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陆建德
陈唐山
1924年12月《现代评论》创刊时，陈垣以Xi·英为笔名发表了《戏剧节》一文，批评北京大学禁止排演王尔德的戏剧。第二年，女师大学生潮愈演愈烈，鲁迅写了一篇《操！“叫他‘Xi先生’吧。《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对他的注释是:“陈西滢(1896-1970)，本名童博，笔名英，江苏无锡人。当时，北京大学教授，现代批评家的一员。“他曾长期在陈西滢武大任教，现在武大外国语学院的墙上挂着一张他的照片，上面有介绍:“陈垣(1896 -1970)，文学评论家、翻译家，本名童博，笔名。江苏无锡人。他曾将《父与子》等俄罗斯名著从英文翻译过来。1924年，在胡适的支持下，与徐志摩、王世杰等共同创办《现代评论》杂志，主编《闲话》专栏。1929-1941年在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英语文化课和英语小说课，学识渊博，幽默风趣。”(陈西滢译的《屠格涅夫父子》是根据英文版和法文版翻译的。鲁迅再版[署名石本，写于1934年7月3日]有这样一句话:“碰到这样的译本，就更不好批评了，至少得能看懂各种原文。如陈垣译的《父与子》和鲁迅译的《毁灭》都属于这一类。《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5页)
注意民国时期武大是如何介绍陈西滢的。《国立武汉大学创办十年(1928-1938)》第五章(“聘师的严格程序”)(屠呦呦主编，长江出版社，2015年)列出了1938年文学院各系教师的简况，关于院长陈元的话最少:“教授，江苏仝波，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本书第六章(《国立武汉大学教师聘任》)也有关于陈垣的记载:“陈垣，教授，文学院院长，号江苏通博，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九月来校。”其他在国外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武大教师在登记表中均有注明，如冯在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陈在伦敦大学获得硕士学位，陈佳泽在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获得学士学位。
《国立武汉大学创建十年(1928-1938)》所反映的武大民国档案中关于陈垣的信息是准确的。他所在的大学是费边在1895年创办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隶属于伦敦大学联盟。按照普通读者的理解，本科用“毕业”二字。如果复旦毕业的学生拿到的是北大博士，简历上写的是北大毕业，应该不会。复旦(作者母校)的学生当然不会这么做。
但现在一些出版物和网络资源说陈西滢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士，这显然是错误的。前几天看了整版文章《陈西滢博士的博士学位是假的吗(载于2021年2月24日《中华读书报》“人物”版)致力于纠错。这是好事，但文中的一些话影响了陈西滢和一些相关人士的名誉。作者复制了陈元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原始学校记录，发现他于1918年秋季学期入学，并于1921年期末考试毕业，获得理学学士学位(B.Sc)。作者还考证了陈垣从1921年冬至1922年10月一直在德国和法国旅行，甚至在德国德累斯顿逗留过。《凡尔赛条约》签订后，马克继续贬值。陈垣用价值不菲的英镑换了马克，在德国买了许多德文和英文书籍，1922年底和表哥吴稚晖从法国回到上海。受聘于北京大学，后随拜访蔡元培(1923年1月18日蔡元培递交辞呈，抗议彭干涉司法独立之前)。里昂中法大学创建于1921年，吴志辉任首任校长。此前，数百名在法国工作和学习的人要求被视为中法大学的学生，但他们未经允许就占领了校园。法国警方介入后，事件平息，吴志辉愤然辞职。作者还查阅了北京大学的史料，找到了陈西滢于1923年1月加入北京大学英语系的证据。本月下旬，《北大学报》连续三天在头版刊登“报名处通知”，宣布陈同博老师将担任下一届英语系多门课程的主持人。(1923年春节是2月16日。可以推断，陈西滢在春季学期开始在北京大学英语系任教。)今年9月26日，《北大学报》头版刊登了报名处的通知，称“英语系系主任陈元先生”于当日举行英语系入学考试。作者猜测:“陈远二十七岁，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北大英语系的教授兼系主任。他只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士学位(甚至是荣誉学士学位)，或者说很难让人信服。蔡元培的用人一向不拘一格，为了把陈独秀招进北大，不惜伪造学历和用人履历，以达到教育部的要求。那么陈元简历中的‘博士’学位的由来，可能是出于蔡元培的权宜之计。”有点证据，说点什么。没有文字可以证明蔡元培权宜之计的可能性。这篇考证文章的结论是:“读历史，实事求是。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白纸黑字的档案，更真实地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国留学生的真实情况，真的是真的，假的是假的——陈远的lse学士学位是捏造的，不能模糊。另一方面，陈的英语水平在他那一代留学生中是名列前茅的。当时他确实是北大英语系教授、主任的合适人选。我们也应该对他的假博士学位给予更多的‘理解同情’。”
在结论中，“他的博士学位是捏造的”这十个字很容易让人觉得陈西滢本人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如果作者在措辞上更谨慎一些，把“虚构”改成“误传”会更合适。不容忽视的是，在《北大学报》报名处的通知中，陈同博和陈远被称为“先生”，而非“博士”。
陈西滢的博士学位是假的？文章中仍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陈西滢于1970年3月29日在伦敦因病去世。作者参考了1970年4月14日《泰晤士报》关于陈垣留学经历的悼词(一般译为“讣告”或“讣告”，收录于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陈垣传(上)》第16-17页)。我认为《泰晤士报》的讣告在发表之前应该由死者的女儿陈小英审阅。陈小英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工作多年，与英国媒体有联系。她一定非常重视《泰晤士报》的评论。陈西滢从1944年到去世一直住在英国。1945年下半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备会议和第一次全体大会，并当选为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他于1966年退休。之后，他仍住在伦敦，健康状况迅速恶化。
关于一个人的学历和职称，一定要看我填过的档案材料。陈西滢在简历上填写了所谓的博士学位吗？陈西滢的博士学位是假的？文章忽略了英国大学授予博士学位的条件:注册九个学期。英国的大学一年分为三个学期，也就是说，申请博士学位的人一般要在大学注册三年。费孝通之所以能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两年的博士论文，是因为正如作者所说，他是以清华大学研究所硕士的身份去攻读博士学位的，而清华大学承认研究生时九个学期的要求是可以改变的。费孝通有一篇关于江村经济的博士论文。陈西滢的博士论文在哪里？他不怕被问吗？如果说陈西滢在北大、武大时故意篡改博士学位，那他在谈到自己的英国留学经历时，不得不在伦敦居住的那些年里煞费苦心，比如含糊其辞，或者故意延长几年的“游学”，否则明眼人都会觉得是假的。不熟悉英国大学的学术体系，没有仔细研究过“西方闲话”中一些年份的意义，人们会轻信或轻率地为陈西滢编造一些“医生”故事。1925年9月2日，陈西滢在上海南洋公学的同学刘淑和死于严重的伤寒。他在悼念文章中说，他和刘叔和、傅(即“五四”英勇统帅)都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那是1920年的秋天。“1921年底，我去了德国，在德累斯顿住了半年。6月，我去了柏林，先去了、舒。当时很多中国留学生从其他国家来到德国，因为马克价格下跌，大部分都去旅游了。叔叔和他还是关起门来学习，所以不到三个月，他就能勉强看德文书和说话了。我很快去了法国，又从法国回到中国……”(《西营闲话》，《现代评论》第2卷第42期[1925年9月26日]，11页)。显然，陈西滢在1921年夏天毕业后不久就离开英国去了德国。这里所说的时间与陈西滢博士学位部的时间不同。文中引用的德累斯顿大学留学生沈怡的回忆完全吻合。可见他在1925年秋写《刘叔和》一文时，是坦诚开放的。如果他心里有鬼，有些细节不能透露，会让读者产生他毕业后还在伦敦读书的错觉。1923年秋回国后，刘舒是陈西滢的同事。他在北大教了一年半，课程是欧洲经济史。傅斯年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之一(当时人文组有28位院士。吴稚晖生于1865年，牙齿最老，比张元济大两岁)。其中有几位是陈西滢的老朋友，包括胡适和王士杰。如果之前用伦敦大学博士学位骗过学界，那这位在北大读书时就以直爽著称的“傅大炮”(的外号)会不会熄火？陈西滢的妹夫浙大校长竺可桢和女师大学生运动时的“东吉祥胡同先生”之一的李四光(两人都是数学组的院士，他们当时的婚姻是由陈西滢的表哥陈数撮合的)，会容忍这种不光彩的行为吗？
那么，陈西滢拥有博士学位这一说法的来源在哪里呢？他在北大和武汉大学任教的近二十年里，没有人叫他博士。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陈西滢遇到了意外。
陈西滢的博士学位是假的？文章引用了苏《陈垣教授轶事》中的一段话:“陈气质的深层意蕴，可见于以下一件小事。他在英国学习，曾经获得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但笔者与他在武大共事十余年，与妻子凌叔华、好友袁(出版社:武汉大学外语系教授袁，丈夫杨端柳)是挚友。但是，他一直不知道自己是博士，所以他自己从来没有说过，别人也没有提过，直到前年，文星书店为他重印了《西》。当时我惊讶了一阵，不是博士头衔有多珍贵，而是他的头衔怎么能保密这么久！”这段话的出处是苏·《我老了的时候》散文集(北方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300-301页)。陈西滢于1970年3月29日在伦敦病逝(详见《陈西滢年谱简编》，收录于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张彦林《八卦大师陈西滢》，第217-244页)。据《苏年谱》(安徽文艺出版社，2017年)《陈垣教授轶事》写于1970年4月14日。本文提到的前年可能是1968年。梁实秋于1963年9月在台北家中重印了《Xi应闲话》的序言，并于1964年1月在台北文星书店出版了《Xi应闲话》。几年后，这本书再版，封底作者简历上有博士头衔。苏落笔太快。她应该问问自己，《卫星书店》的封底文字作者本人是否读过。那时候，世界上还没有电子邮件。如果谨慎起见，卫星书店应该给陈西滢写信，详细说明要印在封底上的文字，并征求他的意见。但是，所有书店都是逐利的，不一定会给远在伦敦的作者本人写信，让他做最后的决定。现在出书或者举办网络学术活动，介绍作者或者讲师的文字一般都是我自己写的，这在通讯不发达的6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出版社甚至可能为了一点生意，抬高作者价值，捏造一个学位。总之，对作者来说，这份简历被文星出版社印在《Xi闲话》的封底上纯属意外。《Xi英闲话》中的《吴稚晖先生作品》说吴稚晖书籍的出版公司赚了大钱，却不考虑作者的利益:“吴老先生如此，但书商利用先贤心理谋取私利，实在可恶。”这句话是否也可以用在60年代末的文星书店？
据《陈西滢编年史纲要》记载，陈西滢逝世后，1970年6月28日，台湾省内部分大学联合在台大医院外科报告厅为陈西滢举行追悼会。钱穆夫妇送的挽联是“每次与耿介和平相见，都会大放异彩”。歌颂者中有早期的教学同事王世杰和文。王世杰也是所谓“吉祥胡同先生”之一，1929年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1928年夏，陈西滢从日本写信给胡适，说国民党政府正在筹办武汉大学，他应邀出席。9月赴武汉，受聘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1930年8月任文学院院长，9月任文学院外语系主任。至于文，笔者想多说几句。
文英文人物速写集《不够朋友》
笔者有一本《不完美的理解》，上海，凯利沃什有限公司1935年版，是文的《英文人物速写集》。原书由古代文学专家韩文友送往张中行(1942年12月)。几十年后，张中行在《韩文友》(三言负宣)一文中回忆说，他曾在三四十年代和这位“自杀的朋友”一起骑车逛北京的旧书店。“(韩文友)当我遇到一本书，我想我也喜欢它。他必须再买一本书寄给我，比如《小知识》的英文版。他的一本书被毁了，但我还保留着。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文为《中国批评家》杂志的“亲密肖像”选登了他撰写的十七位知识分子名人传记，并把它们汇编成一本精美的小书。目录中每个人的英文头衔和姓名都用中文附上，如“吴宓先生(吴宓)”和“胡适博士(胡适)”。第十四章“陈同培先生(陈同伯)”和最后一章“S. G. Cheng博士(程希庚)”的作者都曾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程希庚获得了博士学位，而陈同伯没有。这两个头衔的区别一目了然。文写道:“从1914年到1919年，他(程希庚)在伦敦经济学院。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或者宁愿说有很多中国学生注册为学生；但是很少人，真的很少，从那所学校拿到学位。郑博士是一个杰出的例外。他是伦敦大学的经济学博士。”这“少数人”包括陈西滢，尽管他获得了学士学位。
“不够朋友”目录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教英国文学的英美学生是一个小圈子，陈西滢只是一个没有博士学位的“绅士”，这是众所周知的。
《不够朋友》第十四章最后一段有一些未说完的话:“陈老师现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他治理有方，研究所远近闻名。这是中国同类产品中的佼佼者。这并不奇怪，因为陈先生具备一个好经理应该具备的素质。他温柔、现实、有常识，堪称典范。为此，如果我必须承担一些行政工作，我愿意让他做我的老板，但我绝对不希望他成为我在一个荒岛上唯一的合伙人。”文袁宁称他为胡适章中的“小册子作者”，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哲人”。他不提胡适是行政官，是有他的用意的。
这本小书出版后，作者在光华大学的年轻同事钱钟书写了书评《不够朋友》，发表在《人间世》第29期(1935年6月5日)。上海的“凯利沃尔什有限公司”专营英文书籍，当时中文叫“别搞洋行”。
既然我们正在谈论文袁宁，让我补充几句题外话。文对的藏书赞不绝口，说:“陈先生是位学者。从藏书家的角度来看，他的书很少有能称得上善本的。陈先生对精美的装帧和精美的印刷不感兴趣。”几年前出版了《不够知己》(蒋丰译)的英汉版，收集了40多篇文章，都发表在《中国评论》上，还有一些作者在等待审查。本版《孙大禹》一文也提到了传道者的藏书:“他对印刷精美的书籍特别上瘾。......他的英语书可能是中国最好的藏书。坐在他的书房里，他会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摩挲着那些珍本，仿佛是他可爱的孩子。”看完这些话，孙大雨会不会像吴宓那样骂温元宁是“小人”？这个版本的好处是译者和出版社(岳麓书社)合作做了很多评论，其中有些在文史方面很有技巧(如杨先生的文章)。但陈同伯的文章中有“1921年毕业，博士学位”的字样，很可能是受网上信息干扰。标题“陈同平先生”中的“先生”也已删除。对头衔非常讲究的文袁宁是不会容忍这种疏漏的。
编辑:丁
校对:张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