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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东飚|图书馆:我爱你,老伙计

谌东飚|图书馆:我爱你,老伙计

最近长沙理工大学图书馆举办了“我和图书馆”征文活动,但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要参加。在朋友的鼓励下,我觉得图书馆是我这辈子的最爱之一,还能写几个字。于是我翻开尘封的记忆,把思绪散落在第二个地方。

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叫“图书馆”。

我出生在湖南省安化县山区的后巷。小学读了几年书,经常向喜欢谈过去、谈现在,有几本“戏书”(即小说)的村民借书。大概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西游记,水浒传,白蛇传,石弓的案子,化妆屋,五虎与和平。但是我还不知道图书馆是什么。

我1960年小学毕业,刚上初中。我突然得了急性风湿性关节炎,膝盖又肿又疼。我的脚不仅不能接触地面,而且我不能忍受最轻微的接触。我妈急得不行,只好找人用轿子把我抬到四十多里外的县医院。奇怪的是,打了一针后疼痛消失了,那天晚上我可以在地上行走了。第二天,我那十二三岁的村姑,第一次进城,尽管腿疼,还是求妈妈陪她去逛街。我去了一个叫“图书馆”的地方。我想既然叫图书馆,里面肯定像书店一样有很多书,但是我走进去的时候,并没有看到什么书。只有几个人在查看目录。我还拿起一本目录,翻了翻一本叫《警告概论》的书。我想这一定是一本关于人生修养和哲学的书,于是我请管理员借了出去。我翻了一遍才知道这是一本小说集。后来才知道,这是明代通俗小说家冯梦龙编的古代最著名的三部白话小说之一(另外两部是《醒世恒言》和《余世明言》)。我立刻被这本书迷住了,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我以为可以在医院住几天,看完这本书。谁知道,那天晚上我妈跟我说:我们在医院待久了就不行了。既然你可以走动了,我们明天离开医院吧。当时真的很讨厌腿疼。愈合得太快了。第二天还是不死心,我又去了图书馆,问能不能借这本书。回答是交两元押金(当时可以买20碗光头面)。来到医院,亲戚朋友给了我一些零花钱,正好是两元钱,我就全部拿出来,穿上,把书也带走了。后来因为山高路长,特别舍不得这本书。那时候我有钱没地方买,它就一直陪着我。虽然这本书是几十年前读的,但它的许多诗仍然记忆犹新。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图书馆,从此与图书馆(室)结下了不解之缘。

背面的“图书馆”

我还是在一个偏僻的小镇上读了三年初中,那里当然没有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只有十几平米,藏书甚至还不如我家现在的藏书。好在50年代到60年代初出版的当代小说都挺全的,自然都是我通过眼睛得来的。初中毕业后,我考上了湖南第一师范,那里的藏书丰富多了,我自然成了阅览室的常客。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学校早已停办。我觉得不仅要在万卷书里读书,还要行万里路,丰富知识,磨砺意志,于是发起组织“中国工农小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从长沙出发,我们去了秋收起义发生的文佳,沿着当年的路线到了井冈山,然后到了瑞金。从瑞金出发,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我们要过大渡河,过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直到延安。临行前,我除了准备必要的生活用品,还收拾了一些马、列宁、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背在背上,我称之为背上的“图书馆”。一路上,我们白天行军,晚上除了访贫问苦,和老红军、红卫兵、农会成员座谈外,还打开“图书馆”,拿出书来读。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是在1966年的除夕到达湖南道县的。当地接待站为我们安排了一顿团圆饭。晚饭后,我去接待站安排的住处——一个小阁楼,打开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三源三分》读了起来。此时的我远离家乡,举目无亲,寒风凛冽,却乐于阅读列宁的精辟论述。这本小书是在这里读的。

让我养成在图书馆抄书的习惯。

从图书馆借的书不仅可以长期保存,而且可以不做标记;学生没钱买书,又想把书中的好东西留着备查,只好靠临摹。我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把《文选索引》、《孙子兵法》等书逐字逐句抄下来。恢复考研后,我的专业是古代文学。那时候虽然有很少的工资买书,但是出版行业大量出版古籍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想看的书主要是从图书馆借的。《诗经》《楚辞》《汉赋》很多作品我都一一抄下来,甚至做笔记。几版《中国文学史》也做了详细的摘录。一旦书被抄了,我就有了深刻的印象,这对我自己的研究是非常有益的。后来虽然我的专业领域藏书比较丰富,但是我还是保持了这种临摹的习惯。当我读我自己的书时,我总是把它们写在卡片上。

在韶山医院图书馆求书。

80年代初,我考上了湘潭大学硕士。有一次,在长沙到湘潭的长途汽车上,听到两个陌生人说起:1966年文革前夕,湖南省有关部门向韶山发放了两本中华书局出版的《古代三秦两汉三国六朝志》。韶山既没有图书馆,也没有专门的图书馆,所以他们把这两本书放在韶山医院的资料室。但是韶山医院的人既不需要看这种书,也看不懂,就准备放弃一本。我听后心中大喜,当天赶去韶山已经来不及了。第二天一早,我赶到韶山医院,果然买到了这本书。闫科军,清朝的一员,花了27年时间编辑这本书。全书共分四册,另有分册、书名目录和作者索引,共574万余字。它收集了唐代以前所有现存的单篇文章,可以给我的研究带来很大的方便。我高兴得好几天都睡不好觉。

图书馆与我的古籍整理

我整理了以下古籍:《中国古代十大奇观》(主编)、《初唐四大家集》(单行本)、《山海经》(单行本)、《明诗三百首》(单行本)、《后汉注译》(附参考)、《三国志注译》(附参考)。整理这些古籍,没有图书馆是不可能成功的。这里仅举两个例子。

为了找到好的底本,我在点开初唐四大名著时,在我校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反复查找。最后,我们找到并决定采用《四库全书》的摘要。这本书是在乾隆皇帝《四库全书》的基础上选辑而成的。可谓“文房四宝”中的文房四宝。当时只抄录了两份,分别存放在故宫和圆明园,供皇帝阅读。存放在圆明园的,被英法联军火烧毁了,存放在故宫的。当日本侵略中国时,它被转移到重庆,然后到台湾省。它从未被世人所见。直到1978年台湾省世界书店影印出版,又传到大陆几次,大陆才知道有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是为皇帝设计的,不仅校对严格,而且完全照搬原著。不像《四库全书》里的书是供世人查阅的,编者会把不合适的文字、段落甚至章节修改或删除。有了这本书,为初唐四大家集的正确校对奠定了基础。

注释和翻译《三国志》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如《刘彭传》记载,魏王曹丕写信给刘彭(曹丕的下属)“教他学草书”,刘彭回信说:“当初,我太卑微,不敢耕草...我都不敢种草了。”这段话不仅从文字上看是古风,翻译成现代汉语也很简单:“本来我以为尊重和自卑是有区别的...(作为一个卑微的人,我不敢练草书。”但是为什么草书只能尊贵的人用,卑微的人用不了?文化背景是什么?虽然在翻译中不一定要翻译出来,但是作为译者,我不得不意识到这一点。于是我在长沙电力学院图书馆翻查了书法理论和书法史的相关著作,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才弄清楚事情的始末。原来,自东汉初年开始,出现了一种不同于隶书的草书,叫做曹彰。它具有稍晚的草书风格,但笔画和文字互不相连。这种字体受到汉高祖张的追捧和提倡,所有臣下的奏折都用书写,凸显了这种字体的尊贵地位。刘芸所谓“不敢割草”的“草”就是指这种草体。

图书馆和我的三部专著

大致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我就打算写《中国散文现代史大纲卷》。以前,现代散文的发展史只是在一般的文学作品中简单地用几千字勾勒出来。现代散文的发展轨迹很难梳理,因为当时很多现代作家的作品都还没有发表,很多作品散见于报刊杂志。现代散文家,如魏源、龚自珍、包、曾国藩、冯桂芬、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秋瑾、陈天华以及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大多出生或主要生活在长江、珠江流域。他们的文献大多收藏在湖南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和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所以,有一两年的时间,我在这些图书馆之间徘徊,也多亏了它们给我提供的丰富资料,我才得以在学术界第一次清理(不能说整理)现代散文的发展轨迹。《中国散文史》获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

我的第二本专著是《文同》,专门研究古文风格的形成和演变,以及古文的写作和修辞理论。还需要查阅大量文献。在策划这本书的时候,古代文学学科被列为长沙电力学院八大重点学科之一,长沙电力学院图书馆授予我们无限期借阅图书的权限。图书馆的古籍室有一个“万物图书馆”的藏书,我一次从里面借了二十本书,在家里用了两三年才还回来。多亏了这些书,我成功地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

我的第三部专著是关于颜延之的研究。颜延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因用典众多而闻名的诗人。为了弄清严诗歌用典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笔者对唐以前的诗歌用典情况进行了调查,涉及大量的集子和其他集子。这项研究时间跨度很长,持续了近30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长沙理工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十余家图书馆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帮助,在此不再赘述。

图书馆催我告别手写时代。

大约七八年前,我再次来到国家图书馆。进入检索大厅,只见几十台电脑拥挤不堪,都在通过电脑进行检索借阅图书。那时候我是个计算机盲,不能猝不及防。于是我上楼去了一个阅览室,发现也是电脑搜索。我不知所措。这时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管理员走过来问我要不要找个小伙子帮我查一下。我点点头,说好。我当时很惭愧。我跟图书馆打了几十年交道,最后却不知道怎么借书!有了这次“奇遇”,我下定决心要学好计算机。现在,我不仅能熟练使用图书馆的数字资源,还能直接用电脑写作。今年刚写完的一本几十万字的专著,直接在电脑上打出来的。

现在我经常在我们学校图书馆闲逛,不是用脚,而是用手。我们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已经很丰富了,使用起来又快又有效率,你可以一边查阅一边享受快乐的生活!

图书馆(室)伴随了我近半个世纪。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今天的我。我无法表达对图书馆的感激之情。我只想对她说:我爱你,老伙计!

(本文写于2008年12月21日,原题《陪伴我五十年的图书馆》,于2009年3月2日、9日在长沙理工大学分两期发表。)

(作者2022年1月与本文开头提到的“朋友”、时任长沙理工大学图书馆馆长程教授的合影)

作者简介

陈东彪(1947-),湖南安化人,著名古代文献研究和整理专家,长沙理工大学中文系教授。他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历任党支部书记兼中文系系主任、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古代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南省古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诗词协会常务理事、全球华人诗词协会理事。

或主持并参与整理古籍十余部,主要有《山海经》(校对,1996年)、《中国古代十种善本》(主编,1997年)、《初唐四大家集》(交典,2001年)、《屈宏然集》(湖湘图书馆工程),交典,2010年)

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散文史纲·现代卷》(1994)、《颜延之研究》(2008)、《文同》(与周玉华合作,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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