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王翔全球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uacquarelli Symonds发布了2022 QS亚洲大学排名。其中，mainland China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位列前五。不久前，美国新闻也发布了最新的大学排名。前五名分别是清华、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浙江大学。在几乎同时发布的《泰晤士报》世界大学声誉排名中，清华、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并列前五。有意思的是，在这些榜单中，不仅中国大学前五名各不相同，就连北大和清华这两所公认的顶尖大学，有时也能排进世界前十，有时也只能排进前五十。
大学排名:仅供参考
不同排名的大学排名差异主要来源于选拔指标的差异。比如排名更多的是基于客观数据还是主观评价？数据客观上降低了错误和造假的可能性，但数据很难覆盖大学评价的所有维度。主观评价可以反映难以量化的无形价值，反映人们对大学的整体印象，但也更容易产生偏见和操纵。比如排名更注重规模还是人均？大而全的大学和小而精的大学各有利弊。在一个榜单里科学排名几乎是不可能的。再比如，排名更注重研究、教学还是就业？社会、学生和大学本身对这三个方面的重视程度不同。大学可能更看重科研，学生可能更看重就业。即使只针对其中一个，视角也会不一样。比如学生对教学水平的评价可能和外界不一样。以大学排名中常见的指标——录取率为例。如果一所大学的录取率低于哈佛和耶鲁，是否证明这所大学优秀到只有尖子生才能被录取？其实可能只是这所大学宣传的好，师资力量和学校资源不足的结果。两年前，国内热议的深泉学院声称录取率低于哈佛，但只是一所有着特殊教学理念的学院。论文引用数也是大学排名中常用的指标。如果一个学者的论文被同行广泛引用，是否证明他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事实也可能是，他的论文大部分都是被批判的——如果同行要批判他的研究，应该先引用他的论文。众所周知，不是所有可以计算的都是重要的，也不是所有重要的都是可以计算的。越是宏大，越难用指标量化和排名。哈佛商学院毕业生麦克纳马拉曾要求部队上报各级数据指标，如空陆军轰炸次数、炮兵发射炮弹数量、步兵获得敌方尸体数量等。，从而使美军陷入“量化的泥潭”，激起了前线将领的普遍反感，因为“战争最重要的恰恰是最难衡量的，那就是敌人继续战斗的意志”。再比如，很多研究把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口比例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方“人力资本”的指标。新的研究表明，在创新日益成为发展动力的今天，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取决于人民的平均教育水平，而是取决于那些拥有顶级知识和技能的人。这些人可能是知名学者，也可能是在各自领域深耕多年的顶级工匠。文凭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有效的衡量指标了。由此可见，“上大学”作为一个指标的经济意义非常可疑。但是，“上大学”的社会意义，比如社区感、成就感等。，很难用数据来衡量。
对指标的误解和欺骗
事实上，在生活中，数据和指标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带给我们误解或欺骗。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医生的手术成功率接近100%，是否证明他的水平很高？可能只是因为他不做那些有风险的手术吧。如果单纯以手术成功率来衡量医生的水平，医生很可能会劝说那些风险较高的患者不要做手术，或者推荐他们去看别的医生。数据本来是为了弥补人的经验和直觉的不足，但是当数据成为一个指标，问题就出现了。英国经济学家古德哈特提出了著名的“古德哈特定律”:指标一旦成为政策制定的依据，就不再有效。因为人们会牺牲其他方面去刻意强化这个指标，让这个指标不再能反映真实情况。就像美国学者杰瑞·穆勒在《指标陷阱:过度量化如何威胁今天的商业、社会和生活》一书中引用的评论:“在很多情况下，指标的唯一结果就是带来更多的指标”。
美国法学院的排名与录取分数的指标有关，所以有些法学院以“非全日制”或“预科”的名义录取分数较低的学生，或者让分数较低的学生先上其他学院，再转学。还有一些美国中学，为了应对教育部门的考核，把成绩差的学生归为残疾人，或者不让他们参加考试，从而提高学生的平均成绩。
英国卫生部门曾将等待时间作为考核医院管理的指标之一，对等待时间超过4小时的医院进行处罚。于是，有的医院把来看病的病人放在门口的救护车上排队，直到医院确定病人4小时内可以看病，才让他们进去。
“指标定情”的危害
杰瑞·穆勒(Jerry Mueller)的《指标陷阱:过度量化如何威胁今天的商业、社会和生活》一书的初衷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是美国一所大学历史系的系主任。除了研究和教学，他还负责系里的行政事务。他发现，需要向上级报送的各种统计数据和评价尺度在逐年增加，比如学生的成绩、毕业率、就业率、工资水平以及教师科研的相关指标等等。穆勒花在收集和整理这些数据上的时间越来越多，而花在教学和科研上的时间越来越少。
不仅如此，各个部门之间还陷入了“数据的军备竞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内卷化”。穆勒发现一个系主任花了大半个暑假编了一本厚厚的数据书，加了很多漂亮的图表，就是为了说服院长加一个老师。为了处理越来越多的举报，学校只能聘请更多的数据专家，甚至任命一名副校长来负责这件事。
造成这种内卷化的原因是美国教育部的一个规定，要求从高校收集更多的指标数据，并根据这些指标对高校进行评估。结果，指标在教育系统中分散了，最后落在了穆勒和他的同事身上。
穆勒指出，美国教育部的做法并非特例，而是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指标固着”。“指标固着”的泛滥造成了指标的“暴政”，我们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是这种“暴政”的受害者。
例如，美国教育部提出了一项倡议，让所有美国人都能上得起大学。这个举措看起来很美，因为大学生的平均收入确实高于中学生。从个人层面来说，上大学确实有经济意义。但是，放大到国家层面就不一定了。因为大专学历的人越多，大专学历作为筛选指标的价值就越低。因此，许多大学生做了原本可以由高中生做的工作。但更多的人进入大学后，因为大学毕业率这个指标影响了大学的排名和经费，所以大学普遍降低了毕业标准，反而降低了大学生的质量。
再比如，美国缉毒警察为了增加抓捕罪犯的数量，更愿意在街头巷尾抓捕低级毒贩，而不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侦破大毒枭的案件；为了实现市长设定的“犯罪率降低20%”的目标，英国警方对犯罪进行举报和降级，比如将盗窃记录为“丢失”，入室盗窃记录为“未经授权进入”。
总之，指标不是没用，但是过分追求指标可能会适得其反。“常唤不醒思念风雨人潮，青苔斑驳不知消息。人生不能太完美，自求多福未必可惜”(陈力)。“承认可能的局限性是智慧的开始”。有些东西是可以测量的，有些东西是值得测量的，但有些可以测量的东西不一定值得测量，有些测量结果扭曲了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从而使人的行为偏离了测量的初衷。重要的是用我们的经验来评估指标，而不是反过来。我们要做有指标的事情，首先要知道它不能做什么。
本期编辑周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