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中国诸侯国的国内政治与对外战争》作者:曾吉林和尚本文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12期。
刊物介绍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1)复合影响因子:5.376
(2021)综合影响因子:4.027
文章摘要国内政治是影响领导人发动对外战争的重要因素。根据战争的主流制度解释,国内必胜联盟的约束使得国家领导人在做出战争决策时更加谨慎。但如果放下“现代民主偏见”,放松打赢联盟外生的理论假设,发动对外战争也可以成为领导者主动调整打赢联盟的手段和机会。当获胜联盟的约束构成国内威胁时,领导人更有可能发动对外战争。这个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战国时期中国的战争决策。通过创建这一时期主要诸侯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战争的面板和配对数据集,可以发现,诸侯国发动的对外战争越多,其进行的军事动员程度越高,其君主就越能提拔其出身较低的宰相,从而重构获胜的联盟。因此,诸侯国世袭贵族造成的统治危机越严重,君主发动对外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大,尤其是胜算较高的国家。这一发现发展了国际关系中国际战争国内政治根源的制度性解释,也为理解秦统一这一重要历史转折提供了跨层面分析的新视角。
文章结构介绍
这类文献以选择者理论为代表,用获胜联盟的相对规模等属性来刻画国内层面的制度特征,然后用这一特征来解释国际层面的战争:与“非民主国家”相比,“民主国家”的获胜联盟规模相对较大,其领导人受到更多的制度约束和约束,因此在发动战争时更加谨慎。战争的制度解释文献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领导者的胜利联盟是外生的,不会因战争而改变。但是,纵观人类历史,“民主国家”都是现代产物,而战争推动的制度变迁比比皆是。为了纠正这种对战争的制度解释的“现代民主偏见”,本文希望放宽其假设,允许获胜联盟的结构性变化:如果国内获胜联盟不再是固定的,而是会被战争改变,那么如何解释领导人发动战争的决定?
基于与现有相关研究的对话,本文将构建一个跨层次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对外战争的决策与国内制胜联盟的调整联系起来。第一,从“反转二象”来看,对外战争往往导致国内获胜同盟的重组。其次,从“第二个形象”来看,前一个获胜的联盟造成的国内统治危机越严重,各诸侯国的诸侯就越有动力发动战争(尤其是胜算大的时候)来应对危机。与现有的对战争的制度性解释相比,本文突破了获胜联盟给出的假设,超越了“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二元对立的“现代民主偏见”,面向更广阔的国际关系史。与目前中国战国时期国际关系的研究不同,本文不再局限于单一层面的分析,也不仅仅着眼于几场制衡的战争。而是将所有有史书记载的战争都纳入跨层次分析,从而为理解秦统一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增加了新的思维维度。此外,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整理,本文构建了战国时期(476-221年前)主要诸侯国对外战争和国内政治的面板数据集和包含国力对比和国与国之间战争的配对数据集。这一原创性的工作为定量检验这一理论框架中提出的假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第二,战争的制度解释
在对战争的制度解释中,当且仅当战争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时,领导人才会发动战争。与关注战前国内局势和讨价还价阶段的观众成本理论不同,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基塔提出的选择者理论关注的是战争失败的成本。在这一理论中,国内受众以一个宽泛的概念分为选择者和获胜联盟。“民主国家”不轻易打仗就赢;“非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只用很少的私利就能买通获胜的联盟,受战争成败的影响更小,所以他们的战争决策更加不计后果。“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在国际冲突中更容易让步,避免战争,“非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则会“为生存而战”。事实上,对于领导者来说,战争并非完全无利可图。在制度解释之外,一些学者早就意识到战争对领导人的潜在好处。转移视线战理论指出,面对国内经济不景气或政局动荡,领导者往往会转移视线,通过发动战争来重新获得支持,从而达到维护领导地位的目的。本文将放宽胜盟外生的假设,结合中国战国时期的历史事实,构建一个跨层次的分析框架,将解释领导者如何通过战争调整胜盟,进而解释国内胜盟挑战带来的执政危机如何迫使领导者走向战争。
中国战国时期的君、臣、攻
“国之大事,在于拜与窘。”这句出自《左传》的古谚,为本文建立一个链接战国时期国内政治(以宗法祭祀为主)和国际战争(以武装攻伐为主)的跨层次分析框架提供了重要启示。需要建立一个结合国内政局和国际行为的跨层次分析框架来分析战国的攻伐决策。国内的统治危机可以用制度解释更清晰地呈现出来:在严格的世袭制度中,因血缘关系而掌握权力的世袭贵族会形成领袖的获胜联盟,而宗法制度下出生的卿大夫将承担这一角色。宗法制度,虽然确立了君主与贵族之间君臣臣的义务,但同时也埋下了后患无穷的祸根。不同于制度解释对获胜联盟是外生的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获胜联盟的世袭贵族势力越来越大。当诸侯国的诸侯再也无法为自己的拥戴提供足够的私利时,清朝官员的野心引发了春秋中后期动荡的统治危机。
战国起于这个“博士”时代的末期,各国的统治危机结果逐渐显露。然而,石清仕禄制度依然存在,君臣规章制度的腐败依然存在。如何把每个国家简单地看成体系内的统一单位,在体系内趋于理性?站在各诸侯国君主的立场上,无数的教训指日可待,甚至他们自己也是君臣冲突中的获益者,对外扩张远不及对内应对威胁、赢得联盟。他们积极进行官僚改革,重塑整个胜利联盟,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这种诉求无疑与同时代兴起的出租车一拍即合。为了有效地促进获胜联盟的结构调整,激烈的战争手段可能会带来一些机会。已有研究发现,战国时期中国愈演愈烈的战争往往能促进国内官僚机构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机制就是战争提供了一个向上流动的渠道。
假设1:一个诸侯国发动的对外战争越多,其军事动员程度就越高,其君主就越有可能任命出身较低的宰相。
假设2-1:一个诸侯在国内的统治危机越严重,他的君主发动对外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大。
假设2-2:附庸国的统治危机越严重,胜算在君主决定发动对外战争中的作用就越大。
综上所述,本文提供了一个跨层次的分析框架来解释战国时期诸侯的攻伐。从“逆转二象”看,发动对外战争有助于获胜联盟的调整;从“二象”看,诸侯国的诸侯为了解决严重的统治危机,会倾向于发动对外战争,尤其是胜算较高的战争。接下来,本文将基于原始的定量数据集来检验相应的假设。
4.经验检验
假设1的因变量是各国宰相的出身,主要按照王侯的血缘关系分为三类,即士绅与平民、大臣与公家,分别赋值1-3。后两类就是本文所谓的世袭贵族。假设1的第一个自变量是诸侯国发动对外战争的次数,数据来源以中国战争编年史为主,辅以战国时期的编年史和史料记载,相互印证。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实际测量的是最近十年年均对外战争次数和距离,稳健性测试中考虑了最近五年年均对外战争次数。本文还增加了三个控制变量,即防御战次数、诸侯国所在地区和氏族名称。在模型设置上,本文选择了专门用于处理上述问题的OLS-PCSE (OLS-PCSE)线性模型。该模型广泛应用于跨国定量研究。
模型1和模型2是基准模型。前者只控制国家年的哑变量,后者则进一步增加了所有的控制变量。研究发现,随着对外战争次数的增加,诸侯国的诸侯倾向于任命出身较低的宰相来调整获胜的联盟,这符合假设1。其他模型测试了上述结果的稳健性。在模型3中,为了避免计量误差,本文将自变量重新定义为近五年年均对外战争次数。该模型利用对外战争的行军距离来衡量战争的动员程度,并将其加入到模型中。结果显示,对外战争距离系数显著为负,进一步证实了假设1。此外,考虑到打胜仗可能带来更多的军事成就机会,从而影响诸侯对宰相的任命,本文还根据现有史料构建了一个“外胜数”变量,以近十年来每年发动的胜仗数来衡量,替代“外战数”作为一个新的自变量放入模型,结果依然稳定。上述统计回归结果证实了本文对战争的制度解释中打赢联盟外生的假设的突破,即战国时期发动对外战争可以有效调整打赢联盟。
为了检验假设2-1和假设2-2,根据“战争相关因素”项目中“国际军事争端数据”的操作标准,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各诸侯国之间国力对比和国与国之间战争的配对数据集。分析单位是成对年,可以用来区分每对中战争的发起国和目标国。
假设2-1和假设2-2的因变量是发起国的开战决策,即发起国是否成对对当年的目标国发动战争。数据来源与假设1外战数量一致。两个假设的主要自变量是执政危机,主要以发起国前君主的在位年限来衡量。本文认为,前任君主的统治可以反映现任君主感受到的国内统治危机。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用前君主是否非正常死亡来衡量发起国的执政危机,也就是说,前君主的死亡原因是否明确记载为被杀、被暗杀、被推翻。赵鼎发现,世袭贵族势力与君主的异常死亡率高度正相关。换句话说,一旦前任君主以非正常死亡告终,现任君主就会感受到更严重的执政危机。假设2-2的另一个自变量是双方的国力差距。衡量诸侯国的国力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本文用各国近十年的年均战争行军距离来衡量。
本文增加了一系列控制变量。第一,对外发动战争的决定首先受到发起国的国际政治压力的影响。毕竟一个腹背受敌的国家很难有余力发动战争。这个变量用发起国最近十年的防御战次数来衡量。其次,根据齐的研究,参战可能是感觉受到威胁后的一种行动。影响因素除了双方的国力差距,还包括目标国的灭国意图和双方的距离。
无论是只考虑自变量的模型1,还是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模型2,都说明前君主的在位时间一直对发起国的战争决策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开国前君主在位时间越短,统治危机越严重,现任君主就越会发动对外战争,从而证明了假设2-1。本文对上述结果的稳健性进行了检验。
在模型1中,本文以前君主的非正常死亡来衡量国内的统治危机。结果表明,如果前任君主非正常死亡,国内执政危机越严重,发起国现任君主发动战争的概率越高,与基准模型的结果一致。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的模型2也是如此。
可以看出,所有的稳健性检验都支持现有的假设,即国内出现更严重的执政危机会增加在任君主发动对外战争的概率,这至少可以部分归因于发动对外战争有利于调整国内获胜联盟。
1只将两个自变量及其交互作用放入模型,结果显示交互作用系数显著为负。换句话说,随着前君主在位时间的延长和国内执政危机的减弱,国力差距对发起国开战决策的正面影响也显著减弱,印证了假设2-2的预期。即使在模型2中加入其他控制变量,这个结果仍然是稳定的。本文用国家能力指数之差代替战争距离之比来衡量国家实力差距,并对检验假设2-1和假设2-2的相关模型进行了重新估计。结果继续支持本文的结论。到目前为止,本文中的三个假设都得到了实证的支持。
五个结论和启示
本文试图论证,在人类更广阔更漫长的历史中,获胜的联盟并不满足于现状,而是不时地从克制走向对领导者的威胁;同时,战争既是人的生死之地,也是国家的生存之道,对国家制度的变迁有着深刻的影响。领导者除了经常受到获胜联盟的制约外,还可以巧妙地利用战争主动调整获胜联盟的结构,增强其忠诚度,达到巩固自身地位的目的。这样,一旦放松了外生胜利联盟的假设,领导者的能动性就能得到充分发挥,现有制度解释发展出来的“第二形象”和“颠倒的第二形象”的叙事分析也将被改写,从而为理解“人、国家、战争”的互动关系提供新的思路。
根据上述思路,本文对中国战国时期进行了考察。一方面,愈演愈烈的战争扩大了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渠道,有助于支持获胜联盟的结构调整,形成了制衡旧的世袭贵族的新生力量;另一方面,国内王公贵族面临的统治危机越严重,他们就越有动力发动战争,尤其是胜算更高的战争,以培养新的“军事利益阶层”,巩固自己的地位。
当然,本文仍有两个局限性。在理论层面上,虽然本文表明君主会通过任命宰相来“洗牌”国内获胜联盟威胁下的获胜联盟,从而稳固自己的统治,但本文并没有揭示统治者会在何种具体条件下感知到这种威胁并采取行动。在实证层面,限于史料的可得性,本文目前难以全面处理反向因果关系问题:对外发动战争可以导致宰相人选的变化,但不同类型的宰相也可能影响君主对外发动战争的倾向;国内政治危机会增加君主发动战争的动力,但战争本身可能反过来带来内部政治危机。
本文从新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长期关注的问题:中国在战国时期经历了一个争夺霸权的历史过程,这与西方早期的情况类似。为什么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出现领土不同的国家的持久分裂,反而诞生了统一的帝国?
秦的统一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合:既取决于单位层面的实力和优势,制度层面的机遇和策略,也取决于本文所揭示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战争互动逻辑中诸侯自身的动机和选择。换句话说,“六国毁灭者”既是六国,也是秦国。本文通过从战争的制度解释上放宽制胜联盟外生的假设,展示了中国战国诸侯国如何利用战争突破现有制度、调整制胜联盟的过程,以跨层次分析的视角补充了国际关系学界对中国战国尤其是秦国统一的认识。本文希望能为后续研究中国历史上包括战国时期在内的多个分裂时期所蕴含的统一逻辑提供启示,并最终为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理解中国的统一提供一些启示。
文献支撑引用注释数:123
文献分析:极其充分。
亮点总结选题。
文献综述。本文文献非常充分,引用笔记数量无法直接体现。
假设和设计。
风格坦荡。
今日小评本文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开头引出问题,用大量笔墨梳理文献,不断进行“纠正性”论证,清晰展现“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过程。作者用大量的文献构建了自己的理论假设,然后设计实验,用非常优雅的研究方法不断论证结论,花了大量的精力进行定量研究。
即使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工程学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受到尊重,尤其是在证明相关性方面。
作者很大度。在第一页,引文强调了对编辑的感谢,强调了写作的责任。之后在文章中多次提到我需要资料,请联系作者获取,意思是讨论。这是做人之道,也是做学问之道。而且作者的工作量很大,最后一篇文章没有包含的内容也很客观中肯。
这篇论文是长期以来最出色的一篇。
作者简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蒙克、华宇副教授、苏世民副教授学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曾吉林。
责任编辑小果
文章详情本文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12期。类别:中国古代史;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发表时间:2021年11月28日引用次数:0下载次数:120主题: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