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情况
2012年至2013年期间,黄某从地区花鸟鱼虫艺术大世界市场购买红尾蟒8条、球蟒2条,将购买的6条红尾蟒换成球蟒2条、网蟒2条、杜氏蟒2条,用于饲养、出售,并由郭某放入地区XXX房间内
随后,2012年至2016年,黄某通过其注册的实名商家“YYYY”等账号在“XXXX”论坛发帖、跟进,在微信、QQ等网络平台发布前述动物的饲养、交易信息,招揽客户。其中,2012年4月,黄某以人民币13000元的价格向客户(另案处理)出售红尾蛤蜊4只。2015年9月3日,黄某在微信上以人民币900元的价格向客户“SSSS”(另案处理)出售红尾鸮幼虫一只,并指使郭某当场与客户结算。2015年9月11日,黄某在微信上以邮寄方式将一只成年红尾鸮卖给客户“CCCC”(另案处理),价格为人民币3500元。
2016年11月24日,黄某强在某省B区XX室被警方抓获。当场查获杜氏蛇2条(经鉴定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所列动物)、球蟒2条、网蟒2条、红尾蟒17条(经鉴定为濒危),随后,黄某在某省D区某宾馆内被警方抓获。2016年12月7日,经警方通知,被告人郭在亲属陪同下到案。[案例焦点]
1.涉案动物列入CITES附录II,但司法解释附表中只有国家一级保护的同属或同科野生动物,没有国家二级保护的同属或同科野生动物。可以参考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鉴定标准吗?2.涉案动物列入了CITES附录一和附录二,但司法解释附表中没有国家一、二级保护的同属、同科野生动物。怎么处理他们?
[法院判决的要点]
A、B市C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黄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郭某、黄某强已构成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郭某、黄某强协助销售红尾鸮的情节,应当认定为一般情节。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郭接到公安机关的通知后,在其亲属的陪同下到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从轻处罚。三名被告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予以从轻处罚。综合本案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被告人悔罪表现,对被告人郭某、黄某强予以从轻处罚,依法适用缓刑。
A省B市C区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被告人黄某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2万元;
2.被告人黄某强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五千元;
3.被告人郭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五千元;
四。依法扣押的蛇和作案工具(详见扣押清单)予以没收。
黄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A、B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球蟒、网纹蟒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不能参照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蟒蛇”执行。司法解释附表中无国家二级保护同属同科野生动物可供参考,杜氏和红尾案件中无国家一级或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上诉人黄犯罪数量少,获利少,未造成大量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死亡的严重后果,犯罪情节轻微;同时,考虑到上诉人黄某在抓捕过程中无反抗行为,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坦白表现等法定酌定情节,原审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2万元,属非正常量刑。该法院二审改判。综上,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认定的罪名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仅适用法律不当,对上诉人黄某量刑过重,本院予以纠正。
A、B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是维持原审判决第一句的定罪部分和第二、三、四句;
2.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的量刑部分;
三。上诉人黄某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
[在律师之后]
本案有两个争议点:1。涉案动物列入CITES附录二,但司法解释附表中只有国家一级保护的同属或同科野生动物,没有国家二级保护的同属或同科野生动物。能否参考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鉴定标准(如涉及球蟒、网蟒);2.涉案动物列入CITES附录一和附录二,但司法解释附表中没有国家一、二级保护的同属、同科野生动物。如何处理他们(如杜兴和红尾涉及)。
根据《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规定:“《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国家一、二级保护的野生动物,《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二所列野生动物,以及上述驯养繁殖的物种。”可见,我国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后,野生动植物的保护范围扩大了,不仅包括原产于我国的野生动植物,还包括非原产于我国但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和附录二范围的野生动植物。因此,本解释第十条同时规定:“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所列非原产于中国的野生动物的,认定标准为‘情节严重’和‘特别严重’,参照本解释第三条、第四条以及附表所列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认定标准执行。无国家一级、二级保护的同科野生动物的,参照国家一级、二级保护的同科野生动物的认定标准执行。”然而,在实践中,对《解释》第十条的具体实施存在不同的理解。
首先,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点是,涉案动物列入了CITES附录II,但司法解释附表中只有国家一级保护的同科野生动物,没有国家二级保护的同科野生动物。能否参考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鉴定标准(如涉及球蟒、网蟒)?作者对此持否定观点。
因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林业局、公安部、海关总署关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涉及的CITES附录一、附录二所列陆生野生动物产品价值核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指出:“我国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简称《CITES》)的缔约国, CITES附录一和附录二所列的非原产于中国的陆生野生动物已分别依法获得批准。 同时可以明确的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中的物种是指如果再次进行国际贸易将会灭绝的动植物,并明确规定禁止其国际贸易,而附录二中的物种是指目前没有灭绝危机,国际贸易受到管制的物种。可见,公约对附录一和附录二物种的保护是明显不同的。所以已经转入中国国家一、二级保护的野生动物,保护意义自然是不一样的。如果涉案动物列入CITES附录二,但司法解释附表中只有国家一级保护的同科野生动物,没有国家二级保护的同科野生动物,直接参照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认定标准(如涉案球蟒、网蟒),必然导致罪刑不相适应,从而出现量刑畸重的情况。
其次,针对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点:涉案动物列入了CITES的附录一和附录二,但司法解释附表中没有国家一、二级保护的同属、同科野生动物。如何对付他们(比如杜兴和红尾)。笔者认为应当按照《刑法》第341条规定的情形处理,而不能按照“目、纲、门”相同属性的相应更高级种的“情节严重、特别严重”处理。
上述通知第一条规定:“列入CITES附录和附录的陆生野生动物产品的价值,参照其所属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同类产品的价值标准核定;没有同科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核定同科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同类产品的价值标准;没有同科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参照相同用途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同类产品的价值标准核定;没有相同用途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参照同纲、同门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同类产品的价值标准核定。”也就是说,它肯定了在确定陆生野生动物产品价值时,逐步寻找具有相似性质的动植物的方法,但这种方法有待商榷。
一是本通知第二条“属于同一科、同一目、同一纲或者同一科”中,不同保护级别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参照本分类单元内同一保护级别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同类产品的价值标准核定;同一级别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应当按照本分类单元中价值标准最低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同类产品的价值标准核定;CITES附录和附录的分类单元中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但保护级别不同的,应当参照价值标准最低的分类单元中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同类产品的价值标准核定;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只有一种的,应当参照该种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同类产品的价值标准核定。“该条例还采用了更为保守的控制方法。说明这种逐级比较法具有一定的扩大刑的犯罪风险。在上面的解释中,只是将逐步搜索比较的方式局限于“家庭”这一较低的分类属性。而且,从解释和通知的效力层面来看,前者比后者更有效。因此,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涉案动物应列入CITES附录一和附录二。但司法解释附表中没有国家一级或二级保护的同科野生动物,作为刑法第341条一般情节处理。
孙伟律师简介
上海林惊羽(天津)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天津市法学会诉讼法学分会会员
天津市西青区政府法治智囊团成员
青年公益法律智库(PROBONO)工作委员会委员
天津电视台科教频道《律师咨询》特邀嘉宾
南开大学滨海学院法政系实践导师
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校外实习导师
天津商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
中国民航大学法学院实践导师毕业于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在市局直属单位工作十余年。期间多次获奖。从事律师工作以来,办理了多起重大刑事案件,取得了良好的辩护效果。特别是在非法集资犯罪、职务犯罪、涉税犯罪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案风格。善于将以往的工作经验与刑事辩护策略和技巧相结合,注重事前预防和过程处置,为客户防范经济活动中的刑事风险提供专业合理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