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表明,虽然我国生命科学领域在经费增速、专利数量、论文数量、国际级期刊增速等方面均居世界第一。,而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医药工业体系,新药研发能力与日俱增,并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生命科学领域仍存在短板——在科学信息、实验动物、科学仪器设备、试剂、耗材等生命科学研究关键技术上高度依赖进口,存在“瓶颈”。中国实验动物学会理事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所长秦川呼吁-
生命科学研究急需补短板。
光明日报记者詹媛
科学信息:“送给别人”,花大价钱买回来。
“生命科学‘卡脖子’的核心技术极其多样。整体上可以分为四类,分别是信息、高端设备、耗材、实验动物。”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会秘书长王表示,在生命科学领域,虽然这些“卡脖子”的核心技术不会导致“一个卡住,其他都完了”的局面,但这四个领域对外依存度很高。“一旦供应被切断,整个产业链就会崩溃或者降维发展。”
其中,科技信息资源是国际战略博弈的焦点。该领域过度依赖国外,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浪费,还带来不可控的风险。"中国现在是最大的原始数据提供者和最大的数据购买者."王对说道。
哈尔滨工业大学生命科学中心实验动物平台。新华社
目前,中国在生命科学领域的从业人员、资金、专利、论文和国际标准期刊的增长率均居世界第一,如此快速的发展带来了创新成果的井喷。然而,国际期刊仍然是这些创新的首选。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成果需要出版费,但当国内研究人员需要使用这些数据时,就要向国外机构提供购买费。出入境期间产生的出版费和资料购买费数额惊人。“我们研究发现,每年的印刷费用高达几亿到几十亿元;2019年,上海有4所高校采购资金超过3000万元,高达6010万元。”王对此感到痛心疾首。
更让人担心的是,你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就要交出你的关键数据,从而失去你原有的数据优势。“大部分科学论文发表在国外期刊上,必须同时提交相关支持数据。这不仅导致了生物信息的‘出口转内销’,也消耗了巨大的资金。同时,这种科学数据‘外流’严重,使得我们的数据优势拱手让给了发达国家。”王对分析道。
究其原因,中国缺乏一个有影响力的科学信息数据库。这使得中国的生命科学研究工作高度依赖海外数据。每年全球高达1.1PB的国际生物数据下载量中有55%来自中国,国家基因数据库、细胞病毒毒株及相关基因信息也依赖于国外。
“这个领域高度依赖外国。一旦供应被切断,就会导致科研的停滞。如果不提供资料,就意味着我们又回到了80年代以前的研究状态。”王对说道。
除了高度依赖国外,我国科学信息领域还存在使用权政策不明确、国内缺乏共享管理规范和规则、受制于国际标准和规则等问题。行业行为规范和制度执行不到位,存在生物信息滥用、隐私信息泄露风险等问题。同时,“我国生物信息学商业化发展水平较低,比国际前沿水平至少落后30年。”王对说道。
科学仪器设备和耗材:小药瓶也有“卡脖子”的风险。
目前,我国生物医药涵盖化学药物、中药、生物技术药物和医疗器械,拥有最完善的产业体系。新药研发从模仿发展到原创,逐渐走向全球。中国还拥有最完整的大规模疫苗RD和生产体系。仅国药集团新冠肺炎灭活疫苗产能就达到30亿剂,全球供应量超过1亿剂,覆盖190多个国家。
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在高端设备和耗材上对国外的依赖程度很高。日前,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发布的《生命科学领域技术研究成果》蓝皮书显示,目前,我国生命科学高端仪器设备的依赖度为100%,每年支付超过数千亿。国产设备缺乏竞争力。比如我们可以观察蛋白质分子的冷冻电子显微镜,这几年极大的推动了生命科学的发展,但是这样的设备在国内完全是进口的。
“这台冷冻电子显微镜是3000多万元。我们自己生产不出来,却掌握在别人手里。不可能的,就没了。这个设备短期内不能影响生命安全,但对结构生物学的发展至关重要。”王对说道。
除高端装备外,一些关键耗材对外依存度高达98%,年消耗高达数千亿元。“比如我们去医院,可能会做一些生化检查。其中最核心的酶,甚至是国产试剂盒,可能还是进口的。如果这个供应被切断,医院里连基本的检查都做不了。”王对说道。
像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青霉素瓶常用作药瓶,包括青霉素等抗生素和新冠肺炎疫苗等疫苗。但目前国内西林瓶的原料管100%依赖进口。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检测试剂盒面临原材料涨价甚至断供的局面。“也有配制药品的过滤袋,基本完全进口。这个东西一旦被砍掉,生产线流程就没了。”王说:“这些都是‘脖梗’的特点。”
据蓝皮书统计,我国生物研究试剂市场规模以17.1%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2019年达到136亿元,高于全球市场。然而,这个巨大的市场已经被外国企业占领。
实验动物:“基础中的基础”没有牢固建立。
目前,新冠肺炎疫苗正在各国推广。其研发成功后,只有在动物身上被证明安全有效,才有可能进一步进入临床。动物实验也是任何新药或疫苗在临床上必须过的一道坎。正因如此,实验动物也被称为生命科学研究的“活试剂”,食品药品检测的“活秤”。
但很少有人知道,即使是小鼠这种常用的实验动物,也经过了几代人的基因培育,被分成了许多适合不同实验的类别。“每一只实验动物都是科学家培育的。明确其生物学特性与疾病的关系以及研究目标是基础研究的基础。”秦川说。有些老鼠是为了抗肿瘤药物而专门培养的,有些老鼠是为了疫苗而专门培养的。如果用错了实验动物,可能会导致实验无效或实验结果错误。因此,保证实验动物的遗传、环境、技术操作和饮食非常重要。
然而,这种“基础中的基础”并没有牢固地建立起来。目前我国自身实验动物培训不足,一些实验动物生产供应企业瞄准这个市场,正在大踏步前进。比如查尔斯河2019年在全国实验动物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超过50%。
但不宜进口实验动物替代国产实验动物。“一方面,过度依赖进口会导致国际种质资源全面垄断的风险。另一方面,我国每年消耗的大鼠、小鼠约1200-1500万只,进口实验动物价格昂贵,是本土动物的10倍、100倍甚至上千倍,是一笔昂贵的开支。”王说,“而且很多重点动物,你想得到都得不到。”
“在早期,我们确实可以进口一些实验动物,这导致一些科学家认为购买它们就可以了。”然而,从非典到新冠肺炎的经验表明,“如果没有我们自己的实验动物的研究工具,我们将是最受损害的群体。”秦川说。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已经开始行动了。到2020年底,卫生健康委和教育部建立5个实验动物相关的重点实验室。北京、天津等省市设立10个重点实验室。如北京市新发和再发传染病动物模型研究重点实验室、中科院模型与特色动物实验平台是新成立的与实验动物相关的研究所。
但必须承认,在实验动物领域,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发展中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自有实验动物种质资源是安全的。“自有的实验动物种质资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尤其是我国特有的动物种质资源。如果保存不好,就很容易被‘偷走’。”王对说道。
另一方面,实验动物领域涉及多个领域,如动物学、医学、药学、统计学等。“开设实验动物科学的高等院校数量少,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专业技术人才缺乏。”最后,实验动物平台的建设和运营需要巨额投资,投资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不够显著,投资回报率低,也极大地影响了动物实验行业的创新发展。
根本原因:缺少做实际基础工作的人。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王认为,在高端仪器设备方面,国产设备缺乏激励政策和国际认证标准,可信度较低。重大信息设施、实验动物基地、关键技术创新基地建设投入过少,甚至空缺乏,不具有可持续性。另外,资本投资急功近利,很少涉足原研药和器械。认真的后续行动也有助于产生影响。
“我们缺少脚踏实地做应用基础工作的人。”王说,在调研中发现,我们自己的很多人才、技术、想法,依赖国外的技术,没有问题,可以自主开发,但就是不扎扎实实做。“设备、仪器、耗材,这些关键技术,让研究生去做他做不到的,导师也不会做,为什么?因为这样做,一个大学的排名在申请院士和申报成果时并不占很大权重。”
同时,王认为,国家对生命科学基础设施的投入总体上仍然不足。不过资本市场这两年有了很大的进步。但由于缺乏规范和引导,“总是跟风,很少涉足真正的创新药。”王说,靶向药物领域是资本扎堆效仿的一个案例。“2020年上半年,我们有484个临床试验,还有50多个在等待上市。世界上没有人是这样的。CAR-T尚未上市,在世界各地有357个注册,集中在骨髓瘤,一种小众疾病。美国有24个,有26个。这些是否有必要,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王对说道。
如何解决问题:引领大科学计划是解决问题的利器。
在王看来,生命科学的源头研究和产业转化应该是“十四五”期间的重中之重。“我们必须把生命科学和医疗卫生事业作为下一阶段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必须在投资资金和引导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调整。”
同时,他还强调,要严格界定“卡脖子”技术,避免“卡脖子”概念泛化。“一切绝对不是‘卡脖子’,一定是关键技术。而且这个“卡脖子”不能说只卡现在,要从整个学科的未来发展来考虑。”
为避免生命科学领域“卡脖子”的概念泛化,据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主任于介绍,目前正在制定关键技术“白名单”,将有动态延续,广泛征集各领域急需解决的耗材和关键试剂,为政府、企业和行业提供决策支持。
至于如何解决生命科学的“瓶颈”问题,于认为,应该分几个步骤具体研究,探索解决之道:一是聚焦生命科学“瓶颈”痛点,探索创新模式发展新路径;第二,设计从彻底摆脱依赖、走出国门、引领世界的三部曲战略路径;第三,探讨了建立科技融合发展与学术产业发展新模式的机制和政策建议。
“我想改变现在所谓‘卡脖子’的窘境,不是说针对某项技术。解决一项技术,人换一项技术,立马换轨。所以,要想引领世界,就必须在源头创新上发展。”王说,在这方面,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引领大科学工程是解决问题的利器。“我们知道,大科学项目,第一个是产生源创新,比如基因组计划,已经完全改变了整个生命科学的发展。第二,大科学计划的产权是源头共享的,不存在谁拿卡的问题。”他建议,“既然中国有实力、有能力,就应该鼓励更多由中国科学家主导的大科学项目,加强源头创新和资源共享,从根本上破解‘卡脖子’。”
《光明日报》(2021年5月20日第16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