场
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已经不是第一次有志愿者冲在抗疫第一线了。
郭浩文是湖北襄阳人。2020年疫情爆发时，她在家过年。知道她的社区需要志愿者，她没有多想就去了。她和社区、村委会工作人员一起，在小区街口的检查站执勤。空闲暇时，她会帮村里年纪大的人填一些表格，帮村委会的叔叔阿姨们干活。
郭浩文记得，那时候天气很冷，但人心是暖的。他们经常在轮班休息时去旁边村民家的院子里用电暖器取暖。大家都认识，谈父母的缺点也不难。
张子谦也是湖北人。她的父母外出打工，她和爷爷奶奶住在荆州的一个小镇上。2020年初湖北疫情期间，她经常主动和身为基层工作者的表姐一起去社区送物资或做志愿者，提醒居民戴口罩，不要在街上乱走。
她说，与忙碌的防疫工作者相比，她所做的事情微不足道，但仍是一段特别的回忆。“我的衣服上盖着一件志愿者的小背心。在那个萧瑟的冬天，马甲的颜色特别鲜艳。”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年后，张子倩把爱情延伸到了另一个陌生的城市。对她来说，这是另一种体验。“当时全国都在关注我们这个地方，得到了很多帮助。我觉得自己更像是受益者。现在我觉得自己有点像服务器了。”
长期独立生活，张子倩早已习惯了家人不在身边的感觉。然而最近，她突然想念家人，想依偎在他们身边。“奶奶不会用智能设备。她刚才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上海的感染者越来越多，问我怎么样了，一遍又一遍的叫我不要乱跑。在他们的记忆中，我一定还是那个蹦蹦跳跳的孩子。”
在闭环管理的日子里，父母会问张子谦:“你今天怎么样？”她总是回答:“很好，很好。”彼此没有多一句话，但两个人都很安心——只要知道对方很好，互相关心就够了。在父母面前，她会记得自己也是个小女孩。“家人是最温暖的支撑。”
化身“小蓝”的时候，张子谦总是冲在最前面。对她来说，这是一个能体现更大价值的举动。“学生向我反馈问题，我会尽力解决，或者向老师求助，老师也会特别关注，及时处理。同学们的信任，老师们的关心，作为中间沟通的一部分，是可以学习的，我觉得我不仅仅是信息的桥梁，而是双方的温暖。”
新京报记者徐杨实习生唐赛坤
校对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