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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明︱一周书记:被重组的眼睛与……数字图像的谎言

李公明︱一周书记:被重组的眼睛与……数字图像的谎言

李

《重组的眼睛:后摄影时代的视觉真相》,[美]威廉·米切尔著,刘章白金译,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7年12月,310页,78.00元。

威廉·j·威廉·米切尔《重构的眼睛:后摄影时代的视觉真实》(原标题:《后摄影时代可重构的眼睛视觉真实》,1992年;刘、译,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7年12月)本文从传统影像与数字影像在科技上的差异和颠覆性的巨大变化出发,深入剖析了后摄影时代影像生产、传播和消费机制的真实状况和发展前景。作者的学术背景从建筑和设计延伸到媒体艺术和科学。他是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学院的院长和媒体艺术与科学项目的负责人。这本书是从他在哈佛设计研究生院教授的研讨会和设计工作室课程发展而来的。这部三十年前完成并出版的著作,由于其跨学科的学术背景和深厚的学术功底,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和理论价值,在今天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中,这是一本关于数字图像与技术的关系及其视觉机制的优秀书籍,也是我最近思考模糊的眼睛和被压抑的视觉等问题的重要参考书。

在历史图像学研究中,“被遮蔽的眼睛”更容易指向研究者面对图像时的认知盲点,这主要是由历史语境、自身知识结构和研究者的学术偏见造成的。然而,米切尔的“重建眼”将认知盲区前移到了数字图像的生产技术中,在数字图像的生产过程中,“被遮盖的眼睛”已经转化为“重建眼”,从而造成了不仅是面对图像的视觉盲区,还有重建眼所接受的视觉谎言和认知错误。这就是后摄影时代的视觉真相。米切尔指出,“数字影像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地趋向于制度化,这反过来正在重塑机构、社会实践和信仰的形成。一个由数字成像系统组成的全球网络正在悄悄地把自己建成分散学科的重组之眼。”(第129页)值得注意的是,“重建的眼睛”是通过数字成像技术重塑RD制度、社会实践和信仰体系来实现的。这与"被遮蔽的眼睛"的形成过程有不同的维度,但就主体观看的视觉机制、社会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语境之间的关系而言,具有相同的理论和解释特征。

米切尔显然非常重视分析从传统图像到数字图像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及其本质。早在19世纪中期,奥利佛·文德尔·霍马斯就发表了《立体镜》和《立体照片》(发表于1859年6月《大西洋月刊》第3期),将摄影图像描述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机制,将世界视为可以被摄影掠夺的对象,将照片视为具有认知功能和交换的“国际性”。(第82页)苏珊·桑塔格将整个摄影生产视为晚期资本主义潜在的邪恶伙伴: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刺激购买力,麻醉阶级、种族、性别的伤口,需要供应大量的娱乐;照相机以两种方式定义现实:公众的奇观和统治者监控物体的手段。因此,“图像的生产也提供了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社会变化已经被形象变化所取代。消费各种图像和产品的自由等同于自由本身。将自由政治协商的选择缩小到自由经济消费,需要无限制地生产和消费图像”。(第83页)她说的虽然是传统影像时代,但在今天依然没有过时。在数字影像时代,一种全新的、后工业化的影像经济机制出现了,整个地球表面成了一个不断展开的奇观,一个永远被密切监视的对象。没有人能保证图像是视觉真理,甚至是具有确定意义和价值的能指。(第84页)这里可以看出,米切尔的批判性思维是非常精确和深刻的。

非常重要的是,对于历史图像学作为历史学分支的建设性研究,米切尔的数字技术分析视角和解释力是传统史料学、图像学、艺术史等学科难以具备的。在数字技术层面研究图像生产和传播的技术变革,容易被注重“图像与历史互证”的历史研究方法所忽视。然而,米切尔在本书中不断指出理解技术变革的本质对于以娴熟和专业的知识研究图像和历史的关系的重要性。比如第五章《数码画笔》对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的系统、详细、通俗的讲解,最终让我们深刻理解了传统摄影、数字图像处理与“看世界”的真实关系(170页);在接下来的六、七、八章中,分别讨论了虚拟相机、合成着色和计算机拼贴的原理,以及它们与数字图像的属性和特征等视觉机制以及意识形态和伦理规范等外部特征的密切关系,这些都是关于数字图像本身的硬核知识。当我们谈到历史图像学如何面向未来,如何建构和保持它的开放性,这些无疑是坚实的基础。

米切尔对数字图像诞生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发展的认知和预测是极其敏感和深刻的。例如,关于数字成像系统在20世纪探索旅程中的作用,他认为这类似于18世纪擅长类型学和植物学的人所扮演的角色:向人们展示从未见过的奇怪事物,开辟潜在的殖民区域。(第19页)我认为他所说的18世纪类型学应该是指18世纪中期的布隆德尔根据功能对建筑进行分类和18世纪后期的杜兰德根据形式对建筑进行拆解和分类共同创立的现代类型学。至于18世纪的植物学,首先必须指向1753年出版的卡罗勒斯·林奈《植物学编年史》建立的二项式体系,以及他基于繁殖性状(花)的贡献。也许他还想到了英国植物学家威廉·柯蒂斯于1787年创办的《柯蒂斯植物学杂志》。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米切尔在建筑和科学史上的学术背景对他的数字成像研究的历史意义的深刻影响。1992年该书完成出版时,当时的数字图像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与三十年后的今天完全无法相比,但他已经以极大的灵敏度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在电子手段实现了视觉传感器与判读和智能引导的连接后,越来越复杂的图形识别和场景分析系统可以检查产品中的缺陷,检测行李箱中的爆炸物,识别人脸,办理金融支票等。同时应用于米歇尔·福柯提到的监视、管教和惩罚——自动识别犯罪嫌疑人、摄像头读取车辆车牌跟踪人的活动等。“数字成像系统中的电子矮星变得越来越忙;自动解释这些系统获得的数十亿字节的视觉数据已经成为科学、工业和商业运作中的例行公事。”(第23页)代码扫描、人像识别等。我们今天旅行时必须遇到的,正是米切尔30年前谈到的“例行程序”。米切尔提到了马修·特克(Mathew Turk)和亚历克斯·彭特兰(Alex Pentland)在1991年发表的论文《用于识别的特征脸》(Eigenfaces for Recognition),该论文发表在《认知神经科学杂志》(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上。今天,当我们站在人像识别摄像头前,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电子小矮人是如何进入认知神经系统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数字影像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带来的真正恐怖是“屠杀变成了电子游戏:死亡在模仿艺术”。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对视频游戏在战争报道中的作用的分析让h·诺曼·施华蔻抱怨说“这不是任天堂的游戏”。(第33页,注释10)

图像的谎言无处不在。“我们开始意识到,从无害的照片增强或润色,到潜在的误导甚至有意识的欺骗图像内容的改变,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一步会让我们滑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们认为摄影的客观和科学话语与合成影像的主观和艺术话语之间的界限似乎已经濒临瓦解。”(第26页)数字图像的人工处理偏离了摄影真理的既定体系。一个任意挪用摄影片段,重新组合成虚构的东西的世界,是一个充满颠覆性的、不受控制的图像黑客的世界。1990年8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摄影评论做出了这样的预测:“在未来,报纸和杂志的读者很可能会将新闻图片视为插图而非报道,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无法区分未经处理的图像和经过处理的图像。......简而言之,照片将不再像以前那样真实。”(第27页)乔治·奥威尔在1984年虚构了一个邪恶的记录部门,用精密的设备伪造照片。米切尔说,现在任何有个人电脑的人都可以伪造照片。显然,我们很难用“眼见为实”、“所见即所得”、“我相信我亲眼所见”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对图像的观看。

随着数字图像在全球电子信息经济中越来越成为重要的交换商品,图像的真实性和独创性的概念受到挑战,关于版权的伦理和法律困境也随之出现。前数字时代建立的许多传统标准和法律不再适用。从信息治理的角度来看,“网络往往跨越了法律管辖的边界,很有可能将图像拷贝置于执法机构和监管机构的权限之外。这就带来了监管的问题。政治审查者会发现,他们越来越难以阻止煽动性或其他不受欢迎的图像侵入他们的领地……”(第79页)对于传统的新闻摄影来说,数字图像的制作和发布也是颠覆性的:新闻摄影师将数字图像送到编辑部后,经过图像编辑、计算机图形技术人员等流程的筛选和处理,再叠加在一起,会不会造成图像欺骗?如何控制证据价值的不断退化?如何保证一张新闻照片的真实性?如果形象存在欺骗或诋毁,最终的道德和法律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第81页)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和法律上都难以做出明确的解释和规定,在现实中也只能依靠各种因素和力量的介入在个案中解决。

在讨论如何考察照片的真实性时,米切尔提到了历史哲学家在不同语境下相当重视的程序性问题(58页),使得后摄影时代的视觉真实回归到历史哲学的层面,很有启发性。米切尔引用了科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1967)和卡洛·金·金兹堡的《核对证据:法官和历史学家》(Checking the Evidence;法官和历史学家)。金茨伯格批评了历史档案就像一张轻信的照片的观点——“一种透明的媒介...一扇敞开的窗户:它使我们能够直接接触现实”。米切尔指出,判断照片合理性和真实性的能力实际上是人们在一定的话语环境中建构的(它引导我们的注意力,建立证据和知识的边界),这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和他们所持有的知识结构密切相关。(第58页)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后,美国电视网上流传一段意大利水泥厂的视频片段,作为被摧毁的核反应堆的视频;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的冰川中发现了一具保存了4000年的木乃伊。奥地利一家报纸刊登了一张声称是计算机断层扫描(CAT)扫描的木乃伊大脑照片,称可以证明史前人类患有癫痫,但实际上这只是一张颠倒的20世纪人类胸部的照片。米切尔认为这两个例子与受众的知识结构局限有关。

罗伯特·e·罗伯特·皮里(Robert E. robert Peary)用照片证明他的探险队于1909年4月6日到达北极,但这些照片引起了争议。怀疑者认为他们只展示了探险队成员在一个非典型的冰穹地形中,这可以在任何雪域中拍摄。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分析了照片中阴影投射的角度,并得出结论,它们确实与peary声称他拍摄这张照片时北极的太阳高度一致。然而,有些人认为,测量阴影角度的误差大到足以使它们作为测试证据毫无价值。(第61页)因此,“有时候一个图像中呈现的视觉证据可以用来支持不同的断言,我们需要判断哪一个更合理。当涉及到一个形象的宣传价值时,这个问题可能会引起激烈的争论”。(第62页)米切尔以罗伯特·卡帕拍摄的著名照片《倒下的士兵》为例,但他要讨论的是,“照片中的视觉证据似乎与人们认为文字描述是真实可信的信念完全一致”,这是基于并针对1937年《生活》杂志第二次刊登这张照片时的文字描述——“罗伯特·卡帕的相机拍摄到了一名西班牙士兵在科尔多瓦前线头部中弹倒地的瞬间”。他引用了菲利普·奈特利在《第一次伤亡》中的陈述,认为“一名士兵在战斗训练中滑倒”等文字说明也与这张照片的视觉证据一致,指出在评价这张照片的真实性时,不仅要注意它所呈现的视觉证据是否能支持文字说明的内容,还要注意文字说明是否能更可靠地与我们所知道的事实相一致。最后,他倾向于同意奈特利的结论,这张照片“没有像乍看上去那样清晰地呈现事实”。(第63页)实际上,这本1936年9月23日首次出版的法国杂志《Vu》的标题全叫《死亡时刻的忠诚民兵,穆里亚诺山,1936年9月5日》(1936年9月5日死亡时刻的忠诚民兵Man,Cerro Muriano),目前比较公认的研究指出,照片确实是伪造的(摆拍,非纪录片),不是在穆里亚诺山战役现场拍摄的,而是在大约30英里外的埃斯佩约。然而,米切尔注重与照片同时出版的文本说明,这提醒我们在摄影照片的出版和传播中应重视对图形语境的研究。今天,许多被视为“图片与历史互证”的图像在复制和传播中往往脱离了这种原始语境。米切尔在第88页的注32中提到,小威廉·m·埃文斯(William M. Evans,Jr .)在1969年出版的《版画与视觉传达》(Prints and Visual Communication)第38页引用的一个例子:15世纪,《纽伦堡纪事》伴随着大量名人和豪宅的木刻版画。用同样的木刻制作的图像被赋予不同的名称,并在不同的地方使用。同样的图像被用作11个不同城镇的插图。今天使用这个图像的研究人员应该知道图像和标题之间的真实关系。

在数字图像时代,一个图像文件可以被无限复制,这让我们不得不抛弃传统的作品概念,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变体不断变化和传播的世界。而且传统图像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区别已经完全消失,在数字图像的消费中可以产生新的图像文件。因此,数字图像应被视为在全球高速网络中传播的图像信息,可以形成一种新的具有自身力量和价值的智能结构。数字复制时代正在取代本雅明所说的机械复制时代。(第75页)第九章“如何利用图片行动”,从功能、指示与存在、替代、跨时代综合、伪造与虚构、图像如何影响我们等六个方面,论述了传统图像和数字图像在使用和行动中的不同表现形式以及与观看机制的关系。是在前面技术讨论的基础上对图像的使用机制和复杂可能性的综合讨论。作者有一段很精彩的话:“伪造照片的人举起的不是一面面对世界的镜子,而是一面狡猾地邀请观察者踏入的窥镜,就像爱丽丝走进的那个世界,那里的东西完全不同——事实与谎言、虚构在那里变得无法区分,无处不在的悖论总是威胁着确定性的地位。为了准确地把握这一切是如何可能的,我们不仅要考察照片和伪照片是如何产生的,还要考察它们是如何被使用的——它们的潜在用途是如何确立的,它们是如何被挪用和交换的,它们是如何与文字和其他图片相结合的,它们是如何在叙事中发挥作用的,它们是如何产生说服人或唤起人的欲望的效果的。”(第267-268页)

最后我发现,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墙上的影子》,虽然只有几百字,却非常笼统地表述了什么是“重组的眼睛”和“后摄影时代的视觉真实”:我们曾经天真地相信摄影,但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数码影像的出现不可逆转地颠覆了传统摄影看似牢不可破的证据价值属性,迫使我们在解读影像时保持更加谨慎和警惕的态度。我们必须再次面对想象与现实在本体论上的脆弱差异,让我们面对言语意义固有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所谓“墙上的影子”,就是柏拉图洞穴里墙上忽明忽暗的影子。我们不能确定它们的含义或保证它们的真实性。(309页)实际上,作者提出的实质性问题是:数字技术的力量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和重组了人类的眼睛和视觉机制?在数码影像主导的后摄影时代,影像与客观世界关系的真相是什么?视觉真理真的无可挽回地消失了吗?从历史图像学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可以看作是“图像与历史互证”的基础研究。图像作为史料的生产技术必然会制约观看图像的眼睛和作为研究方法的图像分析机制,这是一个积极推进的、更为基础的研究领域。

编辑:黄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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