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语言学通讯
王银，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兴趣: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
王银教授
摘要:近年来，认知语言学已成为国内外的主流学派，代表了语言学研究的前沿。经过多年的深入思考，我们拟将其定位为“认知语言学(ECL)”，从唯心主义哲学的角度对索、乔的语言观进行批判，以区别于其他语言认知研究，在理论建构上突出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ECL是全面的、多层次的、实践的，其核心原则是“现实-认知-语言”，充分体现了建设性的后现代哲学。我们还试图构建ECL的学科体系，为“构建我的话语体系，建设民族之林”的实践做出贡献。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唯物主义；人文观；后现代哲学
文献来源:王银。认知语言学[J]。中国外语，2019(6):18-25。
作者简介:王银，四川外国语大学高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兴趣: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
编辑评论/注释
什么是“认知”？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学术界一直有“宽与窄”之分。就其本义而言，凡是与“心智运作”有关的都可以称为“认知”，“认知语言学(CL)”理论上可以涵盖各种哲学。乔姆斯基、软件设计专家和用计算机进行实验的学者都自称是认知语言学家。尽管Lakoff和Johnson等认知语言学家发起了一场批判Joe's的革命，但他们似乎并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一方面广泛界定了“认知”的范围，将传统的“有意识认知”扩展到“无意识认知”(受后现代哲学家弗洛伊德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将研究局限于经验认知。对于学科术语中这种“名不符实”的现象，王银教授有自己的见解，认为它只有“认知”而缺乏“经验”。何(2014)在《后现代哲学视角下的认知语言学》一文中，将来自国外的认知语言学本土化为“认知语言学(ECL)”，并在学科名称中使用“体”来突出语言理论研究中的“唯物观”，这与索绪尔(语言学先验论)和乔姆斯基(语言学天赋论)这两位以唯心主义为基础的语言学之父有着明显的区别。
ECL收到了许多学者的回应。他们用其核心原理“现实-认知-语言”来解释语言的各个层面，认为语言不仅来源于“身体(感性)”和“认知(理性)”，与哲学中所讨论的人类知识的起源不谋而合，也与语言哲学的基本观点不谋而合:人类的一切知识都储存在语言中，语言的认知原因是对知识的感性经验和理性加工，因此ECL被定位于语言哲学。四川外国语大学认知语言学团队已经在该领域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即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专著《认知语言学》，对ECL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该学科的建设不仅在理论上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而且对指导教学实践也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刊编辑了这组稿件，以飨读者。
01当今语言学研究的前沿
古希腊哲学家出于“求真爱智”的本能，不断质疑世界的本质，从而建立了客观主义的形而上学哲学，忽视了人的主体想象的存在。漫长的中世纪是一个“以神为本”的时代，正派的人却“被神奴役”。15-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在传统哲学的威严下，大多数学者认为人的感觉是不可靠的，往往带有偏见，时不时会造成价值污染。因此，“人本主义”因种种原因再次被西方哲学家打入冷宫。从19世纪末到19世纪50年代，西方早期语言哲学中的理想语言学派，为了批判形而上学所论证的虚无缥缈的伪命题，构建了“语言与世界同构”的哲学观，但人文精神仍然在他们的视野之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普通语言哲学和欧洲语言哲学中的人文主义理论逐渐凸显，“人文主义”走出低潮，在德国哲学家手中获得了自己的名字。在法国后现代哲学军团推动下形成的西方哲学的第四次转向被冠之以“后现代哲学”。它像幽灵一样迅速传遍了全世界。一方面，人文精神得到了真正的宣传，备受关注；另一方面，“解构、颠覆、破坏、批判”的潮流很流行。解构基础、批判传统、反思理性、抵制形而上学、反对二元论、颠覆中心也演变成一种新的学术潮流。后来，美国等地出现了“建设性”的后现代思潮，实践了“不仅要摧毁一个旧世界，还要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思想，使社会人文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也使文学和翻译研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世纪初，深受西方形而上学、二元论和先验哲学影响的索绪尔(1996)发起了语言学的第一次哥白尼式革命，认为语言具有先验性，其本质在于语言内部的“形式”(或关系、结构和系统)，开创了“关上门关语言”的新时代，建立了“系统”乔姆斯基(1957)，也受到西方传统哲学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的影响，走在“关上门打句法”的思路上，构建了“转换的”他认为应该从“天赋性、普遍性、自主性、模块性、形式性和演绎性”的角度来研究语言，寻找语言的心理原因，把语言研究从“天赋性、普遍性、自主性、模块性、形式性和演绎性”转变为“非天赋性”。
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如莱考夫、约翰逊、兰纳格、泰勒、福柯、德尔文等。，在后现代哲学和认知科学的冲击下，终于在哲学和语言理论的研究上迈出了划时代的一步，打破了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羁绊，构建了“体验哲学”，严厉批判了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的客观主义和唯心主义。以意义为中心的功能学派的发展，“认知语言学”的创立，语言研究的巨大飞跃，这是20世纪第三次语言学革命。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其定位为“认知语言学”，以凸显语言研究中的“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
1.1唯物主义
我们国家的人都知道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前者坚持“物质决定精神，身体决定心灵”的基本原则；后者则相反，是我们熟悉的基础知识。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的哲学基础是典型的唯心主义。索绪尔率先批判了古希腊苏格拉底提出的语言工具主义，极力主张语言先验论，认为语言是凌驾于个体之上的先验形式系统。人出生后就被放入语言系统，受其控制，任其摆布。
古希腊哲学家和现代笛卡尔都对自然语言理论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思辨语法和普遍理性主义语法，经乔姆斯基复兴，再次在学术界横行数十年。他认为，人天生就有一种“语言习得装置”或“普遍语法”嵌入脑海，经过有限的刺激就能习得语言。他还试图用形式演算来解释他们头脑中句法生成的过程。一方面，他在“心智”和“认知”方向的语言学研究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误导了全世界语言学几十年的研究方向，应该扭转。
认知语言学对这两位大师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研究进路，构建了基于交互感知的认知模式和理论框架。这就是莱考夫和约翰逊所倡导的经验哲学，其首要原则是“心灵本质上是经验的”，这在语言学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近年来，我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认知语言学”，凸显了哲学唯物主义在语言学中的地位，以期扭转索绪尔和乔姆斯基以唯心主义为基础独霸语言舞台近一个世纪的局面，使唯物主义重返语言学殿堂。我们分别从“体验什么”、“主要体验什么”和“如何体验”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化和思考了语言唯物主义的观点，试图解释“物质如何决定精神”的过程，可以看作是对唯物主义的补充。
1.2以人为本的观点
哲学语言学研究是否应该以“人的因素”为基础，也是后现代思潮(包括经验哲学、中国后语言哲学等)的分水岭。)和认知语言学以及过去的传统理论。
我们知道，哲学主要研究“思维与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显然，两者都与“人”息息相关。但正如文章开头所说，经过西方哲学家两千多年的探索，始终认为人具有主观想象、价值信仰、爱好和偏见等。，不利于获得绝对的客观真理。因此，“人”一再被西方哲学家排斥，常常被无情抛弃，最终被边缘化。比如“笛卡尔范式”公然排斥活人。索绪尔和乔姆斯基严格遵循他们的原则，以追求语言的客观本质为标准，强行使用“1+1=2”的形式主义方法来描述和解释语言，忽视了人文因素，陷入了传统客观主义哲学的泥潭。
体验哲学的三个基本原则(心灵的体验、思维的无意识和概念的隐喻)都涉及到人类主体，“心灵、思维和概念”都是“只有人参与”的结果。“语言”和“外物”不可能有直接联系。传统的指称论、客观主义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真值条件论、图像论、科学主义、形式化等观点都因忽视或抛弃人文精神而受到质疑，为后现代哲学家所不齿。
现代学者基于所谓的“理性人”和“坚持科学主义的人”，导致了学术界将现实的人排除在视野之外的局面，也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导口号下，人们忘乎所以，变得自负，对自然索取无限，造成环境破坏和生态失衡，受到学术界的严厉批评。一些后现代学者将问题引向了另一个极端，提出了“激进的人文主义观”和“悲观的人文主义观”，而另一些人则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人的主体”(见王致和，2006: 124)，这也是不恰当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极力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时代的正确选择。但是，我们不同意国外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后人文主义”。我们应该批判萨特的“人的先在性”，抛弃人的主体，因为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必须通过人来实现，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一旦失去了这个实施者，世界会怎样？萨特关于“人有前生”的存在主义理论是有道理的，我们不必一味追求新奇，反对一切。
从这个分析中，我们也体会到了“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继承”这句话的深刻含义。现代主义提倡“人文主义”是可取的，但把它变成“人类中心主义”是不合适的。但后现代主义者一会儿吹“激进人文主义”之风，一会儿掀“悲观人文主义”浪潮，一会儿喊“解构人的主体”口号，都是错误的。我们反对的是“人类中心主义”，但不能抛弃“人类主体”。所以我们不接受某些后现代主义者的激进观点，要正确对待“人文主义”！顺应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根据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主要观点，我们将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原则归结为“现实-认知-语言”，并冠以“认知原则”。我们坚信语言是在人与现实世界的相互作用和认知加工过程中形成的，强调只有在人的认知的作用下，“语言”才能与“现实”相联系，这充分说明了认知。
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中，自然可以得出“经验导向观”和“经验普遍性”，这也可以作为“主体-客体-主体多元互动理解模式(SOS)”的证据。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论证了为什么《枫桥夜泊》的40个英译本中存在相同点和不同点。相同之处在“风格”，不同之处在“辨识度”。这不仅可以解释语言的基本情况，也适用于人类的理解和信息传播。
1.3摘要
认知语言学批判了索霍夫妇的哲学基础，反对他们的理论取向和研究方法，大力倡导从“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两个全新的角度分析语言的成因和用法，为我们研究语言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最终将滞后于文学和翻译研究的语言学纳入了全世界人文学科研究的后现代大潮。这是认知语言学对索霍夫妇发起的又一次哥白尼革命的历史意义，而不仅仅是它的发现。当我们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拓宽自己的宏观视野，构建全球胸怀，放眼世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前沿的认知语言学成果时，就会有“他山之石，皆显得天之下矮子”的崇高境界。并知道它的真实面目。在此基础上，我们倡导的认知语言学，以“继承与发展”的科学研究精神为基础，结合西方哲学(包括传统哲学、语言哲学、后现代哲学等。)，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
02详细分析语言识别的概念
现在，通过整合上述两种观点，我们将获得语言“认知”的全新性质。“体”重在“练”，突出“互动体验”的意义；“承认”强调“认知加工”，继承了乔姆斯基“心智研究”的视角，但批判了他的“天赋、普遍性、自主性、模块和形式”的立场，这是“承认”一词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知语言学适应并发展了新时代的人文主义观。多年前我们讨论过“语言经验观”，其中“经验”既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现在，我们准备用“认识”来代替“体验”，既强调了“物质决定精神”的唯物主义立场，又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体现了辩证原则，从而把客观和主观有机地结合起来。恰好这个词原本存在于汉语中，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被解释为“观察与认知”，与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原则不谋而合。所以这几年开始用“认知”代替“经验”。
2.1语言有很多属性。
国内外的语言学著作或教材都在讲语言的本质。到目前为止，主要涉及:社会性、民族性、交流性、系统性、象征性、智能性、任意性、生成性等。此外，我们还注意到，不同的语言学校往往强调语言的不同性质，例如:
(1)结构主义语言学强调语言的系统性、象征性和任意性；
(2)系统功能语言学强调其社会性、交际性和功能性；
(3)转换生成语言学意在强调其天赋、智能、生成等。
(4)认知语言学强调认知性、象似性和实用性。
我们说的是“语言是可认知的”，这是对语言本质的新认识，也是解释语言各层面成因的最简单、最概括的表述。
到目前为止，尽管国外学者零星地讨论了这种对语言的全新认识，但他们并没有出版专著来正式解释语言的这一重要性质。基于上述思路，我们在本世纪发表了30多篇文章，正式提出并初步论证了对语言的认识，这是对语言本质的全新认识，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他们经常引用我们团队发表的文章，有几篇被人大书报信息中心全文转载。
2.2外国理论的本土化尝试
我们知道，学术研究的主旨在于“继承创新，与时俱进”，强调语言识别，构建本土化的认知语言学，也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如上所述，在西方哲学的第四次转向——后现代转向之后，所有学科都全面进入后现代时期，对传统的客观主义形而上学哲学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批判传统、反基础、去中心化、非理性、多元化、后世为本”也成为学术界的主旋律，为我们认识世界和人本身打开了又一扇新的窗口，为学术界吹来了强劲的新风。认知语言学是这种后现代哲学转向(即第四次转向，尤其是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产物。它与索绪尔的超验主义和关派，以及20世纪前几十年盛行于语言学界的乔姆斯基的天赋论和形式观相反，严厉批判了语言学界的唯心主义立场和“关起门来打语言”的策略，提出了“开门观”针锋相对，使唯物主义观回归语言学界。我们强调语言具有“认知性”，构建“认知语言学”。一方面，我们公开宣称它与Sojo的理想主义背道而驰；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语言研究中的经验和人性，即语言来源于生活经验，但并不与世界直接相连，必然有一些人参与其中。这是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的:“只有人才能参与。”
2.3认识语言学的核心原则
根据对语言认知的全新认知，我们拟将认知语言学的核心原理归结为“现实-认知-语言”这一公式，将“人”的认知加入到现实世界和语言表达中，从而阻断两端的直接联系。这也是对弗雷格(1892)语义三角形的一种修复，将三角形顶端的“意义”下拉到可以看出，这一核心原则是基于对弗雷格语义三角形的修复，这也是作者(王银，2014a)将经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视为语言哲学的延续的原因之一。
03后现代哲学视角下的认知语言学
程治民在《后现代哲学导论》中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国的现代化是后现代化”(引自王银，2014b)。这句话深刻而发人深省。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蓬勃开展。但由于中国国情与西方不同，对“现代化”的理解也不同。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生活大幅度改善。与中国相比，有些落后。此时，“改革开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提出，意在解决这一迫切问题。从此，中国各行各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了各领域大发展的繁荣局面。很多学科都呈现出“步步追赶、步步领先”的态势，这让国人欣喜又自信。中国在进行“四化”的同时，也为西方全面进入了“后现代主义”。因此，社会科学不仅引入了西方现代性(19世纪40年代—1940年代)，而且引入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人文主义思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先生把“中国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方的后现代化”，具有战略意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者结识了国外认知语言学的杰出代表，如莱考夫、约翰逊、福柯、兰纳格、泰勒等。，并开始仔细研究他们的作品。笔者在国内率先介绍和讨论了他们的“经验哲学”(笔者也在2003年向哲学界介绍了这一全新的哲学理论)，然后研究了后现代哲学家的相关著作，得到了许多发现和体会:
(1)莱考夫和约翰逊在1980年和1999年联合出版的两本书，以及他们在1987年出版的两本书，被认为是认知语言学的经典著作，而这四本书不仅是语言学著作，也是大量的哲学著作，尤其是后现代哲学。从他们的书名就能略知一二。
(2)经验哲学体现了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基本取向，既反对和批判了一些传统观点，又提出了补救理论。因此，我们有意将其视为后现代主义第三时期(即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结果，尽管莱考夫和约翰逊本人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
(3)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自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认知语言学和基于经验哲学的认知语言学可以视为第三次后现代语言学成果，代表了当前语言学理论的新前沿，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深刻理解这一学派的历史意义。
(4)经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可以用来分析各层次语言的成因(王银，2015)，也可以为重新定义语言学派提供理论依据，使我们进一步认清各语言学派的发展历程、理论取向和分析方法。
(5)基于体验哲学，笔者曾将狭义的认知语言学描述为“一门新兴的、跨学科的学科，它秉承体验哲学的理念，以物理体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的研究为重点，努力寻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通过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对语言做出统一的解释”。这个定义大致涵盖了这门学科的基本内容。在此基础上，我们在90年代后期尝试写《认知语言学》。这本书关注语言的经验特征及其与语言的社会性、人性和创造语言的劳动的关系。此后，我们将这一研究与语言哲学、后现代哲学和中国后语言哲学紧密结合，构建了“认知语言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看作是语言学前沿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认识语言学的综合性、多层次性和实用性
对语言“认知”的全新性质不再是简单的假设和推断，而是扩展到了语言的各个层面，许多观点也逐渐得到了全面的论证，其中一些观点已经被当今神经科学的发现所证实。语言认知的概念也被广泛应用于语言教学实践中。近年来，应用认知语言学、体验教学法或语言学中提倡的认知教学法已初见成效。本节将从综合性、多层次性和实用性三个方面探讨认知语言学的前沿。
4.1全面性
认知语言学是一门跨学科的语言理论，它不仅是纯(英语)语言学，还涉及到哲学、逻辑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尤其是认知心理学)、生理学、认知科学、汉语语言学等学科。哲学(包括传统哲学、语言哲学、经验哲学、中国后语言哲学等。)，逻辑学和史学为这个学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因为如此，它成为一个前沿的语言研究方向，顺应并推动了后现代哲学的潮流。
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极大地推动了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试图详细讨论“身决定心”的认知过程，分析人们如何在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神经模拟逐渐形成心智思维和认知模式的过程，提出语言的认知起源理论，这是对唯物主义的一点发展。
我们也尝试结合中西方学者的研究，解读中国古代学者的相关观点，尤其是《易经》和《荀子》中论述的认知观。通过对比发现，认知、隐喻、整合创新、语法化这些概念，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了。这说明，从事外国语言学的师生，不能只着眼于西方学者的著作，而忘记了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他们应关注中华文明的丰富宝藏，践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治学方针，共同迎接语言研究百花园中中西文化百花齐放的新局面。正如钱钟书(1981)在《诗可以怨》一文中所说，“人文学科的各种现象相互联系，相互反映，不仅跨越国界，连接时代，而且贯穿不同学科。”认知语言学是彻头彻尾的跨学科产物。只有整合这些研究成果，超越时间空限制，跨越中西学界，才能知道语言的真正意义。事长足以观四方，观中西文明，才能实现振兴中国梦，建设民族之林的目标。
4.2多层
“认”作为一种语言属性，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和很强的解释力。我们认为认知渗透于语言的各个层面，处处体现，可以说比比皆是。更重要的是，过去被忽视的、无法解释的语言现象，可以用认知的观点进行合理统一的解释。
在语音层面，大多数学者认为语音与其意义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虽然一些学者讨论了象似性(即理据性)，但他们未能将象似性视为语言的主要性质，更不用说将其应用于语言教学了。我们知道，语言除了大量的拟声词和音标外，还运用语调、语速等方法来表达其意义。“上声表示怀疑，降调表示肯定”也来源于我们的认知(Lakoff Johnson，1980:137)；汉语四声的意义也与身体经验有关(李师中，1987)，这一点应该引起注意。
词语来源于人们的经验，脱胎于交际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事的变化而变化。这本身就是一种象似性，词的成因取决于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认知和处理。为什么同一个东西有不同的名称，是因为人们对它的特征有不同的认识方式，就像一个“月亮”，为什么中西方有好几个不同的名称，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月亮的体验和认识。
词类、词类转换、时态、体、态、形式等。是生活中一些现象在语言中的具体表现。性反映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及其实现的功能，满足了生活的不同需求。名词指事物，动词指动作，形容词和副词互相描述，各有分工。词语的转换意味着人们对世界的灵活理解，体现了语言的人性。生活中的时间反映在语言上，导致语法上的时态；行动的方式和条件是通过“体”来实现的；人的主动和被动是用“状态”来表现的；而“公式”传达的是人们对句子信息的态度。无论是陈述句还是祈使句，还是虚拟句，都有相应的词汇手段。
为了研究句法句子组合的认知规律，Lannag和Tammy构建了不同的认知模型来解释基本句型的认知成因。笔者试图用“事件域认知模型”作出另一种解释。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造句方式，这完全取决于各个民族对世界的概念化和语法化。比如汉语经常按照动作的先后顺序来造句，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对时间顺序的把握；而英语儿童主要依靠顺序造句，因为他们的认知加工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较少，符合经济原则，适应儿童初级阶段的语言学习。随着他们抽象能力的发展，他们逐渐学会了连接词，然后他们掌握了灵活安排句子顺序的能力。
话语层面也是如此。我们常说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是对“认知”这个概念最好的注脚。不仅是文学，还有其他文体。人的各种造句方法，都是因为“认”。例如，如果他们能按照时间顺序，他们也可以使用倒叙和感叹词。还可以按照“轻重、大小、远近”等顺序对句子进行分组。如果按照“由大到小，由重到轻”的逻辑顺序，是基于演绎逻辑将句子组合成文字；否则就是归纳逻辑，是认知特征的反映。
在认知的基础上，人们还形成了一种“图形-背景”的认知模式，这种模式在话语层面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正文的标题是全文的图，是最突出的部分。意思是标题有画龙点睛的作用。段落中的主题句是整个段落的图示；句子的主语是整个句子的图形。这是造句的一般规律。
语言认知观同样适用于认知翻译学的构建。我们在21世纪初提出了这个学科的基本框架，然后发表了几篇论文对其进行阐述。近年来，作者(2014b)还对语言哲学家关于意义的约20种定义的讨论进行了反思，提出了“认识意义”的概念，希望对“意义”做出更完善、更合理的解释，使之符合现代哲学思潮的基本走向。
通过上述尝试，我们基本构建了一个全面的理论分析框架，将“认知观”贯穿于语言分析的各个层面，从语音、词汇、词法、句法、语篇、语义、修辞、翻译等角度逐一论述。
作为一门理论，它应该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可以算是一门比较完整的学科。它不能堆砌一大堆说教，甚至不能罗列不同的、不相干的观点。索绪尔代代相传的著作被称为“普通语言学教程”，其中的“普通”是指他的语言学理论建立在统一的结构主义理论基础上，即闭门“讨论内部形式，特别是横向组合和纵向聚合”，可以用来分析语言的各个层面。相比之下，我国几本常用的普通语言学教材似乎未能建立起统一的理论，涵盖了语言的语音、音位、词汇、词法、句法、语义、语用、语篇等各个方面。称之为“收藏”也是恰当的。用有限的认知方法统一解释许多语言现象是认知语言学追求的目标之一。我们提出的“语言认知观”似乎提炼总结了十几种认知风格，可以作为解释语言各个层面的理论框架。
4.3实用性
科学研究的目标是“关注前沿理论的新进展，倡导原创性研究，开展跨学科探索，坚持理论为实践服务”。我们提出“语言识别”，构建“认知语言学”来解释语言产生的原因，可以揭示语言表达背后的认知机制，不仅知其所以然，而且知其所以然。通过分析英语表面的表达方式，我们可以看透英语民族深层的思维模式，合理地解释语言形式背后的认知理据，这势必对我们更好地教和学一门语言有很大的帮助。这才是语文教学应该实施的“素质教育”。详见王银(2015)。
5.结论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认知语言学上了一层楼，我们试图将其定位为“认知语言学”，使分析研究更加深入，体系框架更加完善，这对学术界来说是一个小小的发展。知识需要不断更新，才能防止衰老。用上个世纪的“旧船票”很难登上本世纪的学术新船。虽然海浪声依旧，但无数新的海浪显然已经滚滚而来。真可谓“沉舟过千帆，病树引万木春”。这就是目前学术界讨论的“学术再造”。
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哲学是一切学科的基础”，“哲学是语言学的摇篮”，西方哲学对语言研究非常重要(见钱冠廉2014年为我的拙著所作的序言)。后现代哲学对国内外语言学界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中国学者可以做一些事情来扭转这种现象。国内的中文或外语院校的本科或研究生课程，大多没有“哲学”这个宽泛的学科，更不用说“后现代哲学”了。很多学者都指出了这个弊端，是时候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了。
认知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由于历史较短，仍然需要普及。《应用认知语言学》在国外已经出版了几十本书，国内却很少有人对其感兴趣。至于基于后现代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的语言认知研究，以及相应的认知教学法，还处于初级阶段，同志们还需要努力！
时代在滚滚向前，人类在不断进步，学术在飞速发展。宜紧盯着风景，等清新的风迎面吹来。后来者出道更是众望所归，甚至有可能拔得头筹。所以我希望我的随笔是一面小瓷砖，能吸引出类拔萃的金玉良缘。借着微弱的灯光，我们将迎来语言学辉煌的明天。我们也希望国内的理论能够漂洋过海，在世界学术界大放异彩，早日实现我“建设民族森林”的中国梦。
给…作注解
①本文是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认知翻译——基于认知语言学的思考》(编号:18FYY021)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②为了体现后现代哲学家所倡导的多元化的人文观，批判“追求统一的、普遍的、抽象的人文观”的传统哲学立场，主张将人文主义(这里人是单数)改为人文主义(用复数人来表示多元)。参见王银(2014: 4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