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鲁花(除了署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着陆了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考研成了本科毕业生的“标配”,仿佛是写在“后大学时代”课本上的必修课,是每个人都要过的及格线。2017年,全国研究生报考人数首次突破200万;2020年,已有341万人加入考研大军;今年,这个数字上升到377万。短短五年间,中国研究生报考人数悄然翻倍。在令人窒息的数据背后,考研寄宿制机构成了暂时逃避现实的“桃花源”。考研学生在其中,大家可以用未来突然增多的可能性来聊以自慰。至于他们的故事,以不同的心情铺展开来,但总结起来就是几句相似的话,关于迷茫、选择、执念、焦虑……一个备考的学生在复习功课。
被推着往前在决定工作还是考研的十字路口,王林被推了一把。“学长、学弟、舍友都会有意无意的提起。我们是二流大学的三流专业。毕业后,我们的简历不太好,可能没有竞争力。”就读于省内一所普通二中的王琳,大一刚结束军训就被周围人灌输:二中有前途,改变命运要考研。第三学期结束的暑假,王琳在舍友的鼓励下加入了考研大军。当时她宿舍六个姐妹都参加了考研,同学的考研率都达到了90%以上。用王林自己的话来说,考研在同学们眼里就和小学升初中,初中升初中一样顺理成章。只是王琳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毕竟她高考前已经在班里排了十二年了,突然变成学霸的可能性不大。“别人半天就能记住的东西,我可能要花一天甚至更长时间。背诵的时候很难集中精神,到了自习室就容易犯困。”看资料,背单词,刷习题,都写不完,字里行间就两个字——应付。在考研寄宿基地的院子里,总能看到背书的考生。(受访者供图)“我真的不适合学习,很多人可能都是这样。只是大家都随波逐流,想试一试。如果他们通过了呢?”王林坦言,研究这件事,可以看到人类的参差不齐。学习需要一定的天赋,但是道理大家都懂,却很少有人愿意承认。“我们随大流的方式往往是对抗内心的不安。”张静把考研的原因描述为文学。在毕业生看来,“焦虑”的原因有很多:职业选择、就业压力、对未来的迷茫等等。对张静来说,这种“焦虑”增加了许多新元素,因为她是2020年的毕业生。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短短三个月,影响波及到上千家公司、机构、企业甚至小餐馆...铺天盖地的负面消息让很多没有合适宝剑的2020届毕业生失去了闯荡江湖的勇气,考研成为他们迷茫中唯一可以抓住的稻草。在考研寄宿制基地的一角,晾晒被褥的旁边是鼓励考生的标语。(受访者供图)“去年7月以后,我们班交流群里的研究生特别多。大家聊得最多的不再是找工作,而是分享某个名师的网络课程或者考研资料。”张静将那种感觉描述为一群人在黑暗中行走,无法辨别他们的路线方向,所以他们不得不抱团取暖。疫情打乱了很多应届毕业生的求职计划。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队曾经对上海2020年3518名高校毕业生做过调查。结果显示,34%的毕业生选择了“慢就业”,其中90.4%的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后再就业,9.6%的毕业生选择间隔再就业。“等一等”“慢一点”已经成为今年毕业生就业现实的一部分。当疫情加剧社会风险,未知让青少年缺乏安全感时,学校就成了天然的“避风港”。正如张静解释的那样,“现在就业市场不好,但三年后呢?疫情总会过去的。”
再一次选择“那天晚上我真的很害怕,因为我梦见自己30岁了还在这家公司。”很长一段时间,尼基在梦里重复着同样的情节。她是青岛一家互联网公司的文案,Nikki。2018年,她刚刚走出校园,凭借大学积累的学生作品,成功进入这家员工不足30人的初创公司,开始了为老板打工的“社会动物”生涯。“创业型公司其实门槛很低,因为刚刚起步,实力还比较弱。只要你能为公司创造KPI,基本上对任何人都是开放的。”低门槛,高工资,没有那么多“社会人”的规则,对于一开始就遇到这个世界的尼基来说,已经足够吸引人了。所以她暂时放弃了北上的计划,选择留在岛城积蓄力量。这是过去落地的考生,考研登机纪念照常被基地用于宣传。(受访者供图)我以为我已经规划好了未来,只是没有实现。“公司刚刚起步,一切都还不够完善。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尼基记得,最糟糕的时候,一套方案被推翻,反复了七八次,最后却因为不可抗拒的原因搁浅了。终于,经过一年半的辛苦经营,公司因为资金问题不得不开始裁员,也正是这件事让Nikki彻底做好了辞职考研的准备。经过一年多的职场历练,Nikki越来越清楚自己真正喜欢和想要的是什么。她承认考研是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高考挖的坑,要用考研来填。”Nikki精心挑选了考研寄宿基地,把自己搬回了校园。住六个人的宿舍,在食堂吃大锅饭,带着响亮的书本去朗诵室...恢复学籍,她可以像“打了鸡血”一样,每天从早上7点“扑”到晚上12点。考研基地有很多老乡。尼基和他们建立了一个互助小组。不同专业的老乡偶尔会在群里吐槽自己的本科专业,这给了王庆很多综合考虑的机会。重新选择专业和大学是一件需要慎重的事情,未来的可能性在“重新选择”之间被解构和重构。2020年4月,Nikki收到中国传媒大学录取通知书,广告学专业。聚集了全国大部分4A广告公司和一线互联网公司的北京,有着丰富的地缘优势,这让Nikki有了去大厂实习的机会。今年暑假,她收到了腾讯、字节跳动、哔哩哔哩的实习面试通知,激动人心的工作环境不再只是想象中的情节。“考研可能是人生最后一次洗牌的机会了。”刘在决定参加跨专业考试后,在朋友圈里写下了这句话。去年7月,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的刘毅然放弃就业,考上了省内某高校的法学专业。“我对国际经济与贸易本身不感兴趣,只是混了四年。这个专业也不好找工作,我大学同学有很多都做过销售。”刘说,人生没有太多的机会重新来过。他希望能弥补高考志愿填报时一个人思想上的差异。如今,像Nikki和刘一样,为了“找到一份更满意的工作”而考研的人已成为主流。中国青年网的调查显示,83.64%的人选择考研是因为想找一份更好的工作,34.94%的人在考研的主要因素中选择了“就业前景”。麦可思的调查数据显示,毕业生考研的主要原因是良好的就业前景(53%)和职业发展需求(49%)。此外,还有17%的学生是因为就业困难而临时读研,只有30%的人想做学术研究。对于很多人来说,“考研值不值”原来是“考研能不能帮你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为执念而来“大部分来这里的人都对研究生有一种执念。”刘在青岛农业大学附近的一个考研寄宿基地准备二战。今年2月,第一次看到自己笔试成绩的刘几近崩溃:总分稳稳过了线,但英语成绩仍落后国家线两分。“哪怕我当时多一道选择题!”仿佛被命运愚弄,刘花了很长时间做心理建设,说服自己接受这种挫败感。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好心情,心有不甘的刘决定为二战而战。他的目标是中国海洋大学的法律专业。他重新整理了去年翻过的笔记。“如果再来同一个专业,就不会差两分了。”每天早上七点,刘都会准时出现在背诵室,一个小马扎,一本英语书,闭着头背单词。挡板隔开的小隔间里,摆满了考研课本和小红书。空隔间略显狭小,却成了刘的“诗和远方”。与刘一战相比,这一次明显有了更多的信心。他重点抓英语薄弱环节,其他科目照常进行。他学习累了就去操场打篮球,或者和专业的哥们聊天,而不是晚上熬夜学习到凌晨。他已经渐渐适应了这种节奏,他会调侃身边的人,“一次生,两次熟。”刘的基地有大约1500名候选人,其中大部分人和刘一样,都是二战战败军人。刚开始,好胜的年轻人还觉得“考研失败”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但是当几百个同样命运的人聚在一起,同行的人多了,就没人把自己当成另类了。“我认识一个同专业的哥们,都三十岁了。今年四战,又不是清华。”唐杰竖起了大拇指。在刘的认知里,他找不到比考研更重要的事情。他一再表示,“我们先上岸,不要想别的”。“不管是一战、二战,还是N战,只要你认真动过考研的念头,除非考上了,要真正放下都不容易。”数据也有力地支持了他的观点。2020年报名的377万考生中,应届毕业生180.96万人,往届毕业生达196.04万人。“在很多人眼里,考研意味着一个追求更好生活的机会,大家都觉得值得。”今年登陆二战的李媛媛直言,如果能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换来一辈子的学历、身份甚至生活工作的改变,那将是一件非常划算的事情,也是一条咸鱼翻身的捷径。她更愿意用一种“赌徒”的心态来解释这种对考研的执念。“就像买彩票,中奖了,沾沾自喜;不,你肯定想继续买。”《中国青年报》曾将这种非理性的考研动机定义为“逃避”。在一项针对200名受访者的调查中发现,超七成受访者承认自己在决定考研时有一些“逃避”倾向,65.9%的考生表示不知道为什么要考研。
长久的焦虑当刘第一次决定考研的时候,已经是毕业那年的夏天了。算上二战,这个后知后觉的年轻人,在进入社会方面至少延迟了两年。两年,职场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刘经常翻看朋友圈。“我做销售的大学室友月薪从3000涨到了10000。前两天被告知刚刚升任主管,婚期也定在今年秋天。”刘更是无地自容。明明是同一起跑线,却因为一个选择,失去了事业和爱情的一半。在基地的这段时间,刘尽量把自己的日常消费降到最低:住在相对便宜的六人间宿舍,却吃不到15元的食堂。他去了一家二手交易平台网购,除了必要的生活用品、教材和网络课,几乎什么都没买。"我已经忘了我上次买新衣服是什么时候了。"刘的话有点苦涩,但即使他已经如此克制,他还是不得不向家里要钱度过难关。复习累了,刘会简单算一笔账:自己一个月的消费大概是1200元左右,加上宿舍开销。一次学习大概需要15000元,而他的室友半年就能赚到6万元。他很羡慕舍友们在职场中的成年模样,他还没有正式穿过西装。考研寄宿基地食堂,学生准备简单吃点。他不是没想过如果二战没有登陆会面临怎样的困境。“大龄青年初入职场唯一的工作经历就是送两个月的饭,而他们的对手却是一群精力充沛的' 00后'……”刘常常能想到焦虑,却只能用良好的逻辑不断麻痹自己:“考上研究生后,身份就不一样了。”前不久,离家半年的刘回到了西海岸的老家。他的父母表现出无微不至的关心,他们是累了还是饿了,他们的学习进展如何,他们的压力是否很大,他们是否有足够的钱花...这些担忧传到了刘的耳朵里,反而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我觉得我特别不孝。我爸妈都这么大了,我还让他们操心,问他们要钱。”除了来自父母的压力,邻里之间微妙的磁场变化也能触动刘微妙而敏感的神经。在一次聊天中,邻居刘无意中问起了的工作。家长努力向他们解释,儿子一战考研只差两分,想继续考。结果被邻居无情揭穿:“就是没考上,没工作。”场面一度尴尬,刘在一旁哽咽,却不知如何反驳。他只能躲在父母身后,一声不吭地生闷气,但他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资格生气。“当你把自己定义为失败者的时候,你会觉得全世界都瞧不起你。光是这一点就可以了,最怕的是别人也会把你父母也看在眼里。”不仅仅是刘,就连今年登陆的都表示,“二战研究生”比“一战研究生”更有现实焦虑。“这种焦虑可能来自于身份的尴尬,因为你既不是学生,也不是社会人,不能两者兼得。”于是,越来越多渴望同伴的“二战研究生”选择一头扎进研究生寄宿机构,像躲在一个逃避现实的“乌托邦”里。刘说,在这里,我的思绪可以被带走一小段时间。当我跳出这些现实的焦虑,我又可以做梦了:考上研究生,一切都会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