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莎·瓦西拉基；乔治·索夫利斯；翻译/龚思伟
编者按:即使希腊的新纳粹组织“金色黎明”被判有罪，该国的媒体、军队和教会也逐渐完成了极右思想的“正常化”。激进左翼联盟的失败及其不愿意进行必要的改革，导致了政治进步的幻灭，促使希腊向右转。因此，虽然“金色黎明”被判有罪，但其宣传的伊斯兰恐惧症、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成为希腊主流媒体支持的观点。罗莎·瓦西里奇是雅典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她拥有巴黎社会科学高级研究所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和布里斯托尔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学位。George Souvlis是一名自由作家，在色雷斯大学政治科学系任教。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雅各宾。
2020年10月，新纳粹组织“金色黎明”被定罪，这是希腊近十年政治动荡的分水岭。该党戏剧性的选举崩溃(在禁令出台前，该党未能在2019年大选中选出任何议会成员)促成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叙事，声称危机已经结束，希腊已经“恢复正常”。黎明的定罪受到了政治机构和企业媒体的高度赞扬。
当地时间2015年4月20日，希腊雅典，新纳粹政党“金色黎明”成员在科里达洛斯监狱接受审讯。
然而，这一切都有一些令人费解的地方。包括执政的新民主党在内的希腊主要政党的关键人物多年来一直与金色黎明直接接触。事实上，在金色黎明党的鼎盛时期，主流媒体对其反移民言论甚至暴力行动表现出明显的宽容。然而，现在正在形成的机构共识明确将金色黎明称为深深卷入犯罪活动的纳粹党。
但是这种谴责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就是把新纳粹政党和一般的极端主义联系起来，而不是追究其真正的根源。“民粹主义者”(而非“极右”)这个绰号给更为流行的“马蹄铁理论”(法国哲学家让·皮埃尔·费伊认为极左和极右并非传统政治直轴的两个极端，而是像马蹄铁的两个极端一样，有许多相似之处)火上浇油，标志着对左翼的攻击。此举意味着混淆这个犯罪组织的意识形态起源:一系列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恐同和反犹太主义，这些都是当代世界极右翼的典型特征。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机构对金色黎明的谴责，以及媒体和舆论对法院给该党定罪决定的认可，并没有带来对极右思潮和言论的强烈排斥。鉴于这些相同的思想正在卷土重来的迹象，这种趋势甚至出现在希腊的机构中，并成为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甚至可能导致极右翼更加激进。
机构权重
通过观察希腊的三个关键机构:媒体、军队和教会，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极右意识形态的主流，以及它是如何产生一种新的“常识”的。
我们最近发表的关于希腊极右言论主流化的研究追溯了金色黎明般的言论模式的形成，这些模式是由各大广播公司和报纸、军方官员和东正教牧师制定的，这种言论在关键领域的传播，甚至获得了女权主义者和LGBT群体的话语权。
这种意识形态并不是仅限于金色黎明支持者的特殊话语。它在希腊社会更广泛的阶层中传播，并由上述机构通过专业和政治假设重新定义和调和。
这三个机构在希腊有着特殊的意义。事实上，自两个世纪前希腊建国以来，军队和东正教一直是希腊政治上最强大、思想上最有影响力的机构。两者都以希腊身份的守门人自居，而东正教则以宣扬单一文化、异性恋和父权制的希腊正统主流宗教自居。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机构与希腊极右翼支持和表达的传统主义直接相关。然而，媒体在极右思想的传播中也发挥了核心作用。在一个国际新闻自由排名表现不佳的国家，主流媒体和极右媒体不断融合。
道德恐慌
十年来，主流媒体通过自身对希腊未来的道德恐慌，推动极右言论正常化。危机期间，在主要政党分崩离析、激进左翼联盟上台后，媒体结构倾向于形成新的共识，将希腊描绘成一个处于生死存亡紧要关头的国家。
新媒体模式在其所描绘的危险中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同质性，这些危险被归因于“意想不到的嫌疑人”，这些嫌疑人总是以该国的近邻(即土耳其和北马其顿)和难民为代表，他们被描绘成不应有的恶棍和“伊斯兰化”国家的代理人。
在许多“危机”时刻，如普雷斯帕协议(2018年希腊和北马其顿就后者名称达成的协议)，2015年难民危机的顶峰，以及2020年2月和3月的边境事件，当时土耳其总统塔伊普·埃尔多安宣布不再阻止寻求庇护者进入欧洲，希腊主流媒体遵循了与极右翼媒体相同的表达和修辞模式。
传统上隶属于中间偏右的日报，如I Kathimerini和To Proto Thema，以及类似的电视广播公司，如α ν τ 1、Star和σιτττττττττττττ9，诸如“入侵”(即移民、难民、穆斯林)或“令人震惊的局势”或“围攻”希腊等术语被广泛用来描述
当地时间2019年11月15日，土耳其博德鲁姆，土耳其海岸警卫队在土耳其度假胜地博德鲁姆和希腊科斯之间的爱琴海上，解救了一批移民和难民。
在阿莱克斯·齐普拉斯政府关于北马其顿名称的《普雷斯帕协议》中，诸如“叛徒”、“背叛国家”的想法以及希腊文明实际上更优越的强烈信念(尤其是与被广泛描述为“野蛮人”或“我们自己历史的窃贼”的邻国相比)等词语充斥着整个媒体。这种融合使得源于极右心态并逐渐流行于公共领域的具体表达日益流行和常态化。
军事干涉
即使在一个整个20世纪都有如此严重的军事干预政治记录的国家，当代极右文学也经常忽略军队。自1974年军政府倒台以来，国家禁止军官公开发表政治观点，这无疑增加了研究他们对政治和当代社会变革的理解的难度。然而，毫无疑问，极右翼的言论与军队作为一个机构所表达的希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等主要原则非常一致。在一些核心主题上，军方官员对极右意识形态表现出了强烈的认同。
2020年11月和2020年12月对军官的民调显示，他们对“其他人”(无论是根据种族还是民族血统、性别还是宗教身份来定义)持负面看法。大多数人(92.5%)认为周边国家(尤其是土耳其和马其顿北部)对希腊怀有敌意；2.5%的人认为2020年3月土耳其政府向来自埃夫罗斯的移民开放边境时，希腊被“入侵”；75%的人认为希腊存在“文化变革”的风险；90%认为移民太多，87.5%认为移民与犯罪有关；90%的人希望在学校继续宗教教育(即灌输正统教条)；55.5%反对同性婚姻，87.5%反对同性夫妇收养孩子。
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接受调查的人并不认为这些观点来自极右翼的排外意识形态:令人信服的是，65%的人认为希腊“不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相反，他们认为捍卫这一立场是一种“对国家的责任”，表达了一种在今天被低估的“爱国主义”。简而言之，极右势力和武装部队主导心态的主要共同点是对最近社会变化的理解:移民、性别革命、从民族团结到多元文化主义的转变以及希腊其他宗教的出现被视为对希腊文化身份核心的威胁。
极右翼东正教会
在希腊东正教的话语中，极右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对性别关系的传统观点、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和毫不掩饰的伊斯兰恐惧症占据着重要地位。自1833年作为一个独立的教会成立以来，它一直是并且仍然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对官方国家意识形态的加强和合法化具有重要影响。鉴于希腊尚未实现政教分离，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尤为强烈，教会介入了从外交关系到移民、学校教育等一系列问题。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一体化政策(这也意味着希腊法律应符合欧洲的要求)严重挑战了教会的意识形态霸权，教会与国家之间出现了裂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会越来越采取更加保守和激进的态度，至少在官方话语层面上是如此，尽管低级神职人员中存在相当大的偏差。
经济全球化和移民涌入希腊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文化融合，这导致大多数教会团体采取了更加保守的政治立场。对所谓伊斯兰化阴谋的伊斯兰恐惧症和偏执态度十分突出。在此背景下，雅典及全希腊大主教艾罗尼·莫斯(Ironi Moss)在去年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斯兰教不是宗教，而是一个有明确政治意图的政党，其追随者是一个战争民族。”作为这个国家最有影响力的机构之一(81.4%的希腊人自称为东正教)，教会对极右意识形态的承认令人不安地将这些思想正常化。
利用性别问题
战后以来，极右的性别意识形态主要集中在所谓的性别互补上:这种意识形态使女性在明确的角色中“各得其所”。它植根于宗教保守主义，但也被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所普及和美化。
但是这些政权的折中主义和机会主义导致了关于女性社会地位的矛盾意识形态，希腊的独裁统治也导致了女性的困境。女性也承担了现代的责任:通过参与准备即将到来的战争，或者通过强制参加法西斯群众组织，从而为“无意中打破传统角色”铺平了道路。这带来了新的政治意识，对一些人来说，甚至是某种程度的个人解放。
近年来，随着女权主义者和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议程与极右的核心主题相结合，这种对性别的工具性使用出现了新的转向。极右翼制造了一种针对移民的混合女性民族主义和同性恋民族主义，尤其是被指责不接受“我们的价值观”的穆斯林。9·11以来，欧美政坛出现了一些政治人物和政治组织，如法属马林·勒·庞，他们试图利用当代女权主义和同性恋议程来达到自己的排外目的。在希腊，这种为进步社会事业的合作并非由极右翼发起(金色黎明对男女有传统主义、刻板印象和性别歧视)，而是由主流右翼和执政的新民主党主导。
近两年来，右翼政府和更多与东正教有关的极端主义声音不仅呼吁男女回归传统性别角色，还系统性地挪用身份政治。新民主党任命一名公开的同性恋政治家为文化部副部长，对希腊的#MeToo运动持积极立场，并口头谴责希腊2021年的家庭暴力和杀戮女性浪潮，这在一个左翼尚未解决其父权制问题的国家是第一次。
然而，由于移民和难民的存在，女性权利和LGBT权利越来越受到威胁，这些术语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伊斯兰教的代名词。新民主党议员康斯坦丁诺斯·波格丹诺斯(Constantinos Bogdanos，2021年10月成为独立议员)的例子很有说服力:波格丹诺斯在带头攻击性别研究和这一领域的学者和活动家的同时，还将穆斯林女性的存在描述为“我们国家的主流和法律文化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伊斯兰女性的服装被视为反对自由意志和女性权利的声明。
简而言之，过去公开的厌女症和恐同症正日益被公开的仇外心理和恐伊斯兰症所取代，被拒绝的妇女和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权利基于日益增多的反对移民和伊斯兰社区的言论和政策。按照这种将不同少数群体的权利视为竞争的逻辑，61.3%的希腊人认为伊斯兰教威胁西方国家的妇女权利也就不足为奇了。换句话说，性别问题构成了我们可以观察希腊“另类右翼”诞生的土壤，也呈现了身份政治脱离平等、解放等更大政治利益时的情形。
右倾的希腊
所以，尽管金色黎明深信不疑，但希腊仍在保守转型，这也预示着欧洲更广泛的保守主义浪潮。这种激进化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不仅发生在各种社会，也发生在右倾的新自由主义中心。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7日，希腊首都雅典，当地民众戴着口罩出行。
事实证明，极右意识形态在希腊社会极其顽固，其腐蚀性对国家政治制度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虽然在经济危机期间，尤其是激进左翼联盟上台后，希腊似乎处于左右两翼的十字路口。但从长远来看，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保守甚至完全反动的做法占了上风。激进左翼联盟的失败及其不愿意进行必要的改革，导致了政治进步的幻灭，促使希腊向右转。
至于新自由主义中心，尽管它自诩为希腊欧洲主义的开明代表，但目前的新民主党政府已经急剧转向威权主义。通过对媒体的严格控制，其意识形态议程也借鉴了极右的观点，这是非常明显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近年来加入新民主党的三位关键极右人物阿多尼斯·乔吉亚迪斯是今天新民主党的副领袖；Makis Voridis，内政部长；卫生部长灭霸·普勒夫里斯在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并非偶然，因为这有助于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中执行议程。
多年来，金色黎明宣扬对“文化变革”的恐惧，认为邻国在本质上对希腊并不友好，还有伊斯兰恐惧症、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今天，最令人担忧的趋势是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些观点的歧视性。这些观点现在已经成为常态，以主流右翼的名义自由表达。
编辑:韩
校对:刘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