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兴邦,陕西省耀县人,考古学家。曾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考古学会会长。他主持了河南、陕西、北京、山西等地的多项重大考古发掘。在媒体公布的“20世纪中国百大考古发现”中,石兴邦主持了两项。他的考古生涯是与新中国的历史同步起步的,尤其是他年轻时创造的半坡考古范式,成为考古学中的经典。他通过历史,把中国史前文化的整体框架和中华文明的形成,让普通人看得更清楚。
半坡遗址、兵马俑、夏川遗址、法门寺地宫...这些举世闻名的历史文物为世人所熟知,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是那些幕后英雄让这些文物重现光天化日之下,让它们惊艳亮相。坐拥“考古之都”Xi安的石兴邦先生,就是这些幕后英雄中的领军人物。在2018年第二届中国考古大会上,石兴邦获得终身成就奖,充分肯定和表彰了他一生致力于田野考古的工作。如今,即将迎来百岁生日的石兴邦老人,已经成为考古界的一座丰碑,一个传奇……
击中目标,投入考古领域
石兴邦,1923年出生于陕西省耀县石柱乡。耀县是关中通往陕北的天然门户,素有“北山之钥”、“观复之咽喉”之称。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也为他的成长和成功提供了丰富的养料。石兴邦家属于富裕的中农,养了几百只羊。从小就能放羊、卷毡、耕作。石兴邦上小学的时候,在农村的一个大庙里。当时有一个叫寇怀义的老师,白天教学要求严格,晚上和石兴邦住在一起,教他新思想,给他讲很多新鲜有趣的事情。在寇老师的指导下,石兴邦也认真练字,功底扎实。
1937年,石兴邦就读于Xi市第一中学。他只在和平的教室里呆了半年,就在全民族遭遇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日军开始炮轰Xi安,学校被迫迁往汉南。他转学到三元中学,学习生活变得更加艰难。然而没过多久,山西大学搬到这里,一些很有学问的教授、副教授主动提出给中学生授课,让他学到了地理、生物等学科的知识,成绩也有所提高。1944年高中毕业时,参加陕西省考,考了第一名。
石兴邦报了两个大学志愿,一个是当时重庆的中央大学政治部,一个是新疆大学民族系。原来他从小就对班超下西洋、张骞通西域的故事很感兴趣,想通过大学的学习增加对边疆和少数民族的了解。当年,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苏联在新疆的活动,在中央大学新设了一个边防管理系,为的是培养一批精通少数民族语言、能定居边疆的人才。招生老师看到石兴邦的志愿后,把他调到了边防管理部门。
石兴邦
俗话说,歪了。就是人类学、民族学、古代史、原始社会、村民社会、考古学等课程。那石兴邦在边疆政治部学的,还有边疆盟旗制度,政教制度,土司制度等。,这使他对古代文化有了系统的了解,并在头脑中构建了完整的知识框架,这在他转入考古工作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韩儒林是元史的权威。在他的影响下,石兴邦对蒙古历史、文化、语言的兴趣大增。韩儒林治学严谨,教学中注重评论和启发,然后列出大量需要参考的材料,让学生在研究和思考中加深理解。第一次蒙古史期中考试,史兴邦只考了62分,是同学中唯一一个及格的。原来韩老师给的书名大部分都在参考书目里。石兴邦平时读书多,但也有积累的。还有的读书少,所以考不上。毕业那年,石兴邦和同学一起翻译了《蒙古秘史》。
因为学术基础好,石兴邦留在了中央大学当助教。本来想和韩儒林先生一起读研究生,可惜边政科被撤销了,相关教材交了,韩先生被调到历史系当主任。1949年只有浙大还在招研究生,石兴邦就报考了浙大的结构人类学。考场设在导师吴教授家的客厅里,他一连参加了三天半的考试。考试的形式也很简单。吴老师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让他评论课文中的观点,或者翻译外文书籍。他当时提交的论文,是其他老师临时“支持”的。好在我在世兴邦大学的时候,经常参加社团活动,和吴老师比较熟,所以有幸被录取。
研究生期间,石兴邦还向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学习了考古知识,随后参加了杭州玉泉山金墓的发掘工作,这成为他的第一次野外实习。1950年,夏鼐应邀担任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石兴邦跟随他担任学术秘书。除了考古,他还学习了俄语和英语的马列著作,加强了历史观的培养和塑造。由此,史兴邦逐渐成为新中国考古史上的亲身经历者和重要开拓者。
一次普通的野外实习,意外揭开了半坡的神秘面纱。
作为“十三朝古都”,Xi安拥有丰富的历史资源和文化积淀,历来是考古发掘的重要场所。1953年,史兴邦与陕西省考古调查发掘组合作,在xi东郊的国家第三棉纺厂福利区遗址上“寻宝”。一天下午,当他走累了,他找到一个土堆坐下来休息。他偶然在河对面的一个低洼土梁上发现了一个整齐的悬崖,顿时激起了他的职业敏感。走近一看,取土的茬子上已经露出了许多废墟,地上散落着一些破碎的陶片。他用镐头敲了敲,发现了许多整齐的石片,目测是石器时代的典型特征。刹那间,石兴邦的内心激动起来,先民们用陶器和石器劳作的画面顿时历历在目。回到考古研究所后,他立即向研究所做了报告。
但直到一年后,这个遗址才被真正发现。当时全国各地都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很多工地都在挖坟墓和遗址。但由于连年战乱,考古人才严重不足,人员不够调配使用。因此,中国科学院、文化部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考古人员培训班,每期三个月,让他们快速入门,被加到一线考古岗位上。都是郭沫若、翦伯赞、夏鼐等名家所教,是考古界的佼佼者。这个培训班已经举办了四届,被形象地称为“黄埔四期”。
在石兴邦的大力倡导下,1954年举办的第三期培训班被安排到Xi安半坡村进行野外实习,由他担任总导师。谁也没想到,实践发掘仅仅几天后,一幅6000年前地面人类生活的场景就被揭开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
半坡遗址发掘负责人石兴邦先生
在此之前,中国的考古发掘主要沿袭苏联范式,多采用探沟、切条等方式带走文物。然而,经过深思熟虑,31岁的石兴邦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考古范式——为了保存遗址的完整性和历史性,先进行全方位的勘探,分层位、分层次向下挖掘,在充分了解遗址后再决定下一步的发掘计划。
石兴邦和他的学生们用这种方法挖掘出了一座保存完好的倒塌的圆形房屋和一座长方形大房子的遗迹,挖掘出的其他房屋建筑遗迹都标记清晰,令人印象深刻。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次有这样的发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培训班结束时,北京市文物考古领导同志来了,充分肯定石兴邦的探索,鼓励他有更多的发现。
半坡村的发掘历时三年,期间换了几批实习生。整个遗址占地约5万平方米,发掘了1万平方米,展示了一个布局完整的村落遗址。经鉴定,确定为仰韶文化庙底沟式,此处出土的面鱼纹盆被载入中学史书,为全国人民所熟知。其实这种盆放在孩子的骨灰盒棺材上,承载着父母对死去孩子的悼念。盆内绘有眼睛,被认为是灵魂出窍,通往天堂的通道。
半坡遗址1号房屋发掘简报
石兴邦对一坛子小米记忆深刻。当罐子被打开时,几乎每个人都感到惊讶。原来六千年前的小米和现在的差不多,只是因为时间的流逝,小米只剩下空空的外壳,稍有风吹草动,就会飘舞起来。这种珍贵的小米成为研究史前人类生活的珍贵资料。
他更引以为傲的是考古史上的又一创举——公开发掘,让当地人尤其是村民参观,仅仅因为吝啬就组织临时文物展,把史前人类的物质创造和生活场景一一展现给人们。大家参观时,考古人员充当义务讲解员,通过生动的讲解,提高了村民的文化普及和文物保护意识。此后,不断有市民带着家中挖出的“宝藏”向考古队举报,而唯一让他们感到满意的奖励,有时只是一张照片或一张证书,有时甚至是考古学家和相关部门的口头表扬。
有一天,一个阿姨递上来一个尖底的陶瓷瓶子。其实她也不知道瓶子的用途是什么,只是觉得考古队员都是受过教育的,给他们就对了。在石兴邦研究后,他们发现这是一个水瓶,用绳子挂在脖子上。从河里取水时,瓶尖很容易在水中翻转,一下子就能装满水。当地村民称这个陶瓶为“美人瓶”,但也有村民从墓中挖出来后发现不吉利,随手扔在厕所旁边的地方,或者干脆当场砸碎。每次听到这样的消息,石兴邦都会无比惋惜。
石兴邦一直主张,考古学家绝不应该像有些人误解的那样,对世界漠不关心,埋头于“挖泥娃娃”,而应该成为有责任感、有协调能力的“社会活动家”。正是广大民众的“现场”参与,使得半坡村文物的发掘和保护工作更加扎实,为深化仰韶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半坡遗址的发掘是新中国考古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不仅深化了人们对仰韶文化的研究,为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范式,而且还开创了全景式聚落考古的类型,其影响延续至今。三十岁那年,石兴邦凭借半坡遗址的发掘一举成名。
发掘“夏川遗址”有一段苦乐参半的考古生涯。
半坡村发掘后,石兴邦曾返回陕西,先后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直到1976年,他才回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不久,他开始了山西沁水夏川遗址的发掘,这成为他考古生涯中的又一个里程碑。
夏川村是旧石器时代的典型遗迹,文物丰富。由于特殊的历史时代,跟随史兴邦进行发掘的大多不是专业的考古学家,而是由各界人士组成的“培训班”。有的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考古发掘,做什么。当时的石兴邦,穿着褪了色的中山装和圆圆的布鞋,走路微微前倾,面带微笑,让人感觉和蔼可亲。但在工作中,他极其严格,从基础知识开始,然后带着大家去实地实践,手把手地教大家考古发掘的方法,像一个老师傅带着徒弟。
整整四年间,石兴邦先是住在一个老乡的厢房里,后来又住在那个老乡放粮食、农具、杂物的楼上。那时,夏川的条件还比较艰苦。偶尔,柴油发动机被用来发电。大多数时候,煤油灯是用来照明的。在这里,石兴邦过着苦行僧的生活。房间里只有一张简易床,一张表面凹凸不平的桌子,一个腿不稳的小方凳,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每天看书学习,写经验,写记录。在他的带动下,学员们晚上也没闲着,自学讲课,抄笔记,在空之前掀起了一股学习热潮。
也许是因为职业敏感,石兴邦对自己接触到的一切都要拍照,甚至是农民搭起的窝棚、猪圈羊圈、有地方特色的竹篮,都要保留资料。有同学很好奇的问他,这些东西随处可见。记录的价值是什么?他说,正是这种日常记录的整理非常重要。久而久之,就会大有用武之地。
国家博物馆收藏仰韶文化鱼纹彩陶盆
石兴邦还带着学生去当地村民的麦收,让大家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知识分子应该参加劳动,锻炼身体。劳动的另一个目的是看运气够不够好,能不能找到新翻出来的“宝贝”。有一次,他们在老家发现了一块砂岩石板,石兴邦把它作为教材,教大家如何鉴别文物,以及这类仪器的发展过程和主要作用。学生们聚集在他周围,饶有兴趣地听着。
考古工作大部分时间都需要细致单调的工作,有些同学有时会受不了这种多年的机械工作。每隔一段时间,石兴邦就会带着大家到工地附近的村子里,上山采摘松子、木耳、野果,既能换脑子,又能改善伙食。美丽的自然风光调节了单调的工作生活,提高了工作效率。
许多学生对八一建军节印象深刻。当时考古队的生活非常艰苦。为了庆祝建军节,他们特意派车去长治买肉。回来的路上,沁水县城下着大雨,车子上不了山。那时,天气很热。过了几天,肉有些变味了,只能在县城煮,没油没水了。到了发掘现场,馒头连林场的狗都不会吃了。有些同学预计会摔空,难免会抱怨。对此,石兴邦率先拿了两个包子,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很多人看着石兴邦吃,也说不出更多的话。他们跟着他吃完自己的馒头。
夏川遗址的发掘历时4年,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夏川大学”。许多学生表示,他们在考古现场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除了专业知识,大家还从石老师身上学到了更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此后,史兴邦用了近30年的时间对夏川村的文物和遗迹进行了深入研究,并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法门寺地宫的“意外发现”其实是意料之中的。
1987年,石兴邦主持了他的又一杰作法门寺地宫的发掘工作。虽然有人用“意外发现”、“运气好”来形容地宫舍利子的重新发现,但石兴邦说,“意外”更能代表考古工作的意义。
1981年夏天,法门寺宝塔倒塌。由于此寺兴盛于唐代,名声远播,海内外佛教界纷纷提议重修佛塔。为了配合宝塔重建工程,时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的石兴邦带领考古队,从1987年2月开始对塔基及其周边进行挖掘清理。结果,一个由唐懿宗建造的白色大理石沉箱盖被意外地发现在塔基的中间。当井盖一角掀开仅几秒钟,里面露出的无数金银珠宝就让所有人震惊了。相关信息上报后,上级高度重视,安排警卫保护,并派出专家支援。
据史料记载,法门寺有一座地宫,里面藏着舍利子。但是没人知道地宫的入口在哪里。与史兴邦副组长韩伟协商,文物不能通过沉箱放入地宫,应该有其他出口。于是,考古队在附近展开地毯式搜索,三天后在罗汉堂北侧找到了宫殿入口。宫殿北面有一条台阶路,下19级台阶。它是一个方形的平台,上面散落着近万枚铜钱。清理完平台,露出了被巨石堵住的地宫大门一角。通过石兴邦双峰门门楣石的浮雕,得出地宫是唐朝所建,让大家感到无比兴奋。
考古队用工程设备将巨石抬走,才发现石门上有一把35厘米长的铁锁。经过仔细探查,得知整个地宫共有4道石门。按照“隔三十年,开之则昌,合之则和”的规矩,钥匙由不同的和尚掌管。每次打开地宫,都是一件大事。但是已经1000多年了,显然钥匙找不到了。幸运的是,考古队中有这么多有才华的人,一名队员设法打开了锁,没有损坏宫殿大门。
这一天,1987年4月10日,石兴邦带领考古队走进地宫,一座宏伟的地宫,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虽然很多年过去了,但史兴邦每次说起发掘地宫的盛况,依然激动得手舞足蹈。
地宫分为前殿、中殿、后殿三部分。里面有无数的文物古迹。当大家一个个打扫卫生,搬宝的时候,每个人都精神饱满,经常通宵加班,毫无怨言。经统计,共发现金银器121件,玻璃器皿20件,瓷器17件,珠宝400件,杂项器皿19件。据统计,所有的铜钱都在3万块左右,丝绸差不多有700块。如此保存完好、藏品如此丰富的地宫,在唐代文物考古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这次发掘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世人见证了以前只有在经书和传说中才有的佛指舍利,一下子出土了4件。根据《文物分类条例》,其他出土文物分为1、2、3三个等级。只有遗物被列为“特1”到“特4”,因为大家一致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体现其巨大价值。
法门寺地宫的发掘,不仅是中国唐代的重大考古发现,也是佛教界的一大盛事。在唐代,放置佛指舍利的寺庙有四座,只有历经千年风霜的法门寺保存至今,各地佛教徒不断前来瞻仰。
考古在兵马俑的发掘中是一项精细的工作。
史兴邦长期在陕西工作,与xi著名的兵马俑有很多工作上的共同点。这其中,有兢兢业业保护文物带来的成就感,也有特殊历史条件造成的千古遗憾。
1974年,位于临潼骊山脚下的西洋村村民杨志发在抗旱打井时,意外发现了秦始皇陵中的大型兵马俑坑,从而揭开了长达数十年的兵马俑考古发掘过程。当初派去挖掘的考古队并不内行,居然用冷水浇、热水烫的方法清洗陶俑,还叫了翻斗车等大型工具来挖掘。甚至一些新闻媒体也看到了问题,称之为“挖土豆考古”。1979年,夏鼐带领国家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到现场考察,被这种野蛮的发掘方式震惊了。回国后,他联系了其他考古学家,联名写了一份报告,果断制止。1984年,史兴邦被分配回到Xi安,代表国家文物局指导填埋、清理和随后的挖掘工作。
彩绘兵马俑遗迹
石兴邦先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指导考古队对挖掘出来的隧道进行回填,如果填埋不够细致就组织返工。之后,他开始组织新的发掘工作。大家自觉舍弃大型机械设备,主要依靠双手,耐心细致地用小刷子和铲子清理陶俑,尽力保护。但是,当时技术条件有限。有些陶俑出土时,颜色还很鲜艳,在风中过不了多久就会褪色,变成现在的深灰色。史兴邦觉得,以现在的技术,“五彩缤纷”的兵马俑可以保存很长时间,观众可以看到最好的视觉效果。
他们一边挖掘,一边进行科学研究,把类似的军事艺术问题,比如秦朝的“战车”“步兵”,比如不同兵种的协同作战,古今中外的指挥体系,非常清晰地呈现给世人。特别是“两车编组”这种“首尾相接”的关系,增强了人们的新认识。通过这些兵马俑,“地下军团”的盛大战役栩栩如生。
在发掘过程中,发生了“一个将军小雕像的头被盗”的离奇事件。原来,考古队雇了一个叫简·七一的临时工来看管仓库设备。他认识了一个叫王耿荻的人,请他参观考古发掘现场。不曾想,这个国王打起了陶俑的主意,晚上潜入仓库,偷走了极其珍贵的将军首级。要知道,那么多兵马俑被挖掘出来的时候,只有六个将军。
案件惊动了高层,公安机关迅速展开侦查工作。后来,王耿荻被抓起来,捆着穿过闹市,吓退了那些偷文物的走私者。考古队也展开了责任调查,一大批人受到了处理。石兴邦也因负有领导责任,作出深刻检讨。
自1984年出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以来,石兴邦深耕三秦大地,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在铜川、绥德、汉阴等地设立考古工作站,主持了一系列重要文物发掘,在多个领域取得重要突破。有人形象地说,史兴邦和Xi安在考古上取得了完美的相互成就。
在陵墓里做考古工作很可惜,但会有后人去发掘。
与史兴邦的其他成就无可争议、备受推崇不同,他坚持挖掘甘陵,却在考古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赞成和反对的声音不相上下,这也让他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陵墓位于陕西省咸阳市乾县梁山。这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墓。这是唐代“以山为陵”纪念建筑工程的杰作。也是漫长的封建历史中唯一的夫妻皇帝墓,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座双壁墓。此外,陵墓的保护措施非常严格和精致,可以预测墓葬至今保持完好。一旦发掘出来,很可能是又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
据民间传说,唐朝末年,黄巢动用40万大军抢夺甘岭,费尽周折挖了一条40多米深的大沟,却找不到墓道的入口,只好愤然放弃。至今,凉山主峰西侧仍有一条深沟,名为“黄巢沟”。石兴邦等考古学家多次呼吁,共同起草了《甘陵开发规划》,指出目前,甘陵已被破坏,应进行保护性发掘,对其进行有效保护。
然而,一些考古学家指出,目前文物保护的技术条件仍然缺乏。一旦贸然挖掘甘陵,大量出土文物可能因接触空气体而受损,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样的遗憾在考古界经常发生。所以要给后代留一些财富,让他们在更好的条件下探索。对于这种观点,石兴邦无奈地说,“这辈子都等不到,只能看后人了!”
石兴邦长期从事考古发掘工作,手把手带出了很多徒弟,其中很多人成为了当今考古界的名师。他是石兴邦、王带出来的硕士生。研究生期间,他跟随老师纵横全国,先后发掘了许多古迹,吃了不少苦头。后来,王不仅跟随石兴邦研究史前考古,还将自己对食物的兴趣带入工作中,独具匠心地开展了饮食文化的考古研究,在整个东亚地区获得了极大的知名度,被视为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年轻人是考古的未来和希望。石兴邦寄语:年轻人要有坚持到底的毅力,要做好吃苦耐劳的准备,学好历史唯物主义,同时要培养世界眼光和全人类的眼光。沿着大师指引的道路,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活跃在田间地头,他们会用自己的特殊发现与远古对话,让文明延续下去。
来源:2022年第1期,各行各业杂志
作者:李筑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