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于中国的广播员来说真的很难，尤其是最近二十年的年轻广播员。一方面是社会环境变化带来的全方位挤压，一方面是内心的焦虑和彷徨。就像被扔回艺考前无数个不眠之夜，辗转反侧的思考自己的人生选择是否正确。但好像和那个略有不同。现在的我们，除了养活自己，还肩负着一些家庭和家族的责任。数字媒体和互联网永远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交流模式。一方面，我们(80后-90前)彻底经历了中国互联网的演变，见证了一种新型的传播手段从无到有，然后以毁灭的势头彻底重塑了我们的生活。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亲眼见证了一些我们曾经坚信的行业规则和职业特点，在与这股浪潮的博弈中悄然被修正和再造。广播员:前路艰难。播音员开始思考:我还被需要吗，我的工作还有价值吗？80后成长在一个记者还被称为“无冕之王”的时代。做媒体人几乎可以等同于无上荣耀。一句“我在台湾工作”就能引起听者的无限遐想。手握话语权，站在舆论制高点，把自己的声音和影像送到千家万户，堪称传统媒体时代的顶尖群体。这造就了无数人童年时最初懵懂的媒体梦。如果说在21世纪初，媒体市场化带来的焦点是瓦解传统媒体绝对君主的导火索，那么近几年移动通讯和短视频的爆发，则成为压倒传统媒体绝对权威的最后一根稻草。仅仅从通讯工具和载体的角度来看，根本原因是每个人都已经有了一个足够大的麦克风，可以对着世界说话。虽然体量有大有小，受众有少有少，但传统的广播、电视、报纸媒体的独特性不复存在，这是既定的事实。大部分广电人都要开始担心两件事:像烫手山芋一样拿到难看的收视率报道，面临逐年下降的工资收入，这和曾经的辉煌岁月不可同日而语。会玩、会玩的年轻媒体人，还是可以尽早转身，试水新媒体，找到新的方向。而那些35+40+的，在传统媒体浸淫多年的“媒体老兵”，无论是在技巧上使用新的创作工具，还是在思维上改变传播规则，都面临着不小的障碍。这意味着，即将进入或正在进入媒体职场的年轻人，不仅要坚守公平、公正、直言不讳的职业背景和人生信条，还要开始向优秀的自媒体人和媒体人学习“刚吃饭”的技巧。我想，在这个过程中，既要脱离“一台没有感情的稿播机”，又不能陷入“用底线换流量”的陷阱。而是要在自我能力价值、媒体职业认同和新的传播方式之间找到平衡点。衡量这个目标是否达到的标准可能是这样一种状态:1。有人欣赏自己的工作成果，认同度呈上升趋势；2.我会累，但心里一直有激情，知道自己累是为了什么；3.你可以看到自己内心和技能的成长，基本上确定了三五年你能取得的进步；4.虽然家里可能不富裕，但至少也算小康。传统媒体人，想改变不容易，但如果不改变，可能有一天就没有出路了。从我们刚刚经历的世界来看，这不是危言耸听。播音学生:道路艰难艺术考生和大学生开始思考:我的前路在哪里？客观来说，是否还需要播音员，答案还是肯定的。即使在早些年电视台主导这个国家的时候，雇主的数量甚至更多。不仅是传统的省市电视台，传统媒体新媒体和独立自媒体企业也加入进来。我想，对于现在的播音专业学生来说，除了要思考去哪个平台播音或者主持，不可避免的要做出选择，是去本科毕业的一线，还是继续考研，进入学校任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播音系的学生是有点幸运的，因为博士点的缺失导致播音研究生如果想在高校获得一个教职，只要自身条件和毕业院校都能接受，基本上不会很难，当然工作本身的档次就另当别论了，比如公办和民办，待遇高低等等。但正因如此，那些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同学们，不得不思考，在播音硕士到来之后，如何设计一条更长远的报考世博之路。新闻传播，或者说艺术，好像都和播音有关。直到实际应用阶段，我才知道这是十万八千里之外的事。不排除有些人(比如我)此刻会问自己:我本科研究生学了什么？但是，对于那些立志从教的毕业生来说，他们也难逃被时代大潮发扬光大的命运。好学校往往意味着门槛高，好不容易挤进去，但代价就是青椒们的压力:平日里，我们要和00后“斗智斗勇”才能把课教好。所有的休息日，寒暑假都要被科研任务和出版压力填满。毕竟不升职就走可不是闹着玩的。至于上普通高校的，很少是平躺的:工资高的，或者上课工作量大的，或者钱不多的，但是有了评教的头衔只能按资历排，只能先干。至于他们什么时候能拿到，谁也说不准。但事实上，“钱少，事多，离家远，权力小，责任小”仍然是大多数老师的描述。结语播音员有播音员的苦恼，但也要看到，如果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下，比我们更努力的人，比我们更奋斗的人。很多人“光是活着就已经尽力了”。也许我们无法逆势而为，所以我们只能希望至少做一个内心光明的人，照亮自己和自己的未来，照亮别人和希望。
艺考生，加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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