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2年11月16日,在秘鲁高原的卡哈马卡,来自西班牙的征服者仅带领168名西班牙士兵,就带着8万名士兵活捉了印加帝国的末代皇帝。为什么印加帝国在如此悬殊的人数上仍然输掉了战争?
这一历史现象,在贾里德·戴蒙德看来,关系到一个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在现代世界,是什么造成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发展差异?为什么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会呈现现在的格局?“印加人为什么不发明枪,不挥剑,不骑马?为什么印加人没有把不可抗拒的疾病带到欧洲?印加人有先进的政治制度和几千年的文字历史,为什么不能造出坚固的船只和枪炮?”为了解答这些谜题,戴蒙德完成了代表作《枪炮、病菌与钢铁》。
《枪炮、细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贾里德·戴蒙德著,王道还廖月娟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月。
一个
现有的研究机构在解释世界各民族的发展差异时,更多地关注民族智力、灌溉系统等因素。戴蒙德认为,种族主义和基因决定论缺乏必要的历史支持——“各民族之间存在技术发展差异,但没有可靠证据证明各民族之间存在智力差异”。相反,在西班牙征服印加帝国的案例中,西班牙征服者的胜利来自于四个优势。首先是军事技术的优势,即“枪炮”。西班牙人有钢刀、大炮、盔甲和马匹,比印加帝国用石头、铜棒和木棍武装的军队有巨大优势。第二是病菌。入侵的民族带来了更致命的病菌,但他们本身的免疫力更强,疾病的传播导致了被入侵部落内部的分裂。早在1492年,95%的美洲土著被欧洲人带来的病菌杀死。在美国之外,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1713年欧洲移民把天花带到了南非,1788年英国人把传染病带到了澳大利亚,杀死了大量土著。第三,中央政治组织。行政组织的统一使航海成为可能,这是一项需要资金、技术、人员和设备的活动。发达的航海技术使欧洲国家掌握了侵略的主动权。第四,文字也是造成民族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西班牙人航海的文字记录引起了后来探险家的兴趣,也为他们提供了经验和指导。印加帝国缺乏文字,所以缺乏关于欧洲殖民者的信息,传播信息的能力也远远落后。
虽然技术、病菌、组织、文字这四个直接因素带来了社会发展的优势,帮助西班牙征服者取得了史诗般的胜利,但在戴蒙德看来,这四个因素并不是最终的原因。如果再往前追溯,可以发现“粮食生产和社会的竞争和合并是终极原因,各种征服的近因(病菌、文字、技术和集权政治组织)都是从终极原因发展而来的。”因为那些终极原因在不同大陆上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所以征服在不同大陆上的近因也有不同的发展”。
为什么说粮食生产是终极原因?戴蒙德指出,地球上所有的人类大部分时间都依赖狩猎——采集获取食物,直到近11000年,人类才开始转向食物生产。有些民族从来没有学过粮食生产;在懂得粮食生产的民族中,有的是独立发展了自己的粮食生产(如中国人),有的是从其他地方传播过来的(如古埃及人)。因此,不同大洲的民族能否或何时成为农牧民的地域差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未来的命运。
在这里,戴蒙德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论点:“各个民族的历史遵循着不同的轨迹,这是环境差异而非生物差异造成的。”换句话说,各大洲之间地理环境的差异最终导致了现代世界各国之间巨大的发展差异——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了粮食生产的地理差异,包括粮食生产产地的地理差异,以及粮食生产速度和质量的差异。食物产生的终极原因进一步导致技术、病菌、文字、政治的差异,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因果链,决定了世界各民族不同的发展道路。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的生理学教授贾里德·贾雷德·戴蒙德因作品《枪炮、细菌与钢铁》获得了1998年的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图书奖。他的另一部代表作《第三只黑猩猩》也获得了英国科普图书奖。戴蒙德是当代为数不多的探索人类社会和文明的思想家。他经常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人类不平等、文明进化等宏观问题。
二
首先,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体现在资源禀赋上。以欧亚大陆和美洲的对比为例。欧亚大陆是东西轴,东西的宽度总是一样的。美洲大陆是南北轴,在中美洲突然收紧。太阳是地球气候形成的主要原因,不同纬度的气候和自然环境的差异比不同经度的差异更显著。同时,美洲大陆适合生产生活的区域分布不均,会被一些不适合粮食生产或人口密集发展的区域隔开,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地质、海洋资源、地形破碎、隔绝程度的差异,造成了两大洲社会发展的差异。
就植物而言,从狩猎采集到食物生产的转变需要很长时间。食物生产系统的逐渐形成是许多关于劳动和时间分配的不同决策叠加的结果。随着气候的变化,获取野生动物的可能性降低,驯化野生植物的可能性增加。如果加上收获、加工、储藏技术的发展和人口密度的增加,发展粮食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必然选择。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驯化植物:“种植植物,使其发生基因改变(有意或无意),变得对人类食用者更有用。”
相比较而言,欧亚大陆发展农业粮食生产的可能性更大,而美洲大陆面积较小,驯化的植物资源在所有植物种类中占绝对少数。此外,由于畜牧业带来的动物粪便肥力和脱粒力不足,仅靠人工播种和播种很难驯化和种植植物。同时,不同的地理和生物环境使得不同的民族得到不同的野生动植物组合。动植物结合的一些特征,如更高的生物多样性,更多的一年生植物等。,可以帮助它们在自然环境中更稳定地生产食物;如果一些民族得到了这些组合,就会不自觉地开始驯化植物,发展粮食生产,进而使植物向更容易驯化的方向进化,最终达到更高水平的粮食生产和发展。
随着人们迁徙定居,从采用原始技术到掌握更精密的技能,可以驯化的植物种类也越来越多。通过实证研究,戴蒙德论证了驯化动植物的能力与种族无关。植物的驯化能力取决于整个植物群驯化的可能性。只有这种模式才能比单纯的收集产生额外的收入,弥补改变生产方式的机会成本。
动物方面,动物的驯化机会并不取决于人的意志,而是取决于动物本身的属性:“能驯化的动物都是相似的,不能驯化的动物各有各的道理。”戴蒙德发现,欧亚环境提供了更多驯化的食草哺乳动物,可用于食物生产、食物来源和食物运输。一种动物或植物在某个地区驯化后,会在气候和环境相似的地区迅速传播,当地居民不必重新驯化相似的野生物种,从而能够更快地发展粮食生产。因此,与纬度相差较大的美洲和非洲相比,欧亚大陆的食物在同纬度地区可以迅速传播,而且这些地区的气候更加相似,因此欧亚大陆的各民族可以更快地发展食物生产。
粮食生产占优势的民族,显然会带来更快的人口增长和更高的人口密度。人口的增长将产生三个主要影响。首先,更大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潜在发明家,可以被采用的发明,竞争的社会,使用和保留发明的更大压力,这些都为包括金属冶炼,军事,动力机械,航海和造船等技术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二是粮食储备相对稳定和富余的较大人口,可以养活一批不从事生产,负责管理和技术研究的人。于是,出现了职业军人、执政官员、君主。人口增长带来了更大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下,失败者要么被杀死,要么被奴役,从而促进了更为等级化的社会体系的形成。这种规模庞大、人口密集、等级森严的社会政治组织有能力调动大量人力物力进行长期战争,维持常备军、派遣远征舰队、组织征服战争必不可少,但美国大部分地区不具备这种条件。第三,牲畜饲养带来了新的病原体,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传染源,密集的人口为疾病传播创造了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欧亚各民族在每一片乌云中都有一线希望,获得了对许多传染病的抵抗力。
戴蒙德指出,这三点在欧洲入侵美洲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金属冶炼、军事和机械技术的发展,欧洲的军事装备和实力远超美洲,武器在欧洲人初到美洲时是一种震撼。导航技术使欧洲人能够到达美洲,但美国人还不具备这种能力。更严密的政治组织和专职军队,使欧洲获得了入侵和征服的力量,获得了全国的统一支持;美国的政治组织相对松散、软弱、不成熟,缺乏组织抵抗的能力,在领袖缺席的情况下变得极其脆弱。另外,写作最初主要是为专门的政治人才服务的。这种需求促使欧亚大陆的部分地区形成文字,起到记录和传播的作用,帮助欧洲人获得更多关于人类社会和不同地区情况的历史知识。对军事情报的探索和报道也增加了入侵和征服的几率。传染病的洗礼使欧洲人对这些疾病有很强的抵抗力。它们携带的病菌进入美洲后,在缺乏抗原的美洲土著中肆虐,尤其是天花病毒,在1520年西班牙人入侵时杀死了阿兹特克近一半的人口,并直接杀死了不久前称帝的蒙特祖马二世。
其次,地理环境的差异也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社会文化的传播。比如,与以南北轴为轴心的欧亚大陆相比,美洲和非洲对人类社会与动植物物种的交流面临着大得多的环境阻力。欧亚大陆可以直接挪用的技术和物种资源,在美洲和非洲可能会受到气候的限制,需要因地制宜的改良或者不能挪用。此外,在美洲大陆,掌握汉字的社会大多不是独立创造汉字,而是依靠“蓝本临摹”和借鉴周边社会。然而,距离汉字中心的距离和地理障碍使得美国社会更难拥有汉字。此外,由于地区间社会相对独立,竞争压力较小,外部威胁较少,现有技术可以维持生存需要,因此对技术的需求相对较小,RD动力不足。技术、农作物、文字都是造成欧亚大陆与美洲差异的重要因素。
此外,戴蒙德还简要解释了为什么征服是在欧洲而不是在更早开始粮食生产并具有更明显早期优势的新月沃地或中国实现的。戴蒙德认为,新月沃地所在的地中海地区自然环境相对脆弱。修建汉至铁路时,大量树木被砍伐,导致脆弱的绿洲变成了不可挽回的沙漠,失去了原有的优势。与欧洲相比,中国的海岸线更直,除了西南青藏高原,几乎没有不可逾越的高山,从而形成了更稳定的统一政权。而中国在经济生产和航海技术上处于优势地位,但航海活动却不断受到内部政治权力斗争的阻挠,过于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得中国的航海活动过于容易和彻底地中断。同时,中国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国家距离较远,相对隔绝,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发展。
总而言之,在戴蒙德看来,不同的地理环境影响了不同民族的粮食生产,而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和人口密度的增加又相互促进,使得生产和劳动日益复杂化,而集约化的粮食生产又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复杂化。所以,在粮食生产上占优势的民族,会在病菌、文化、政治组织、技术上占优势,然后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粮食生产上占劣势的民族。因此,不同民族之间出现了不同的发展状况和文明道路。
三
在书中,戴蒙德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族群、部落、酋长领地和国家四个阶段。而族群和部落体现的是“平等主义”社会,没有正式的社会等级和非正式的权力运作。随着人口的增长,社会经济生产和人际关系的复杂化,出现了拥有专属使用武力权利的酋长,管理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开始学习面对陌生人的第一课:如何面对自己经常遇到的陌生人而不自相残杀?”这时,世袭酋长和平民阶级开始区分开来。作为酋长公权力的雏形,它还扮演着保护者和掠夺者的角色。随着酋长领地的进一步扩大和国家的形成,领土管辖权以地域而非民族边界划分,行政管理更加分化,制度也越来越正规化。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社会想要实现从原始酋长部落到国家的质的飞跃,就意味着必须达到一定的复杂程度。其中,人口是预测社会复杂性最有力的依据。
我们已经讨论过人口增长如何与粮食生产密切相关。组织粮食生产使经济专业化和社会分层成为可能,而粮食生产和储存需要一种固定的生活,这无疑为各种复杂的社会制度的固定创造了条件。因此,为了更有效地解决冲突、政治决策、经济发展和空扩张,在复杂的社会中需要一个中央集权的制度,以维持国家的存在。于是建立了统一的政府,为了加强政府的合法性,也建立了有组织的宗教,带来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种族对病菌的免疫力增强,政治组织越来越复杂,书写系统形成,技术不断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天时地利人和的民族能够抓住机遇,在世界局势中取得主导地位,并有可能征服其他民族。
根据戴蒙德的观点,“枪炮、病菌和钢铁”的范式框架阐明了各国文明发展差异的关键,但这种解释的逻辑链条仍然缺少一个关键环节——只看到了充当解释支点的几个因素,却没有指出这些关键因素在各大洲之间分配的机制,从而一步步导致了各国之间不同的权力格局。
戴蒙德为这种寻找普适模式的努力找了一些借口。历史的体系有其终极确定性,即历史的发展有基本规律可循;历史也有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即这个规律的适用条件是不可预测的。于是,戴蒙德否认自己的理论是“地理决定论”,声称它为历史中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留下了空的空间。但仍然不可否认的是,戴蒙德在这本书中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不同文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这种逻辑思维给了我们分析历史的巨大启示。
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如《崩溃》(2005)、《前天的世界》(2012)、《大变革》(2019),戴蒙德仍然从宏观历史比较的角度探讨不同国家不同的发展轨迹和共同的周期性危机。其中一条连续的线索是戴蒙德关于枪支、病菌和钢铁中人类历史相互作用的假说。
“人类种族之间通过征服、流行病和种族灭绝相互作用的历史是塑造现代世界的力量。历史上种族冲突的回声,历经许多世纪,从未停歇,今天仍在世界上一些最动荡的地区发酵。”
本文摘自《枪炮、病菌与钢铁的解读》,由方中信出版集团授权。
作者|颜飞(颜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节选|张婷
编辑|行走
校对|薛静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