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服务贸易交易会京津冀展馆吸引观众打卡入场。三是区域内代表企业精彩亮相，以精心设计的产品参展，表达了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的美好愿景。图/IC图
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早在2015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就提出，优化提升首都功能，发挥核心作用，建设世界级城市群。
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2035)》时再次明确，要发挥北京的辐射带动作用，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锚定2035年远景目标，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也分别被列入三地“十四五”规划建议，“世界级”、“高质量发展”等词汇成为三地实现目标的关键词。
那么，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是什么？海外其他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有什么特点？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
对此，新景智库采访了五位外国专家，共同探讨发达国家城市群的建设以及世界级城市群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中国世界级城市群发展中的三大城市
与城市群相关的研究和讨论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二战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城市化的浪潮，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关注都市圈、城市群与其他相关城市之间演变的内容空。例如，20世纪50年代，法国地理学家让·格特曼(Jean gotman)曾用Megalpolis来描述和分析美国东北海岸城市密集分布的区域。本世纪初，2006年，彼得·霍尔在其著作《多中心大都市:欧洲巨型城市区域的经验》中提出了巨型城市区域的概念，即以一个全球城市为中心，多达30-40个城市及周边小城镇组成的复杂而庞大的网络状城市综合体。
我国对城市群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人口集中，产业集中，以及城市化浪潮，加快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发展城市群的条件已经逐渐成熟。
我国城市规划和城市群研究专家姚世谋将城市群的概念定义为: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以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为依托，以一两个超大型或特大城市为区域经济核心，利用现代交通工具的通达性和综合交通网络、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共同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规模的城市。
学术界对世界级城市群没有明确的概念。一般认为是对城市群超大型经济的描述，是指一个城市群的人口、面积、经济总量等指标达到世界一流规模。根据标准排名城市研究院院长谢的评估，一个世界级城市群的经济总量至少应该达到2万亿美元。
2006年，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中国城市发展“要以城市群为主要形式推进城镇化”；十年后，“十三五”明确提出“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提出“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典范”。至此，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中国世界级城市群发展的三大城市。
2020年，京津冀地区GDP达到8.6万亿元，人口1.1亿；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24.47亿元，常住总人口2.35亿；粤港澳大湾区GDP达到1.67亿美元，约合10.64万亿人民币，总人口超过8600万人。这三个城市群聚集了当年全国31%的人口，生产了全国43%的GDP。
由于每个城市群的发展动力机制、人口分布、区域一体化水平、自然地理条件等因素不同，相关部门对这些地区的建设规划也不同。基于相关政策文献和中国社科院《专题:十五区域战略与治理》发表的系列研究，京津冀城市群建设的重点是强化北京首都核心功能，大力推进京津冀一体化格局，通过错位竞争和差异化发展，引导人口和就业的优化集聚；长三角将着力完善城市群规模结构和功能布局，着力解决城市“大、全、散”和产业同构突出问题，推进城市群功能分工体系重构；粤港澳大湾区致力于成为集现代金融、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于一体的综合性湾区。
总的来说，努力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有利于引领我国城市化的主体形态走向更高、更健康的状态；有利于打破隐形壁垒，打破行政分割，实现优势互补和一体化发展，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提供经验；有利于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为国家转型发展和全方位对外开放作出更大贡献。再者，对于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新两步走”战略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如何更好地建设中国的“世界级城市群”，目前世界公认的其他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路径和模式，无疑值得我们探讨和借鉴。我们应该探索其发展的原因和驱动因素，分析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风险和挑战，以便根据自身情况更好地规划布局，建设高质量的世界级城市群。
据《瞭望东方周刊》等媒体报道，目前世界公认的五大世界级城市群分别是美国东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沿岸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英国中南部城市群和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
多种积极因素形成世界级城市群发展的动力。
当一个城市群从区域经济发展到世界级规模时，其驱动因素必然非常复杂，很难给出一个普适的答案。但学术界对成为世界级城市群的必要条件有共识:资本积累、交通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尤其是受过教育的人)、信息传播网络等。
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公共政策杰出教授让-克劳德·希尔(Jean-Claude Hill)认为，虽然很难确定单一的驱动力，但所有成功的特大城市的发展道路都是从地区逐渐主导全国经济的现象开始的。城市群发展的必要条件中，最根本的是拥有强大的社会资本，以及由社会资本组织起来的知识、信息和物质(贸易)流通网络。
此外，目前世界上最发达的特大城市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在政府划定资本发展的基础上，对民营企业给予充分支持，奉行自由市场原则。让-克洛德·希尔强调，“这种模式可以激发经济、社会和技术领域的主动性，促进产业自下而上的发展和变革，最终实现生产率的大幅提高。”
除了该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工业基础等“外部性”因素，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地理与发展学院名誉教授戈登·穆里根强调，这些经济体也通过各种方式有意识地“锁定”该地区经济增长的机会。在过去，这些方法主要集中在改善和升级基础设施上。1990年后，随着以知识和信息传播为特征的新经济的到来，这些地区很大一部分也通过发展土地和商业专利经济占据了更有利的经济地位。此外，海外移民的不断涌入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地理学教授安德烈斯·罗德里格斯·波西(Andres rodriguez Posey)将世界级城市群发展的原因总结为吸引人才、激发创新和竞争力的强大能力。全球城市地区被视为充满机会的地方，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巨大和充满活力的劳动力市场，并促进了经济参与者之间的信息生成、流动和交流。他说，“这些因素共同创造了一个积极的、自我强化的向上螺旋(动力)”，从而推动了该地区的不断发展。
在这个“上升螺旋”的形成过程中，有两类主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类是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各有贡献。一般认为，企业规模越大，越能给当地带来财政收益，带动地区就业，显著拉动地区GDP，在吸引人才、推动创新方面发挥更显著的作用。
然而，在许多发达地区城市群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中小企业的作用不可低估，甚至更为重要。阿姆斯特丹大学人文地理、规划和国际发展研究系城市地理副教授凯尔·邦格(Kyle Bunger)表示，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城市经济体中，中小型企业对社会财富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超过大型跨国公司。与大公司相比，他们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并拥有更强大的本地网络。
第二类主体是高校。高校对城市群发展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高校对所在地区的GDP做出了重大贡献；其次，高校为区域经济建设培养了大量人才；第三，学术界可以为城市地区面临的许多问题提供建议和解决办法。高校可以参与创新产业园的工作，也可以有针对性地讨论住房、交通、环境、卫生等问题，回馈所在地区。此外，Jean-Claude Hill补充说，大学培养的人才库往往是城市群中创业阶层和创新RD的中坚力量。
这些发达城市群的发展过程也与其自身的历史密切相关。德国、法国、荷兰、英国等西欧城市群的发展与早期工业化、殖民贸易、资本状况、基础设施发展与更新、国际移民和后工业时代的城市扩张有关。以英国为例。伦敦大学学院建筑环境学院高级空分析中心城市和区域研究教授马克·都铎-琼斯(Mark Tudor-Jones)认为，英国城市群(英国中南部城市群)的形成是一段时间内重叠和多重决策的结果。几个世纪以来，这一地区一直是英国政治决策、历史因素、经济重点和基础设施特权的中心。这意味着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在这个地区不断地被投资和更新。从长期来看，英国中部和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明显超过了英国北部地区的城市。
就西北欧国家城市群的发展而言，这一区域的城市群总体水平和规模较为统一，形成了一般认为的“西北欧城市群”。但凯尔·本格尔表示，严格来说，西北欧不同国家的城市群不能视为属于同一个世界级城市群，因为它们之间没有更高层次的综合规划。虽然欧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试图推动统一空的规划政策，但至今并不成功。
尽管如此，凯尔·本格尔也强调，德国、法国等一些西北欧国家城市群的优势互补、高水平合作的整体格局，是这些城市群的重要优势。在他看来，这个城市群中各个主体之间的区域协同“可以成为中国城市群发展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目前，世界级城市群面临三大挑战。
世界级城市群的崛起，往往意味着区域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区域GDP的大幅增长，其区域经济能够在全国乃至世界经济中占据有利地位。也意味着这个地区将聚集丰富多样的艺术、文化、科技、自然等元素的创新成果，让这个国家的人民享受到更多发展带来的好处。然而，即使在发达经济体，城市群的建设和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这种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城市群过度发展、城市群收缩和不可控因素。
就过度发展而言，以英国中南部城市群的伦敦都市圈为例，随着伦敦经济影响力的扩大，尤其是其金融和税收优势，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作为伦敦城市群的中心，其良好运行所依赖的地理区域已经远远超出了其行政范围。住房和各种城市服务等生活成本大幅上涨。今天，从其他城镇到伦敦的通勤距离可能已经超过100公里。伦敦的家庭供水也来自其他地区。这种长途通勤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不仅会给城市交通网络带来巨大压力，还会推高这些地区的房地产价格，最终压力会传导到周边地区和城市群内的其他二三线城市，造成大规模拥堵。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英国政府制定了相关政策，试图加强对其他城市的投资，限制对伦敦的投资。马克·都铎-琼斯教授补充道:“但现实是，做比说要难得多”。“(这一趋势)短期内很难改变。”
这种现象在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中并不少见。安德烈斯·罗德里格斯-波塞(andres rodriguez-Posse)认为，当过度发展的情况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某种“岛屿经济”，即头部地区会逐渐与本国的区域经济脱节，与其他全球大都市圈的联系会比本国经济更紧密。然而，当发达地区的“国际性”与其“地方性”发生冲突时，甚至可能导致国家内部的紧张。让-克洛德·希尔和安德烈斯·罗德里格斯·波塞都表示，英国退出欧盟是这种负面效应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然而，这种过度发展导致的“规模不经济”现象并非完全不可解决。根据Jean-Claude Hill教授对美国城市群的研究，虽然城市越大，其对交通拥堵等的负面影响越严重。，大城市聚集区的人口密度往往非常高且集中，这反过来降低了该区域的平均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和人均土地消耗。也就是说，有关部门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可以努力使发展过程中的负外部性最小化，使城市群的经济效益最大化。
除了过度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西北欧国家的一些城市群，如德国、法国等，已经出现了发展收缩的现象，这也可能阻碍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根据Kyle Bunger对欧洲城市群收缩的研究，由于结构性经济问题，许多以钢铁、机械、汽车、纺织或矿业为支柱产业的城市逐渐失去人口流入。再加上欧洲老龄化趋势的加剧，未来欧洲很可能会出现更多萎缩的城市和地区。
此外，由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武装冲突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世界各地的大型城市群可能不得不更加“自给自足”，为其庞大的市场保持运转。在这种情况下，空燃气、水、住房供应、能源成本、供应链可能成为政府在城市群建设中首先考虑的因素。戈登·穆里根(Gordon Mulligan)表示，近年来，区域经济研究的重点普遍转向脆弱性、复原力和增加各类住房的供应。
中国的世界级城市群可以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如前所述，世界级城市群的概念没有统一的标准。一般指一个城市群的人口、面积、经济总量等指标达到世界一流规模。
andres rodriguez-Posse据此认为，世界级城市群目前并不局限于发达经济体，许多新兴国家的城市群也可称为世界级。比如从人口规模来看，根据城市人口网站(citypopulation.de)的统计，全球人口最多的世界级城市群是以广州为核心的珠三角城市群，总人口超过6500万。从功能来看，珠三角地区不仅是世界的车间，也是中国重要的创新中心。“它本身已经是一个世界级的城市群了。”安德烈斯·罗德里格斯·波塞强调。
根据安德烈斯·罗德里格斯·波西对中国几大城市群的观察，与美英欧等发达地区的世界级城市群相比，中国世界级城市群与它们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对海外人才的吸引力上。比如，作为英格兰中南部城市群核心的伦敦大都会区，有近一半的劳动力来自世界各地；在中国的城市群中，海外人才占人口的比例并不高。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人才流失。”此外，当前全球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也可能对中国世界级城市群吸纳全区域人才造成一定阻力。
就中国大城市群的发展现状而言，按照一些学者两万亿美元GDP的标准，目前中国只有长三角城市群达到了这一世界级城市群标准。粤港澳大湾区的数据也很接近，其GDP达到1.67万亿美元。京津冀城市群的GDP需要翻近一倍才能达到这个标准。
但戈登·穆里根认为，在世界级城市群发展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中国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只要决策正确，这种模式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这种自上而下的决策优势也使中国能够更好地沟通和协调区域内不同主体的发展重点和利益。
就中国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前景而言，这些城市群未来能否达到与美欧日相同的水平，令人乐观。“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但我认为这最终会发生。”
记者孔雪
编辑李潇潇
校对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