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一萍如果亚当·斯密活到现在，他会感到无比欣慰，因为几乎全世界都选择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体制有历史必然性，是历史证明的最有效率的经济体制。生活在工场手工业时代的亚当·斯密，直接从分工观察效率，从人性、分工、自然秩序的角度，论述市场经济如何富国强民。
当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给率先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带来了率先进行技术创新的个人投资者的超额收益时，当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经过艰苦的制度比较和制度探索最终选择了市场经济时，我们应该由衷地感谢亚当·斯密，钦佩他的经济思想的伟大。他证明了市场经济是一种可以富国从而使人民富裕的经济制度。
第一个学术经济学家
723年6月5日，亚当·斯密在苏格兰出生。他的父亲是当地的海关审计员，在史密斯出生前几个月去世。他的母亲是一个大地主的女儿，活到90岁，比史密斯早去世6年。史密斯从未结过婚，他的生活就像他想象中的经济世界一样和谐有序。所有的材料都表明，他似乎没有和任何一个女人产生过一丝一毫的爱情，也没有经历过一次热烈的浪漫。他和母亲相依为命，全心全意为她服务了60年，报答她养育之恩。
史密斯曾是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法学博士，皇家学会会员，第一位学术经济学家。1759年，他出版了著名的伦理学著作《论道德情操》，这是他进行学术研究的必要准备。后来使他成名的是他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简称《国富论》)一书。该书影响深远，奠定了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基础。史密斯还因为《国富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史密斯自己说，他这辈子无事可做，最爱的就是书。从44岁到53岁，他致力于撰写《国富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所研究的一直是我唯一的事情，我唯一的娱乐就是在海边散步。现状是永远不会快乐和满足的”。斯密的书不仅是一个伟大思想的产物，也是整个时代的产物，这个时代需要政治经济学家。如果是以前，他可能只是个道德哲学家。
有一次，英国首相彼得正在和所有的重要人物开会，史密斯被邀请参加。当他走进房间时，每个人都站了起来。史密斯说，“先生们，请坐”。皮特回答道:“不，你先坐下，我们才会入座。我们都是你的弟子”。
史密斯的治学严谨，堪称典范。他从来不想把自己不成熟的作品公之于众，怕耽误后人。史密斯于1790年7月17日去世，在此之前的1787年，他委托朋友在他死后烧掉了他所有的草稿。他留给后人的严谨科学精神同样令人动容。
斯密对于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富国富民”。他说，“被视为政治家或立法者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为人们提供足够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这种收入或生计；第二，为国家或社会提供足够的收入，使公务得以开展。简而言之，其目的是富国富民。”那么为什么要富国强民呢？答案:市场经济。这是《国富论》的核心思想。斯密从多个方面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国家的财富
亚当·斯密/by
郭延安/译
商务印书馆
2015年6月
自私的心
自利是斯密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构建经济制度的伦理前提。没有对自身利益的确认，就没有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肯定。在斯密的所有论述中，经济制度实际上是由人的行为模式设定的，这与后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如出一辙。
我们不要忘记《国富论》的作者是《道德情操论》的作者。在斯密看来，人类行为自然受到六种动机的驱动: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愿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以物易物的倾向。他这里说的“自爱”，其实就是利己。他评论说，“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关心自己”。
《国富论》充分发挥了“利己主义”的思想。斯密指出，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在促进社会利益方面，往往比在真实意图的情况下更有效。人们的行为被一只“自我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尽力去实现一个不是他本意要实现的目的，即公共利益。他举例说，我们从屠夫和厨师那里得到我们需要的东西，不是因为他们的善良或善行，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利益的关心。我们和这些人打交道，不是他们的善良，而是他们的利己。正如门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所说，私恶即公益。
斯密的分析告诉我们，就人类而言，人们有追求个人利益的倾向，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然而，在市场经济中，为了实现自我利益，我们必须首先满足社会的需求。如果你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社会就不需要你的产品和服务，自我利益就无法实现。这对于自己来说有些主观，对于社会来说有些客观，类似于马克思的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学说。这个过程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的，也就是看不见的经济秩序，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机制。
大量事实证明，作为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科学，一系列分析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个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假说。现在看来，斯密对自利的认定符合人类行为的基本规则。他的理论体系得到了实践的反复验证，原因就在于此——因为人们总是要选择最符合人性的经济制度，也就是投入最少、产出最大的最有效的经济制度。如果一个经济制度所隐含的人类行为假设是违背人性的，那么这个制度的组织成本就会非常大。这就是为什么计划经济下不断的政治运动和一系列爱工厂爱家的教育收效甚微的原因。斯密基于自利的观点或方法对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影响很大，以至于“经济人”假设成为西方经济学不言而喻的公理。这无疑是斯密的贡献。熊彼特曾高度评价:“18世纪关于人性的思想是通过斯密的著作到达经济学家手中的”。
分工与效率
《国富论》的第一章是“论分工”。在这一章中，斯密以“劳动生产率的最大提高，劳动使用中更大的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似乎是分工的结果”作为第一段，开始了他所有的经济分析。
斯密生活在工场手工业时代，工业革命正在酝酿，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尚未充分展现，但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积极成果已初具规模。史密斯在格拉斯哥住过一段时间，格拉斯哥是当时苏格兰的工业中心。炼铁工业和纺织业比英国发达。斯密实际上观察了工业区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了分工的真正含义。
虽然分工能提高效率在今天已经成为公理，但在斯密时代，将分工与效率、分工与比较优势、分工与市场范围、分工与自由贸易联系起来，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进行探讨，确实是“有远见”的。这种独特的生活背景使他自豪地讴歌分工。斯密研究分工，首先是把它和效率联系起来。因为目的是效率，他没有区分内部分工和社会分工。区分内部分工和社会分工的目的在于研究商品生产的根源。
对于分工和效率，斯密做了细致的观察。他以纽扣制造业为例指出，如果十几道工序由一个缺乏专门训练的工人来承担，可能一天连一件都做不出来，更别说20件了。但如果10道工序由专业工人共享，这10名工人每天可以生产48，000件。分工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在一个不文明的社会里，一个人所持有的工作，在一个进步的社会里，一般就变成了几个人共享的工作”。历史走过了一条长河。在自然经济时代，由于基本没有专业分工，社会长期停滞不前。后来工业社会的效率提升和社会进步都是因为分工。俯瞰历史，我们不能不感叹斯密在当时的远见卓识。
那么，分工的原理是什么呢？这是现代经济学不厌其烦重复的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史密斯说，在狩猎社会，一个人开始打猎，制作弓箭，但后来他发现自己更擅长制作弓箭。他专门制作弓箭来换猎物，效率比两者都高。另一个人开始打猎和制作弓箭。后来，他发现自己更擅长打猎。他专门打猎换弓箭，效率比两者都高。所以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然后进行交换，这样不仅自己的“蛋糕”做大了，整个社会的蛋糕也做大了。
事实上，如果人们都在“算计”，在给定的条件下都选择最大的那一个，那么真正的最大的，很可能就是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很多“穷人”花很长时间等公交车，而“富人”为了节省时间而买车打车，正是因为他们在有意识地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穷人的资源优势是时间，穷人的时间最不值钱，富人的资源优势是钱，富人的钱最不值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成功，在于找到自己的资源优势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点，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因为只有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才能实现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但是如果一味的效仿别人，抑长扬短，缺乏自己的特色，大概很难成功。这是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要特别注意的。
斯密把个人之间的交换扩展到国家之间的交换，认为各国都有自己的资源优势和自己的国际分工。如果一种商品是其他国家生产的，所需成本比我们自己国家低，那么我们自己国家就不应该生产。用出口我们最擅长生产的商品所获得的钱从其他国家购买廉价商品会更划算。因此，他不仅主张国内自由市场经济，而且主张国际自由贸易。后来，斯密的思想被大卫·李嘉图发展成为主导国际贸易的著名的“比较成本”理论。斯密讲的是绝对比较优势，也就是鞋帽的生产效率。A的两个国家都比b的高，李嘉图说的是相对比较优势。虽然B国两种产品的生产效率低于A国，但是鞋子的生产效率相对较高，B国可以专门生产鞋子，与A国进行交换，中国的鞋帽生产效率较高，但是帽子的效率更高。a国可以专门生产帽子，和B国交换。这两个国家的蛋糕都可以做得更大。斯密主张无国界市场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然而，一旦涉及国家利益和安全，自由贸易就被保护主义所取代。
分工与法律制度
分工引起交换，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和交换，其实就是市场经济。分工有如此大的成就，那么在斯密的笔下，当然是分工越细越专业化越好。但分工能否越来越细是有条件的，因为在斯密看来，分工是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斯密说，“分工源于交换能力，所以分工的程度总是受到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如果市场太小，就不能鼓励人们一辈子专攻一门事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随意用自己劳动产品的剩余换取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产品的剩余”。
史密斯举了生活中许多琐碎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比如搬运工，只能在大城市生活(就像重庆的“棒棒糖”)，因为大城市市场广阔，农村市场狭小。斯密这里所说的市场范围，是指人们在生活中对交换的依赖程度、消费水平和购买力，是一个国家经济进步与否的标志。当然，分工和市场范围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在中国，目前由于人们购买力和需求的提高，出现了许多新的产业，这就是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现代证明。
但是，分工和专业化都需要法律的保障，实际的经济行为和法制建设都是在反复博弈中不断完善的。“如果法律不强制人们履行契约”，分工和交易就难以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须具有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不仅体现在买卖双方，也体现在债务人与银行的关系中。亚当·斯密说，苏格兰的银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非常明确地要求所有客户定期偿还贷款。如果他做不到，那么无论他的财产和信用有多大，都不要试图从银行拿到一分钱。我们银行应该从中吸取教训。银行的不良贷款，是银行明知收不回来，却把钱贷出去的结果。
斯密的研究之所以从分工出发，并高度推崇分工，是因为他直接感知到了他所处的时代以及分工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这是他进行蓬勃经济研究的根源。对于我们的现实经济研究来说，这是具有启发意义的——经济实践永远是经济理论研究的不竭源泉。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准备了充分的实践规定，剩下的就是经济学家的研究了。
在斯密看来，分工越细越专业化越好。然而，161年后的1937年，R .科斯教授在其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挑战或修正了斯密的理论。科斯在本文中以“交易成本”概念为枢纽指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市场化分工并不是越细越好，而是应该有一个适度的规模。或者说企业是市场的替代，即大企业内部管理的“看得见的手”替代了市场调节的“看不见的手”。企业历史学家钱德勒通过对企业历史的考察也得出同样的观点。
后发国家在发展之初就发挥了比较优势，如稳定的资源、劳动力、环境等，也可以发挥优势，但不能沉溺于比较优势，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要及时转变发展方式，创新优先，扎扎实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劳动价值
斯密从分工的角度研究了“交换价值的真正尺度是什么”。在他看来，既然有了分工，那么每个人需要的必需品，大部分都依赖于他人的劳动，个人也为他人劳动。人们想互相交换商品。商品交换实际上是隐藏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交换，所以商品的价值自然取决于劳动。据此，斯密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认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正尺度。
在马克思看来，斯密的贡献是确认了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但他的缺点是没有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也没有区分价值和使用价值。古典经济学都坚持劳动价值论，劳动创造社会财富。马克思说，在价值问题上，劳动价值论不是他的贡献，他的贡献只是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原则，即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马克思还区分了价值和交换价值。看来，在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时代，坚持劳动价值论是必然的。《国富论》是关于如何致富的经济学。当然，要研究什么样的劳动有利于财富。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有两种定义。首先是他把物质产品能否生产出来作为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标准，认为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就是生产性劳动。他举例说，“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可以在特殊商品和适销商品上固定和实现，可以经历一些时代，不会随着生活而消亡。”相反，“但是，家仆的劳动不是固定的，也不是在特殊商品或适销商品上实现的。家仆的劳动是随着生命出去的，所以很难为将来雇佣同等数量的劳动保存其价值。”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