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晨阳
研究员刘默芳(左二)和她的学生
研究员孟(右一)与学生
(左)和许研究员(右)分别代表华山医院和分子细胞中心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研究员陈玲玲(右)指导学生。
1986年分子量评估和验收会议
实验室大楼
刘默芳刚回到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时,担任中科院院士王恩多课题组副组长。
但是她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和小组里的主流方向不太一样。
在领导的支持下,刘某芳建立了独立的实验室,开辟了全新的研究方向。
“因为我从所里的副研究员晋升为研究带头人,所以没有拿到相关人才计划的资助。我不得不自己申请每一分钱,初始阶段非常困难。”刘默芳告诉《中国科学杂志》。
幸运的是,这里有很多人帮助她。
王恩多院士把一个“973”项目交给她,她负责200多万元项目经费的使用;时任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的李琳也从自己的科研经费中划出30万元资助她。
刘默芳笑着说:“这个基金还没还给李林老师呢。”
此外,她还得到了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研究所众多研究人员的支持,帮助她在研究工作中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
对于刘默芳来说,这是“艰难”的一天,也是温暖的一天。
研究人员的坚强后盾。
刘默芳的研究对象是一种叫做“piRNA”的小RNA分子,它能与Piwi蛋白相互作用,是动物生殖细胞发育和后代繁殖的必需因子。
在哺乳动物中,PIWI/piRNA调节途径仅在雄性生殖中起作用。
刘默芳很自然的想到:这条通路会影响男性生育吗?
2017年,刘默芳研究团队与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合作,对413例临床无精子症和弱精子症患者进行筛查,发现3例患者存在Piwi基因杂合突变。
利用小鼠动物模型,他们在国际上首次证明Piwi基因突变会导致男性不育。
这项工作发表在《细胞》杂志上,还入选了2017年“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
研究团队并没有就此止步。
2019年,他们的另一项重要成果发表在《细胞》杂志上——他们发现,精子细胞中的piRNA皮尔纳复合物可以作为蛋白质生产的调节“机器”,激活小鼠精子细胞中蛋白质的翻译,确保功能性精子的产生。
“这就是基础研究的魅力:你先发现一个现象,然后分析它的生物学机制。而当你搞清楚了其中的机理,你就可以设计一些实验来解决生物学或医学问题。”
刘默芳说,“这项研究结果出来后,我们意识到,通过干预措施,一些精子活动可以恢复,可以重新‘游泳’。”
目前,他们正在进一步探索研究成果的临床转化。
如今,刘默芳的“科研成绩单”早已硕果累累,她本人也成长为该领域的知名学者。
然而,她不能忘记当她第一次踏入这个领域申请第一笔资助和发表第一篇论文时的许多挑战。
“回过头来看,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过程。人生成功的捷径很少,大家都是这样慢慢走的。”
刘默芳说,“好在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一直是我们坚实的后盾。”
学术殿堂的三大支柱
1984年是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起航的一年。
这一年,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应运而生,成为我国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第一个重点实验室。
“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诞生,担负着稳定军心、留住火种的历史使命。”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周说。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分子生物学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
而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远没有资格发展这门学科。
这一差就是30年——改革开放后,科研人员走出国门,发现我们在这个领域已经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
“当时我国现代生命科学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相关人才极其匮乏。放眼整个中科院,最接近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方向是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后与原中科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整合为中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生物化学与细胞研究所)。因此,这个历史任务就落在这里了。”周对说道。
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成立,为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也为当时研究经费不足的科研院所带来了一场及时雨。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几代人从贫穷和贫困起步,逐渐达到了该领域的国际水平。
如今,分子生物学在生命科学领域已经不再是高不可攀的“贵族”,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已经成为生物医学领域常用的研究方法。
但是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仍然具有独特的地位。
“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以DNA、RNA、蛋白质三个研究方向为重点,涵盖了分子生物学中心原理的所有角度和层面,形成了三足鼎立的研究格局。”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生物化学与细胞研究所)研究员孟说,“在中国,能够全面覆盖中央规律、专注前沿研究的科研群体屈指可数,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就是其中之一。”
年轻人才的温暖摇篮
孟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研究生生活。
学生时代,生化与细胞研究所买了一台新的荧光定量PCR仪,当时还挺流行的。
有一次,孟把PCR仪的使用时间订到了凌晨三点,心想没有人会比自己熬夜。
谁知他去做实验的时候,在仪器任命书上看到了自己后面的名字。
“现在这种情况不可想象。”孟笑道:
如今,生物化学与细胞研究所已建成分子生物学技术平台、细胞分析技术平台、化学生物学技术平台、动物实验技术平台等七大技术支撑平台,为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硬件支持。
孟2009年毕业于生物化学与细胞研究所,2015年留学归来,回到这里。
在他眼里,离开了六年的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既有令人惊喜的新面貌,又有让他倍感亲切的老传统。
“实验室注重师徒文化,鼓励老幼,这一点从未改变。”他说。
学院里有一套很有特色的“导师”制度。对于新引进的人才,将聘请资深研究员担任导师,在实验室建立、简明研究方向、论文发表、学生培养等方面给予指导。
孟的“导师”之一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许。他们经常花半天时间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他们也经常利用一起吃午饭的机会,碰撞出思考的火花。
"龙飞,我们来谈谈一些问题吧!"许院士在电话中划时代的开场白,是孟心中珍藏的记忆。
“正如刘默芳老师所说,很多人在前期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向导师借钱——这是我们实验室的特殊传统。”
孟龙飞笑道,“在这样的集体中,你会充满归属感。”
除了“导师”制度,生物化学与细胞研究所还有一项规定是关爱人才:为新进研究人员设定6年稳定支持期,鼓励他们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6年期满后会进行正式的评估,综合判断研究员的工作是否突出,是否适合在此进一步发展。
“在这种制度下,我们的青年人才的成功率非常高——2008年至2013年引进的研究团队负责人(PIs)中,有一半已经成长为‘杰出青年’,他们在获得这笔资助时的平均就业时间恰好是6年左右。”胡研究所生化细胞研究室主任说。
回馈社会的“精英部队”
2020年7月29日,《细胞》杂志在线发表了一项研究,提出了一种改进CAR-T细胞疗法的新方法。
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员、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许领导了这项研究。
所谓CAR-T细胞疗法,就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将嵌合抗原受体(CAR)附着在T细胞上,转化后的T细胞可以准确攻击肿瘤细胞。
“但是CAR-T细胞疗法也有明显的缺点。一方面,CAR-T细胞的过度“活性”容易导致细胞因子风暴;另一方面,CAR-T细胞在体内的持久性不高,无法长时间监测肿瘤细胞,可能导致肿瘤复发。”徐琪琪说。
在这项研究中,他们利用各种先进技术分析了一种关键信号分子CD3ε的信号转导机制,然后将CD3ε整合到目前临床使用的28Z CAR中。
动物实验表明,与原始版本相比,升级后的E28Z CAR-T的抗肿瘤活性明显提高,持续时间明显增加。
和实验室的许多同事一样,许致力于将自己的基础科研成果推向临床应用。
他们此前研发的基于调节胆固醇代谢的肿瘤免疫治疗方法(2016年中国十大科学进展)已申请专利,并已与企业合作实现转移转化。
疫情期间,许的研究团队还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建立了合作。
“时代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要求我们不仅要发表论文,还要生产产品。我们必须迈出这一步——与张文泓博士的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徐琪琪说,“作为基础科研工作者,我们以前觉得离老百姓很远,但现在,我们正在努力与社会接轨,用我们的成果造福大众。”
在生命科学领域,分子是最小的研究尺度。
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有机和无机分子,包含了各种生命现象的最深层机制。
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科研人员,一次又一次从生活的“隐蔽角落”出发,走向科学的险峰和社会的广阔天地。
实验室故事
水上船
作者|李晨阳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与创新中心(生物化学与细胞科学研究所)拥有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细胞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这两个实验室之间的交流非常密切。
在该所年会上,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陈玲玲作了关于细胞核亚结构的学术报告。
有人调侃她,“你对细胞这么感兴趣,要不要加入我们的细胞民族?”
作为一个玩笑,陈玲玲私下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细胞就像一条河,一艘载有无数分子的船。分子的大部分生物功能都是在细胞环境中进行的。无论从生命活动、科学研究还是科研机构管理的层面来看,‘分子’和‘细胞’都是密不可分的。”
陈玲玲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基因组中的“暗物质”——非编码RNA。
她的研究小组发现了四种新类型的非编码RNA家族,包括数万种新的RNA分子。
最让她着迷的是环状RNA,因为大部分RNA都是线性的。
早在40多年前,科学家就发现了植物病毒复制过程中环状RNA的中间体。
但长期以来,人们对这种“没有尾巴的RNA”知之甚少。
2012-2014两年间,得益于技术手段的进步,环状RNA被大规模发现和研究,形成了一个越来越热门的领域。
国内外许多研究小组都参与了这项工作,陈玲玲团队就是其中之一。
基于他在该领域的原始贡献,自然-分子细胞生物学评论杂志邀请陈玲玲在2016年和2020年写一篇关于环状RNA的评论文章。
2019年4月,陈玲玲研究组在《细胞》发表论文,揭示了环状RNA在自身免疫中的重要作用,提出环状RNA的低表达与系统性红斑狼疮密切相关。
这项研究还依赖于细胞生物学的实验手段——他们在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外周血单核细胞和T细胞中加入环状RNA,发现它可以有效缓解异常免疫反应,为系统性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这部作品被评为Cell Press年度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陈玲玲和刘默芳都参与了细胞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劲松领导的创新研究群体项目(RNA调控与繁殖)。
陈玲玲对环状RNA的研究工作和刘默芳对小RNA的研究工作放在李劲松研究组构建的细胞实验体系中,就像一艘在水上航行的船,两者自然而恰当地匹配在一起。
“分子生物学的工作往往涉及细胞水平的研究,细胞生物学的问题也需要探索分子机制。”胡对说,“其实,分子重量和细胞重量的工作早已密不可分。”
它是细胞生命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分子是细胞生命活动的具体执行者。
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细胞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是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相互渗透、相互交融、不断碰撞的过程。
位于这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生物化学与细胞研究所,也在不断探索两者的交流与融合,以期奏响“1+1>2”的优美乐章。
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介绍
为了开展国内外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获得高水平的成果和人才,1984年国家计委委托中国科学院组织专家组论证,决定在生物化学研究所设立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于1986年获批,1987年正式对外开放。
这是国家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建立的第一个重点实验室。
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定位于创新基础研究,旨在走在国际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前沿,解决分子生物学领域的重大科学问题,揭示生命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为人类重大疾病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实验室以“基因功能及其调控”为研究核心,运用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和结构生物学的研究方法,结合细胞生物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体系,部署了三个研究方向:基因表达和表观遗传调控;RNA生物学;蛋白质和脂质的功能与调节。
(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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