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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跨文化对比

中德跨文化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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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大环境下,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开展和推进,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走出国门寻求发展,但跨文化管理一直是中资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在德中资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定性研究中的专家访谈法,对在德中资企业的中德员工进行了深度访谈。研究结论表明,中资企业应通过“转型”寻求和谐,以和谐、混合、融合的方式进行企业跨文化管理,进而构建符合中国企业基本情况和中国文化背景的跨文化管理模式。

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绿地投资、并购等方式走出国门开拓市场,中资企业成为不可忽视的生力军。然而,“走出去”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东道国的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价值观缺乏正确的认识。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中资企业的管理对象会变得复杂多变。如何在变化的过程中“保持不变,应对一切变化”,找到符合中国企业基本情况,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跨文化管理模式,将成为企业跨国经营的关键。

为了探讨这一问题,笔者选择在德中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德合作取得了很大进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德国投资发展。据德国各联邦州经济促进局统计,截至2017年,在德中资企业约有2500家,成为德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其次,在投资德国的过程中,虽然中资企业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跨文化沟通和管理一直是中资企业遇到的第一个困难。虽然在德投资的中资企业采取了各种积极措施来克服这种差异带来的问题,但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因此,研究在德中资企业的跨文化管理就显得尤为必要。再次,中德两国在民族文化和企业文化上存在很大差异,与德国相比,中国文化处于相对弱势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在德中资企业的研究,可以找到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跨文化管理模式,更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

一、跨文化管理文献回顾

跨文化管理又称跨文化管理,主要研究如何克服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在跨文化条件下进行有效的管理。国外学者对如何有效减少文化冲突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莫兰和哈里斯认为,跨文化管理的基础是形成一种合力。在后续的研发中,Moran和Abramson和Moran进一步阐述了协同的意义。他们认为协同作用可以创造一个综合的解决方案,从而激发来自不同文化的成员的潜力。阿德勒、多克托和雷丁提出了一种处理文化差异的方法——文化协调理论。这种方法认识到一个组织中各种民族文化的异同,并将这些差异视为构思和发展一个组织的有利因素。布勒、科尔和安德森针对跨国经营中的文化和价值观冲突,提出了管理跨文化冲突的决策树模型,并得出了处理跨文化冲突的六种基本策略:回避、胁迫、教育、谈判、适应和合作。

与国外学者相比,我国对跨文化管理的研究开展较晚,并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即侧重于我国合资企业的跨文化管理。于和提出了共同文化管理模式(CMC),即建立共同的管理文化。于和阎文华在共同文化管理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融合与同化理论。这种理论是将企业多元化的价值观转化为一种被大多数员工认可的共同价值观,即企业核心价值观(即融合),并使所有员工接受(即同化)。和曹提出了跨文化管理的“冰川模型”,通过平行、覆盖和交叉三种方法来把握跨文化管理的有效性。

纵观国内外对跨文化管理的研究,笔者发现了几个不足:第一,就研究对象而言,跨文化管理的研究多集中在合资企业和大型国际跨国企业,其基础理论多以国外理论为基础。相比之下,国内对“走出去”企业跨文化管理的研究较少,缺乏基于中国文化背景的理论研究。其次,从研究内容来看,虽然很多研究都强调文化协同,但是对于如何实现文化协同、解决文化冲突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再次,关于研究方法,由于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国家文化、企业文化等宏观和中观层面,学者们侧重于定量研究,而较少进行定性研究。但从微观层面来看,运用质的研究方法研究个体的文化认知以及不同文化的个体在面对文化差异时的互动,也有助于丰富跨文化管理的研究。

二、我国企业跨文化管理的应有意识

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要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还要输出自己的文化特色。中资企业在管理的具体操作中当然可以学习和复制西方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但要想创建有中国特色的跨国企业,就必须打造自己的企业家精神,找到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方法。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今天,中国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能出口思想。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提升自身实力、削弱他国国际影响力的理论。“然而,随着中国学者的研究,这种现象正在发生变化。今天的华侨义学一、和学二延续传统,有所发展。他们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精神,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理论。

作为一种理论,华侨易学和华侨和谐学不是天马行空的,而是与现实紧密结合的有益的思维方式。海外华人易学学者叶娟认为,在全球化和现代性的双重背景下,海外华人的易学研究有助于观察异质文明的长短,把握原始特征。“二元立体——海外华人的变化”的应用,有助于人们对文明、自然、宇宙的把握。简而言之,海外中国易学关注的是如何在文化和主体之间对话的跨文化智慧。和谐研究学者张力文认为,和谐思维作为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精神,反映了现代社会的需求,通过和、和、和、和、和、爱五项原则可以有效化解矛盾。摘要:海外华人对易学与和谐的研究尤其突出了"变"与"和"的意识,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总结,也为中国跨国企业寻找合适的跨文化管理方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因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不能照搬原有的经验,必须寻求“改变”。在实践中,“和谐”将有助于解决冲突,实现成功的跨文化管理。

(一)“变”的意识。

中国传统思想的瑰宝《易经》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变”,即宇宙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化,而这种变化来自于万物的相互作用,即“万物在阴阳两种力量的推动和矛盾下发生变化,变化的过程就是通过相互作用。”当代学者叶隽受《周易》思想的启发,开创了海外华人易学的先河。他关注二元关系的交集,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交易”的层面,即研究对象如何通过交集实现精神上的变化。

海外华人在易学上的基本思维是“二元立体,海外华人易上路”。在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内部结构形成立体结构,寻求在两者之间搭建桥梁,进而形成有效的“第三点”立足点。第三维度作为“三”,尤为重要,表现为流动力因素,可以是和谐的,也可以是矛盾的。至于二元关系如何变成三维结构,他提出了“跨域”的概念,意思是事物必须有互动关系,尤其是积极的互动关系才能促进事物的良性发展。“跨域”的概念类似于跨文化交际研究中的“跨文化”概念。“跨文化”是指“文化之间的复杂联系,它不仅包括文化的重叠、相似和互补,也包括文化的差异、矛盾和紧张。“跨域”和“跨文化”都指向两个接触实体的交集,这部分是最有可能发生“变化”的区域。

除了关注跨域,叶娟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原则,即关注主体原则。他认为,虽然调查了二元交集域,但有必要关注作为交集域背后支持的本体。交集域只有成为本体的一部分,才有意义。这里的主要原则,即使遇到大它者,也不改变它的本质,不把自己异化为大它者。总之,这种主体性原则的背后是在变化中求恒常,追求自我与他人的相对平衡。

中国企业进入其他国家,在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以双方接触为前提感知双方的文化差异和问题,这是两家公司的“跨域”或“跨文化”所在,也是最容易发生变化的地方。因此,中资企业需要从这里开始进行跨文化管理,以“变”的意识为指导。同时,企业高层需要保持中外文化认同,找到两者之间的相对平衡。

(二)“和谐”意识。

长期以来,文化差异被认为是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合作的障碍,许多研究者将文化差异视为文化冲突的导火索。其中最著名、影响最深远的是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其背后是许多欧美人曾经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是人类文明的引领者,而西方国家则是从工业革命开始,以其资本主义伦理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当人类处于全球化的历史十字路口时,不仅需要重新审视西方文明,也需要从东方文明中汲取新的营养。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和谐”是中华文明勾勒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张力文认为,“和”或“和”不是某一个学派的文化精神,而是儒、道、墨、法、阴阳、佛教的普遍文化精神。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中和,天之地位,万物育。”(《礼记·中庸》)从人际关系来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不和。”(《论语·鲁兹》)从民族国家关系的角度来看,“先共之事出,天下咸宁。”(周易干卦)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中国人崇尚大度包容,兼收并蓄,善于吸收不同的文化资源。这种“和为贵”的思想不仅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瑰宝,也是当今人类社会所需要的精神,因为它注重各种文化资源的互联共生。

当人们面对二元对立的时候,不应该是“不是东风压倒西方,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纵向思维,而是一种双方都能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时就需要一种“和谐”感。借鉴前人的思想,中资企业在跨文化管理中需要以“和”的意识作为指导思想,这就要求管理者认识到中外文化的异同。同时,他们也不刻意回避差异,盲目追求两种文化的一致性,而是在理清两种文化资源的优劣的基础上求同存异,从而实现两种文化的共存与融合。

三、在德中资企业跨文化管理

为了探索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跨文化管理模式,笔者利用定性研究中的专家访谈法,在访问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期间,对来自德国10家中资企业的12名中方员工和6名德方员工进行了深度访谈(见表1)。通过访谈发现,为了更好地适应德国商业环境,融入德国市场,在德中资企业非常重视本土化经营,大量雇佣当地员工。然而,一些中资企业高管在管理中仍然缺乏跨文化意识,在分析和管理内部环境时,对中德文化的差异和互动不够重视,导致中德难以形成合力,进行有效的跨文化管理。文化差异如果克服不了,就会成为企业的劣势,但如果处理得当,不同的文化资源就会成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因此,这一部分将“和”与“变”结合起来,重点探讨在德中资企业应如何整合企业内不同的文化资源,从而保证企业的稳定性,减少文化冲突,将所谓的“劣势”转化为“优势”。基于访谈结果和前人研究,笔者认为在德中资企业可以通过和谐、杂合、融合三种方式对中德人员所携带的异质文化资源进行跨文化管理。

表1受访者及企业基本情况一览表

(1)和解。

和谐是指不同文化元素的妥协,以使双方能够顺利沟通,以免引起纠纷。在采访中,对于那些容易产生纠纷的文化差异,受访者认为双方都应该“改变思维”,以适应对方与自己的差异,也有受访者将其视为妥协的艺术。

面对容易引起文化冲突的文化差异,管理者应该主要以和解的方式来处理。具体来说,有以下三个方面:

中方上级聆听德方下属建议与德方员工遵照中方上司决定;中方主动,直接表达与德方委婉,间接表达;中德双方使用英语进行沟通。

采访中,受访者表示,中国上级在决策时往往喜欢“一个声音说话”,很少听取下属的意见,这让喜欢提建议的德国员工极为不爽,导致企业内部上下级沟通不畅。久而久之,德国员工不再感受到信任,导致跨文化沟通失败。一些德国受访者提到,这是中国遇到的最大障碍。在这方面,中国的老板们必须变得更加开放,鼓励公开讨论。

在德国,员工可以直接参与企业的民主管理,他们充分享有知情权、咨询权和讨论权,尤其是涉及到员工自身利益和工作范围时。就德国员工而言,他们对自己工作范围内的事情有充分的话语权,中国老板必须给德国下属空发表意见的空间。但对于在中资企业工作的德国员工来说,德国员工听从中国上级的决定并非不可接受。

所以在实践中,中国的管理者要给德国员工充分表达自己观点和意见的机会,并在此基础上,向他们解释企业内部的等级制度,让他们遵守上级的规定。管理者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时,要让德方熟悉中国人的表达方式,因为中国人很难接受公开的指责和批评,可以学习一些中国人的处理方式,比如委婉的表达或者私下的陈述。

在中德交流中,管理者应该鼓励中国员工更积极、更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在采访中,许多中国受访者认为他们应该向德国学习更积极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走出自己的圈子,建立中德之间的情感和工作联系,避免因沟通不畅而产生不必要的冲突。

最后,由于双方的语言障碍,强迫双方在短时间内掌握对方的语言是不现实的。所以在德中资企业的工作语言基本都是英语,这也是中德的和谐。尽管双方在语言问题上仍存在沟通障碍,但管理者仍应坚持将英语交流作为现阶段最现实的解决方案。

国学大师汤用彤指出,外来思想的输入往往有三个阶段:“调和是因为看到了表面的相似,冲突是因为看到了差异,调和是因为重新发现了真正的重合。”他认为,不知道差异就盲目和解是肤浅的,知道差异就和解是深入的。至于如何调和,古代的“中庸”观念可以为今人提供参考。“中立就是中立,但不容易平庸”。《礼记·中庸》说:“喜怒哀乐不表,皆表于中节。中者也,天下之大基,和者也,天下之达道也。中和,天职,万物之育。”这意味着即使双方在某些文化特征上存在差异,但连接它们的中心点仍然存在。中庸超越了简单的二元对立,不走任何极端。在基本的二元关系中,对立双方都可以相互转换。这时候找一个合适的中位来调和,是避免冲突的必要途径。

(2)杂合性。

而杂是指几种食物混合在一起。在这里,它意味着不同的文化元素和谐共存。在采访中,受访者认为有些文化差异不需要刻意改变,因为这是维持企业稳定所必需的。面对一些文化差异,管理者可以“区别对待”,最终达到“殊途同归”,保证企业顺利运营。具体来说,适合杂合的文化差异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中国企业制度与德国法律制度;中方工作与生活界限模糊与德方工作与生活的明确区分;中德双方工作范围与方式。

中国企业进入德国,首要任务是遵守德国的法律制度,尽可能做到管理本地化。当面对法律意识很强的德国员工时,不应该再像中国员工那样行事。中国的企业有自己的企业制度或习惯,与德国的法律或习惯不一致,在执行中经常遇到困难。比如德国很难普及打卡或者考勤制度。这个时候,管理者要灵活应变。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所有打卡系统都可以取消,因为这种做法在西欧不可行。”

中德差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休假和加班。德国工作人员严格区分工作和生活,工作时间符合法律和合同。虽然他们会为了工作放弃一些私人时间,但毕竟不是常态。相反,中国员工在工作中花费的时间更多,基本上是依靠上级的意志。管理者面对中国和德国的工作时间实行不同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

此外,中国和德国的工作范围和方式不同。中国员工倾向于工作范围更广,注重效率,行事灵活迂回。德国员工工作范围明确,工作中注重计划性、准确性和结构清晰,行事更直接。面对不同的员工,管理者应该以不同的方式对待,而不必让双方都以同样的方式行事。

杂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了企业的稳定,同时也保持了各自的文化认同。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人们可以一起工作和生活,而不必完全一致。第一个前提是承认双方的文化自主性。“君子和而不同,小人不和”(《论语·鲁兹》)。所谓“和”是指不同要素的和谐与平衡,“同”是指相同事物的一致或积累。过分追求雷同和一致,往往适得其反,破坏双方原有的平衡。另外,杂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文化的差异,但并不回避差异,而是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实现了多元文化的共存。与调和变化的要求相比,杂合寻求在变化的同时保持不变,追求两者之间的相对平衡。

(3)整合。

融合,也称整合,是指原本不同的各方相互结合,一方依靠另一方的支持和补充,形成新的结构。根据访谈结果,有两种主要的文化差异适合整合:

中方决策迅速与德方员工表达观点;中方行事灵活与德方注重秩序。

可以融合的文化元素通常是各自文化中的主导因素,但好与不好“要看具体情况”。在工作中,管理者要根据具体情况,把两种文化中好的文化元素结合起来。

中国老板喜欢“一个字”,做决定很快,德国员工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没有具体情况很难判断孰优孰劣。中国老板做了决定,中国下属就会全力执行。当这个决策正确的时候,会很快给企业带来业绩。而德国员工喜欢建言献策,最大程度避免决策失误,但如果浪费太多时间在讨论上,会影响企业的效率。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贸然断定中国老板“一语中的”是完全错误的,德国下属的建议和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在具体工作中,管理层要勇于决策,在服从下属决策的前提下,将两者融为一体。

同样,中国的灵活,德国的重秩序,也分不清优劣。灵活意味着变化快,规划意味着僵化。但换个角度,灵活意味着高效,规划意味着严谨。在具体工作中,两者也可以融合。当德国过于强调计划时,中国的灵活性和冒险精神可以迅速让工作脱离常规。当中国过分强调灵活性的时候,德国的严令可以让工作重回正轨。

此外,一些受访者还谈到了中德两国的共同点,那就是勤奋、认真、可靠、守纪律、执行力强。很多时候,双方共同点背后的原因是不同的,但无论如何,管理层都可以以双方的积极态度为出发点,从而促使双方在工作中不断磨合,在遇到问题时寻求不同的积极解决方案,从而使文化差异的融合成为可能。

其实,所谓“和”,既有冲突,也有融合。如果冲突不走向融合,只会有负面意义,而如果没有冲突,融合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因此,冲突是融合的原因,而融合是冲突的结果。如果将两者相互冲突的文化元素进行扬弃和选择,然后整合优势元素,完全有可能达到“和五味调口”、“和六韵听耳”的优化效果,为企业创造优势,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莫朗等人提出的文化协同理论。

四、中国文化背景下跨文化管理模式

通过对在德中资企业的调研可以看出,在海外华人易学的“二元立体”结构中,第三维度极其重要,只有双方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事物才能健康发展。企业的管理层需要借助有效的跨文化管理,促进中德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变”求“和”,以和谐、混合、融合的方式对双方的文化元素进行跨文化管理,从而避免双方的冲突,保证企业的稳定,给企业带来优势,将第三维度即流动因素调整到和谐,不产生新的冲突和矛盾。

此外,“和”与“变”是相互关联的。德资企业中的中德,就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鱼。你有我,我有你。而阴阳变化主要表现为互根、平衡、互渗。当根源意味着多样性的事物表现出差异性时,其发展方向就会转向相反的一面,阴阳之间存在着自我否定的因素,使得调和不同的文化因素成为可能。说明万物的阴阳平衡处于平衡与和谐之中,一旦平衡被打破就会导致阴阳冲突,而杂合的目的就是保持双方的协调与平衡,保证事物的稳定。相互渗透指出,任何事物都不是单一的绝对事物,而是各种元素的组合,即阴阳相互渗透,这也暗示了不同的文化可以通过相互融合而相互渗透和融合(见图1)。

图1中德在德中资企业互动示意图

以德国中资企业为例,这种跨文化管理模式也可供其他中资企业借鉴。关键是在明确基本目标的前提下,完成“和”与“变”的互动,从而在变的过程中达到“和”(见表2)。

在实践中,面对不同的东道国,中资企业应分析不同的文化因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所有的变化都是一致的,中资企业需要通过三种方式的“变”来寻求“和”:和谐、混合和谐、融合。最终目标是由内而外逐步建立共同的企业文化。

具体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在精神文化层面,企业高层要强化跨文化意识,树立“和谐”的企业精神,深入本土化经营管理。在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同时,要给外国高层更大的权限,让他们去整合东道国的员工。其次,在制度文化层面,短期内,为了保证企业的稳定,在尊重和遵守其他国家法律制度的基础上,中国的企业制度可以得到妥善执行,在休假、加班等问题上可以对中外员工区别对待。从长远来看,企业必须完善属地化管理制度,以保证制度的公平性和严肃性。再次,在行为文化层面,要尊重东道国的文化特点,避免差异、夸大差异,避免因文化差异而产生冲突。恰当利用文化差异为企业创造竞争优势。最后,在物质文化层面,要尊重东道国的文化传统,最大限度地保留东道国的文化符号。在交流中,要使用国际英语,针对不同类型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交流方式,以开放的态度积极倾听。最终目的是营造一种激发员工主动性的文化氛围,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寻求共同的利益,使企业内部成员打成一片,对企业保持高度的归属感。

五、结语

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坚持文化先行,树立文化引领经济的高度意识,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现代文化的创新,进一步深化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之前很多跨国企业走出国门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盲目相信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忽视了打造自己的“软实力”,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话语权。中国跨国企业要想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获得竞争优势,就必须注重输出中国文化。

表2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跨文化管理模式

无论是儒家、道家、法家、墨家,还是现在的中资企业,都有很多文化精神可以借鉴,“和”的思想和意识对中资企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以人为核心。中资企业在面对差异和冲突时,要用“和”来最大限度地尊重、包容和接纳不同的文化资源和元素,实现不同文化群体与整体、个体之间的协调,利用文化多样性为企业带来创造力和灵活性。企业中的员工相处时,都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构建和谐的工作环境。这种和谐不是强迫一致的,而是在“一个人要做人”、“一个人要做人”的精神下实现的,这也印证了古希腊圣人赫拉克利特所说的:“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见的和谐更美”。(本文转自: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

作者介绍:

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

潘雅玲,德国耶拿大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本文转自一带一路百人会微信公众平台。

本期责任编辑:马天天

原标题:杨雅玲: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跨文化管理模式探析——以在德中资企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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