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寄宿制机构带来了原本的吸引力,但同时也夹杂着残酷职场的推挤和渴望学历的拉扯,把各地的考研学子一起拖了进来。这里成了很多年轻人的“避难所”,成了“桃花源”。
文|王双星
编辑|楚明
运营|不胜枚举
图|王双星(除非特别注明)
这里的一切都与“研究”有关。每天早上7点,周然都会准时出现在院子里,拿着一个小马扎,一本单词书,低着头看一会儿,然后闭上眼睛,抬头背。马尾松松的扎着,黑框眼镜后面是一张几个月没化妆的脸。
和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一样,她住在青岛农业大学附近的考研机构。这几年来这里备考的人越来越多,于是行业慢慢形成并壮大。长期以来,这里的一切都与“研究”有关。
自习室的桌子之间有隔断,每个空隔间里都装着不同专业的考研梦想,还有金融教具、设计理论或者考研小红书;站在院子里的铁管之间拉起了一条横幅,红底黄字写着“努力只能过线,拼命只能上岸”;优秀生的个人档案随处可见,有录取院校,有初试复试的分数。他们在留言中说,“考研成功真的没有捷径,就是重复枯燥的工作,加倍的学习。”▲寄宿制学校院子里的考研标语。在机关食堂坐了一段时间,就能听到很多关于考研的俚语词汇:二战(第二次考试)、上岸(被录取)、旱区(分数严格和高分的地区)和水区(分数高的地区)、洗瓶(进实验室后的基本功)...食堂是整个机关里最轻松的地方,但也有人吃东西闷着头。
该组织的工作人员也与大川研究所有关。超市售货员是兼职学生,一战失利,准备二战。招聘老师有的为了找工作中途放弃考研,有的已经落地,有的是一边在事业单位工作一边继续考研的人。
带新人参观时,“金句”总是脱口而出。一位同样在考研的招生老师指着自习室里随处可见的复习资料等说:“今天看的书都是明天赚的钱。”
周然的机构是附近最大的机构,可容纳2000人。这座建筑是四边形的。东、西楼为朗诵室和食堂,南、北楼为男女宿舍区。每栋楼的一楼都被改造成了自习室。
在青岛农业大学附近的一条街上,每隔几十米就能遇到一个类似的机构。从头到尾,你可以看到七八个不同颜色的标志。在学校的西南和东侧,夹在工业园区、养老院和树林之间的还有另外几所学校,还有大大小小十余家考研寄宿制机构。
在社交媒体上,研究生梳理这个新兴行业的脉络时,青年农民被视为“来源”之一。
其中一家机构的负责人徐天总结道,作为“全国四大考研基地”和“二战考研三圣地”之一,清农一直以考研人数多、二战人数多著称。起初,大多数机构都把年轻的农民学生作为目标客户,但后来,其他省市的学生来寄宿,所以越来越多的机构开业。同时青岛环境好,青年农民所在的城阳区地价低。依托学校可以为学生提供衣食住行的便利,以及心理上的安全感,这些都在机构选址的考虑范围之内。
徐天的公司主要从事教育和培训。去年,因为嗅到了新的商机,他开辟了新的项目,加入了寄宿机构考研的轨道。这些机构,有的借助年轻农民闲置的宿舍楼,有的在学校附近租购场地,还有的像徐天的公司一样,由受疫情影响,经营难以为继的酒店改造而成。
宿舍,自习室,背诵室是每个机构的标配。如果条件好一点,场地大一点,可以提供食堂和超市。半年时间,学生根据自己选择的宿舍类型付费。单间的金额往往过万,而最多的八人间大多要三四千元。这些机构和大学的简易版一样,满足了研究生的基本生活需求——有人总结为“卖空房间和氛围服务”。▲寄宿学校的朗诵室。此处提供了数字/受访者。学习是唯一的主题,也是唯一的评价体系。很少有人关心别人的“过去”和“未来”,只有学历是被问得最多的。名校毕业的学生,打算考名校的,都被奉为“大神”。当一个女生听说另一个女生的本科院校是自己选择的研究生院时,不约而同的兴奋,然后失落:你的起点就是我的终点。
"获得更高的学位是必要的。"只有考研的最终目的是明确的。至于其他的,周然没有太多具体的计划:先上岸就好,一两本书就行。回想起来,她觉得之前走过的所有坎坷的路,都是因为学历差。现在,如果她只是往上爬,“重新进入社会应该更容易吧?”
周然毕业于三本大学计算机专业。当时亲戚觉得“一个小姑娘做不了编程”,决心帮她找一份“稳定轻松”的工作。一帮亲戚一起帮忙,但因为“她也不是名牌大学毕业”,花了不少时间,最后才被送到当地一家公司的市场部。
第一份工作,周然因为不熟悉业务,被同事说闲话,一怒之下辞职;很快换了第二份工作,但是因为前面有一个做了十几年的营销经理,觉得看不到上升空就辞职了。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毕业三年后,周然换了五六家公司。
再找工作时,她以为能找到“不压榨员工的大公司”。她发了十多份简历,都没有回音;找一份“稳定、自由、24小时在线”的工作,但大多需要学历和相关领域的工作经验;但是,她的计算机专业更新太快,毕业几年都回不去了——她再一次把这些统一归结为“学历低”。
接着,“学术危机”也蔓延到了爱情和婚姻的世界。周然觉得相亲市场实际上也在给人们分级。闲聊中,她几次提到“合适的搭配”。“学历特别好的人不会介绍你,因为你达不到他的水平;家庭条件特别好,钱特别多的人是不会介绍给你的。大家一般都想找一个能拿出来有面子的学位或者工作。”周然说:“我什么都不会。”
今天男朋友是相亲认识的。互相介绍时,周然习惯性地拿出了学历和工作标签:大学毕业,但“我家是农村的,一米七不到,还是个胖乎乎的男人,所以之前别人的各种介绍都不成功”。然而,周然觉得这符合他自己的“合适的搭配”。
周然辞职后,工作的焦虑立即被失业的焦虑所取代。等待期间,听说表哥辞职考研,顺利落地。周然突然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开始搜索有关考研的信息。工作的崩溃,找工作时的碰壁,大大小小的风波的汇聚,都成为她走向考研的动力。
她男朋友也支持她考研,“特别特别支持”。虽然,她心里也想过:是因为他也希望他的配偶“把他的学历或者工作拿到手,带出来有面子”,还是因为他自己从农村走出去,从心底里认可他的学历改变命运?反正他说“有必要考更高的学位。”
决定在周然考研。只有这个决定是明确的。至于其他的,有点像笑话:我喜欢吃肉夹馍和羊肉汤,所以我选择了Xi安作为我的大学。以前在报销和会计期间接触会计,觉得这个岗位是全公司“提供”的,所以选择了会计专业。
这个选择很快得到了亲戚的证实,大家纷纷表示:北上广和西北竞争激烈,但是西北好很多;女生还是要安定下来,考研拿证,随时会吃香的。当周然被确认后,他将参加会计考试。
决定考研后,考虑到自己自制力差,就在网上搜了一下寄宿考研,然后挑了一家有食堂的,住了进去。
附近这些大大小小的寄宿和考研机构,都是卫理为了准备二战而去参观的。以出去玩为名,从老家威海跑到“考研寄宿地”青岛。他看了环境,问了价格,给自己选了一家备考机构。▲校门外的宣传标牌。与周然不同,魏莉没有在社会上走过坎坷的道路。1999年出生,大三开始考研。他想在离开象牙塔之前给自己一个更高的起点。
魏丽高考那年,发挥不好,没有复读,就进了江西的一所二本院校。我选择专业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愿。我在职校当老师的亲戚说建筑和房地产行业收入高,前景好,我就帮他选了工程管理。
很多受访者提到了“亲戚”。按照一些亲戚的建议,选专业,考老师,考银行,考公务员,就意味着稳定。在快速变化的时代,年轻人变得更加保守,对自己的未来更有安全感。
但是,亲人的眼界往往是有限的。过了几年,魏立才明白,其实在他进入这个专业的时候,房地产行业的“黄金十年”就已经过去了。
入学后,一开始不愿意,总觉得自己属于一个“更好”的地方。慢慢的,不甘变成了向往。作为伟力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实习生,公司位于上海大学,大部分实习生都是上海大学或者上海其他高校的。魏丽觉得“人生的差异一下子就被打开了”。
虽然实习期间大家的工作内容都差不多,但项目负责人更倾向于把重要任务交给名校生。魏立私下和前任打听了公司的用人门槛,得到的消息是,如果学历和学校不够好,人家可能连你的简历都不看。
魏立也咨询过这个专业的学长,得到的信息同样残酷:百强公司招的新生不用说,基本都是建筑老八校的,加上那些985,211学校。另一方面,年轻人跟着经验走,一头扎进热门行业,也抬高了这个行业的门槛,导致学历越来越高。
作为“双非院校”的毕业生,进入名企的几率要低很多。魏丽视线里就业最好的一个学长,进了江西当地一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做策划。他月薪过万,已经够体面了,但工作上却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研究如何把PPT做得好看”。
当时魏丽动了考研的念头。
心理乌托邦的初衷在年轻人中很普遍。似乎每个热门专业对应的行业都被“卷”得很惨,所以考研成了为数不多的应对方式;但是考研的人越来越多,考研本身也变得“卷起来”了。▲站在院子里背书的考生。图/受访者提供学术设计的贾加说,本科毕业的出路大多是在老师的帮助下找工作,然后从设计助理做起。换句话说,就是“打零工”。虽然研究生要从助教做起,但“他们更愿意给研究生新的机会”。
每天都有会计说你毕业后只能拿到注册会计证,但是那些没有证书的毕业生去工作,“那些老会计会很看不起你”,这也意味着经验和技能很难传授。
中国教育在线整理的《2021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21年考研报名人数为377万人,较2020年的341万人增加了36万人,增幅为10.6%。2016年这个数字是177万,之后几年一路上涨。
越来越多的人在考研,有网友戏言:连某乐的热评三巨头都成了考研,失恋,考研,失恋。考研氛围尤其浓厚的是山东,2021年研究生报考人数为34.8万人,比上年增加3.5万人。考研人数和增量全国第一。
一个备考的女生说,哥哥七八年前大学毕业,导师“求他自己考研究生”;7年后,身边一群人考研。即使他们被录取,他们也需要自己联系导师。她回忆说,大三那年,“好像全班都在考研”,一个宿舍3个人。除了自己犹豫不决,其他人都下定决心考研;后来学长宿舍整合,她分到新宿舍,6个人,都在考研。“就好像不考不行就去考研一样。”
同样写在2021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中的是:“目前考研的高热度与中国经济的转型期有关。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就业压力加大,迫使更多的应届毕业生和往届毕业生考研,缓解了就业压力,增强了竞争力。”当疫情加剧社会风险,当未知的世界让年轻人缺乏安全感,考研就成了迷茫中唯一可以抓住的稻草。
一个在事业单位做招生老师的女生说,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恨不得快点毕业,面试,实习,工作。她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会像职场剧的女主角一样,西装革履出入写字楼。
“真的进入社会了,发现自己被蹭到地上了。”大四的时候,她找到了一家央企实习。她看到自己即将成为正式成员。疫情来了,实习生被礼貌地辞退了。“本来有事做,突然就没事做了,没有目标,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她开始像医生一样找工作。学历好是不够的,学历不限也是不够的。即使对工作内容的要求最终降低到可以忍受的“在电脑前打字”,仍然找不到合适的岗位:“有的工资每月不到4000。在城里,租房子要两三千。”——清农附近的考研机构,寄宿费用在四五千左右,半年。
不久前,那个女孩给毕业照拍照。当快门按下的时候,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和学校没有任何关系。失去了最后的庇护,女孩决定考研。
这个本该步入职场的女孩突然变得很忙,在机构兼职招生,下半年准备考研,还要参加教师资格证的考试。以前她的父母和所有父母一样,都劝她考教师,但她“相当叛逆”,不愿意考。疫情爆发后,她的工作泡汤了,很多企业受到影响,但老师们的饭碗还在他们手里——网上课——女孩突然觉得“真香”。
但无论是留在机构还是当老师,都让她觉得“好像被困在这里了”。考研似乎是困难时期的一条出路:“我总觉得考研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
考研寄宿制机构成了很多年轻人的“避难所”。
大四魏丽说,在事业单位,很多人学习就像“打了鸡血”,哪怕早上5点起床,都比自己早;即使夜里12点回到宿舍,自习室里还是有人。魏力觉得这样的氛围可以督促他更加努力。▲自习室门上贴的提示。一战之年,正值假期,魏立回到家中复习。家人的关爱无处不在,却能成为一种压力。饿不饿,吃不吃饭,复习的怎么样,要不要找老师...传到魏丽耳朵里,就会变成:你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所以,越在意,压力越大。
家里的气氛变得微妙,很多不经意的细节都会伤害到魏丽。有一次,一个亲戚在家里打电话,随口问了一下在伟力考研的事情。魏丽还没来得及说话,我妈就站起来想解释,“我被录取了,可以转学,但是他不想去,所以我想再考一年,考个好的。”
魏力听到这里,沉默不语,但心里很不舒服。有愤怒,也不知道生谁的气,有什么资格生谁的气;还有羞耻心,总觉得好像自己的“失败”伤害了家人;还是有一种“知耻而后勇”的力量感夹在其中,然后我告诉自己“一定要争取二战成功”。
魏丽的父母从事海鲜生意,早出晚归,靠体力维持生计。当他失去了“学生”身份,待在自己家里的时候,突然变得不那么理所当然了。他觉得寄宿可能会通过距离减轻一些情感负担。这意味着帮助自己消除环境的不确定性,在同龄人之间共享资源和信息,更重要的是,为自己找到一个心理乌托邦——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失败者”,没有人会羡慕谁,也没有人会嘲笑谁。
与周围的研究生相比,和何每天看起来都轻松愉快——今年春天,在连续两年考研后,两人都上岸了——但两人都留在了这里。
最近两年都在复习考研,和以前的朋友联系越来越少。新的交流网络设置在考研学校,留在这里让人感觉足够熟悉和舒适。他们计划活到研究生院开学。
《暗室洗衣服》研究生的作息时间和作息时间大都差不多。他们早上六七点起床,晚上12点左右睡觉。中午除了在食堂用餐,都被安排在自习室。中午很多人趴在桌子上睡觉,“人体闹钟”会在15到20分钟后叫醒主人——手臂被压得麻木。
学习一段时间后,会莫名其妙的出现烦躁和疲惫。佳佳当时的放松方法就是玩游戏:反正学不会,一直玩到近乎疯狂,但其实这种方式很难驱散负面情绪。当我想到大家都去自习室学习了,我自己在打游戏,我的焦虑就积累起来了。▲正在自习室打游戏消遣的考生。一个组织的负责人徐天说,他去年做了很长时间的辅导员。临近考研时,徐天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学校呆到一两点钟。过了一会儿,一个男生喊他:“哥,去抽根烟。”过了一会儿,一个女生来约:“兄弟,你一会儿有时间吗?我想和你谈谈。”有些人紧张得连续几天睡不着觉。有些人担心如果再考不上就没法跟家人解释了。有些人不知道如何与室友相处。还有人问“就算考上了,以后去哪?”
那些自信和迷茫,大部分是不需要回答的。那时,徐天就像一个树洞,充满了各种压力。
她说,每天考试前,她甚至在脑子里无数次模拟考试的所有步骤:怎么拿几支笔,怎么拿出来;试卷有好几页,怎么才能无损的拿起来?不仅是模拟考试步骤,还有考前的一切:怎么背书包,怎么出酒店,怎么打车,如果上不了车怎么去考场...“甚至在过马路紧张的时候,你也会想:别开车撞我。我考研了,所以要考上。你知道那时我还在想什么吗?如果你真的运气不好,出了意外,伤了我的手(左手),那就不要伤我的手(右手)。这只手握笔。”
但无论贾加、田甜还是魏利,都没有在这一战中得到好消息。魏丽把考研比作在暗室里洗衣服,拿到外面才知道是否干净。他觉得高考的时候有同学一起学习,有老师督促复习,有定期考试进行阶段性测试。比起考研,更像是一个人的战争。你埋着头,来回洗衣服,但是拿到外面,可能洗不完全。
魏丽一战成绩过了国家线,足以转非双一流大学。他的亲戚劝他,能到手的先去拿,如果拿不到,以后可以考博士,考公务员。我妈也去找了“师傅”,对方说“我应该去”。
“为什么算命先生一开口闭口就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为什么?”魏丽心里觉得很委屈。“高考是一个妥协的过程。我不想再妥协了。”
“不甘心”,三个人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选择了二战。
如今,为了考研而攀比的人越来越多,“二战”甚至“N战”“脱产考研”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数据显示,2020年新生入学人数为180.96万人,而往届人数已达196.04万人。
参加考研的年轻人说,一开始会觉得很难讲,后来开始发现二战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在研究生交流群里,大家公开分享自己的一战经历。如果你有更多的同龄人,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学校里随处可见的标语。魏立的父母最终同意并支持他二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身边的三四个朋友的孩子都选择了二战,这不再是“耻辱”。
每个机构都有一个在学生中流传的“传说”。贾二战时期,有个三战考生,天天埋头自习室画画。最近她看到他回来还埋着头画画。“第四次世界大战后,我什么也看不见了”;每天都遇到一个只想考北大,却没考上复旦的人。我三十多岁被录取了。另一个机构的招生老师说,曾经有一个“六战大神”是专科生。六年了,他心里只有清华。
随着市场的扩大,越来越多的组织成长起来。徐天说,他2018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寄宿制考研机构还很少,更多的是考研自习室;但2019年,他们开始一个个出现在青岛;2020年我们公司进入这个轨道的时候,已经爆炸了。“清农附近有六七个”;到现在,这个数字至少又翻了一番。
与此同时,火种从山东传向全国。徐天能明显感觉到,去年住在自己院校的280多名学生中,有三四成来自外省市;今年这个数字减少了一半,因为“各地都开了考研寄宿制学校(机构)”。
机构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网上可以很方便的输入关键词,还有群帖、避坑帖、评测帖等。会一页一页的跳出来,很大一部分是广告。大部分都有类似的特点:作为学生,讲述自己的考研经历,以及寄宿的必要性,然后“比较多家院校”后,最终指向某一家。
“招生战”还包括自我推销和“互相伤害”。今天这个声称花巨资改造宿舍,明天那个声称花80万修路;说这个是“危楼”,那个说这个“晚上有大车经过”;有的去其他机构门口招生,互相“掐断”客户;还有人在朋友圈发起空的战争。他们只说“某个机构”,没有指名道姓,但“某个机构”的名字肯定藏在图中。
一天早上,佳佳听到窗外有人吵架。看了一会热闹,她才知道,那天晚上,隔壁一个机构的人拉了一大堆破旧的自行车等杂物,堵住了另一个机构门口的天桥——那个天桥是佳佳所在机构通往清农校区的路,也是其招生的“卖点”。
很多寄宿制研究生在各种招生广告下失去了主心骨,最终决定亲自到当地考察。为此,他们也催生了“调查团”这种小生意。线下考察一般是一大早开始,晚上返回。一次检查几个机构,每人只收50元车费。主办方承认主要靠“机构返利”盈利。
原本的吸引,夹杂着残酷职场的推力和对学历渴求的拉力的院校,把各地的考研考生拽到了一起。
五月的一个下午,田甜和贾加在食堂的角落里画剧本,周然还坐在院子里背单词。最近,魏丽找到了一份家教的工作,一个月后可以拿到2000元的工资。虽然远远不够支付寄宿机构的费用,但可以自己承担一部分二战的费用,“更安心”。
6、7月份,他将和新一批研究生一起住在寄宿机构,拉着他们的行李箱。盒子里装着日常用品,复习资料,希望和恐惧。
“考研就像攀岩。脚下的石头可能会给你一段时间的安全感,但你不确定它会不会掉下来,什么时候掉下来。”韦立说:“我怕的是,如果我爬得很高,然后跟着摔下去,代价会很大。”
(周然、魏莉、佳佳、田甜、徐天为化名。▲晚上还在自习室学习的同学。图/受访者提供的文章为日常人物原创,侵权必究。更多内容请移步每日人微信账号(ID:meirirenw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