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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奥巴马自述:爱这个男人,让我成为了我自己

米歇尔奥巴马自述:爱这个男人,让我成为了我自己

文|米歇尔·奥巴马,本文选自企鹅图书和天地出版社的《成为:米歇尔·奥巴马自传》。

你们

我

说

爱不是失去,不是束缚,而是相互扶持,相互鼓励,成为更好的自己。

01

巴拉克·奥巴马第一天上班就迟到了。我坐在47楼的办公室里,一边处理工作,一边等他来。

像大多数第一年的律师一样,我每天工作很长时间。我经常在办公室解决我的午餐和晚餐,我有太多的文件要处理。我为他人阅读、书写和修改备忘录。

我被分配到市场营销和知识产权事务组,这个组在内部被认为比其他组更自由,更有创造力。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会和广告打交道。我的部分工作是阅读客户的电视和广播广告脚本,以确保它们不违反相关规定。是的,在圣德这样的律所,这是一份相对自由的工作。

问题是,作为初级律师,我很少有机会和客户打交道。

我从小就习惯了大家庭的喧闹。为了消除孤独感,我经常和我的助手洛林开玩笑,洛林是一个极其有条理又很有幽默感的黑人女士。我和事务所的几位资深合伙人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只要有机会和同事聊天,我都很活跃。

但总的来说,每个人手里都有很多工作,很少会浪费哪怕一分钟的工作时间。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办公桌后面,处理我的文件。

那天早上,外面下着大雨,我冒雨开车去上班——也许我应该在这里补充一句:我准时到了——我看了看表,“那家伙还没到吗?”我问洛林。

她叹了口气,回答说:“亲爱的,还没来。”我看得出来,她有点想笑。知道我受不了别人迟到,她会把这当成自大的表现。

巴拉克·奥巴马在公司引起了轰动。首先他刚读完法学院一年级,我们的暑期实习岗位一般只招大二的。除了明显的优秀之外,他还很英俊。

我对所有这些说法都持怀疑态度。根据我的经验,如果只是给一个不傻的黑人穿上西装,白人会发疯的。

我在暑期员工名录上见过他的头像。他长得一般,灯光也不好。他笑得很开心,似乎有点呆滞。他的简历显示他的家乡是夏威夷,所以他至少是一个异国情调的“傻逼”。除此之外,他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唯一的意外是,在他报到的前几周,我照例给他打电话介绍我自己。电话那头有一个浑厚甚至性感的男中音,和他的画面完全不搭,让我有点惊讶。

又过了10分钟,他才来到我这层楼的前台。我出去看他,他正坐在沙发上。那是巴拉克·奥巴马。他穿着深色西装,在雨中还有点湿。他不好意思地笑着,和我握手,为迟到道歉。他的笑容很灿烂,比我想象中的又高又瘦。这个人明显吃的不多,看起来很不习惯穿正装。

即使他知道自己是个天才,他也没有表现出来。我带他穿过走廊来到我的办公室,向他介绍了公司的情况。他很安静,彬彬有礼,认真倾听。大约20分钟后,我带他去见了资深合伙人,他是他暑期实习期间真正的导师,然后我就回办公室了。

那天晚些时候,我带贝拉克去我们办公楼一楼的一家高级餐厅吃午饭。所有衣着光鲜的银行家和律师都在那里用餐,午餐的价格堪比晚餐。这是带暑期实习生的好处之一——你可以出去大吃一顿,公司会付钱。

作为Bellac的主管,我最重要的角色是充当社交媒体。我要确保他工作时心情好,必要时给他建议,让他在我们团队有归属感。这是一个更大的招聘计划的开始。像所有的暑期实习生一样,公司可能会在他获得法学院学位后聘用他全职工作。

02

很快,我意识到巴拉克不需要什么建议。

他比我大三岁,快28了。不像我,他从哥大毕业后工作了几年,然后考上了法学院。在我看来,他对自己的人生方向很坚定。他毫无疑问,让人一看就觉得奇怪,难以理解。

我一个个走向成功,从普林斯顿到哈佛到47楼的办公室。那是一条笔直如箭的跑道。贝拉克的人生轨迹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即兴穿梭。

午餐聊天中,我了解到他各方面都是“混血儿”:父亲是来自肯尼亚的黑人,母亲是来自堪萨斯州的白人;他在陆璐出生长大,是一名火奴,在印尼生活了4年,在那里放风筝和抓蟋蟀。高中毕业后,他在洛杉矶的西部学院呆了两年,然后转到哥伦比亚。

据他说,他活得不像一个上世纪80年代在曼哈顿被释放的大学男生,而像一个生活在16世纪的隐士,住在109街的一间肮脏的公寓里,咀嚼大量的文学和哲学著作,写一些糟糕的诗,每周日斋戒。

贝拉克是我在公司遇到的第一个会去瓦纳基远郊的理发店和烧烤摊宣讲福音的人。在进入法学院之前,他受雇于一家非营利组织,在芝加哥工作了3年,担任社区组织者,帮助重建社区,创造就业机会。

虽然之前我很反对关于他的传闻,但是我发现我也开始佩服贝拉克了,佩服他的自信和认真。但是,我一直没把他当约会对象。

首先,我是他在事务所的主管,忙得抽不出一点精力。此外,那天午饭后,巴拉克点燃了一支烟,这让我很惊讶,足以让我对他产生任何兴趣——如果我开始对他产生一点兴趣的话。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个规律。下午晚些时候,巴拉克会穿过大厅,坐在我办公室的椅子上,好像他已经认识我好几年了。有时候感觉是这样的。

我们会很容易开玩笑,思维模式也很相似。而且我们事务所有400多名律师,只有5名左右的全职律师是非裔,所以我们互相吸引是很自然也很容易理解的。

贝拉克与典型的暑期实习生(比如两年前在盛德实习的我)有很大不同:他们雄心勃勃,勤奋努力,急于结交人脉,期待着一份黄金般的工作机会;贝拉克在周围漫步,平静而超然,这增加了他的吸引力。在公司内部,他的声望仍在上升。他被邀请参加高级合伙人会议,他们会就会议上讨论的所有话题征求他的意见。实习开始后不久,他就打出了一份长达30页的公司管理备忘录,内容全面、详尽、令人信服,立刻引起了轰动。

“我给你带了一本。”一天,贝拉克走过来,微笑着从桌子的另一端把他的备忘录递给我。

“谢谢!”我接过文件,说:“一定要看。”他走后,我把文件放在抽屉里。

他知道我永远不会看这份文件吗?我想他可能知道。他给我文件主要是为了开玩笑。我们属于不同的专业群体,在业务上没有实际的交集。我自己有很多论文要看,他也不需要我对他印象深刻。那时我们是朋友——巴拉克和我——我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我们每周至少一起吃一次午饭,有时会更频繁,但当然是盛德买单。

慢慢地,我们彼此更加了解了。知道我和父母住在一起,我在哈佛法学院最快乐的记忆就是在学校法律援助办公室工作。我知道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啃下一大堆政治哲学著作,仿佛它们就是沙滩休闲书。我知道他的父亲死于肯尼亚的一场车祸,他去过一次,想更多地了解那个人。我知道他喜欢打篮球,周末喜欢长跑,说起他在瓦胡岛的朋友和家人会很怀旧。我知道他以前有很多女朋友,但现在他是单身。

最后,我觉得我可以帮他改变这一点——我在芝加哥的生活圈里有一堆成功的单身黑人女性。

初夏的一个晚上,我带巴拉克去市中心的一家酒吧放松。

这是黑人专业人士每月一次的私人聚会。我注意到贝拉克换了一身工作装,穿了一件白色亚麻西装外套,好像是直接从《迈阿密风云》的化妆间拿来的。

无可争议的是,虽然巴拉克的穿衣品味有点问题,但他仍然很受欢迎。他英俊、稳重、事业有成。他强壮、有趣、善良。你还能要求什么?

我大摇大摆地走进酒吧,确信自己是在为所有人做好事——他和在场的所有女士。一眨眼的功夫,他就被我的一个熟人锁定了。我对事情的进展很满意,给自己点了杯酒,又去找其他熟人聊天。

20分钟后,我看到巴拉克在房间的另一边。他还在和那位女士聊天,但主要是那位女士在说话,好像根本没有结束的意思。他看了我一眼,暗示我应该救他。但他是个成年人,我让他自救。

“你知道她问我什么了吗?”第二天他来我办公室的时候,说他还是不敢相信。"她问我是否愿意去骑马。"他说他们也聊过各自喜欢的电影,但他们是恋人。

Bellac太理性了,很多人可能会受不了。他不是那种喜欢在酒吧消磨时间的人。也许我应该早点意识到这一点。

我身边都是渴望成功,努力工作,一心往上爬的人。他们买了一辆新车,正在购买他们的第一套公寓,并喜欢在下班后喝着马提尼谈论这件事。而贝拉克·奥巴马则更喜欢独自过夜,研究城市住房政策。作为一名组织者,他曾经花了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听穷人讲述他们的困难。后来我慢慢发现,他对希望和阶层流动的坚持,来自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一个别人无法轻易进入的地方。

他告诉我,他自己也有过比现在更不守规矩的时候。在他生命的前20年,他的绰号是贝里。十几岁时,他在瓦胡岛郁郁葱葱的火山山麓吸食大麻。在西部学院,在70年代颓废的社会氛围中,他的偶像是亨德里克斯和滚石乐队。后来,他用了自己的全名——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并接受了自己复杂的身份——他是白人和黑人、非洲人和美国人的混血儿。

他很卑微,过着简单的生活,但他知道他丰富的头脑会让特权世界向他敞开。我看得出他对这一切都很认真。他看起来放松、快乐、爱玩,但他从来没有远离更强的责任感。

他正在进行某种旅行,尽管他不知道它将通向哪里。

我只知道喝酒对他的未来没有帮助。再去酒吧聚会的时候,我让他留在办公室。

03

不管我承认与否,我们的关系似乎有些变化。

当我们工作太忙而没有时间见面的时候,我总是在想他在做什么。当他没有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时,我会在交谈中掩饰自己的失望。当他出现时,我在交谈中隐藏了我的兴奋。

我对他有感觉,但这种感觉被我藏起来了,藏得很深,因为我决心让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没有任何变数。我公司的年度评估结果相当好。大概在32岁之前,我就可以成为盛德的股权合伙人了。这是我的全部目标,或者说我只是在说服自己。

也许我可以忽略我们之间不断增长的感情,但他不会。

“我觉得我们应该约会。”一天下午,我们一起吃晚饭时,贝拉克说。

“什么,你和我?”他居然认为我们之间存在这种可能性,我假装很震惊。“我告诉过你,我不会约会的。而我是你的主管。”

他苦笑了一下。“有什么理由?你不是我的老板。”他说,“而且你很漂亮。”贝拉克有时笑得好像他的嘴能伸到耳朵里。他温柔又理性,这是一个“致命”的组合。

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不止一次地列举证据解释我们约会的原因:我们很合得来,我们能让彼此开心,我们都是单身,我们都表示对其他人没有兴趣。他说公司里没人关心我们的约会。其实这也可能是一件好事。他猜想公司的合伙人希望他最终会来为他们工作。如果我和他成为情侣,会增加他就业的概率。

“你是说,我是诱饵?”我笑了。“你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那年夏天,事务所为我们的律师组织了一些活动和旅行,其中一项就是晚上去离办公室不远的一家影院看音乐剧《悲惨世界》。我给我们俩报了名,这是初级律师监督和她暑期实习的常规行为,一起参加事务所的活动。

我们并排坐在剧院里,因为工作了一整天而筋疲力尽。我不知道是情感的原因还是音乐剧本身的原因。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感到无助地被来自法国的苦难压垮了——全世界无数人都为这部音乐剧而疯狂,我却在座位上不安地扭动着,试图摆脱音乐的每一次重复所带来的难以言喻的折磨。

幕间休息时灯亮了,我偷偷看了贝拉克一眼。他被卡在椅子上,右肘支在扶手上,食指抵住额头,表情变幻莫测。

“你怎么看?”我问。

他转头看着我说:“很糟糕吧?”我笑了,觉得他和我的想法一样,我也松了一口气。

贝拉克从座位上直起身来。“我们出去怎么样?”他说,“我们现在可以走了。”

通常情况下,我不动。我太在意其他律师的看法了。如果他们看到我们的座位空,会怎么想?我一直坚持凡事有始有终的原则,不管是多小的事情。我只是一个心里有“√”的人。为了面子我一直在煎熬。

但那时候,我和一个与我不同的人在一起——当大厅里的其他主管正热火朝天地和他们的暑期实习生聊天时,我们避开了所有人的目光,溜出了剧场,融入到温暖宜人的夜色中。紫色天空中的最后一缕光空正在退去。我松了一口气,感觉如释重负,贝拉克不禁笑了起来。

“我们现在去哪里?”我问。“我们去喝一杯怎么样?”

我们走到附近的一家酒吧。像往常一样,我走在前面,他紧随其后。贝拉克走路从容不迫,有种夏威夷式关节放松的随意感。他从不担心,尤其是当你要求他加快步伐的时候。相反,我在业余时间大步流星,很难让自己慢下来。

但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告诉自己放慢语速,好让自己能听到他说的话,因为我开始意识到,我在乎他说的每一句话。

在那之前,我一直在精心塑造自己的外在形象,每一个松散或凌乱的角落都被折叠过,仿佛在做一些不透气的折纸。我尽力做好它,我为它的出现而骄傲。但是它很脆弱,如果一个角落没有插好,我发现自己坐立不安;如果另一个角松动了,可能会暴露出我对自己精心设计的职业道路的不确定性,以及我认为自己想要的一切。

我想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一直在小心翼翼的保护自己,不准备接受他。因为他就像一阵风,可能会把一切都吹起来。

两天后,巴拉克问我是否可以在周末开车带他去一位资深合伙人家参加暑期实习生的烧烤聚会。我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在一片精心打理的草坪尽头,湖水波光粼粼。负责餐饮的人端上了饭菜,音响里大声播放着音乐,人们称赞着主人豪宅的味道。整个环境是一幅繁荣安逸的画面,也清晰地提醒你投身于枯燥工作的回报。

我知道巴拉克一直在纠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要选择什么职业方向。他对财富感到不安。他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过很多财富,也不渴望财富。他想过有价值的生活,而不是赚很多钱,但他还在思考如何实现这个价值。

我们在聚会上看起来不像情侣,但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穿梭于同事之间,喝着啤酒和柠檬汁,吃着塑料盘子里的汉堡和土豆沙拉。一切都很自然。他会含蓄的调戏我,我也会回应他。我站在那里假装听一个同事的妻子和我说话,但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巴拉克。我的心第一次被他打动——这个混合了各种元素的陌生男人。

傍晚,当我们驱车返回城市时,我的内心感到一种新的痛苦,这种痛苦是一种新的欲望的种子。我在心里默默和自己斗争。我们能不能试着不那么认真的相处?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的工作?我对每件事都不确定——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谁会发现?有什么影响?但是我突然觉得我不想等到一切都确定了。

当车驶进他住的小区时,我们之间的空充满了紧张,仿佛某种必然的、注定的事情即将发生。或者这只是我的想象?也许我拒绝他太多次了。也许他已经放弃了,现在他只是把我当成一个很好很可靠的朋友——一个在他需要的时候能开着空调萨博送他一程的女孩。

我把车停在了他的楼前,脑袋因为想多了还是有点迷糊。有点尴尬。我们都在等着彼此道别。贝拉克抬头看着我。

“我们吃个冰淇淋吧。”他说。

那时,我知道比赛已经开始了。这是我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决定停止思考,活在当下的时刻之一。

那是一个温暖的夏夜,在我心爱的城市里,空气轻拂着皮肤。我们要了两个甜筒,在外面的步行道上找了个地方。我们伸开膝盖,挨着坐在一起,很累,但很开心。我们没有说话,很快吃完了冰淇淋,担心冰淇淋会融化。也许贝拉克从我脸上读到了,或者从我的姿势中感觉到,我的心已经开始松动,开始向他敞开。

他好奇地看着我,脸上带着微笑。

“我可以吻你吗?”他问。

就这样,我靠过去,一切都变得清晰了。

04

在我开始和巴拉克约会后不久,我打电话给苏珊娜,告诉她我的感受。苏珊和我从我们在普林斯顿的第一次暑期培训就认识了。这些年来,虽然她的性情完全不同,但她一直是我的姐姐,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人。

她听到我高兴的时候很激动,还告诉了我最近的情况:她辞去了美联储计算机专家的工作,即将和妈妈一起踏上环球探险之旅。苏珊娜一直都是这样。她可爱又迷人,每天过着不切实际又武断的生活。她的大多数决定,比如和谁约会,上什么课,都是基于是否有趣。

但我们没想到的是,在接下来的秋天,癌细胞入侵了苏珊娜的身体。

现在回想起来,让我惊讶的是,那年我只是从冬天忙到春天。

我是律师。律师很忙,我们的价值取决于我们工作的时间。我告诉自己,没有别的选择;我告诉自己这份工作非常重要。所以我每天早上出现在办公室,埋头开始工作。

我一直拒绝真相,有空的时候请我们共同的朋友代我去看看她。直到最后一刻来临,我伏在苏珊娜的床边,握着她虚弱的手,看着她离开。那一刻我脑子一片白空。没有思考,就没有对生死的顿悟。

我刚刚精神崩溃了。

一年后,我有了贝拉克,又失去了苏珊娜。这两件事同时发生,让我晕头转向。苏珊娜的突然去世让我突然意识到,我想让我的生活更加快乐和有意义。

同时,我开始写日记。我给自己买了一本黑布日记本,封面上有紫色的花。我把它放在我的床边。我不是一个天生就有特别自省意识的人。记录我所想所想的行为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我应该养成这个习惯,部分原因是受到了贝拉克的影响,他认为写作具有治愈作用,有助于理清思绪。

哈佛暑假期间,巴拉克回到芝加哥,接受了市中心另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暑期实习职位。他本可以在任何高薪的律师事务所找到工作,但他想在获得学位后进入民权法律领域,即使这将使他还清学生贷款的时间增加一倍。我很惊讶他对自己的人生方向这么有把握。

在巴拉克的确定性和他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世界的信念面前,我不禁感到一丝失望。他的使命感似乎一直在无意中问我。

所以才会有这本日记。在第一页,我小心翼翼地写了一段话,阐明我开始写日记的原因:

首先,我对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感到很迷茫。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如何为世界做贡献?

其次,我现在很认真对待我和巴拉克的关系,我觉得我需要更好地了解自己。

今天看了这几行字,我清楚的看到了我当时想告诉自己的东西。那是正经的女导师会直接告诉我的。

首先,我讨厌做律师。这让我觉得空虚拟,尽管我做得很好。承认这一点很痛苦,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做出了那么多牺牲。在追求卓越的盲目驱使下,在把事情做漂亮的迫切要求下,我没有注意路标,走错了路。

其次,我深深地、幸福地爱着一个男人,他非凡的智慧和野心可能会吞噬我的智慧和野心。我不会逃跑的。我当时对贝拉克的感情已经很深了。我深爱着她,但我真的需要坚定立场。

这意味着我必须找到一个新的职业。最让我震惊的是,我对自己想做什么没有具体的想法。在学校的那些年里,我没有思考过我的激情,以及如何把它和我有意义的工作结合起来。我年轻的时候,没有做过什么探索。

我意识到贝拉克成熟的部分原因是贝拉克也尝试了一些其他的工作,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到了自己最看重的东西。相比之下,我一直害怕漫无目的的奋斗,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渴望挣钱付账,所以没怎么想就踏入了法律行业。

我不能再沾沾自喜地活着了。我很感激并责怪贝拉克造成的混乱。“如果我的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人,我总是在问是什么驱使我,是什么让我痛苦,”我在日记中写道。“我会问自己吗?”

我想知道我还能做什么。我有什么技能?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一份既能充分发挥自己才能,又有足够时间做志愿者,欣赏艺术,生孩子的工作。

总的来说,我想活下去。我想要完整的感觉。

05

那年8月,我被事务所派到华盛顿准备一个案子。我待了三个星期,却几乎没有出门,因为我所有的时间都在酒店的会议室里,和几个同事一起,打开公司总部邮寄过来的文件箱,翻阅里面上千页的文件。

最后案子庭外和解,也意味着我白看了那些文件。在法律领域,这是一种令人恼火但却在意料之中的权衡。白白做了半天的准备是常有的事。在我飞回芝加哥的那个晚上,我想到我要重复每天要做的事情,再次面对内心的迷茫,我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感。

那天我母亲很友好,去机场接我。当我们开车去市区时,我深深地叹了口气。

“你没事吧?”妈妈问。

我在公路昏暗的灯光下看着她。“我不知道,”我开始说道。“只是……”

就这样,我表达了我的感受。我告诉她,我不喜欢我的工作,甚至不喜欢我选择的职业。我渴望有一个大的改变,但我担心我赚不到足够的钱。我又叹了口气,说:“我就是没有成就感。”

现在我能理解母亲当时的感受:她为了帮我完成大学学业,已经工作了9年。之前很多年,她都是全职妈妈,给我做校服,给我爸爸洗衣服,给我们做饭。为了父亲的家庭,我每天要在水处理厂的锅炉旁盯着仪表8个小时。

我妈刚开了一个小时的车来机场接我,让我免费住她楼上的公寓。第二天早上她得天一亮就起床帮我生病的父亲准备工作,所以她没有准备好帮我应对成就感带来的焦虑。

母亲从不说教,也不谈自己的牺牲。她一直默默支持我做的每一个选择。然而这一次,她嘲讽的看了我一眼,打开转向灯,下了路,回到我们小区,然后笑了。“如果你是问我,”她说,“我的看法是先挣钱,再考虑成就感。”

接下来的6个月,我默默地努力给自己力量,没有做出突然的改变。在事务所里,我和负责我组的合伙人约好,要求完成更有挑战性的任务。我尽量集中精力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项目,关注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努力建立律师行业之外的人脉。我想这些努力会让我以后觉得自己很完整。

在家里,新的情况让我感到无能为力。父亲的脚开始莫名其妙地肿了起来,皮肤上也奇怪地出现了斑点,变暗了。但每次我问他感觉如何,他总是给我同样的答案,多年来一致的肯定。

“我很好。”他会说,好像这个问题根本不值得问。然后他会转移话题。

我给爸爸预约了看病,但是送他去医院的是我妈妈——救护车。他的脚肿得厉害,最后他承认自己走路像踩在针尖上。他的病最终确诊为库欣综合征(编者注: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肾上腺皮质长期糖皮质激素分泌过多而引起的一种临床综合征,又称内源性库欣综合征),可能与他的多发性硬化症有关,也可能无关。反正我们已经错过了任何一个急救的时间点。他的内分泌系统已经完全紊乱了。

摆在我们面前的真相只有一个: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即将结束。

06

父亲的去世让我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我没有时间去无所事事,去思考我的人生该何去何从。

我父亲去世时只有55岁,苏珊娜去世时只有26岁。这告诉了我一个简单的道理:人生苦短,不能虚度。如果我死了,我不希望人们对我的记忆是我写的那一堆诉讼摘要,或者我为哪些公司的商标侵权辩护。我相信我可以为这个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但是我还是不确定我想做什么。我打印了我的简历,并在整个芝加哥分发。我给基金会、从事社区工作的非营利组织和较大的大学的负责人写信。我去见了所有我认为可能给我建议的人。

我意识到,我人生的下一段旅程不会自动开始,我令人眼花缭乱的教育也不会自动让我找到一份有意义的工作。职业的方向不是从校友会的联系方式页就能找到的,需要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努力。于是,我向一次又一次遇到的人解释我的职业困境,问他们的工作,问他们认识谁。我很认真地问,一个不想执业的律师能做什么工作?

经过一番介绍,我认识了新任芝加哥市长办公室副主任瓦莱丽·贾勒特(Valerie jarrett)。她很出色。法学院毕业后,她在一家很有实力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后来,她意识到她不想成为一名专业人士。她告诉我,从律所转到政府部门,让她觉得很放心。以前在摩天大楼的高层办公室里盛装打扮去处理上层社会的法律事务是不真实的。现在她已经跳到了现实世界,一个极其真实的世界,她充满了活力。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去市政厅会见瓦莱丽进行面试。也是在那一天,我得知市政厅是一个拥挤的地方,这让我既惊讶又兴奋。

有结婚的,有办车辆登记的。一些人在抱怨坑洞、下水道、他们的房东和其他他们认为需要市政帮助才能解决的问题。有躺在手推车上的婴儿和坐在轮椅上的老妇人。有记者和政府说客,也有躲避酷暑的无家可归者。

在大楼外的人行道上,一群积极分子挥舞着标语,喊着口号,但我不记得他们抗议的内容了。我只知道,那里复杂内敛的混乱景象,不仅让我害怕,也完全吸引了我。市政厅属于人民——它有一种嘈杂而真实的紧迫感,这是我在盛德从未感受到的。

瓦莱丽原本在日程上给我安排了20分钟,结果我们的谈话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回过头来看,我确定我当时只是想抓住一个难得的机会,希望能和一个和我背景差不多,但比我早几年改变职业轨迹的人充分交流。瓦莱丽冷静、果断、充满智慧,和我以前认识的任何人都不一样。她是值得学习的榜样,是可以保持亲密关系的朋友。我马上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我离开之前,她给了我一份工作,并邀请我加入她的团队。只要我准备好了,我随时都可以去工作。我不会再做律师了。我的工资是60,000美元,大约是我在盛德工资的一半。她告诉我,我要花时间去思考自己是否真的做好了改变的准备,在迈出这一步之前一定要想清楚。

我从来不看好市政厅。作为一个在程楠长大的黑人,我对政治没什么信心。政治一直压迫黑人,是孤立和排斥我们的手段,让我们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找不到工作,拿不到低工资。

几天后,瓦莱丽打电话跟进,我告诉她我还在考虑。然后,我问了一个可能听起来有点奇怪的问题。

“对不起,”我说,“我可以把我的未婚夫介绍给你吗?”

让我们回到那个炎热的夏天。父亲去世后的好几个月,我一直处于无所适从和混乱的状态。巴拉克飞回芝加哥,并在他父亲葬礼前后尽可能长时间地和我呆在一起,然后回到哈佛完成他的学业。

贝拉克一直有很多选择。芝加哥给他提供了一个研究员的职位,我在盛德的同事仍然希望贝拉克能在事务所全职工作,而他还在考虑加入一个小型的公益律师事务所。一个知道自己机会无穷的人是充满自信的。他从不浪费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自己的机会是否会用尽。

贝拉克在所有托付给他的事情上都很努力,很负责,但是和我认识的很多人不一样,他从来不拿别人作为衡量自己成就和进步的标杆,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这么做。有时候他似乎完全忽略了生活领域的激烈竞争,以及一个三十多岁的律师应该追求的一切物质上的东西。当我考虑做出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改变时,我越来越看重这种品质。

简而言之,当别人持怀疑态度,小心翼翼的时候,巴拉克会相信你,对你有信心。他有一个简单而令人鼓舞的信念,只要你坚持自己的原则,所有的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那时候我已经和很多人有过很多审慎理性的对话,讨论如何以一切外在的标准走出一条有前途的职业道路。当我谈到我还有贷款要还,还没有买房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地从许多脸上读到了审慎和关切。

我不禁想起父亲,他刻意降低目标,回避每一次风险,只为让我们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环境。我妈的话在我耳边回响:“先赚钱,再考虑成就感。”

贝拉克回到芝加哥,就成了抚慰我的特效药。他承认,因为我们俩都不想被困在一份舒适安稳的律师工作中,所以无法预测未来的情况。但底线是我们肯定不会变穷,我们的未来很有希望。或许正是因为不能轻易规划,所以才让人更加期待。

他是唯一一个让我大胆去做的人:消除我的忧虑,朝着让我快乐的方向前进。贝拉克认为你可以尽可能大胆地跳入未知领域,因为你不会死。

07

在我同意贝拉克的提议后不久,我也接受了去市政厅工作的邀请,贝拉克决心去一直为他奋斗的公益律师事务所。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做,我们要去度假,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要去朝圣。

8月底的一个星期三,我们乘飞机离开芝加哥,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换机,等了很久,然后又飞了8个小时,天亮前到达贝拉克父亲的故乡内罗毕。我们在肯尼亚的月光下下了飞机,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 1992年,奥巴马和米歇尔在约会三年后决定结婚,他们一起在肯尼亚留下了这张照片。

空气体的重量和你习惯的不一样。里面还有一种你说不出来的味道。是木头烧烟或者柴油的淡淡的味道,或者是树上一些花盛开时的香味。同样的太阳升起,但看起来和你熟悉的有点不一样。

贝拉克同父异母的妹妹欧玛在机场迎接我们,她热情地欢迎我们。他们两个只见过几次面,但姐弟关系很亲密。

我会永远记得肯尼亚那片深红色的土壤,非常肥沃,有一种原始的感觉。路边的孩子喊着和我们打招呼,黝黑的皮肤和头发都沾了这种土。

下车后,我们又热又渴地去了贝拉克的奶奶家,最后到了一个干净整洁的水泥房子,旁边有一块菜地,还有几头牛。莎拉奶奶住在这里。他们就是这么叫她的。她又矮又胖,很聪明,笑起来满脸皱纹。她不会说英语,只会说罗马尼亚语,她很高兴我们大老远来看望她。

在她旁边我觉得自己很高。她好奇地看着我,好像要确定我是哪里人,怎么来到她家的。她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爸爸是白人还是你妈妈是白人?”

我笑了,在欧玛的帮助下,我告诉她,“我是一个纯粹的黑人,基本上是美国最黑的人。”

莎拉奶奶认为这很有趣。她似乎觉得一切都很有趣,并取笑贝拉克不会说她的语言。我被她的轻松和快乐吸引住了。

太阳落山后不久,夜幕开始笼罩村庄。这里没有电,我们可以在夜晚看到头顶上的星星。来到这个地方让我觉得是个奇迹。我和贝拉克睡在一间简陋的卧室里,听着周围玉米田里蟋蟀的叫声和我们看不见的动物的叫声。我们在这个小房间里感到舒适和安全。我还记得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内心感到敬畏。

我有一份新工作,一个未婚夫,一个大家庭,甚至还有一个住在肯尼亚的祖母,她同意我们的婚姻。是真的:我被自己的世界甩了出来,现在感觉还好。

作者|米歇尔·奥巴马,本文选自《成为:米歇尔·奥巴马自传》,企鹅图书和天地出版社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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