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合,其实是一个老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历史的广阔视野、长远把握和问题导向必然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记得2004年,资深历史学家黎文海先生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题为《打破分裂,促进融合》(2004年第5期)。他对当时历史学(包括世界史和考古学)八个两个学科各自为营的现象深表忧虑,并从促进历史学学科整体发展的角度出发,呼吁两个学科开会。
2011年,历史学分为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当然,这将有助于当前世界历史和考古学的发展。一个太小的世界史学科,确实会制约中外历史研究和教育的融合水平。但同时也要看到,2011年以来,三科分立所激发的历史各学科融合的愿望和呼声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烈。2014年,教育部社科委历史系在西北大学举办主题为“中外史学交流”的研讨会,就是对这一呼吁的积极回应。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还记得三个一级学科的与会学者达成的共识。2020年,《历史研究》杂志也就此问题发表了多部专著。学者们从历史学的学科特点、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不同历史问题的内在逻辑和坚实基础、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等多个角度深刻阐释了历史学范畴下各学科融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前景。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合并不需要更多的理论论证,而应该深入思考的是,如何在制度层面予以保障,如何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推进。
首先,历史学科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在高校本科教育体系中得到明确体现和强化。中国史本科教育和世界史本科教育都是不可分割的。世界史本科教育,正如学者们所强调的,“不可能是‘世界史加外语’”。应丰富关于中国历史影响和中外历史互动的教育内容,反映中国人的关切和感受;中国史本科教育也要有意识地放在世界史的视野中,这样才能保证学生掌握足够的世界史知识。中国史与世界史两阶段融合是培养学生爱国情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需要,也是加强历史人才培养的基础。我们应该在课程设置、师资配备、日常熏陶等方面加强对这一要求的自觉落实。长期以来,历史教育领域一直没有分歧。但近年来,由于学科分离等各种原因,一些高校的学科整合变得相对薄弱,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目前教育部成立的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并没有划分为三个一级学科的教学指导委员会,这对于本科历史教学一体化的要求是非常明智的。至于课程设计,如何兼顾,如何保证科学互动课程的比重,除了通史主干课程之外,还应该有什么样的配套课程,都需要进一步考虑。在这方面,历史三科教学督导委员会应该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在研究生教育层面,如何培养学生吃透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获取信息和意识到问题的能力也应受到重视。为了培养高水平的历史人才,应打破学科界限,根据新文科建设的要求,组建一些具有独特问题意识的跨学科教研团队,鼓励有条件的教师积极开设跨学科课程,吸引中国史和世界史研究生参与研究和讨论,进行更多的整合研究和教学,从而在实战研究和教学中培养跨国认知和跨学科思维的习惯和能力。在这方面,生态史、医学社会史、数字人文、公共史等领域已经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但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就目前学科整合不够的现状而言,甚至可以辅助一些必要的跨学科选课规定,给研究生一些制度上的指导。目前历史三个一级学术鉴定组是分开的。在讨论研究生教育的跨学科整合时,可以建立三个学术评审组的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制度化的组织保障。
第三,当前,史学家推动中国史与世界史融合的一个重要支点和基础,就是大力发展中外古代史比较、中外古代交通史和近代以来中外接触、碰撞、交流史研究,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中外关系史和中西日交往史研究。这些研究的强化和深化,将成为中国史与世界史融合的最佳融合剂。作者曾指出,“明确提出中外史学交流的命题,并将其作为中国史学自觉发展的目标,反映了现阶段中国史学发展的内在需要,体现了新时代历史研究者的学术自觉。”在现阶段,需要达成中外历史研究的共识,重视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这也可以起到某种杠杆和基础支撑的作用。
在古代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是有限的,但国际视野仍然有助于包括中国史在内的各国史研究者丰富认知视角,提升分析水平和深度。地理大发现后,西学东渐,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互动和影响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日益增加,这就决定了跨国语言材料和认知资源的使用在中国史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合,对于理解和把握现阶段中外互动的历史,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毫无疑问,面对新时代,我们需要具有全球或世界视野的中国史研究,需要反映中国影响和因素、渗透中国关切和感受的世界史研究,这将是两个学科融合的理想结果。
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加强中外历史学家之间的多学科对话和交流。因为研究者会遇到经济全球化意识与民族国家观念之间的矛盾,以及各自视野的国际化程度与对中国认识的深度失衡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受到“西方中心主义”或“中国中心主义”等认知模式的困扰。在我看来,加强中外学者对相关研究的深入对话与交流,是中外历史沟通的重要途径。就中国历史研究而言,过去我们在交流中非常重视“走出去”。现在,或许更应该重视“请进来”:邀请外国的中国史研究者和学生来中国交流学习,也邀请一流的西方史和世界史学者来中国交流对话。同时要落实一些制度,保证这种交流的常态化。目前,这已成为当务之急。
推动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合发展,需要统筹安排、精心设计,尤其需要在制度上多方面的自觉引导和推动。比如在各种国家和地方社科基金项目中,可以设立一些专门为中国史和世界史学科成员联合攻关而设计的申请项目,或者具有两个学科融合性质的委托项目,鼓励和吸引学者积极申请,真正发挥其实践指导作用。
各级各类历史学学会、组织也要定期举办具有学科融合性质和特点的专题学术研讨会,有意识地组织中国史、世界史学者参加联合研讨会。例如,2018年,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上海大学联合主办了“全球史视野下的一战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中国史和世界史学科的学者进行联合讨论,收到了良好的学术交流效果。如果这种学术会议以制度规定定期召开,其促进学科融合的效果可想而知。
新时代需要更加繁荣发达的历史学,推动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合发展将是推动历史学走向辉煌的必由之路,值得史学界同仁努力探索和实践。
《光明日报》(2021年7月26日第14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