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修德
2021年11月6日,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的第二届海外学者中国医学史研究系列讲座在网上举行。主题为“中国医学史的研究方法、路径与趋势”。主讲人是伦敦大学历史系的Vivienne Lo教授。南洋理工大学历史系教授徐苑和伦敦大学博士生路易斯·琼奎拉(Luis F. B. Junqueira)为主讲人。此外,来自国内外的约400名学者参加了本次讲座。现在,我选择它的摘要,为读者提供晚餐。
主持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观众详细介绍了罗教授的个人研究方向和兴趣。罗教授现为伦敦大学历史系教授,伦敦大学中国健康与人文研究中心召集人。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医学史、科技史;多年来深耕针灸、饮食医学、运动疗法等领域的社会文化史,培养了20多名从事中医历史领域的硕士、博士研究生。通过翻译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文献,她表达了对丝绸之路上科学知识传播的看法。此外,她还对医学和保健的视觉文化感兴趣。目前的研究项目是中国营养学史。讲授的主要课程有中国古代史、亚洲医学史、中国电影与人体史、中国营养学和民族药物学史等。荣获2017-2018年惠康信托奖等多项大奖。出版了《电影与中国医学人文》、《中世纪中医:敦化医学手稿》等7部专著及合著者。几十年来,罗教授成功地为中外医学史的交流架起了一座学术桥梁。
简介:什么是中医?
讲座一开始,罗教授就问如何理解中医。中医处于什么发展阶段?中医和现代中医都经历了哪些历史变迁?本讲座按时间顺序概述了中医从古代到现代发展的历史过程。涉及的研究课题非常广泛,包括中国古代医学传统和体系的形成、疾病与治愈、食物与性、医学与宗教、中国早期解剖与生理学、草药与食物、灵性与修身养性、医学现代性形成的历史过程等。它探索了两千多年来古代医学思想和实践是如何形成、转变和改进的背景。着眼于聚焦当前学术界的主要争论,旨在为学术界提供国外医学史领域的前沿概况、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开拓研究者的研究视野。
将由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罗、、多利杨教授主编,黄龙祥、韩松等50多位专业学者参与编写的《劳特利奇中医手册(2021)》顺应了当前的研究趋势。这部专著汇集了大量从事历史和人类学研究人员的最新研究成果。研究材料使用了大量古代医学文献,研究课题仍具有当代学术和现实意义。本次讲座的主题也是围绕这本专著展开的。本次讲座基于七个分主题,即:1)医学体系和传统的长期发展和形成,2)疾病和治愈,3)饮食和性,4)灵性和正统宗教的培养,5)中国文化圈的医学世界:相互关联的传统的多样性,6)更大的移民社区,7)现代性的咨询。
中医的范畴是什么?即地缘政治的“中国”和概念多样的“医学”。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在中国,直到没有可以从其他地方鉴别出来的、形态各异的药物,才出现了“中医”这个词。到了17、18世纪,耶稣会士和外科医生带来的欧洲医学迫使人们认识到本土医学和外来医学的区别,冲击了对本土医学的认识。在这种强大的外来医学传入中国之前,只有“药”这样的中性名词,还没有冠上国名。
二、中国医学史的研究趋势
伊尔汉中国科技收藏
事实上,早在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之前,一种来自中国文化区的药物就已经被其他遥远的语言社区所认识。在14世纪的波斯,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生、翻译家和学者聚集在拉希德·丁的宫廷里。他是伊尔汉(1256-1335)的首相,也是犹太教和穆斯林的学者。拉希丁收集了大量医学知识,包括中文著作。313年,他用波斯语撰写了《伊尔汗中国科技集》(Tansuqnama-I il Khan Darfunun-I ' ulum-I kha tayi),其中包含了一些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
2.1医学体系和传统的长期发展和形成
从把中医经典描述为史前揭示的真理,到黄帝与大臣的谈话,史家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许多医学文献的作者确实把黄帝和他的大臣们的辩论作为一种修辞手段。目的不是表达他们有争议的观点,而是统一这些知识。这些作者强调的观点是,身体和状态是宇宙的小宇宙。在这种情况下,皇权被认为是上天“自然而然”授权给执政统治者的,这种权力可以触动每个人的内心。李约瑟将这种观点描述为一种“有机体”:将身体的生理和功能与一个国家的统一联系起来,作为实现一致性的主要政治目标,旨在消除对皇权行使权力的障碍,将统治者置于权力的中心,如同心脏一样,并将贤臣及其执行功能想象为其他内部器官及其活动。不幸的是,这本书没有太多关于环境、气候或医学经济学的内容。更注重医学和治疗的内在理论,强烈的中国思维,社会规范和禁忌。然而,仅仅一册书并不能让我们同时关注环境、气候和经济的变化。
即将出版的《中国医学史手册》各章基本按时间顺序排列,并指出一些突变及其原因。同时,要注意健康与疾病中的重复思维模式,医学实践中的多元认识论,以及公元前221年以来中国两千多年在大一统格局下的逐渐转变,即中国医学实践的长期发展。
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中医是它在公元前和公元后几百年,也就是从战国末期到秦汉帝国发展的结晶。对周后期早期巫师、医生、占卜师的不同著作和信仰进行整理和规范的动力,无疑是在规范许多制度(如历法、文字、度量衡、道路规格等)方面的工程。)帝国统治时期。当时,医生把医学知识的来源托付给了古代的传奇人物——圣人、文化英雄、传奇统治者。例如,赤帝或神农被描述为尝试药物和食物的传统的代表,成为本草和药理学的创始人(《高施米特》第八章)。然而,这两种医学传统在宋代之后发展得更加彻底和系统,但它们继续被命名为神农(《刘升》第九章)。然而,对医学做出巨大贡献的最著名的传奇人物是黄帝。作为一个文化的开国功臣,据说他做出了许多发明,把古代的天文学(宇宙学)和法律、刑罚、历法、占卜、医学的思想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普遍的理论框架(《伯颜顿》第七章)。
新的考古发现彻底改变了我们对这种新的帝国医学以及产生它的社会文化背景的认识。过去半个世纪的研究见证了战国晚期和汉代墓葬的发掘。这类文献,随着城市建设热潮中新的古代墓地的发掘,仍在陆续出土(罗和,第三章)。大量不同的文字大多刻在帛书和竹简上,证实了各种身体治疗、药物和配方的传统,而这些传统,至少对古代贵族来说,是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共存的。其中出现了大量历史悠久的医学传统和最早的体育锻炼实践的证据,如药物采集、针灸、家庭手术、呼吸冥想和具有治疗效果的运动(指导)。一些医疗实践没有成为正统医学并幸存下来,但其他的,如指导,按摩和针灸,被后来的帝国医疗机构(如隋唐帝国医学部)作为官方医学教育系统的科目(《阳》第六章)。
发掘出来的文字也凸显了无数匿名作者的声音,这些带有学术声音的作品都是从《黄帝内经》编者那里摘抄出来的。为了证明他们如何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获得新的医学理论,如阴阳、五行和气的理论——他们观察和记录季节和动物作息的变化,昼夜交替的规律,以及支配日常生活的仪式和与数字有关的命理学的重要性(伍尔夫第4章和第5章)。
那么,为什么一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与中华帝国同源的医学,在今天依然适用?阴阳、五行、气,这些术语塑造了我们想象中国悠久而连贯的医学传统的语言粘合剂(第一章,陈蕴如;斯坦利-贝克第二章)。然而,在北京、台北、东京、伦敦和旧金山街头提供的中医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古代的宫廷医学或中世纪的道教或佛教治疗?这种开放性问题可以通过社会学、文化学等学术领域发展起来的分析框架进一步研究。
2.2疾病和康复
有些医学知识是汉代才产生的。这种知识来自对身体组织、骨骼和内部器官的观察(《李建民》第13章)。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察,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比较身体概念的历史。因为在此之前,传统观点认为解剖学起源于古希腊,在其知识体系中独树一帜,并在启蒙运动后加速发展。然而,中国有着探索内在身体的悠久传统。
正如古希腊和其他具有悠久医学传统的文化一样,众所周知,深度手术在过去不可能有很大的治疗效果,除非是在极端条件下,比如战争和分娩。在对待人体的时候,把生理和解剖想象成与外部世界的秩序同源更实际有效。例如,这种观点可以在针灸模型人物和阴阳经脉图像中得到证明(《黄龙香河王芳》第十二章)。
早期中医描绘的是宇宙,健康的身体与自然规律融为一体。观察天地之间不同的周期和阶段,人一旦与这些周期不和谐,就会发生疾病(《芦笛》第十四章)。能够感知和识别这些障碍的医生将使用脉诊、触诊和面诊来诊断和预测疾病,从而治疗他们的患者,包括他们的心理和行为障碍(《Loi-Koe》第10章;《陈秀芬》第十五章)。
中国医学传统的多样性在一些现存文献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这些文献没有经过后来的编辑加工,从而更真实地反映了来自底层的混杂医学,如当地的医生、妇女和庸医(柯克第18章)。医案是中华帝国后期(14世纪末至20世纪)迅速成长起来的一种写作体裁。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流行病记录,流行病史是一个有争议的主题,这激发了本书对精致史学的反思(汉森第16章和第17章)。
2.3食物和性
对历史编纂的反思也是“食物和性”一节的一个主要特点,这一节追溯了医学和性学中性别化身体的出现(罗查第25和26章;《王一山》第二十三章;吴贻立第二十四章)。关于性的书写,无疑是阴阳气在感官方面发展起来的最早的思维模式(普菲斯特第22章)。性器官的解剖和功能需要深入研究,但更重要的是,阴、阳、气的概念在成为正统医学的基石之前,一直作为内部物理感官中的术语使用。激烈、激情、痛苦以及所有的情绪和健康或不健康的状态都可以用这些术语来表达。在中国,对性、烹饪和灵性的愉悦也是许多禁忌的来源,尤其是关于如何克制和进行一些特殊的修炼方法(第20章,1罗微以前;罗和朱奎拉第十九章;Buell第21章)。信徒通过性交的实践获得健康和追求不朽,这是这一传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遗产,性交被用来训练和抑制女性的欲望(《瓦鲁西》第30章)。
2.4精神和东正教的培养
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与我们现在可能认为的宗教疗法和由宗教团体启发的新治疗方法有关。虽然他们的治疗方法可能并不专业,也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但他们仍然保留了他们最初的身体和宇宙观:佛教徒和道教徒从唐朝开始就被禁止与医生竞争。与神和精神交流并寻求他们的祝福以达到更大的疗效或干预疾病的原因(Junqueira第31章)是中医长期以来的常见做法。
唤起神灵权威的占卜和数字文化是早期中医建设的核心,构建了漫长的择吉日就医的惯例。操控时间也是中国炼丹术修炼中的一个关键技术,为了追求长生不老和提炼身体精华而影响物质合成的内功修炼(Pregadio第29章)。
宗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医学的发展?占卜在道教中占有突出的地位。道教的治疗方法通常是通过禁食来消除邪灵对身体的侵入。但是,这个道医是你目前在网上看到的吗?虽然各种治疗和修身养性的方法被道教吸收,并在随后的传统中得到发展,但“道教医学”这个名称是一个现代术语。在国外,道教医学是上世纪下半叶欧美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产物。这个名词被广泛使用,甚至取代了整个中国的传统医学和养生文化,因为“道医”对于有志于身心疗愈的人来说有一定的意义。所以对东方灵性的修炼感兴趣的人,往往会把道教和中医混为一谈。而在中国,道教医学却被视为政治上认可的标签,以此与“暧昧”的气功划清界限。在通过经典授权实践的保护伞下,它保护广泛的地区和口头实践(Stanley-Baker第27章)。
分析中国宗教和治疗的历史迫使我们接受相互关联的不同传统。通过佛教的传入,印度医学对中国医学和当地宗教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萨尔盖罗》第28章)。僧侣在寺院里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僧尼使用的准违禁药物,以及药师佛等魅力型医者和神力,让我们有必要质疑所谓的单一的、文化定义的医学是属于道教还是中国的。
2.5中国文化圈的医学世界:相关传统的多样性
当你看到这本手册涵盖了许多文化的影响及其治疗方法,你会更好地理解中国医疗的多样性及其与其他文化的相互联系。矛盾的是,由于它的宏伟和包容性的学术文献,它可以同时包含和垄断这种多样性(赖莉莉和严阵的第37章)。因此,当地(民族)医学和治疗的历史必须放在更广阔的框架中,不能局限于今天被视为“中国”的政治或语言界限。而是以迁移、适应、转化的方式延伸到附近地区。这些毗邻地区中的一些是由于地理上的接近、政治历史或贸易,而另一些是由于使用共同的书面语言或不同的方言。
由于人物的共同性,医学理论在前殖民时期的韩国、日本、越南和当代的新加坡可以更直接地共享、协调和本土化(《德弗里斯》第33章;康第三十四章;Trip第三十五章;杨炎第三十六章)。通过与蒙古、西藏、印度以及通往波斯等遥远地区和文化的陆地物质文化的交流(《陈明》第三十二章),清晰地刻画了过去对“亚洲”的想象与“东亚”狭隘的文化内涵之间的张力。
把中医的历史从中国地域界限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兼顾不同地区的多样形态,做出更微妙的叙述和比较。向西看,我们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了中世纪多样化、多语种的文字记录。这些丰富的史料使我们能够用“边缘”和“中心”的概念进行研究。近年来,对大部分收藏于大英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医学手稿的研究,证明了历代宫廷编纂的官方医学文献得到了广泛流传,同时也印证了当地生机勃勃的医学文化和资料,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这些在官方经典和广为流传的文本中几乎没有提及。
2.6更广泛的移民社区
从蒙古帝国的第一批大规模移民,到现代中医在欧洲的传播和翻译,再到20世纪与西方现代医学的多次相遇,中医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在很多方面被彻底重塑。我们发现它与18世纪法国关于脉学的新争论交织在一起,与越南南北精英的分歧交织在一起。在早期面临殖民和技术统治的新加坡,通过知识和组织能力支持不同族群的生存。近代以来,医学作为中国软外交和非洲共产主义国家发展的媒介,也成为世界各地后西班牙殖民地对西方现代医学受利益驱动的不公平现象的文化和经济反击(Marie Chapter 38坎迪利斯的第39章;梅战第四十章;巴恩斯第四十六章;Kadetz第41章和第42章)。
2.7咨询现代性
大胆的新社会主义医学观也是物质实体观,可以同时接受现代还原论的植物化学方法(斯普林格第四十八章)。非常适合在20世纪初与药理学的偶遇中幸存下来。新旧的结合最终导致一种物质的生物活性代谢物的提取,这种代谢物可用于制造具有传统力量的现代药物。
尽管有了新的物质现代性,但中国古代气的培养及其精神方面在全球武术和治疗性体育的文化中,以及在冥想的培养中,仍然充满活力。它们继续存在于当代中国性学家寻找性健康整体概念的著作中(《罗查》第26章)。以及在物理保健方面有共同兴趣的团体(《亲爱的》第49章)。
研究方剂学和方剂学的翻译和分析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这方面知识的传播。在翻译有形的细节和内容的过程中,现代译者面临着与过去使用这些药材的商人、学者、专家或只是普通人一样的问题,他们被药材的鉴别、成分和方法的解释所困扰(普利茨克第43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多变的特性,以及其适应当代情况和吸收外来影响的内在能力,确保了这种正统和非正统的帝国医学的持续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中医术语的多义性保证了医疗实践的连续性。就像“气”这个词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一种在我们体内流动的“能量”的想象,仿佛我们可以像插电一样把自己接入国家电网。同样,我们庆祝中医的“宝库”及其使用成千上万种植物作为药物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治疗疟疾的最新神药——青蒿素——尽管药物本身、对疾病的认知、对疗效的解释和用药方式都已完全改变。
所以,中国传统非常连贯、普遍、容易认同的假设是虚幻的、短暂的。那些试图将其作为与西方传统的对比的人将不可避免地冒险以一种非常粗略的方式讨论这个话题,而无法证明自己。考虑到中国生活和流动的人口数量巨大,中医的起源肯定不完全是中国的,所以历史学家必须接受中医有各种各样的医生和不同种类的治疗方法。
三。中医的“传统”与“现代”
讲座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也是贯穿全书的问题,即中医与中医学的界限是什么?这不仅是一个语义之谜,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其基础是语境化的定义。因此,要想真正理解它,就必须清楚地表达它在什么语境中(海因里希等人,第51章)。
自1911年以来,虽然中药中加入了不多的新“天然”材料,但我们必须考虑能否找到新的中药,发展中药。毋庸置疑,千百年来,乳香、丁香、西洋参等许多材料被引入中国传统药材,并被赋予新的特性。比如最近中医医生开始把原产于南美的玛咖作为一种新药。虽然中国药典对玛咖并未作为官方书籍出版,但通过中医理论,一般认为玛咖属于温肾壮阳的药材。在中国以外工作的中国移民也借用他们接触到的当地治疗传统,并将其融入中国的食谱和传统。比如马来半岛的土生土长的华人移民在使用当地的植物时,会用福建方言和其他中国南方方言来形容。
现代科学中检验多组分药物的方法很少;传统草药,如枸杞、人参和银杏,以及藏药帕德玛,因其作为中药的形象而进入市场。但是,它们与它们的原始用法是分离的,因此它们与前现代中医之间只有微弱的联系。当单味中药或中药衍生的物质不在中医或前现代中医的概念和实践框架内使用时,显然不是任何一种中药。同时要能分辨出已经融合了中医理论的新诊断方法,比如用电子设备刺激针灸“穴位”,用乙醚等技术提取生物活性代谢产物。后者不是在中医背景下发明的,也不是中医从业者常用的方法。古代本草中的水果和草药被提炼为植物性药物,其用法得到了现代科学验证的支持。然而,根据传统理论很少或根本没有使用,除非是为了广告和促销,这引起了古代权威的感情。冬虫夏草和枸杞在“北国”医疗保健品中的现代用途,已经转化为某种能量食品或食品补充剂,不再是传统中药(Heinrich等,第51章)。此外,某一种中药一旦提取其有效成分或提取其精华,就以注射剂、浸膏或丸剂的形式包装运输,这在古代典籍或现代中药中从未出现过。这些药材虽然有中药的名称和历史,但还能算是中药或传统药物吗?
有没有办法弥合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的认识论鸿沟(巴特勒第50章),或者说中医有没有自己的现代性来对抗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本手册无法详尽介绍中医。我们覆盖的越多,我们就越意识到我们错过了什么。最后,这些问题的答案以及我们很多未解决的问题都将留给未来的研究者,希望他们能从这本手册的研究中为自己的研究做出贡献。
四。回复:未来中医史研究的可能性?
在讲座环节,伦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林有乐认为,讲座总结了医学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专业研究者和医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林有乐在罗教授演讲的基础上延伸出三个问题。罗教授多年来一直关注老关山,并承担了该项目的研究工作。第一个问题是,老关山等考古发现对中国医学史的写作有什么意义?崂山出土了大量汉墓医牍和织布机。罗教授认为,成都老官山汉墓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老官山是如何形成的。这是目前一个未解之谜。临摹时代,知识来源复杂,竹简上书写的信息来源更难鉴别。崂山出土的医书很有研究价值,医书中的“经穴”和《黄帝内经》中写的穴位,是相互联系的。其次,林有乐问,“中西”二分的医学史写作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如何看待中西医比较历史研究?罗教授认为单纯地划分中医和西医是不合理的。医学整合是指医学思想、药物和技术的整合。中国古代医学与宗教实践和宗教禁忌交织在一起。但历史上的中医不仅仅指中医,还包括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医学,如印度、阿拉伯医学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医学。所以在研究中医的时候,有必要把研究课题扩展到中国以外的地区。如何从文化上定义中医?答案还是中医复杂。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解剖学起源于西方,而非东方。中国人对手术不感兴趣,因为手术伤害身体,导致死亡。
第二位面试官是南洋理工大学的徐苑博士,他参加了以了解当代草药知识为主题的面试。本书共五章,论述了从宋代到现代的草药知识发展史。徐苑展示了利用陶弘景《本草经》、《名医辨治录》、《神农本草经》等文本制作的地图集。在“中华文化圈:相互关联的世界多样性”一章中,涉及波斯、越南、日本、新家坡和少数民族医药。值得注意的是如何定义“汉字”的概念。Sinographic指的是传统文化中共享的中国拼写和书写文化以及天文知识,而不是简单的翻译。扩大的移民社区覆盖欧洲、美国、古巴、危地马拉和非洲。通过语言翻译,医学和本草的知识可以在国际上流通。以《华夷通语》为例。文中,药材、熏香、鹿茸、砒霜等。都是用马来语记录的,马来语和汉语互相比较。随着书写区域的位移,药名的读音和书写方式也随之变化。中药材的语音、名称和书写模式在不同时期和地区发挥作用,产生了跨文化、跨地域、跨时间的翻译。目前中医面临的主要困境是如何得到科学界乃至世界医学界的认可。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医药发挥的有效作用举世瞩目。西方学者多次举办研讨会,探讨中医药在新冠肺炎预防、增强免疫力和临床治疗中发挥的有效作用,并对中医药的有效作用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赞赏。西方学者特别重视中医知识在中国、韩国、美国、新加坡等许多国家的翻译和接受。令人高兴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中医知识也吸引了国际医学界的研究热潮。《亚洲医学》杂志通过翻译、应用和研究一些传统中药,如覆盆子,促进了中医的发展。
最后一位合作者杨介绍,中医手册的研究范围不仅仅指中医,而是广义的中医。本手册收录了51位长期从事中医药研究的学者,并提供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极具参考意义和研究价值。也希望能给更多的学者和研究者带来新的思考空。
此外,与会专家学者还就如何定义“中医”和“传统医学”进行了讨论。讲座取得了圆满成功,希望所有学者都能从中受益。
编辑:彭珊珊
校对:刘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