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芳(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管理学院人类学与民俗学系教授)
钟敬文(1903-2002),广东海丰人,民间文艺学者、民俗学家、散文家。
钟敬文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奠基人和长期领导者,他的名字与中国民俗学有着密切的关系。钟先生离开我们已近20年,但他对人民文化事业的毕生奉献,一直激励着我们奋进。钟先生是一位经历了20世纪百年风雨的具有进步思想和民族情怀的爱国者。他的一生伴随着中国人民追求民族解放、建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他是“历史之舟的乘客和桨手”(钟敬文语)。
钟敬文的书法诗
五四运动的儿子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生活在东南沿海的钟敬文还不到20岁,但这场历史风暴对好学的他影响很大。钟敬文讲述了他记忆中当时的心境。“好像有一大群人被关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突然,一些先行者大叫起来,用拳头敲打墙壁。那种声音立刻惊醒了房间里许多睡着或半睡半醒的人。五四时期,我就是这样被惊醒的人”。五四运动唤醒了钟敬文的思想感情,他走上了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道路。
在五四运动的鼓舞下,十六七岁的钟敬文走出家门,走上街头,来到农村,组织宣传队,发表演讲,和同学们一起表演戏剧,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野心。钟敬文回忆说:“国家和社会对我来说,不再是文字中的抽象概念,或者只是一种冷漠的关系。它是一个有形的实体。这在我的经历中历历在目。与我的实际行动息息相关。”从那时起,钟敬文的兴趣从在书房阅读古籍转移到收集、整理和研究人们的文化。“我在大力探索人们的风俗习惯,尤其是他们的文学”。当时,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研究运动影响全国,钟敬文在家乡调查收集民间歌谣。他把收集的作品和相关的歌谣研究成果送到《歌谣周刊》编辑部出版,从此走上了研究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道路。
1926年秋,钟敬文到达广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此时的广州工农运动生机勃勃,进步文化蓬勃发展。在这里,钟敬文贪婪地阅读《指南》、《少先队》、《人民周刊》等进步刊物,还发表了《去莫斯科吧》这首诗,即派他的朋友聂绀弩去苏联留学,在南风岭南大学任教。“,以表达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钦佩。后来,钟敬文特别邀请在中山大学学习的聂绀弩为他的文艺副刊撰稿。此时的钟敬文追求进步,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结识了共产党员刘谦初(后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合作翻译东南少数民族民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离开刘谦初三个星期后(1927年1月4日),钟敬文写下了《后钱楚曲》,“他是马克思的追随者,他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好吧,让革命之神保佑他吧,一切都会像他希望的那样成功!”可以看出,24岁的钟敬文对革命者和革命事业充满了期望。这时,鲁迅也到了广州。青年钟敬文热情地和朋友们一起寻找鲁迅,在报刊上发表《寻找鲁迅先生》,还在广东出版了一本鲁迅专集。
大革命受挫后,钟敬文见到了他的好朋友林海秋,他后来成了烈士。虽然他在农村逃脱了迫害,但他仍然坚定不移地坚持革命信念。“他强烈地感受到了自己工作的严肃性和个性的鲜明性”。这种革命精神鼓舞了钟敬文,革命的火种已经在他心中播下。1928年,离穗赴杭,先后在浙江大学和人民实验学校任教,研究民俗文化,编辑《民俗文化》专号,举办西湖博览会,与江、、娄子恺等共同创办中国民俗学会。其间,他与郁达夫等进步作家有过密切的接触。
钟敬文经常称自己为“五四运动的儿子”,说五四运动是他精神的保姆。五四精神伴随着钟敬文的一生。直到90年代,他依然保持着不断思考进取的学术追求和以德育人的工作状态。
追求真理的教授
为了提高深入研究人民文化的理论素养,钟敬文于1934年赴日留学。1936年夏,他回到杭州继续研究民俗文化。1937年“七七事变”后,钟敬文从杭州迁到桂林,在江苏教育学院任教。日本飞机经常轰炸。作为一名语文老师,他总是在课文中注入爱国抗敌的思想。
1941年,钟敬文应邀到迁至粤北的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这时,钟敬文经过几年的生活和工作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钟敬文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民俗文化研究者。他的作品充满了新的感情和新的境界,他的生活和感情与当时的国家命运和人民的悲欢离合紧密相连。1942年,他写了《历史的正义》一文。“那些真正有才华、有勇气的思想家、艺术家,只知道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们忽略了(至少没有注意到)即将到来的或已经到来的迫害,——任何来自随后的社会和腐败的统治者的残酷而奇怪的惩罚。他们从不关心那些迫害,所以他们闭口不谈实话。他们觉得,如果不说出他们知道的真相,他们就冤枉了自己的良心,这是对人类的重大犯罪”。基于这样的真理追求,一群来自钟敬文和中山大学的进步教授利用讲台宣扬进步思想,在他们的同学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他们被当局列入黑名单并受到监控。有一次,我在晚上回宿舍的路上掉进沟里,受了重伤。1947年,国民党发布了所谓的“镇压混乱的命令”,钟敬文和法学院的几名教授被非法解雇。
今年7月,钟敬文在处理完文学院研究生的毕业考试后,伪装乘夜航去了香港。此时的香港,是进步人士的聚集地。民主党派创办的香港达德学院是“一所别具风味和香味的高等学院”(钟敬文方言)。那里的学生都是来自东南亚或mainland China的进步青年。教授是学校的老师,是社会的民主政治活动家。在这里,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和谈论解放是正常课程的一部分。钟敬文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环境中感觉很舒服。他不仅要做文学老师,更要做有文化的文学战士。他积极参加方言文学运动,是为了把毛泽东同志的“文艺大众化”思想运用到南方方言区,教育和激励更多的人为解放战争而奋斗。此外,他还写了许多文章纪念彭湃、冼星海、郁达夫等革命家。从这些回忆中,我们不仅可以读到钟敬文对这些革命者的真挚感情,还可以感受到他对具有革命理想的先烈的崇敬和对新中国的期望。
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钟敬文在党的安排下,和许多在港知识分子一起北航,经天津来到北京。抵京后,钟敬文立即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会后,钟敬文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候补委员和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作家协会”)常务理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钟敬文很激动,正如他自己所说:“经过多年的苦难,看到新的人民政权的太阳高高升起,我含着喜悦的泪水度过了那个历史性的时刻。”1950年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80年代改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郭沫若任主席,老舍、钟敬文任副主席,钟敬文主持会议。钟敬文积极组织和推动全国民间文艺调查研究。1950年国庆前夕,他完成了一篇影响深远的重要文章《口头文学:伟大的民族文化财产》,充分论述了口头文学的优秀价值和创造新的民族文化的现实需求。“有价值的人民文化财产,不仅是新文艺和新教育的依靠和基础,其中许多应该是我们新文艺和新文化的组成部分。”他的文章为《人民文化》的学术和社会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与此同时,钟敬文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还在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任教,教授民间文学等课程。抗美援朝时期,为鼓励国人爱国,钟敬文组织出版了《爱国主义与文学》文集。同时,他还主持了《光明日报》的文化遗产专栏。
为了推动人民文化进入大学教育,1953年,钟敬文在北师大创办了“人民口头文学教研室”(后为民间文学教研室),招收了第一批民间文学研究生,为我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培养了骨干。
1957年后,钟敬文被迫离开教学和科研岗位,但他仍然没有放弃对人民文化的研究。60年代初,他写了许多关于晚清民间文学的重要论文。
20世纪80年代,为了拨乱反正,一切都成了废墟。为了恢复民间文学、民俗学学科,开展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的工作,70多岁的钟敬文走南闯北,东奔西跑。1979年,他与杨坤、顾颉刚、白寿彝等教授联名上书主管领导,筹建中国民俗学会及相关研究机构。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钟先生担任理事长至1998年。20世纪80年代,文化部开始了十套民间文艺编年史的工作,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承担了三套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的编辑工作。作为民协负责人,钟先生积极推动这项后来被称为“文化长城”的文化工程,并亲自担任《民间故事集》主编,投身于这项抢救和记录民间文化的国家级文化工程。
钟敬文一直特别重视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和民俗文化研究人才的培养。他是新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两大学科的奠基人。1979年起,他致力于恢复民间文学学科,举办教师研讨会,编辑《民间文学概论》教材,推动高校中文系开设民间文学课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钟敬文致力于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多次举办国家级高级研讨会,在国家文科建设中播撒民俗学研究的种子。1998年,主持完成并出版了《民俗学概论》。在钟敬文的努力下,国务院学位办公室首次将民俗学列入国家二级学科名单。民俗学,研究人的文化,终于走进了国学殿堂。
钟敬文主张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认为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优秀作品,民俗学应该有自己的学术独立意识和学术贡献。他在《中国民俗学史》序言中说:“民俗学是人文学科,人文学科的人文现象都有自己的发源地,不是风中的蒲公英,而是无根的。现代社会强调高科技,但不能忽视民族人文文化”;“历史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教育,一种义务,一种道德。学习历史要有自觉的要求”。
钟敬文先生去世时,最引人注目的挽联是启功先生写的“人民学者”。五四精神滋养了钟敬文,他的脚步伴随着民族进步的事业。他一生致力于人民文化研究和学科建设。向钟敬文先生致敬!
图片由作者提供
《光明日报》(2021年4月12日第11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