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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谢大脚到“乡爱宇宙”:当中国农村被城市搅动,当东北幽默被认真审视

从谢大脚到“乡爱宇宙”:当中国农村被城市搅动,当东北幽默被认真审视

记者|陈虎

编辑|黄阅

《乡村爱情》主角谢大脚的扮演者于月仙去世的消息,昨日在互联网世界掀起波澜。除了惊讶和惋惜,还有一种对《乡村爱情世界》崩溃的失落感。《乡村爱情13》开播至今才半年。乡村爱情14还会存在吗?没有谢大脚的象牙山会怎么样?

今年2月6日,《乡村爱情13》播出,距离第一部出来已经15年了。《乡恋》系列前后共播出555集,是国内播出时间最长的系列之一。在历史上,它引起了不可忽视的戏剧性高潮。第二部收视率一度超过《新闻联播》,第三部达到17.23%。根据Soffrey的数据,《乡村爱情》前四部都在当年央视电视剧收视率前十。从第八集开始,“农村爱情系列”由电视台改为网络播出。当年的《乡村爱情8》上线仅三天,已经完成整季的会员已经达到72万。

15年后,“乡恋系列”借助社交媒体走向IP化。以剧中人物为原型的盲盒销量一度超过凌、司腾周边。2021年春节期间,刘老根与乡村爱情联合举办的《年度大决战》直播吸引了超199万观众。此外,谢腾飞的表情包、一系列国际大片海报、短视频平台上的鬼片视频,都让人看到了这部剧集长久的生命力。与此同时,与这部剧相关的争议也一直在持续——当年的雅俗之争闹得沸沸扬扬:是中国农村版的《权力的游戏》,还是芜湖农村生活混乱的“东北炖菜”和“丑化叙事”?

当观众悼念于月仙,为噩耗带来的“乡村爱情”记忆而深感悲痛的时候,我们试图回望这部在中国大陆鲜有拍摄的轻喜剧,希望从中看到“乡村爱情”作为喜剧的号召力和合法性从何而来,人们的感情是如何被这样一部喜剧所寄托的,中国喜剧又有多么独特。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媒教育学院副教授赵如涵在接受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专访时指出,中国喜剧是一种地域性的、自发的民间存在,是半政治性的——不过度涉及政治问题,也反映了社会的主流文化和主旋律。传统的开玩笑方式正在受到新的社会意识的审视,一些与弱者和女性、外貌和身体相关的负担已经过时。笑也可以看作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人们期待着笑过之后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沉淀。

01 歧赏还是情怀:人们看《乡村爱情》时在看什么?

综艺导演亚·敏曾指出,传统喜剧有两种。一个叫闹剧。自卓别林时代以来,它依靠夸张的表情和动作形成喜剧效果,这是典型的汤姆和杰里连续的不幸或尴尬。还有一种喜剧,每个人都认真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喜剧冲突是通过人物逻辑和剧情结构的矛盾来实现的,一般称为结构喜剧。

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乡村爱情”,会发现它在运用这两种方式上是很有技巧的。一方面,刘能、谢广坤、王老七和赵四这四个国王总是忙于争斗,琐事变得越来越大。比如,他的毛驴丢了以后,谢广坤召开家庭会议,讨论寻找毛驴的对策,说毛驴能上大学是永强的功劳。找到毛驴的过程要保密,不能让找到的“敌人”给他们留下笑柄。

喜剧更大的逻辑在于,随着乡村从封闭的体系走向开放的体系,象牙山的村民们按照原有的本土逻辑,在城市化进程中遭遇外来事物的冲击。“来自镇/市”和“来自我们村”形成两个系统,后者经常有意识地接近和学习前者的行为。人物和语境有一定的不匹配,构成了观众嘲讽的来源。典型的一幕出现在第三部。当谢广坤和王晓梦一起去上海总公司时,他说他也是负责人,并请同为“高级经理”的公司副总裁杨晓燕陪他参观工厂,学习上海口音与人交谈。

金钱、权力、面子的争夺构成了贯穿全剧的线索。我们可以看到,人物的行为是一种混合状态——一方面,它仍然受原始社会中的人类逻辑和父权制的支配;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城市/乡村、外地/本地、南方/北方的框架也构成了人们新的金钱观和人际交往观。看到谢广坤的家人买了车,刘能必须想办法“炫耀”她的家人,所以她花了很多钱为刘英举行怀孕仪式。秀暗恋,但得知不能在镇上工作后,有了解除婚约的想法;起初,谢广坤认为王晓梦配不上大学生永强,并试图阻止。在王晓梦豆腐厂的生意逐渐兴隆起来后,他尽力讨好。这种反转,人性的较量,两套逻辑中的流浪,为《乡村爱情》贡献了不少笑点。

有学者认为,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往往存在一种“不服”,人物行为构成了对现代性/都市趣味的拙劣模仿。这是以城市的视角来看待乡村不成熟的现代性,也是对现代性生成状态的嘲讽和不满足的创造。

但这种理论上的阐述,未必能准确解释观众在观看《乡村爱情》和东北喜剧时的真实心态。虽然剧中人物的行为有时略显夸张,但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也是合理的。剧中的喜剧成分来自于对人生、金钱观、人性的观察,但这种认同其实从高视角来看并不重要,人们在观看时也不会有意嘲讽,而是为该剧准确捕捉社会生活和人物性格而叫好。一位豆瓣用户评论说,看《乡村爱情》其实就是看人物。刘能、赵四等人物设定好之后,故事情节就不那么重要了,看着他们的生活就够开心了。

每一部《乡村爱情》基本都在春节前后上映。数据显示,18-29岁的年轻人占观众的73%,北上广苏的《乡村爱情》观众占据前五大城市。赵如涵指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大城市工作或上学的东北人,那些回不了家的年轻东北人通过这种方式寻找年味。在“乡村爱情”的豆瓣词条下,呼吁“今年过年正指向它”“有了乡村爱情才能有一点过年的味道”的并不少见。看《乡村爱情》也因此成为了一种仪式性的存在。对某些人来说,这几年甚至取代了春晚的作用,变成了一部超长的小品。这种长达十几年的陪伴,也让“永远的胖”“广坤的发型改变”“刘能换人,叶青杰”成为社交网络上的热门话题。

02 《乡村爱情》的雅俗之争和民俗化的中国喜剧

2010年,中国电视协会举办电视剧《乡村爱情故事》研讨会。赵本山和2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该剧系列展开了讨论。会议开始前,赵本山说:“我们想听听批评意见。”然而,会上及之后批评的尖锐程度可能远远超出赵本山的想象。有人批评电视剧塑造的人物形象是扁平的,没有命运感,农民形象的喜剧性体现在他们外在形象的丑陋和内心灵魂的淫荡;有人批评这部剧绕开了现实生活,是伪现实主义;也有人指出其剧情“无聊”、“低俗”,“剧中叙事链条崩塌,情节松散,细节庞大,结构薄弱”,“难以展现农村剧真正的艺术品格和审美价值。”

赵本山回应说,他并不拒绝高雅,但“所有的民间艺术,包括相声、京剧,一旦高雅了,就会死去,离开了土地和土壤。我们应该关注文化消费者的心理感受。二人转是一种庸俗的艺术,它是一种大庸俗,来自于土壤”。他自称农民,一个为中国人生产幸福的农民。

赵本山早年大力提倡“绿色二人转”的观念,《乡村爱情》中的雅俗之争也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虽然今天这场争论已经告一段落,但是围绕喜剧的雅俗之争却从未停止。赵如涵认为,雅俗之争本身就有城市精英主义的视角。“什么是庸俗?为什么人们会认为关于家庭的事情是世俗的?或许是因为它接地气,大众化,平民化。相比较而言,高级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不平凡。比如说,人们认为哑剧是高级的,恰恰是因为它很少见,不那么受欢迎,有时候人们认为有文化门槛的东西就是高级的。”赵如涵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表示,“但雅俗并没有固定的标准,无法量化。这是一种特别主观、语境化和精英化的判断。中国喜剧是植根于土壤的艺术形式,是乡土的、民俗的、民间自发的表达,不能完全用雅俗或西方观念中的‘喜剧’概念来评价。”

2006年第一部农村爱情上映的时候,马大帅的三部和刘老根的两部已经在央视播出,赵本山和东北的小品也已经进入公众视野10多年了。在人们的认知中,小品和喜剧一直与东北捆绑在一起。东北人似乎有一种独特的幽默感和特殊的文化创造。赵如涵认为,可能很难指出东北文化的一些特征,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东北文化产生了。也许真诚、坦诚、不做作是东北人最大的性格特征。李雪芹和张踏钟即使是知识分子,也常常自嘲,让观众觉得可爱而明亮。

赵如涵认为“喜剧不出门”。她曾经和一个广东的学生一起看《乡村爱情》,发现这个文化背景不同的学生经常听不懂笑话。她意识到喜剧表达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东北的幽默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同时,中国人的幽默感是非常复杂多样的,就像欢乐喜剧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幽默表现形式——德云社百年传统的天津段子,麻花FunAge的舞台经验,辽艺的白云黑土,上海的“独角戏”曲艺,中国从来没有统一的喜剧形式。但如果要总结中国喜剧的共性,其中之一可能就是嘲讽往往只局限于参与表演的少数人,不涉及表演之外的其他人。“这是中庸之道的体现,也是非常聪明的做法,”赵如涵说。

03 原有的笑点制造方式正在失效,笑声是否带来反思

在拍摄《乡村爱情》的过程中,赵本山经常跟演员们说,“活下去。”赵如涵提到,《乡村爱情》之所以能被人们爱这么久,是因为它始终反映了当下的故事。创作团队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持续关注社会问题。这种时代感能很快让人入戏。

最新一部中,直播的兴起搅动了象牙山庄几乎所有人的生活——宋晓峰和二丫直播卖土特产,而“艾香宇宙中心”曾经熙熙攘攘的大脚超市却无人问津;杨晓燕直播过程中,不断有人刷她的礼物,引来王大拿的不满;村主任老徐焦虑地说,所有村民都在地里有手机,他们没有心思种田。再往前,招商引资、土地流转、大学生村官、回乡创业、承包荒山等新的农村社会现象在象牙山庄依次发展。赵如涵指出,“乡恋系列”每一部分的推出,都是为了配合当年国家对农村的扶持政策,也是这个系列的一个重要合理化、合法化的方式。

但正是这种无限贴近生活、呈现生活细节的欲望,使得农村存在的社会问题和矛盾随着剧集推进而不断暴露。不难看出,象牙山庄体现了当地传统的人际原则和宗法观念。传承是中国农民的基本价值观和意义感,一部名叫《爱》的电视剧也逃不出这个主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的生育危机,以及她们在《乡村爱情》中反复面对的管教和苛刻的批判。例如,王晓梦,作为一个有自己的事业并做得很好的农村女企业家,总是被谢广坤总统所束缚。谢广坤甚至说孟晓嫁给了一个苦家人,也就是苦家人。他必须照顾这个痛苦的家庭,孟晓的父亲王老七无权干涉。比如刘颖发现自己没有怀孕后,赵对她的态度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血缘的逻辑,首先让谢广坤提出儿子儿媳要姓谢,但养子不能享受和亲生子女同等的地位。当小萌有了孩子,他转身送走了他。

当然,早期作品中的局限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创作者。这些的确是人们真实思维和交流方式的呈现,也延续了传统喜剧的展开模式。但是,当社会意识还没有先进到让大多数人都能识别出结构性问题的时候,屏幕上的这种叙述反而可能强化人们的偏见——“你看,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

赵如涵提到,在当今的社交媒体时代,喜剧中的表情经常被审视和讨论。最初的开玩笑方式——包括嘲讽弱者的身体以及与女性和外貌有关的包袱——已经过时了。曾经很有趣的事情今天看起来甚至有点悲伤。

这几年,经常有人觉得春晚的小品越来越不搞笑了。赵如涵认为,更高的笑点是人类文化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今天,人们的视角和思维更加多元,生活中接受的新事物也更加多样。制造人们一致接受的戏剧性冲突更加困难。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人们不仅满足于萧玉,还希望在笑过之后获得更多的意义和思考。观众期待小品和媒体节目不仅要调侃,还要有文化沉淀和进步感,这无疑对创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新的社会观念冲击象牙山庄的时候,《乡村爱情》里的守旧派也正在被年轻派改变。王晓梦之前对公公谢广坤的无理要求一直忍让顺从,但在新赛季,尽管几经周折,他还是毅然提出分开。早已习惯了谢广坤各种行为的永强娘也开始和他唱反调,说村里的女人都在闹离婚,要效仿。

04 我们为什么需要幽默:喜剧如何承载社会情绪?

虽然赵家班的春晚小品已经褪色多年,但幽默从未离开过我们,层出不穷的喜剧节目也轮番登场。我们还能听到来自铁岭这个大城市的东北话,还能在欢乐喜剧、脱口秀大会、吐槽大会上看到各种形式的幽默。在赵如涵看来,幽默是刚需,而在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人们似乎特别需要幽默,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也为喜剧创作提供了素材来源。

“幽默”一词最早由林语堂于1932年从“幽默”一词翻译引入中国,随后幽默小品和闲适小品开始在中国文坛流行。林语堂视幽默为西方的,是改造中国人慢性心理疾病的良药。他认为,幽默是一种心理活动——在发现各种“失态”之后,通过把这些反常的、循规蹈矩的“失态”变成可笑的方法,来释放人们因发现“失态”而产生的压迫感和紧张感,从而达到精神上的和谐。他希望中国人能够建立一种哲学的生活态度,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冲击中,用幽默作为调节器。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喜剧文学为生活在动荡和激流中的人们提供了一剂绝望的雨水。张俭的《笑在乱世》一书考察了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试图分析喜剧如何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为数不多的文化空,在这种文化中,人们可以躲避审查,麻痹自己,缓解内心的紧张。书评人周卫认为,“幽默”是一种特殊的现代性,具有颠覆性,赋予了社会边缘的小人物超越社会规范的特权,代表着对规则的蔑视:没有什么是不能冒犯的。

在今天,已经被奉为经典的90年代春晚小品,无疑抓住了解构权威的特质,并多次用它来制造笑点。陈佩斯的小角色是一个典型。他是一个长期在主角和配角中扮演叛徒等反面角色的跑龙套演员,一次做主角已经做到极致。在《警察与小偷》中,他是一个冒充假警察,为同伙行窃的小偷;在《羊肉串》中,他是一个烤肉串的无照摊主,极力躲避工商人员的检查。在过去,这些庸俗的小人物给观众的是脱离等级秩序藩篱的情感体验,让普通人获得暂时从社会规范中解脱出来的快感。

更重要的是,林语堂曾经把幽默作为一种社会斗争的方式,让人们在血腥的环境中通过笑和咒骂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也就是“抗议幽默”。周卫认为这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史记·滑稽列传》指出了一种政治讽刺的“滑稽”。在现代,鲁迅的辛辣讽刺最能体现中国人“滑稽”与“讽刺”的审美范畴。所以在林语堂那里,幽默实际上被赋予了社会批判的作用。

在如今的喜剧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社会问题不断以插科打诨的形式被提及。赵如涵认为,中国喜剧很特别,有一半是去政治化的,不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或者说政治意识萎缩在喜剧的外壳后面;另一半是政治性的,反映了政治经济发展与文化的互动关系。

可以说,人们对任何一种媒介产品的需求背后都有一种特殊的心理机制。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人们尤其需要喜剧,喜剧在社会情绪的输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压力的缓解,也是情绪的宣泄。”特殊事件的发生也刺激了人们对喜剧的需求。2020年疫情初期,《乡村爱情》《刘老根》系列点播率很高,《乡村爱情12》2020年第一季度播放量超过1006亿。

尾声

《乡村爱情》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时代的产物,它描绘了一种独特的乡村叙事,与中国社会的城乡变迁同步。2006年第一部电影上映时,“三农政策”颁布刚刚一年多,农业税全面取消。此后,许多新的农村政策深入实施。《乡村爱情》生动再现了十五年来中国农村变迁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外来的人和物不断进入农村,搅动着当地的生态。当地社会主动学习城市的运行规则,并被后者改造。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的身份认同和对“城市”和“小镇”的推崇不再像以前那么多,国家/城市的框架也不再截然对立,两者之间的界限也逐渐模糊。

也正是转型期赋予了乡土叙事天然的喜剧内核——当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秩序与具有差序格局、宗族社会、面子逻辑运行规则的乡土社会相遇时,两者之间的碰撞与不兼容足够有趣,激起无数笑声。以最新的一个为例。赵本山饰演的王大拿仍然通过邻近原则和面对面交流中的送礼实践来理解网络世界。才多次被杨晓燕直播的粉丝送礼物搞得心烦意乱,认为粉丝对她有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故乡爱宇宙》中人们的行为既不是纯粹的人类交往逻辑,也不完全受市场逻辑支配;他们在保持本地人际行为的同时,也与远方取得联系——这种混合的形式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故事发生在铁岭山庄,也可能出现在中国各地。

参考资料:

夏伟波,。后乡土叙事:底层生活、反叙事与另类欣赏——论新世纪以来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叙事变异[J]。文学争鸣,2019(03):177-182。

刘·。进行客观公正的文学批评,探索农村喜剧的发展方向——电视剧《农村爱情故事》研讨会综述[J]。当代电视,2010(06):3-11。

从东北妇女的家庭地位看孟大明白

https://mp.weixin.qq.com/s/0IY694iGF2Yg3WSMfquj8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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