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左冬玲(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刘永强(北京大学中文系);廖克斌(北京大学中文系);杜桂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刘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刘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走向成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左翎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40个年头。如果要总结这40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成就和特点,我觉得用“成熟”这个词更实际。这种成熟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是研究目的的双重性,即既要坚守学术研究的规范立场,尊重学术的独立性和严谨性,又要自觉承担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的现实使命。在此期间,它经历了追求学术独立、倡导文化传承、建构中国话语和自觉塑造中国特色的历程。最终还是要兼顾过去和现在,把独立和现实结合起来。
二是学术规范体系的逐步完善,包括学术规范和技术规范的双重内涵。如坚持学术创新的原则,尊重前人的学术思想,严格防止和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学术文献的引用标准,发表学术论文的技术要求,发表学术著作的版权规定,发表论文的责任承诺等。这些规范是通过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不断努力形成的,它们使“学术市场”逐渐变得有序。将今天的学术著作与四十年前的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明显的差异,这无疑对保证学术底线、提高研究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研究格局是均衡的、立体的。在文学史时期的选择上,逐渐从侧重先秦唐宋转向元明清,从而体现出各个历史时期研究力量的平衡。在文体选择上,过去由于“文学代代相传”观念的影响,各个历史时期研究的文体选择呈现出单一的局面,如唐代重诗,宋代重诗,元代重杂剧、散曲,明清重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经过40年的探索和实践,唐宋时期的通俗文学,如小说、变文、说唱等。,也受到了充分的关注;但明清诗歌也受到广泛关注,形成了与戏曲、小说势均力敌的研究格局;即使是以前学术界很少关注的明清辞赋及其应用文体,也产生了许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上,文献整理的广泛开展,理论问题的思辨研究,文学文体的源流梳理与分析,文学作品的品味鉴赏,文学与其他文化元素的关系探讨,诗文选编,正在形成立体状态。
第四,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和谐意识。中国的现代学科体系基本上是以西方现代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的,因此中西关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无法回避的话题。在近40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的“方法论热”和90年代的“中国话语重建”,使得古代文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有的侧重于新方法的实验,有的侧重于固守传统方法,而更多的人希望超越中西对立,广泛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思想资源,形成行之有效的理论方法。在解决中国文学问题的过程中,理论不局限于古今、中西,而是参照研究需要和时代需要,表现出方法论意识。
第五,中外学术交流的平衡性和成熟度。改革开放初期,无论是理论方法的引进,还是学术成果的翻译,基本都是以“拿来”为主,中外学术交流基本都是单向的。经过40年的发展,随着中国学术界研究水平的提高和学术成果的积累,“中国文化走出去”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由此,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被大量介绍到国外,尤其是中国学术翻译项目的有序开展,进一步推动了这种“走出去”的步伐。同时,在交流的过程中,同领域的学术讨论机会也更多了,所以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也与日俱增。中国学术界对外国学术成果坚决排斥或盲目崇拜的现象日益减少。比如海外汉学提出的所谓“写这本书的时代”和“早期未定论的文本”,都被中国学术界小心翼翼地接受,作为问题来讨论,而不是作为结论来肯定。
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示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成熟。如果和四十年前的古代文学研究相比,真的感觉天壤之别。当然,成熟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比如存在大量平庸无奇的成果,文献整理缺乏深度和重复性工作,数字化文献的普及和阅读能力的退化,学术规范化和研究个性化的矛盾,理论方法的多样性和理论体系的原创性的区别,学术评价的量化要求和优秀成果的缺乏,研究项目的时限和保证研究质量的冲突等。,这些都需要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才能使古代文学研究取得更大的发展。
古代文学的功能定位和研究思路
刘永强
改革开放40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在文献整理、史实考证、理论阐释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出现了一些让研究者困惑甚至无所适从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可能是古代文学身份的流浪、失落或边缘化。
古代文学身份的确立是与现代文化转型和现代学科建设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研究生学位教育的全面恢复,这一机构终于得到加强。当然,它的建立有内在的原因,对文学功能和意义的认识是古代文学定位的内在动因。比如古诗词散文的抒情表达,历史的纪实叙述,小说戏曲的“翼信于史”和教化娱乐,是前人对这些文体功能的基本认同,也始终是把握其文化地位、审美特征和艺术品格的重点。近代以来,文学反映现实的观念日益突出,这仍然是古代文学功能定位的关键。基于这种定位,文学在整个意识形态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影响着对文学文体关系的认识。比如曾经有一句话叫“小说是文学中的极品”,上述认识构成了古代文学研究的起点和轴心。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思潮风起云涌,文化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如前所述,古代文学身份的确立是与现代学科建设联系在一起的,必然与古代文化的学术体系产生一定的错位。这种错位在文化的结构性变迁中越来越突出,并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从而影响到古代文学的研究思路。也许最明显的变化是,功能意义不再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轴心。取而代之的是,对传统文化整体价值和古代文学所发挥作用的认可,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思路。不言而喻,这意味着古代文学的重新定位。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研究是这一转变的开端。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视野的拓宽和文化研究的全新命题,拓展和促进了古代文学内涵的揭示。但文化研究的泛化也导致了古代文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相关学科提供素材和注脚的局面,古代文学研究本身的重心已经模糊。比如,当《红楼梦》的文化价值被无端抬高时,其小说特征就可能在漫无边际的夸张中被模糊,成为宗教、医药、饮食、节日等的研究素材。
90年代的国学热潮是文化热潮的延伸和聚焦。如果说“文化热”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国学热”更多的是对传统文化精髓的肯定和弘扬,那么它必然更倾向于经典的精英文化。然而,古代文学的个性化和大众化,尤其是小说、戏曲的大众化,导致了古代文学在国学研究中的边缘化。我曾经从国学的角度写过一部古代小说,当时有些强势。我的困惑是古代小说有没有必要或者有没有可能赶上“郭雪”这种有点暧昧的超载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郭雪》至今没有获得正式学科体系中的“准入证”,它在古代文学中的主导作用在现实中太多了。事实上,我们很难找到国学期刊上发表的古代文学研究论文与传统古代文学研究有什么本质区别。
近十年来,随着“国学热”的深入,经学复兴,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也发展为经学。经学虽然一直有汉宋两条路径,但文学至上一直是经学的本真,也必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主流。需要警惕这是否会导致理论解释的失真。近来,经学向西方古典学看齐,“中国古典学”似乎是国学和古代文学的一面新旗帜。虽然这面旗帜注定是宽泛的、模糊的,甚至是自我解构的,但它很可能对大量非经典的古代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形成又一次挤压。
当然,近40年来,在西方文学理论的支持下,如叙事学、互文性、接受美学、传播学等的引入和运用,古代文学研究也在不断寻求自身的思维更新和领域拓展。但这些理论往往更注重现象的揭示,缺乏对功能意义根本价值的认知和评价。如果没有这一点,这些理论的支撑能否让古代文学研究行稳致远,就值得怀疑了。同时,即使是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也不得不面对文学边缘化的现实。
几年前,我在一篇纪念《文学遗产》出版60周年的短文中杜撰了一个词“发现研究”,大致有四层意思:第一,发现研究要致力于发现前人没有特别关注的作品的价值,提高其在文学史中的透明度,增加文学史的覆盖面,并相应调整文学史的坐标系;其次,即使是经过充分研究的作品,也可以尝试通过发现研究对文本进行新的“再发现”解读;第三,发现研究还应注重探索古代文学作品对生命体验的超越性思考空;最后,古代文学在文体、风格甚至具体表现形式上与当代文学有很大不同,但文学精神和审美趣味是可以相通的,甚至最新的尖锐、前卫的艺术思维也可以在古代文学中找到源头。探索古代文学作品持久的艺术思维,参与当代文学进程,是古代文学研究者的职责。我相信,丰富当代意识,以功能意义为主的发现研究,可能是未来四十年的努力方向之一。
构建健康的古代文学研究生态
廖克斌
现代意义上的古代文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至今已有一百二十年左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上半叶,下半叶的前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我们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特点、成就和不足,要与之前的30年和更早的50年进行比较。
比较古代文学研究的这三个阶段,有很多角度。古代文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可以作为观察的角度之一。至此,上述三个阶段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历程。
与以往的古代文学研究相比,20世纪上半叶的古代文学研究在文学观念、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实现了整体性和根本性的转变,基本建立了现代古代文学研究体系。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当时的古代文学研究已经呈现出职业化的特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不再是在社会上享有独特地位的知识分子,而主要是在学校和研究机构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但当时的古代文学研究者仍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传统,注重将古代文学研究与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结合起来。无论是五四前后对古代平民文学的重视,还是抗战时期对古代爱国传统的弘扬,古代文学的研究都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即使是一些主要探讨古代文学艺术形式和技巧的作品,也隐含着对现实的关注和对社会历史、人生意义的追求。正如钱钟书先生的《覃逸·鲁》序言所说,这本书是“一部忧患之书,虽是一部艺术之作”。因此,古代文学研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一直保持着重要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前30年的古代文学研究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和方法研究古代文学,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但总的来说,过于强调古代文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甚至将其推向极端。把古代文学研究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或者根据实际需要任意图解古代文学,都给学术研究带来了不利因素。
改革开放40年来,古代文学研究最大的变化是实事求是学风的回归。学术界在整理古代文献、拓展研究领域、注重学术规范、运用新的研究方法等方面呈现出新的面貌,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同时也表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趋势,其中之一就是与现实社会生活的疏离。改革开放之初,许多古代文学研究专家,鉴于前三十年过分强调古代文学研究与现实社会生活关系的教训,提出古代文学研究不必过分追求现实意义,学术意义在于学术本身。这在当时拨乱反正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此后,尤其是20世纪末以来,这种倾向日益发展,似乎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古代文学研究越来越专业化、专门化、技术化,选题和研究越来越忽视价值判断和对社会历史、人生意义的追求。它与社会现实和人民的文艺生活脱节,甚至成为少数专业人士自娱自乐的游戏,因此日益边缘化。
保持古代文学研究的生机和活力,既要防止过分强调古代文学研究实用作用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又要避免古代文学研究的狭隘路径。我们有必要探索古代文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生活的良性关系,构建健康的古代文学研究生态。文献整理是必要的,但要避免为了整理而整理,要考虑整理是否值得和有必要;有必要对作者的生平、作品版本等进行考证。,但理论研究不应被削弱。微观研究是必要的,但宏观研究也不应被忽视。研究艺术形式和技巧是必要的,但对古代文学思想内涵的研究也不可忽视。古代文学的研究不应该是一个单一的、冷冰冰的标本展厅,而应该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大花园,把古代人的精神世界和现代人的日常生活连接起来。
古典戏曲研究四十年:“让思想冲破牢笼”
杜桂平
改革开放40年是戏剧研究领域硕果累累的40年,也是戏剧研究从观念到方法真正完成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40年。戏剧研究不再依附于政治,也没有被肆意庸俗化。戏剧作为一门文学艺术,已经成为一门学科并得到了有效的建构,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戏曲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呈现出系统化的特点,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戏曲的研究。继袁泉戏隆重登场后,全明戏已基本完成,全清戏如火如荼。一些重要的古典文献整理项目继续进行。比如中国古代戏曲系列第七集终于完成了,其他集还在编。不仅如此,戏曲书目、戏曲文物等文献的发现和编纂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些都为古典戏曲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和坚实的基础。
戏剧文本的阅读和阐释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方法,戏剧文本的“风格”特征逐渐受到关注。文本分析也有戏剧作为舞台表演艺术的情况,如果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修辞特征,以及与格律、学科等的关系。都进入了考查范围,其丰富的风格和文化凝结也一一解读。借助跨文化、跨文体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从民俗、宗教、心理、小说、诗歌等维度审视戏剧文本,不仅有助于文本的解读,也为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载体和信息表达方式。这是对戏剧文本解读的独特创造。因此,戏剧研究的领域得到了拓展,研究内容和理论方法呈现出整合、交叉、综合的特点。由此,戏曲研究无盲点,地方戏、民间戏、宫廷戏的研究态势呈现良好态势。傩戏、目连戏等曲调的研究已经全面展开,活态戏已经成为非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戏剧史多元化、丰富化的格局已经基本确定,戏剧史的研究和编纂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各具特色和成就的通史、断代史乃至专题史时代即将到来。
就戏剧理论的建构而言,经历了一段曲折的探索之路,从狂热的“拿来”和任性的“借鉴”到当下的理性思考,中国古典戏剧理论早已开始冷静面对自身的过去和不足。意境、虚实、遣词、旋律等问题的理论,仍然是内涵丰富的话题,也是新话题产生的基础和前提。相关讨论充满了建构中国戏曲理论体系的话语指向和学术诉求。与西方理论的真诚对话,更加坚定了这种理性自信的学术自觉。如何在浩如烟海的理论话语中把握中西文化、思想和方法,使戏曲理论始终能在中国独特的审美观念、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民族特色中运行,仍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有待探索的问题。任何理论建构都可能有瑕疵,但这是时代赋予的宝贵机遇。
改革开放40年来,戏曲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问题依然存在。比如戏曲研究的从业者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老一辈学者渐行渐远,中年学者的学术导向作用没有得到有效激发,新生力量的成长亟待引导和培育。比如戏剧研究难以形成新的学术热点,没有一个主导性的课题来大力推动相关问题的研究;比如,从某种意义上说,戏曲理论与实践仍然呈现出“两张皮”的异化,文献发现的成果并没有带来相关意义研究的理想推进,等等。也就是说,戏曲研究领域仍然面临着如何创新和突破的巨大困惑。改革开放40年的开始是思想解放推动的,但目前并不乐观。受制于固有的思维模式、体制机制障碍甚至懒惰的学术观念,戏曲研究并未达到理想状态。有一句话,或者说应该是激励当代学者奋力拼搏的最强音,那就是“让心灵冲破牢笼”。这首《国际歌》的歌词永远闪耀,拥有毁灭一切的力量。其中蕴含的追求学术自由和创新的意义,足以激发内心积累的动力,让学术前途一片光明。若如此,学术选择将逐渐褪去被动或被迫的色彩,将个人作为自由的思考者和积极的实践者打造为“公共工具”,内化为学者自觉的学术追求。以一人之心呈现永恒之心与世界之心,以文本解读与理论阐释展现人间人情,达到学以致用的人生目的,毕竟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而淡化这一点,甚至回避这一切,文学为什么会成为人文学科,文化为什么会成为有温度的文化?人性如何才能不褪色?因此,“让思想冲破牢笼”是当前学术研究的关节,也是学术研究回归人文主义的路径。
对古典文学研究发展趋势的两点认识
四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目前的认识而言,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应注意两个方面:
第一,充分利用新文学。所谓新文献,不仅指方兴未艾的出土文献,也指海外的中文书籍。随着出土文献的出现和海外交流的便利,这种研究蔚然成风。就我的眼力而言,黄德宽最近发表的《战国楚竹书《诗经》异节及其价值简论》(安徽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和卞最近发表的《海外华文书籍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景观》(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7月16日)可视为最新例证。
二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古典文学。文学遗产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王毅在《文学遗产》2005年第一期发表了《古代文献信息工程与古典文学研究互动关系的对话》,郑在《文学遗产》2014年第六期发表了《加速从数字化向数据化的转变——大数据、云计算理论与古典文学研究》,已经提出要突破对关键词单纯使用语料库,
目前数字人文研究的主要技术方法有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数据库方法、计算语言学、社会网络和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和文本挖掘等。这些技术方法可以分别对应古典诗歌分析体系的尝试、作家生平事迹的研究、古典小说的研究、文本与人物的研究、文体与文学理论的研究。数据库建设、技术创新、文本研究三位一体。数据库是基础,文本分析技术是关键。最后要发现文本组织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阅读经验很难发现的。通过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可以解决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作品归属、作品辨析、不同文本辨析、修辞特征、文体生成、主题变化、文革影响等问题。
传统文献资料相互之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线性关系,具有较为完整自洽的因果链。大数据时代面对的是具有相关性的海量数据,几乎不可能找到每个数据之间的微观因果链。大数据时代,我们不必知道现象背后的原因,而是让数据自己说话。对于以思想、情感、艺术为主体的古典文学学科来说,强调差异性、多变性、独特性的相关分析法可能比因果分析法具有更强的判断力。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兴起,数据采集、存储和处理大大智能化和自动化。我们可以用海量数据来描述和解释复杂的现象。“全数据模型”穷尽了与问题相关的所有数据,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客观条件限制导致的局部理论的弊端,能够更系统、全面、整体地刻画问题,使问题得到更准确、更彻底的解决。这是数据带来的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整体论,会让思维方式从还原思维走向整体思维。
历史逻辑、事实和价值的统一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大数据时代的研究尊重一切材料,重视定量分析,兼顾一切关系,有助于推动人文学科的研究从“解释性”走向“现实性”。随着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数字化,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也可以数字化,可以通过数据挖掘、数据分析、数据建模来研究。这样,过去被视为非科学学科的人文学科加入了科学成员的大家庭,进而发展出了“人文学科”。
总之,大数据思维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改革创新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正如美国康奈尔大学传播与信息科学教授杰弗里·T·汉考克(Jeffrey T.Hancock)所说,“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时代,就像显微镜的诞生对化学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一样。”
需要指出的是,新技术在古典文献研究中的应用需要充分依靠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的专业技术。今天,古典文学领域仍然缺乏这样的专业技术力量,这必然会推动学术研究人力资源的整合,倒逼跨学科合作研究的发展。但是,文学问题的提出、分析、处理,不能完全交给机器,更不能完全交给技术专家。相反,问题的设置、语言材料的选取、分析结果的解读、意义的阐释、体系的构建,都将由古代文献学、文献学相关领域的高水平学者来完成。
以改革的活力和理性激发学术人格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成果丰硕,无论是在文献整理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在文学研究范式的创新和发展上,以及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文学史研究的广泛突破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回顾过去40年,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总结,其中有两条值得特别关注:一是以80-90年代为中心的思想解放激发了学术创作的活力;其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学术规范化的追求和“学科”的发展,使得学术研究有了深厚的积淀。前者代表改革开放的活力,后者反映改革开放的合理性。40年的辉煌,就是因为这种活力与理性的结合。
古典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发展是近三十年来一个尤为突出的现象。研究生教育是学术学科的核心。我国高校的研究生教育起步很晚,即使在国立西南联大和清华院校,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和持续时间也非常有限。80年代,研究生教育迎来全面繁荣;21世纪后,研究生招生规模迅速扩大,专业设置日益丰富。古典文学研究在“学科化”的道路上发展迅速,呈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学术规范意识不断强化。如果没有学术的“学科”发展,提倡学术规范,只能停留在口头呼吁和主观愿望。对于一个“学科化”的学术共同体来说,遵守学术规范不仅是学者的个人行为,也是共同体的根本要求。
二是学术范式的影响力不断加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以文学为基础、能够整合各种文学与文化视角的研究方法逐渐成为颇具影响力的研究范式,如程先生倡导的文学与艺术相结合、傅先生倡导的文学与社会文化综合研究等,都成为典范性的研究范式。围绕这些范式,学术界对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对文学史进行了广泛的观察,并不断完善范式本身。正是在范式意识的影响下,学术积累的价值才得到充分重视。
以上两个方面都体现了学术理性的增强,这是40年辉煌成就的重要基础。然而,在今天回望这些成就的同时,古典文学研究似乎同样需要焕发改革的活力,在尊重学术规范的前提下,进一步充分激发学术个性。
丰富而深刻的学术人格是学术繁荣的核心标志。正如在中国诗歌史上,唐诗界的群星是唐诗繁荣最集中的体现。改革开放重新焕发了创造活力,为激发学术人格奠定了积极的思想文化环境。对解放思想的追求冲击了人们头脑中的僵化思想;对外开放打开了人们的视野。所有现存的刻板印象和僵化的意识形态框架都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机械的社会决定论、线性的历史观、代代相传的文学简化讨论都受到挑战。许多长期被忽视的研究领域也受到了广泛关注,如文体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在“学科化”和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学术界尤其需要吸收这样的创造活力,以突破学术规范化发展不适当对个性的束缚。一个合理的标准是学术健康发展的保证,但如果过于复杂,就会成为学术发展的阻力。比如学术论文注释太复杂,研究总结太复杂,参考文献注释太复杂,这些都是不好的现象。学术界需要呼吁更清晰简单的形式规范,让论文不必花太多钱在复杂的形式因素上。论文的篇幅和语言表达可以更加灵活,这样就可以避免千人千面。至于学术范式,要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勇于挑战和突破,自主探索。而且很难提前计划。作为一个个体研究者,应该立足自己,不墨守成规。作为学术界和社会,我们应该创造一个更加宽松自由的研究氛围。
四十年的古典文学研究,在整体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如果说有什么明显的短板,那就是学术个性的发展不够丰富和深入。让改革开放的活力和理性得到充分发挥;要激发具有活力和理性的学术人格,为古典文学研究创造更加光明的未来。
来源:《文学遗产》201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