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以县域为重要载体推进城镇化的意见》(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关键支撑，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要求“提升县城发展质量，更好满足县城农民就业定居需求和县域居民生产生活需求，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5月10日，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霄云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500万人口的城市有91个，吸纳了全国近7.9亿人口，而几千个县城和村庄覆盖的人口很少，村庄又占了很大一部分。因此，为了使人口分布更加合理，需要发展县镇经济，甚至可以把一些人口高度集中、交通便利的大村发展成村镇，让农民就近就地找到工作，从而解决农民在大城市和大村庄之间流动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他说，现在中国农业GDP占7%，而农业人口仍占23%。按照现代化改造的标准，农业人口比重过高，比例失调。如果工业化、城镇化放缓，农民收入减少，也会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这个角度看，乡村振兴不可能孤立实现。通过城市化促进农村发展是现代化转型的基本经验。
但是，强调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导作用，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走过去城市化的道路，不能只依靠大城市的发展，而是需要发展县域城市化，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这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条件。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就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应该通过发展大城市来推进城镇化，另一种认为应该通过发展小城镇来推进城镇化。
李小云说，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率都很低，基础设施落后。如果按照发展小城镇的思路来推进城镇化，将面临基础设施投资大、社会服务成本高、效率低的困境。所以长期以来，从效率的角度，中国一直在推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发展。这种模式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经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但也造就了中国“大城市大乡村”的两极格局。
由于主要经济活动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流向这些地区。除了受过教育的农村人口逐渐留在城市，大多数低技能农村劳动力只能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流动。
然而，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制约下，农民工无法在许多就业城市长期生活。农民工生活和工作的分离不仅导致留守问题，还导致教育、医疗保障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老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在城市退休，回到农村又容易成为农村社会保障的负担。由于城市生活成本高，年轻一代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只能重复老一辈的流动模式。
值得关注的是，经过过去几十年基础设施的发展，特别是扶贫以来，县域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改善，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与上世纪80年代完全不同。
李霄云说，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县域城镇化的工作，把农村作为现代化的“重点”，强调农村的改造，否定农村的价值，只把农村作为被动的资源提供者来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现在，我们反思过去发展模式的弊端，重新认识县域城镇化和村庄的价值，提出以县城为载体推进城镇化，推进村庄建设。这些都是当前国家强调以县城为重要载体推进城镇化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