漯河警务室里，不时传来孩子的哭声。沈心已经抱着她的孩子在房子周围转了几个小时，她的胳膊很疼。但是她一把手放在床上，孩子就大哭起来。这个80平米的警务室，她来来回回走了很久。
警务室外，零下20摄氏度的气温，洛古河村路面积雪已经没过膝盖。几百米外的黑龙江，被冻成一条宽阔的河路，上面覆盖着一米多厚的积雪。
这是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漠河市北极镇下的一个小村庄。它位于黑龙江源头的中俄边境，与俄罗斯波克罗夫特村隔河相望。
在当地人眼里，这里真是“苦寒之地”，年平均气温零下5摄氏度，冬天早上七八点就天亮了，下午三点就黑了。
石先强和他的妻子沈心驻扎在这里。2010年，北极边防派出所在洛古河村设立夫妻警务室，负责44公里的黑龙江边境线和洛古河村的平安。
除了寒冷，他们还要与漫长的黑夜和孤独作斗争。
“说实话，在这个地方，坚持就是工作。35天，364天巡逻，那一天不巡逻，那一天出事怎么办？”在巡河的过程中，石贤江心里想着这句话，于是每天顶着风雪走十公里的河路。
洛河警务室在村口，背靠大山。附近没有其他房子，所以只有石先强和沈心相依为命。新京报记者解磊摄
看天空一点点变亮，然后一点点变暗
窗户玻璃上有一层薄薄的霜。沈心穿着一条黑色棉裤和一件黑白条纹毛衣。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和妈妈视频聊天。视频中的小男孩两岁多。沈心对她怀里的孩子说，“郝好，过来和我哥哥打个招呼。”
1995年出生的沈心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大的叫“饭团”，小的叫“郝好”，才四个月大。
一天24小时，沈心几乎不出门，在警务室里照顾孩子。房间里有一张一米八大的床，放满了孩子的尿布。书桌上有一台旧的台式电脑，没有互联网，只能用来写文件。没有WiFi，流量要省着用。手机里仅剩的几集电视剧，都是她老公石先强在村委会下载的。
中午，石先强结束了上午的巡逻，回到了警务室。他的帽子和鞋子被雪覆盖着，他的脸冻得通红。他进来，抱了一会儿儿子，抽了根烟，去厨房做饭。
厨房的凳子在过道上，放满了洗过的衣服。水缸“哐当哐当”一响，做饭的水从卧室的井里打出来。架子上摆满了西红柿、青椒、茄子、鸡蛋，加上冰箱里的冻肉，是家里仅剩的食物。
3月7日，上午的巡逻工作结束，石先强回家吃午饭。新京报记者解磊摄
洛河村没有蔬菜、肉类和水果可卖。北极边防派出所和漠河边防管理大队半个月发一次物资，一次不能带太多，不然容易坏。
土生土长的北极村居民沈心早已习惯了这种极寒的环境。但这是她第一次来罗家河村。这里交通不便，所有的物资都是从外面送到里面。“北极村有学校、餐厅、快递站，这里什么都没有。来了之后基本不出门，也不逛街。村子十五分钟就能走完。”
3月初，洛古河村还在冰天雪地里。街道两旁排列着古老的木屋、木制门框和栅栏。一条120米长的街道贯穿整个村庄。
沈心喜欢网上购物。但是罗家河村没有物流。馋的话只能去小店买些辣条和面筋。有一次，沈心想吃樱桃，石先强让商县的村民帮他买回来。“如果你能满足他们，就尽量满足他们。人家跟着你到这个地方不容易。”
“我也不买衣服。我可以把这个地方给谁看？”石先强说。而他，就两套警服，来回换。
警务室在村口，背靠大山。附近没有别的房子，只有夫妻在这里相依为命。
80平米的房间分为两个房间，办公室房间的墙上挂着一个很大的监控屏幕，是今年才安装的。监控画面分为11个小画面，覆盖了村子的全貌。但视频似乎是静止的，只有雪、街道和房屋。一位老人走了很长时间。
作为一名辅警，沈心还负责整理一些工作文件和资料，并在办公室做后勤工作。“看着天一点点变亮，然后一点点变暗。一天过去了。”
“在这里，坚持就是工作”
离警务室几百米就是黑龙江的江面。
每天早上6点半，夫妻俩都会被孩子的哭声吵醒。石先强洗完，哄着孩子出去巡逻了。
黑龙江段的边界，外面44公里，属于夫妻俩的管辖范围。大兴安岭边防管理支队政治部主任文勇说，“夫妻警务室成立之前，洛古河村也有警力轮流值班。2010年，为了实施警力前移战略，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在洛古河村设立了中国最北的夫妻警务室，夫妻两人一起驻守可以更有保障。”
通常要进入洛古河村，需要翻越大兴安岭的大山。路上人和车都很少，没有手机信号。只有风的声音，轮胎摩擦雪地的声音。运气好的时候，狍子、野猪、狐狸、麋鹿会从白桦林里冲到路边去接人。
现在，石先强离开警务室就可以开始日常工作了。唯一棘手的是，屋内外有六七十摄氏度的温差。
出门前，他得穿上一层保暖的衣服，一件毛衣和一件外套。最后，他穿上警服，戴上帽子、衣领和手套。他全身都被完全覆盖了，需要很多时间准备。
河里的雪有半米深，我踩在了膝盖上。“这雪看起来很平，但是不好走。”石先强说。他穿紧身的鞋子来防止雪进入鞋子。但是雪层松软，一脚深一脚浅的踩上去很难保持平衡。一失足就会摔倒，全身难免积满了雪。
一路下坡到底是黑龙江。每年冬天，下雪之后，黑龙江就开始层层结冰，雪花纷纷落在冰上。整个江面都结了冰，形成了一条宽阔的大道。
一面红旗插在河中央，标志着国界，南边是中国，北边是俄罗斯。岸上有边防连设置的阻拦网，严禁非法越境。
石先强已经对这一带的冰了如指掌。他知道河路上哪里有冰裂缝。他指着附近的雪。“在那个地方，雪下有一条很大的冰缝，宽30厘米，深半米多”。
“11月，河水不冻不厚。人不小心摔倒被湍急的水流冲向下游，上面的冰层打不开。这是非常危险的。有时候一条腿卡住了，还能捞出来。”
3月6日，石先强在黑龙江路巡逻。新京报记者解磊摄
有时，边防人员会协助石先强进行日常巡逻。都是从村里选出来的。他们有五个人。石先强给他们安排了一份观察名单。下河和从村里回来，一共十公里，来回两个小时。“有时候不用跟边防军说，我就想快点把这条路修完。”
除了村里的十公里，更长的边境线都是“无人区”。时不时，石先强会和边防连一起在这些地方巡逻。
2020年11月，外面零下30摄氏度，石先强和他的连队去马扎尔河附近巡逻。当汽车到达河边时，他们走不动了。他们下车后，徒步绕着树林走了20多公里。
两个多小时后，我绕到河边，发现了一个地面，是一个非法钓鱼点。疫情期间，洛古河村管辖的44公里黑龙江段禁止捕鱼。有些人来河边钓鱼时，就在这里搭帐篷。这些人会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他们会每天吃河里的鱼来充饥，并在离开前抓到足够的鱼。整条河，他们一共摧毁了三个地方，但是已经消失了。
回来的路上，我们一天没吃东西，发现火腿都冻硬了，矿泉水都凉了，口袋里的面包都快变成冰了。巡逻持续了十二个小时，石贤江回到警务室时天已经黑了。
更多时候，边境的工作风平浪静。“从我工作到现在，我还没有遇到过越界的人，”石先强说。“没有什么特别惊心动魄的。我只是每天来回走同样的路。”
“说实话，在这个地方，坚持就是工作。35天，364天巡逻，那一天不巡逻，那一天出事怎么办？”他说。
“也许未来几十年也是如此。”
石先强今年32岁。2008年他被分配到黑龙江参军。他的足迹遍布大兴安岭，去过加格达奇、呼玛、漠河县(2018年漠河县撤销，设立县级漠河市)当兵。
23岁时，他在北极村的街上遇到了17岁的沈心。两个人从认识到现在已经相爱九年了。
起初，沈心的父母不同意他们的婚姻。“毕竟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军队任务重，所以伤害了侄女。”
然而，2017年沈心从吉林警察学院毕业后，她为了爱情回到了北极村。警察办公室的床头柜上有一张照片。在一块写着“忠诚”的石碑前，石显强单膝跪下，向沈心求婚。
婚后，沈心留在邮局工作。同学都去大城市了，还是继续考研吧。她只是选择了相反的方向。“聊天的时候，总觉得他们那边是另一个世界。”
2019年1月1日，公安边防部队重组正式实施。边防部队不再列入武警部队序列，现役编制全部转入人民警察编制。
石先强当时30岁。他被分配到北极边防派出所，担任北极机动中队的社区警察。洛河村的夫妻警务室只是在找接班人。最后一对夫妻贾和王小连已经坚持了近十年。
石先强和沈心报了名。“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锻炼的机会。我必须在年轻的时候做些事情。必须有人离开。我媳妇是本地的，研究所其他兄弟都是各地的。我媳妇在外地，更难适应这种生活。”石先强说。
当年的评选，有四对夫妻作为候选人，另外三对夫妻都在异地，老婆孩子父母都在老家。
“两个人能在一起真好。如果他想去，我会支持他的。”沈心说。
在警察局的门口，石先强和沈心。新京报记者解磊摄
2020年3月，石先强第一次来到洛古河村，跟着贾学习边防巡逻的工作流程，提前熟悉了村里的情况。7月，两对夫妇正式交接。当时，沈心怀了二胎，穿着警服，挺着大肚子。
儿子出生后，沈心被限制在北极村的家中。石先强只在家里呆了十天，就赶回了警务室。
郝爱哭，全家人都很无奈。“每天听到他痛哭流涕，我就难受。”在那些日子里，沈心每天都无缘无故地哭。“我当时特别责怪他。为什么会去这么偏的地方？一个人太难过了，一瞬间就后悔了。”
直到今年初五，石先强带着沈心和浩浩去了警务室，大儿子由老人照顾。“两个人在一起总会更好”。
但石先强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巡逻和走访。沈心仍然独自面对。
当她给郝好换尿布时，被她的孩子踢了一脚。她乳房红肿，孩子却哭着让人抱。“我觉得特别难受，不方便抱他。他一直哭，爸爸又不在家，不知道怎么办，很无奈。”
“坚持一下就好了，过段时间就好了。孩子长大了上学会更容易。”石先强一直用这句话安慰她。
如果她没事，她会翻翻旧照片。搬家时，她特意从北极村带来了厚厚的结婚照，背景是大雪和松林，北极边境的独特风景。他们的结婚戒指也放在桦树皮制成的盒子里。“从谈恋爱、结婚到生孩子，未来几十年他们可能都在这里。”
在相恋六周年的日记里，她写道:“忠诚，这是我们爱情的承诺。”日记里有很多两个人一起旅行的照片，从乌镇、青岛到重庆，再到云南。
来到罗家河村后，旅游成了奢侈品。但这些想法支撑着两人在洛古河村的日日夜夜。“我不知道，也许我会在这里工作到退休。但既然是我的选择，我也不后悔。”石先强说。
"太阳在山顶上画了一个弧形"
贾和王小连经历了史先强和遇到的困难。
2010年5月，29岁的贾来到罗家河村。路边的雪还没有融化，树荫下的冰有一米多厚。村里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路，没有路灯，还有一些破旧的房子。后来政府把房子的屋顶换了，刷成了整齐的颜色。2008年村里通了路，2010年实现了24小时供电。
警务室还是土坯房，刚盖好，门是用碎石铺的。卧室对着车库，密封不严密，隔出来的墙经常结霜。贾记得2010年9月17日下了第一场雪。“天气很冷，房子的各个角落都结了冰。早上起来，水箱里的水都冻成冰了，只好用水瓢砸破。”
10年前，房子里还没装地暖，取暖靠的是烧防火墙和火炕，烧木头，第一个冬天就被冻住了。第二年，贾开始烧锅炉。他不烧，不太熟练，经常弄得满屋子都是烟。他每天都烧到后半夜，有时候凌晨四点，王小连八九点起床继续烧。
“当时我就觉得不是锅炉在管我们，是我们在管锅炉，怕它冻着，”贾回忆说。“冬天三点天就黑了。无聊的时候就用手机看电子书。早上不用定闹钟，就醒了。”
儿子贝贝出生后的生活是更艰难的开始。冬天太冷了，贝贝受不了。王小连把他接回山东老家，等到明年二三月份再来罗家河村。
当时北极村到洛古河村的路还没修，物资只能从漠河运。2014年，一场大雪封山，持续了一周。边防连只有面。贾跟着公司吃了七天面条，一天三次，没有蔬菜和水果。
贝两岁时，牵着贾的胳膊转圈玩，不小心把胳膊弄脱臼了。当时是傍晚，贾四处寻找去漠河的车，但怎么也找不到。孩子疼得一直哭，他老婆抱着孩子哭。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坐车去了县医院。医生花了两分钟把我的胳膊接上。
“当时我特别责怪他和这个地方。我花了两分钟。这孩子从晚上五点一直呆到早上十点。他受了多少罪？我无法形容那种心情。”王小连现在想起来还是心疼。
本来夫妻俩以为可能在罗家河派出所干两三年，没想到干了十年。贾觉得“你慢慢会习惯的，这也说明上级认可你的工作。”
3月6日，在警务室，石先强和沈心正在哄他们四个月大的儿子郝好睡觉。新京报记者解磊摄
“为了大家放弃自己的家庭”只是一句口号，但要做到并不容易。
当兵18年的2018年，原本是贾可以退伍自主择业的日子。那一次，他难得回山东老家过年。王小连心想:“冬天两地分居的日子快结束了，儿子也要上小学了。”但是，赶上2019年公安边防部队机构改革，家人团聚的希望落了空。
“后来，我放弃了这个想法，”王晓莲回忆道。“冬天，我觉得白天特别短。警务室一开到一个山头，你看都早上八九点了。太阳刚从那里上来，下午三四点就下山了。太阳在山顶画了一道弧线，感觉根本没有升到天上。”
去年，贾被列入国家移民局的名单，他可以申请调回原籍。王小连觉得——“就一句话，十年如一日。我肯定是开心的，但更多的是难过。我感觉心里豁然开朗。”
2020年7月16日，交接仪式在洛古河村夫妻警务室举行。看着沈心的肚子，王小连觉得自己八年前刚刚怀孕。“她来自北极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她一定比我更清楚洛古河是个什么样的地方。知道条件艰苦，选择过来，真的很有勇气。”
赶着贾和他的妻子离开，罗家河村渐渐远去。这条路他之前走过无数次，十年的记忆重叠在一起。“我还是不死心，大部分记忆都在工作之后。”
未知的角落
当地人总笑罗家河村是附近最“繁华”的村子，“七十一栋楼，九十一条街”。其实就是“其实一栋楼就是一条街”。没有银行、营业厅、快递点和餐馆，只有一个卖零食的小店。
村里没有学校，90公里外的北极村有个中心学校，可以读完初中。因为交通不便，罗家河村的孩子都要从幼儿园开始寄宿。
就像世界尽头的一个小村庄。只有77户106人，常住人口只有47人，大部分是老人和小孩。近年来，村里人口流失严重，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从漠河到大庆、哈尔滨、山东。年轻人出去后，回来的很少。
只有一代又一代的警察逆行来到这里，保护黑龙江44公里的边境线和这条边境线上的小村庄。
这个中国最北的派出所现在有40名警察。最小的22岁，最大的43岁，最远的老家在广西，最近的在大兴安岭加格达奇区。一年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
在“苦寒之地”，警察局和检查站的男女比例几乎是100:1。大兴安岭支队、黑龙江边检站专门举办“青年联谊会”，帮助边远艰苦地区的民警解决婚恋等个人问题。
然而如今，北极边防派出所的已婚民警绝大多数都是两地分居，半数以上都是单身。下一个警务室交给哪对夫妻，还是一个未知的答案。
教育孩子和赡养父母是这些边防警察的沉重负担。他们有的在老家买了房，每个月都要还月供。有的父母年纪大了，身边没人照顾；有些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却没有父亲陪伴。
石先强也有同样的困惑。大儿子“饭团”是爷爷奶奶带大的。“我从来没有哄过我儿子整天睡觉。我回家，孩子都不亲我。”
他的父亲在他上初二的时候去世了，他的母亲一个人把两兄弟抚养成人。现在一个人住在山东青岛平度，哥哥在宁夏做石油工人。老人年纪越来越大，总得有人照顾，要么去宁夏，要么去漠河。“但是她受不了这里的气候。实在无能为力，忠孝难容。”
大兴安岭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角落，有很多这样的小家庭。他们和石先强一样，都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留在了大山里。
副主任王伟2012年来到北极边境。他是少数几个定居在北极村的警察之一。他的妻子是北极村健康中心的护士。现在儿子四岁了，他也没想到会在这里定居。“他可能要拄着拐杖回河南老家了。”
大多数时候，日子都在循环往复中度过。虽然他们已经适应了这种气候，但大兴安岭刺骨的寒冷总是不期而至。
大雪，星星空，森林，这些吸引远方游客的景点，十年来在他们眼里已经司空见惯。“昆明下雪吗？”“如果南北派出所能偶尔交流一下就好了。”这些奇怪的念头偶尔会在单调、贫穷的日子里出现，却在日复一日与孤独的对抗中转瞬即逝。
冬天洛古河村早上八九点休息，下午三点太阳落山。新京报记者解磊摄
离开后，王小连偶尔会梦到自己在罗家河村的日子。她和儿子现在住在30平米的一居室里，总会想起警务室前的那个大院子。夏天晚上三四点钟，太阳不会晒得太厉害。她会把沙发垫搬到院子里阴凉的地方躺下。当太阳倾斜时，草坪上蒲公英的小黄花在阳光下摇曳。贝贝在院子里肆意奔跑玩耍，然后骑着车一下午。当她玩累了，她就把它们扔在路边。每次都是村民或者公司同志带回去，“全村人都知道这些是孩子的玩具，从来没有丢过。”
石先强和沈心有时会在微信上联系他们，聊村里的事，聊警务室的工作，但他们从来不提感情的事。这些孤独和寂寞，彼此都心知肚明。“这也是他们需要经历的。”贾说道。
沈心期待着夏天的到来。当黑龙江解冻，外面不那么冷的时候，他可以推着手推车带郝好去河边，在村子里走一圈。
天气暖和的时候，他们打算带郝好去拍一张四口人的全家福。
新京报记者解磊编辑陈晓曙校对贾宁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