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决定不参加国际排名,引发热议。
过去几年,国际排名已经成为国内大学发展的指挥棒,进而渗透到大学的日常管理和学术活动中。
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高校已经进入了一个由各大国际排名机构搭建的竞技场。在统一的指标体系下,他们以获得高分和排名为目标,展开单项和综合比赛。
排名和比赛本身没有错。它为大学和学科的发展创造了一种激励机制。国际排名确实为大学提供了一个同台竞技的机会,让国内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同台竞技,也有利于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和影响力——毕竟中国是全球化的主力军,大学教育也需要面向世界。
国内高校在各种指挥棒下举办锦标赛是客观事实。但如何评价国内外各种排名的具体内容及其背后的逻辑,需要仔细甄别。
指标,强有力的指挥棒。
指标管理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客观指标和实质内容的分叉。量化的数字和指标主要是为了反映大学教育的本质,但指标本身一旦成为一个体系,就有了自我复制的能力。
大学具有学术传承与创新、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多种功能。无论是国际排名还是国内排名,他们的指标也应该反映这些任务的有效性。
有些功能可以用客观指标来反映,如学术创新、一些重要的理论发现和技术发明,可以衡量;还有就是人才培养,从毕业生的就业和定位上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识别出来;甚至社会服务也可以通过大学参与人类进步和国家发展的实践来评价。
纪录片《大学》剧照
客观上,人的主观认知也是根据这些客观指标进行转化的。麻烦的是,这些“客观指标”需要转化为可评估的数字,但这是一个主观认定的过程。比如不同的指标权重不同,结果就大相径庭。
更重要的是,其实很多大学评价并不依赖客观指标,因为那些客观指标极其有限,没有办法全面评价一所大学的综合实力,所以要加上一些主观指标。
比如学术创新,不仅要看已经产生成果的理论和技术成果,还要看同行评价这些成果有多大。学生的培养质量,不是几个优秀校友就能证明的,主要还是看用人单位的口碑调查。至于社会服务,就更不清楚了,还得用一些主观设定的指标来衡量。
清华大学四位导师的雕像
在实践中,有些主要依靠客观指标来评价大学的综合水平排名,受到很多人的诟病。
比如理论上,学校资源越多的学校,学术和教育水平越高。但这不是绝对的。如果有钱就能办好学校,为什么还要学术传承,学术传承等?
一些缺乏办学资源的大学,反而可以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而一些靠钱的新兴大学,表面上排名很高,让很多人主观认为的优秀大学敬而远之。它们是否“科学”,是科学需要孜孜不倦解决的问题。
大学的职能如此复杂,很多东西无法量化。比如北大,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国家和社会的思想影响至今仍是其他任何学校无法比拟的。这个历史信誉和社会服务水平不是靠完成了多少工程,靠信誉调查就能量化的。
北京大学
同样的道理,人大的学校和学科定位与新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这种定位造成的学校综合面貌,其实很难用所谓的指标来衡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和学术评价中的“指标”和量化思维存在着突出的矛盾。几乎所有的大学管理者和学术从业者都清楚这一点。一个正常的学校和学者肯定不会把各种排名当成大学责任的指挥棒,充其量是个参考。
但是从“教育管理”的角度来看,各种排名和指标真的是极其方便。有了排名,可以得到369的排名等等。,这可以解决很多事情——比如如何分配资源,如何评价工作,如何获得公平的晋升,管理者可以很舒服。
指数淹没
近年来,“双一流”大学建设最重要的杠杆还是要看各项指标。教育部要评估各个大学的工作,还得靠专业评估、学科评估、教学评估等等。如何设定评价指标,真的是一件极其伤脑筋的事情。
总的来说,现在的指标倾向于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的混合,尽可能的接近客观公正。而学校和院系的管理者,要想省事,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按照教育部的考核指标去工作,缺什么补什么。
项目、论文、国际交流、人才符号、教学成就奖,只要努力,总能有所收获。
要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就要明码标价。题目、文章、奖项都可以明码标价。如果没有办法明码标价,也可以设置激励措施。比如,为加强国际交流,明确出国访问是职称评定的前提条件;招聘人才时,要把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国际化人才放在重要位置——有些单位已经形成潜规则,不要求“土鳖”,只要求海外精英。
清华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
目前,指数管理方法已经主导了学术机制,几乎每一项学术工作都是围绕指数展开的。申请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具备开展研究的条件,而是为了获得经费数额、项目数量、项目水平等量化指标。
结果每次到了项目申报和评审的时候,少不了和评委打招呼——连学校的科研管理部门和部门领导都比老师还着急。
发表论文不是学术工作的自然结果。论文数量、等级、引用率都是指标,发出来才是王道。所以,要想发表一篇论文,不管论文有没有思想,有没有创新,都要努力雕琢,甚至要找期刊编辑的关系。
清华大学学风讨论沙龙
评价一个老师的价值,也是通过论文、课题、天赋符号等指标来量化的。很多高校的人事部门在招聘人才的时候,都是根据这些指标进行量化,按照分数来对待,完全可以按照分数来划分ABCD等级。
至于那些无法转化为指标和数量的工作,比如对学生的责任感,研究成果对社会进步的实质性影响,其意义已经变得微不足道。
无人系统
指标管理存在诸多弊端,但仍成为大学评估的路径依赖。原因不在于指标是否科学,而在于管理者的行政惯性。不是工厂流水线,不能用泰勒制来管理高校。
大学的学术和教育功能高度依赖于教师和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师生只有密切沟通,投入激情和感情,才有创新,才能真正培养出好的人才。
所以学生为本和教师为本本质上都是人的工作。一旦老师的工作被量化考核,学生的课业也被指标管理方法计算出来,实际上就是“人”的物化,是创新工作向重复性简单工作的还原。这种管理体制不利于大学教育的发展。
学习和做人应该并重。
但对于管理者来说,把人抽象成数字才是最便捷高效的管理方式——数字考核不需要情感,也不需要辨别其合理性,更不需要是一项人类的工作。
即使师生有意见,管理者也完全可以解读为指标体系的结果。“这是标准,我能怎么办?”
因此,以指标为中心的大学评价体系退化为“无人系统”。在这个体系里,大家都觉得不合理,但谁都不能负责。
因此,国际排名在中国被广泛使用。这只能怪我们自己。国际排名机构都是商业机构,排名是一门生意。别人推广这个指标,不是为了更好的促进大学发展和知识进步,也不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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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国内最好的大学到普通大学,都热衷于此。究其原因,一是好大学认为自己更接近“世界一流”,因为进入了国际排名;普通高校可以根据那些指标补短板,稍微提升一下自己的位置也是一种成绩。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任何一个指标,哪怕是客观的指标,都是建立在特定的学术环境和社会文化之上的。尤其是对于人文社科知识,其民族性和普及性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特质。
在英语世界里,国际排名几乎总是一种游戏。中国学术界应该进入其中,结果可想而知。此外,大学制度也大不相同。世界一流大学大多是私立大学,但国内大学几乎都是政府资助的公立大学。
纪录片《大学》剧照
私立大学在乎排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要争取生源和社会捐赠,但对于国内大学来说,他们的动机是极其奇怪的——无非是满足一点虚荣心和自我安慰。
尤其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知识生产的原点和终点都是为国家和社会的进步服务;如果这些知识被中国的实践证明是贡献,那也一定是对人类进步的知识贡献。但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很多人文社科学科都陷入了自我殖民的境地。
警惕学术殖民
学术机构以获得国际认可为荣,于是花大力气推出所谓的国际标准和认证——而这些标准,说白了,不过是一些国外同行自得其乐的一种方式。学者以出版国际期刊为目标,并将其视为学术成功的标志。至于这些国际期刊的潜在价值标准,则被选择性忽略。
学生们也选择出国留学作为他们学业进步的一种表现。甚至留学后发现一个班80%都是中国学生,学的是国学。连外教都很惊讶:为什么中国学生不远万里去研究外国人对中国社会有限的了解?
电视剧《小别离》探讨了中学生出国的话题。
今天,这恐怕不是虚心向外国学习的表现,而是虚荣心作祟。把国外学历作为在中国工作生活的敲门砖。
更值得警惕的一种学术殖民的做法是,一些高校不顾学科特点和国内学术水平,刻意引导教师向国际化方向发展。比如人文社科领域公认的一流期刊,可能还不如普通的SSCI期刊。
一些高校的学术单位为了满足学科评估的需要,极力引导教师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这些论文得到学术机构的高度评价和奖励,但如果翻译成中文,连普通的中文期刊都无法发表。这就造就了一大批擅长写文章,但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对社会没有感知,对知识积累没有贡献的所谓知识分子。
事实上,就笔者所熟悉的人文社会科学而言,中国完全有能力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知识传播与评价体系。就人文社会科学的任何学科领域而言,中国也完全有能力进行同行评议。人们知道哪个学者有创造性,哪个学术单位的学术成就和学生培养质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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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些学科成立时间短,需要一段时间的学术导入期,学术鉴赏能力也需要慢慢培养。出现一些“崇洋媚外”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
其他学科历史悠久,学术体系高度集中,导致学科内部山头林立,派系冲突,甚至出现学术腐败和不正之风。这也是客观现实。
无论是因为学术自信不足需要国际排名壮胆,还是因为气愤难以找到相对“客观”的评价体系,都不是让渡学术评价权的理由。
科学活动本来就不在真理空中,而是在一个特定的学术体系中,这个学术体系同样需要学术资源的支持和学者的组织。学科发展到哪里,学术资源投入到哪里,都会影响到学者的科研。
甚至,不同的科学认识会产生竞争,从而影响政策,甚至成为国家间竞争的“证据”。可见,学术评价并不完全是一个专业客观的问题。
当然,无论是哪种指标体系,还是有水平的区别。好的学术创新必须是科学性和深刻性的结合;拙劣的研究往往违背科学规律。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排名、国际期刊等。,也不是没有存在的理由——有些学者擅长用外语讲中国故事,这是必须的。
但是,“国际主义”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根本没必要把国内国际分成三六等。
当然,我们也可以质疑谁能代表“国际”——至少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价值观方面,西方中心的“国际”并非不可挑战。
作者|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陆
编辑|明路
排版|八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