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瑜
在中国历史领域,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是一个成绩卓著的领域。在这两个领域,明清史与近代史直接相关。所以研究课题要相当一致。在近年来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交流和对话中,一些明清和近代史学者的努力也受到了多方面的关注。其中,两个领域的一些学者开始了积极的对话,使长期以来被人为隔离甚至对立的两个领域有了交流。但就这两个领域的主流研究而言,自说自话仍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各有各的话题和研究模式。这种情况确实有必要进行探讨和反思,以促进双方的互动和发展。因此,本文是学术史意义上的回顾性研究。仍然侧重于历史研究创新过程中理论模型与具体实践之间的张力。虽然有明确的导向,但无意在微观层面进行批判。
话题的由来
“明清史”、“近代史”、“社会史”这三个耳熟能详的概念,并不完全是传统的,甚至是本土的。
在传统史学中,有明史或清史,但不会有明清史。明、清并列,既说明它们不是明、清,而是它们的组合概念,既淡化了它们正统的朝代谱系因素,又强化了它们的时代因素,也说明人们已经把明、清作为一个具有相同特征的历史时期,或者说它们共同代表了王王朝历史的衰亡时期——这当然是事后总结出来的观点。“近代史”这个概念是从西方舶来的产物。在英语中,它的意思是现代史或现代史。传入日本后,被翻译成《摩登时代》。很多学者都讲过,这里就不赘述了。当然,这一概念在中国学术界的使用要早于明清史,清末民初也屡见不鲜。“社会史”的概念当然也来自西方,在民国时期相当流行,甚至在当时发生了“社会史大辩论”,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三个概念的共性在于,都是20世纪初的产物,都是“新”的概念。当时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张力远不如今天,这当然和具体的从业者以及他们赋予这些概念的内涵有关。
今天,这三个概念确实代表了不同的方向。它们曾经历时性地代表了不同时代的三种历史范式:《明清史》毕竟以客观政权或国名为标志,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王朝制度史,至少是一种带有强烈王朝制度史痕迹的历史书写方式。这种方式古今中外都有,今天我们把它归为断代史。“近代史”以主观判断的时间为标志,代表了一种带有某些科学思维特征的历史认知方式。它是在“近代”之后从西方产生,传入中国的。将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几代是相对较新的事情。所以,一方面,他们按照自己的时代往后推,离他们最近的是现代,最远的是古代,中间的是中古或者中世纪;;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的分界线也是根据近代以后产生的知识来界定的。古代和中世纪之间的时期是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中世纪和最近(现在)几代人之间的时期是文艺复兴和新航线的开辟(他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些都是现代思想的成果。尤其是由于“近代”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转折点——而非“一”,它带来了一系列对历史认知和书写有重大影响和争议的概念:前现代性、早期现代性、后现代性等等。近代史的这个概念,这个领域或者学科,无疑是近代的产物。与前两者不同的是,社会史的定语不再是时标。也就是说,它的革命性或突破性意义在于,它不得不突破一个被某些意识形态因素所限制和困扰的时间范围,把表意时间的角色留给“历史”来承担。这是一个我们不能不重视的问题。如果三者背后的语境关系被彻底理解,我们的研究将继续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目前,在中国史研究中,以这三个名字命名的领域,国内外都有最活跃的研究群体和显著的研究成果。如果说在日本,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的学者及其成就和研究后世历史的人一样杰出,那么在美国,研究明清史乃至民国史的群体要比前面的群体大得多。可能是因为所研究的时间段的特点和数据。研究明清史、近代史和社会史的学者,更注重理论和方法的思考,范式和观念工具的更新,以及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互动。他们从社会史的角度(同样,从新思想史、新文化、新法制的角度)观察问题,大多是明清和近代史的学者——也许是“现代化”或“现代性”。它们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使我们的讨论能够建立在相互理解和共识的基础上。
如前所述,从所描述的时代来看,“明清”与“近代”在时间上是连续的,甚至包括近代的晚清。两者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清代学者常常把自己和研究商周史的人视为同一个“古史”研究者,实属罕见。事实上,在长期的历史研究实践中,《中国古代史》中先秦或秦汉史与明清史并存已经成为一种既定的习惯。这并不意味着学者们认为这些时期之间没有区别,或者它们是完全同质的。如果我们认真思考一下,如果我们真的认为两个历史时期有本质上相同的特征,那就说明中国真的是一个停滞甚至静止的社会。同时,夸大其词,近代史学者有时会不自觉地将明清史等同于唐宋史甚至更早的历史。其具体表现是,1840年的“断”被极大地强调,明清与唐宋之间的“断”——如果有这样的“断”——显然不能与前者相提并论。一方面,它忽略了明清史与晚清以来的历史之间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它简化了社会变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以至于只有与西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碰撞才是真正的或唯一剧烈的社会变革。
事实上,我们很少反思“近代”在学术史上的划时代或转折意义,而是接受它为“应该”。为什么现代的这个转折或断裂比其他任何转折或断裂都意义重大?是不是真的创造了超过过去的巨大生产力?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例,不能否认近代开埠给这些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然而,正如研究珠三角的学者告诉我们的那样,当他们在80年代中期从广州到黄埔甚至南方的中山时,他们需要花半天时间,而且他们不得不在途中不断更换公交车和渡轮。然而,仅仅过了20年,人们只需要知道最近20年发生的变化可能比前一个世纪的变化更大。是否可以说它标志着另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无论如何,正是因为对“现代”的追求,才产生了“启蒙时代”,加上“萌芽”等等,都是指“现代”。这些历史时期的表述都是掌握了话语霸权的现代人发明的。后者并没有考虑到他们之前的那些人是如何思考他们自己的时代的,因为那些人“都在奔向过去”。
明清、近代及其“历史”都是标记时间的符号。至于对明清或近代“历史”的研究,这里显然没有明确表述。这种表达方式取决于不同的时代。中国传统的法规、传记、习俗、五行等等,现在已经让位于政治、军事、经济、法律、文化等等。除了“本土话语缺失”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现在,由于前两个概念的存在,以及根深蒂固的不同“学科”的形成,问题被“社会史”前面的“明清”或“近代”的时间戳凸显出来。
问题的突出
“近代”是某些历史阶段的产物,上下限要分阶段考虑。几十年来,现代史多关注下限,少关注上限。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主要是由于对断裂和连续性的判断——1840年以与上一个时代明显断裂为标志,而跨越1911年,前后两个时期具有明显的连续性,正如宋与唐的联系比宋元更习惯性。这种断裂体现在哪里?那就是帝国主义的入侵及其影响。这种模式的缺点在柯文的《中国发现史》中已经讨论得很清楚了,没有必要赘述。问题不在于强调这种断裂是否合适,而在于是否可以在这种前提下讨论“近代”的社会史,或者说讨论观点不同的“现代化”问题,这与不引入这些概念的传统讨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前提一旦确定,结论怎么破?只不过是颠倒了解读和评价,从单一强调帝国主义侵略,到同时强调西方现代化。一切“社会”历史现象,无非是西化及其本土反应。不同的是,以前讨论的是战争、机器、系统,现在增加了一些衣、食、住、行、玩、乐。
近代史上有争议的“革命”模式和“现代化”模式也是如此。近代史上的仁人志士革命不就是为了追求现代化吗?追求和建设现代化难道不是一场革命吗?他们怎么突然变成对立面了?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对“现代化”和“革命”的理解是否过于狭隘,是否只将其视为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被动回应,而较少关注中国历史本身的发展。
明清历史上也有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不说元明两朝的历史,而是明清并用?两个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中间夹着一个汉朝。其中,清人强调“清承明”,而明人,尤其是朱元璋,则强调“反胡元之政”,好像一个更连续,一个更断裂。我们更需要反思这些说法的出现:清人出于重建和稳定秩序的考虑,强调“清朝承袭明朝制度”。一定程度上确实是这样,但毕竟没那么简单。清朝人也有许多自己的创造。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不可能在空之前建立起一个多元且地域辽阔的统一帝国。如果我们看看改朝换代期间的战争,元朝末年汉族人自己打仗要比蒙古人激烈得多。明人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将蒙古赶出关外,而清兵基本保持统治稳定,经历了40年的战乱。我们仔细考虑明朝的历史,尤其是明初的制度,和元朝的渊源关系是非常直接的。比如军事制度,明朝跟元朝的传承关系很明确,清朝跟明朝改了。我们要思考我们被当时的主流文献误导到了什么程度,是否应该把史料当作历史真实的全面反映而不假思索地加以利用,或者是否需要了解史料的作者,作者为什么以及如何制作史料,从而真正理解史料。
明清史尤其是清史的研究者,往往在二十年后(1840年)主动放弃了对道光历史的探索。究其原因,一方面,近现代史在现行学科体系中已被单独划分,教学和研究成为相对独立的单位,其他人无法介入;另一方面,近代史讨论的话题与明清史无关。充其量就是中外关系——比如明清时期耶稣会士来华,乾隆时期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等等。——为现代史的话题做了铺垫。反而论证了清朝统治者坚持“重本抑末”的传统国策,引用了乾隆皇帝“中国应有尽有”的名言——无论是否符合事实。于是,明清史所讨论的问题,很长一段时间都局限在一个传统社会和“古代史”的框架内,讨论明清社会是如何衰落的,一些新的因素是如何被制度封杀而消亡的。于是,这种局面强化了近代史上的“史无前例的巨变”——中国无法靠自己改变,只能靠外力。
是不是明清以来,甚至宋元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很多历史线索,在道光二十年后就消失了?打破阶段的束缚,实现“向前看,向后看”并不难。在国内近现代史的主流研究中,事件史和制度史一直占据着相对重要的地位,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长期以来,无法做到“前顾后顾”,梳理事件或系统所处的历史脉络。重要原因是“现代”的事件和系统有明确的时代定位。当专注于在更广泛的领域探索制度、文化和社会问题的学者试图突破传统的近代史研究时,他们在“向后看”到民国初年时相当得心应手,但在“向前看”到明清时就比较困难了。其实,不管我们是否认同它的具体结论,国外一些实际上专注于清末民国社会变迁的学者,大多是从16世纪开始看待这一过程的,而我们却有些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现代化是否是晚清历史的主线,关于现代化的争论仍然陷入“冲击-反应论”的窠臼。
最近听到一些研究生介绍自己的学位论文思路,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的困境。一位研究生说,在某农村,清代同光年间的碑刻里有很多整顿风俗的规定,比如禁止赌博嫖娼。她似乎想表达这是晚清以来现代化进程的结果,原本“现代”的城市病随着工业化的扩张进入农村。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年轻学生自己的独特看法,因为我们在其他学者关于近现代社会史的著作中也看到过类似的表述。问题是这些社会弊病已经存在一千多年了。至少在这一时期之前,我们在村庄里看到了大量类似的禁令。怎么能和晚清所谓的现代化或者工业化挂钩呢?这当然不是这个学生的问题,甚至不是老师的问题,而是学术界的问题。很多学者真的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往往想当然的认为自己看了。有些东西是新的,因为根据某些教科书“常识”,有些东西“应该”是新时代的产物。有趣的是,这个主题看似“社会史”,其实是在一个既定的“政治史”框架下提出假设或结论。
用不同的政治史或社会史观念重新解读明清史或近代史,差异还体现在材料的使用和由此升华的方法论上。事件史和制度史的成就,有赖于近年来一些学者孜孜不倦地梳理档案,澄清许多令人困惑或长期误解的历史结论,使我们的讨论建立在坚实的实证基础之上。另一方面,这些档案的史料性质和围绕其形成的研究方法决定了它们在制度史或事件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同时也决定了它们在处理许多其他相关问题,特别是其社会状况和现实问题时的弱势。但当人们试图采用和解读档案以外的史料时,就会在方法上束手无策。从这个意义上说,柯文的三首历史曲子应该是有启发性的。
明清史研究中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徽州文书。就其规模和资料性质而言,它确实是历史研究者的宝库,当然多年来一直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但由于这些民间文献档案目前的保存状况,在制度史的研究中,如赋税与劳役、户籍、诉讼制度、宗族制度等的研究中,都能显示出其巨大的价值。然而,为了了解徽州地域社会,这些材料的原有体系被打乱了。这个单位收了这部分,那个单位收了那部分。原本属于一个家庭和一个社会的东西已经被撕裂。或者按照某种“科学”的分类(如土地、商业、祭祀、宗族、教化、灾难等)重新整理原有的史料体系。).如何研究是否放弃,或者借助其他数据和相关方法尝试恢复原系统?如果我们做下面的工作,如果没有训练和视野,会不会觉得不知所措?如果单纯的放弃,会不会影响我们现在工作的解释力?
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认真思考一下关于Rank传统的讨论。柯蓝史学的特点之一是广泛利用档案和文献,并认为这些史料是最可靠的。同时认为可以获得更客观的历史真实,从而使史学成为一门“完整的科学”。弗兰克的科学实证主义方法为史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使历史研究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实证工作基础上,其成果至今犹存。然而,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人们对兰蔻传统提出了质疑。为什么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会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些人是完全忽视、完全否定兰蔻传统的积极意义,还是小题大做?如果我们今天所做的基本上是兰蔻的传统工作,我们怎么能在方法论上完全忽视这部20世纪的学术史呢?怎样才能无视后人对兰蔻传统的批判,一意孤行?"
更重要的是,需要思考这个问题,即时间上有联系的明清史和近代史,在研究课题上往往没有相互衔接。1840年后明清问题是否戛然而止?1840年以后,出现的都是前所未有的问题,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帝国的管理体制、社会经济运行状态、市场体系、内部社会危机及其应对等等。前面讨论过的后来失踪?为什么沿海开埠城市的社会变迁,太平天国或者义和团运动,甚至经学,理学等。后面讨论的与前面的历史背景无关?也许,社会史可以做一些这方面的沟通工作,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从问题出发,打破主观阶段局限的探究方式。
问题的探索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责任只能由社会史或历史书写者从社会史的角度来承担,打破以重大政治事件为单一标准的分期模式,以问题为中心“前顾后顾”,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内理解历史变迁。原因在于,社会史从产生之日起,就是全面的、整体的、长期的。它既不把政治当作一切,也不根据政治来理解社会,而是从社会来看待政治和其他事物。
目前从社会史角度研究的学者中,有一部分明清史界人士,从区域史的角度,将传世文献的解读与民间文献的解读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些新的历史解读思路,试图摆脱社会史研究中“余史”的嘲讽。其实,除了地域史指的是整体史或大历史,田野实践不仅仅是搜集民间文献,更是了解传世文献,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以“问题”设定研究时期,重新审视传统分期,而不是在传统分期的既定框架下解释历史。
密切关注明清史的社会史学家越来越发现,他们的问题被局限在1368-1644年或1644-1840年的时间范围内,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他们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历史元素,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之前的历史遗产是如何成为这一时期的资源的;他们也关注这些因素在未来的发展变化,从而导致后来一些事件的结局。
成山围角
我们越来越发现了解明代卫所和军户制度的重要性,但很少有学者在这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而这个问题相比之下是极其复杂的。如果要研究明朝以后的移民问题,几乎离不开对卫所和军户制度的了解,而对移民问题的研究——主要不是移民过程,而是移民原因和移民后的社会秩序——对于了解明清社会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另外,北方民族的一些问题,比如中国穆斯林所谓的“大散小居”,在我看来都与医疗保健制度分不开,而医疗保健制度与元朝的军事制度有直接关系。我们也会发现,仅仅在一个朝代更替或者民族冲突的框架下理解清初江南的一些大案要案是远远不够的。江南士绅的集体态度,他们的利益和权力,他们与北方朝廷的复杂关系,至少要从元明时期说起,否则我们对他们的表现,对清朝统治者的表现,就不会有透彻的了解。
真正让我对1900年到1911年的社会政治变化印象深刻的,不是我读过的关于辛亥革命历史的作品,而是鲁迅的小说。从那里,我真正知道各种各样的人是如何经历一场革命的。小知识分子、农民、市民、商人、军官……各种不同的心态、经历、际遇、酸甜苦辣。在一个非常日常和普通的空房间里,作家塑造和加工的人物栩栩如生,令人信服。重要的是他们再现了一个时代。在这里,辛亥革命不是一个神圣的事件,而是每个经历过的人生活的一部分。在我们的历史书写中,重大事件被高高竖起,是改朝换代和宫廷斗争的工具。似乎它们不仅与普通人的生活无关,也与州、县、镇或村庄无关。因此,历史在理解这些事件和理解社会各个层面上都变得不完整。这也是我关注浙江湖州林爽镇近代“政治史”的原因。梳理数百年来各种力量的介入和发挥作用的变化,就可以知道社会史是不是“不关心政治”,尤其是社会史是如何关心政治的,或者说对政治的关心是否可以脱离社会史的取向或一个很长的时期,讨论近代政治史的研究是否一定要“跨地区”似乎就没有必要了。
近代史不仅仅是东南沿海和开埠城市的历史,“帝国主义侵略”和“现代化”并不能涵盖中国“近代”的全部主题,它们甚至不是近代研究中唯一的问题意识。晚清时期,西方移民的大规模开发和“边村社会”的形成,也是这片广大地区的剧变。而且,如果不从明朝的移民浪潮中把握这种变化,至少在清朝雍正以后,我们不会看到从云南、贵州、川西南到蒙古、青海、新疆,甚至西藏从“新疆”到“老新疆”的过程在19世纪中国历史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如果以内蒙古土默特地区为例,不进行长时期的提问和观察,就很难了解基层社会运行和生计中的汉族、蒙古族、旗制、喇嘛制等因素。
我们发现,当我们习惯了和近代史上的大事件或者著名人物打交道的时候,当我们去大陆进行观察的时候,突然有一种踩棉花的感觉。软无力——我们面对的似乎是一种“无事件的情况”:现代中国的变化只有一张脸吗?现代中国的解读标准只有一个吗?那些看似不相关的东西,真的因为中国太大了,就不相关,只能解读为空的区别吗?我们对“变化”采取线性、单一的认知,我们也缺乏处理“和平”社会的方法论——我们在中国历史内部创造了一种新的二分法,一种是与西方人密切接触形成的“历史性”社会,一种是看似“静止”的“非历史性”社会,就像当年西方人看待东方和非洲一样。
定县因严的平民教育运动而闻名于世,并受到许多学者和国家政府的重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平民教育试点村的邻村,我们看到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寺庙汉祖寺,里面供奉着著名的民间宗教领袖——明末始祖朴高。现存碑文表明,当地的信仰体系历经数百年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现代平民教育实验和这个信仰体系在同一个空房间里。他们之间存在怎样的紧张关系?定县士绅长期塑造的韩(于)苏(士)形象与近代平民教育运动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仅从清末改制、新学普及、思想启蒙等因素是否能充分说明定县平民教育运动的前因后果。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除了被新民族国家树立为典范之外,新知识分子在这里对民智的改造基本上是失败的,他们甚至采取了非常粗暴的措施——比如拆掉这里的大部分寺庙。这种做法延续到了50-70年代,但是怎么样呢?为明清统治者所痛恨的民间宗教寺庙,如今又复活了。我相信假以时日,许多寺庙将会重建。这样做的人可能是别人,但绝不是新学的精英。
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突破前述束缚的努力在思想史领域有所体现(如闵关于“三个突破”的观点和一些学者的具体研究,如葛的《渐行渐远》)。这当然是因为“思想”的语境不可能与某一阶段完全一致,也是因为思想史和社会史一样,是基于问题的方法论视角。但问题是,应该从哪里入手,以尽可能贴近历史情境的多元方式重新解读历史?我觉得首先要做的是认真回顾过去的学术史,反思现在的“问题意识”从何而来。其次,加强史料的多样性,从对史料的不同解读中形成新的方法论;最后,在具体的,不抽象的,不脱离概念和想象的历史情境中,对问题和史料进行说明。
就后者而言,明清以来的社会史学者主张“区域社会史”的出发点。虽然有些学者把这个“区域”误解为一个界限分明的概念,但他们提出了实际上并不冲突的“跨区域研究”的观点(任何更高一级的“区域”与更低一级的“区域”相比都是“交叉的”),甚至以“宗族”为例,清东陵的研究既没有宗族,也没有寺庙,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故宫的档案。但仍能符合地域社会史的概念,把相关的事件、人物、礼仪制度、整个清朝历史的变迁及其复杂关系放到特定的语境中去理解。当然,我们也可以思考爱新觉罗王室与其陵墓、汉氏族制、寺庙神圣象征意义之间的联系。
对于从边缘社会出发的人,无论从哪里看,从哪里出发,都关注他们何时、如何融入主体社会的历史过程,关注这一过程的多样性;对于从心社会的中心开始的人来说,他们关注的是这个社会何时、如何发生变化,以及在整合边缘社会的过程中,原有的地位会加强还是削弱。简而言之,区域社会史的进路是强调问题,允许跨时间,其最终目的必然是跨区域的,甚至是整合的。这样的问题不仅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存在,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的中国也存在,甚至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也存在。边缘地区和中心地区、群体等。都在不断地被替换,就像当年处于核心的中国领导阶层,如今在角色上被边缘化,20世纪的广东也处于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中。如果说历史阶段很重要,那么这应该是衡量历史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
或许,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分别在明清史、近代史、社会史的名下进行对比,是一个有趣的课题。或许可以让我们搭建一个平台,让明清学者和近代史学者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对话和讨论。
本文原载于《学术月刊》2005年第12期,原题为《明清史与近代史:社会史视角的反思》,注释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