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黄登的《我的两个学生》。在这本书里，黄登介绍了她教过的一些学生，其中有两个想考研的，我印象很深。
两位同学，辛然追和姚大顺，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都有一颗考研的心。然而，辛然研究生三次考研，最终进入复旦大学读研，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而大顺却没有如愿。
辛然·追出生在甘肃平凉泾川县的一个小康家庭。他的父亲代替他的祖父在邮局工作。他母亲在一家棉纺厂工作，但国企改革后下岗了。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辛追的妈妈选择了全职工作。
辛追的父母还是很重视儿子的教育，尤其是他的母亲，在辛追小时候一次次鼓励儿子考北大。
看到辛追从小对读书特别感兴趣，父母特意给他订了很多报纸杂志。那时候很多报纸杂志都挺贵的，一部漫画七块八毛。但因为儿子喜欢，辛追的父母就给儿子订了。
当时他们的一顿饭才一元八角，可见辛追的父母非常愿意为儿子的教育投资。
也正因为如此，辛追才得以如愿从二本院校进入复旦大学。毕竟他要考研三次，才能进入梦寐以求的复旦大学。
一个人失败两次还能继续考研，说明家里人也很支持。不然当他身边的同学都在打工挣钱的时候，他们还在花钱考研，家里也不支持，压力还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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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追很幸运，他的父母非常支持他。他考研的三年里，父母每个月给他提供3000元生活费。
好事多磨。新追第三届考研，考生120人，复旦只招了10多人，其中8人是保送生。
辛追以不错的成绩拿到了第二名，只差第一名四分，所以虽然第一名成绩不是特别好，但最终还是凭借自己的实力进入了复旦。
辛追的例子也和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周晓的经历非常相似，他毕业于北方的一所三年制大学。像辛追一样，周晓决心考研，他的目标是在北京大学学习法律。
第一次考研没考上北大，可以转北师大。周晓放弃了，选择再次考研。
第二次考研，周晓笔试通过北大分数线，但面试被淘汰。最后，他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习法律。
虽然周晓没有像辛追一样考上自己喜欢的学校，但能从三本院校中的一本考上中国社科院，已经很厉害了。
周晓的父母和辛追的父母一样，非常支持孩子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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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登老师的另一个学生，姚大顺，也想考研，也想跨学科考研，但是结果和新锐不一样。
姚大顺出生在广东汕头，一个多子女家庭。潮汕是个重商的地方，他父母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像新追那么高。
再加上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大顺的父母即使做生意也没赚多少钱，所以大顺的父母并不像新锐的父母一样支持儿子考研。
大顺毕业后选择了工作，却因为爷爷去世错过了找工作的最佳时机。大顺毕业后的事业并不顺利，先后换了几份工作，在事业上也没有太大的进展。
大顺的妈妈一直对儿子的现状很不满意，想让儿子安定下来，进入更好的单位。作为家中的长子，父母对大顺的期望很大。
这也是为什么大顺对自己有明确的规划，却不能像心追一样全身心投入考研的原因。
黄老师在书中也提到，大顺在工作几年后决定考研，一边备考，一边创业，最终结果未知。
不同的家庭和家长对教育的态度不同，也直接导致了新追和大顺考研成绩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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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登老师在他的书中也是这样写的: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成长环境，决定了他们选择不同的抵达路径。
如果大顺的父母像辛追的父母一样支持儿子考研，大顺可能早就考研成功了。
这几年“出身家庭”这个词不断被提起，还是出身家庭真的能影响孩子的一生？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工作和性格对孩子的一生有直接影响。
就像《欢乐颂》里的关雎儿和邱莹莹，同样是在上海租房的女孩，却因为父母不同，命运也不同。
关雎尔的父母是中产阶级，而邱莹莹的父母是普通工人，他们对孩子的教育和事业给予了不同的帮助。
例如，独生子女就比出生在重男轻女家庭的范幸运得多。
既然做了父母，我想说，不管我们原来的出身家庭如何，都不妨碍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孩子更好的生活，更高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