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说]
作者:谢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蒋殷最近出版了《中国诗学之路——在历史、文化与美学之间》一书。对作者本人来说,是“一点点总结”(前言)。对于古典文学圈来说,它既凝聚了一代人的学术追求和贡献,又揭示了当下和未来的关键学术问题,值得认真阅读和深入思考。
从表层结构看,《中国诗学之路》的基本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即心理史研究、唐诗研究、古典诗学基本概念和命题研究、清代诗学史研究。从内部来看,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诗歌理论研究、诗歌创作研究和诗歌史研究。蒋殷的“诗学”实际上包括了所有与古典诗歌相关的带有理论思辨色彩的研究,无论核心研究对象是作家作品还是诗歌理论,因为他把“理论研究”理解为“研究古代文学理论”和“研究古代文学理论”。另一方面,他非常重视在“历史”的线索中讨论“创造”,或者把“历史”的观点放回“创造”中重新审视,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理论。因此,从更深层次的融合理论和路径来看,他的诗歌创作研究和诗史研究可以融合为诗史研究。可见,《中国诗学之路》的内在逻辑实际上可以概括为诗学和诗史两个方面:前者拒绝抽象的美学研究或文学研究,而力图使理论问题历史化、程序化;后者拒绝纯粹的历史研究和文本研究,而是试图重视和批判事实问题,将语言艺术问题意识形态化和精神化。
程序诗学和批评诗学史是笔者在阅读《中国诗学之路》时感触最深的两点。
圆明醉鬼图
张鹏
图片选自《中国诗学之路》。
1.诗学的过程
过程诗学意味着强烈的理论敏感性与实事求是、历史还原的精神相辅相成。
这本书的历史还原基本不涉及社会学的追溯,而是思维层面的序列性建构。在《中国诗学之路》中,形式、范式、途径、定型、概念是使用频率很高的词语,这反映了蒋殷对作家和批评家思维模式的准确把握和他的理论敏感性。比如“情景交融”的研究,显然不是一般的诗史研究,而是要揭示中国古典诗歌的表现范式——“意象”的核心特征和形成过程。蒋殷把“情景交融”理解为一种“功能”,而不是以前学者所做的“构成”。这样就从一笔糊涂账中清理出一种思维模式:任何以景物为描写对象的作品,无论是续写、点缀还是注入生动的情感,都不算“意象”;只有把景物当作抒情的媒介,景物和情感完全不可分,“意象”才能诞生。真正确立这种模式是从大历时期的诗人开始的,这种模式不仅成为一种创作范式,而且形成了理论自觉。
其实蒋茵写博士论文等论文的时候关于谢灵运,刘长卿,贾岛等。那些年,她总是暗暗地抱着一个严格的标准来判断诗歌中的场景关系,并以此标准与各种作品保持相切,最终将一个“诗史”的问题升华为一个“诗学”的问题。“形象化=情景交融=写景功能转换”这样一个公式的出现,体现了他30年的思考历程,也充分说明了理论思辨的文学研究与同样重视思辨的哲学研究的根本区别:后者的成果来自逻辑结构中的演绎,而前者的成果必须在经验世界中考察。换言之,文学研究需要对朴学和玄学保持双重警惕,既不能满足于描述史实,也不能对理论命题本身沾沾自喜。正是因为我们始终走在理论感和历史感之间的中和之路,所以我们不仅能够抽象出古代文学的理论,而且能够对已经抽象出的古代文学理论进行重新审视。比如本书古典诗学中的清概念,首先阐明了清既是一个建构性概念,又是一个审美性概念,从整个古典诗学体系的角度重新定位了一个古老的概念。然后从历时的角度梳理了从思想界到文学界的清的概念史,进而从共时的层面总结了清美学内涵的诸多“正价面”和一些“负价面”。显然,作者关注的不是概念本身,而是概念的历史脉络。如果把概念看作思维方式的最高阶段,那么本文研究的就是“模式的模式”。同样,《中国古代文论中美感及其语言形式的表现》一文,对古代文论中几乎所有重要的美学概念进行了清理,将其分为绝对正价、有限正价、负价和中性四类,并分别概括了其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本文充分论证了概念类型与概念表达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模式的模式”有助于我们理解“模式”本身。这篇文章也显示了作者的模式分析能力,而这样耐心而精准的理论诉求,是当代古典文学界极其缺乏的一种品质。
中国诗学之路
江·
商务印书馆
2.诗歌批评史。
诗歌批评史意味着将杰出的艺术直觉纳入一个可分析的范围。
所谓艺术直觉包括两个方向:一是对语言的敏感,二是对人性的理解。一般来说,对语言过度敏感的人,本身适合做诗人,但不适合做批评家。如果一个文学研究者局限于对单个作品的修辞、节奏、句法、意义的无休止的研究,他只适合做传统意义上的批评家,而没有资格做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批评家。蒋殷的艺术直觉比诗人或批评家更接近批评家。虽然他对语言高度敏感,但他不会变得沉迷和自恋。而是冷静地将欣赏结果纳入更大的价值框架,即人性的理解。
在通往中国诗学的道路上,精神、意志和意识也是使用频率很高的词语,它们显示了一种将诗人视为完整的、独特的、自觉的精神主体的批判眼光。如《过度修辞:李贺诗歌的艺术精神》一文中,将李贺诗风的主要特征理解为“特定艺术意志引导下的修辞策略”,而非“感情的自然呈现”。显然,当批评家的解释止于“感觉之道”时,他只能在默认某种生理命运结论的前提下,展示一些具体的诗篇,进行一些零碎的分析。只有将重心从“感觉”转移到“修辞”上,何的人格才变得立体而独立,他的“陌生感”和“自我复制”才能得到理性而系统的阐释。同样,刘长卿《唐诗范式的演变》以“同情理解”来评论“思维敏锐但思维狭隘”的评论,认为刘长卿是“一个自我意识强、情感强烈的人”,“强烈的情感倾向导致了写意,也带来了风格化的特征”。他把柳石的优劣和文学史地位锁定在一种强烈而自觉的人性中,并得到了系统的阐释。
也许正是因为对人性本身的兴趣有时会超过对艺术作品的兴趣,所以蒋殷写了一系列“心灵史”或“精神史”的论文,在这些论文中,对人性的观察会更直接、更易接近。他会以宽广的胸怀审视古人的心性和言行,所以有时极富同情心,有时又相当苛刻;他往往有一个永恒的视角,从而连接过去和现在,找到人心。在他看来,“隐逸”可以是高尚的、超然的,也可以是自欺的、有限的责任(陶渊明隐逸的精神史学意义)。“偷生”可以是一个需要反复论证的常见理由(唯一穿越永恒困难的死亡)。“诗”的写作实际上包含了许多社会交往功能(清诗的写作风格和社会功能),而“诗”
文学的意义,说到底就是帮助我们理解人性的复杂性,而如果文学研究能够揭示这种理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那么研究本身就会成为珍贵的文学。在今天的古典文学论文中,缺少优美的文笔是次要的,缺少批评才是真正致命的问题。缺乏对人性的敏锐观察,会使文学研究失去价值判断的信心和雄心,而脱离人性论的土壤,一味地在语言层面进行艺术批评,则会使价值判断变得狭隘甚至主观。在通往中国诗学的道路上,一段充满议论、气韵充沛、古今广博的“诗史”为评论界树立了典范。
江阴先生不仅以其理论敏感性和艺术直觉而闻名,而且以其考证学而闻名。《诗学》和《诗史》的背后,是极其丰富的资料储备。《中国诗学之路》自由引用了清代的文学批评资料,尤其是其勤奋和技巧。比如古诗声调理论的历史发展,冯班,清代乐府观念的转向,都有自己从材料占有到观点形成的道路。再如《发现中国批评史》,其中提到冯路的俗人编评《试帖仙样集诗十法》是精读文本的终极之作。程先生“尝试一种考据学方法”的学术思想在本书中得到了精彩呈现。
《光明日报》(2022年1月20日第11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